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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袍能代表/高军法律论文网
去年，我国对法官制服进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种类似军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两款新式法官服。从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法官开庭审案时必须穿着法官袍。尽管穿上法官袍仅是一种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证司法公正与防止司法腐败，但象征着国家司法权威的法官袍的推行还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以及普通民众普遍的赞同与许可。
赞成推行律师袍的主要观点是，目前在全国，律师出庭时着装不一，已严重的影响到司法的权威与庭审的庄重与严肃性以及律师职业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有必要要求律师出庭统一着律师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没有统一着装，但在我国绝大多数律师在出庭时着装是得体的。其次，律师穿袍与法官穿袍之间实际上并存在着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说法官穿袍了马上律师也要跟着穿袍，而且，律师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着形式正义。因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国家司法的权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法官在开庭时都是穿袍的。而律师是否穿袍则更多的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所决定。因为，即使是在十分讲究法庭仪式的普通法国家，虽然法官出庭均着法官袍，但由于传统与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国家的律师出庭时都穿律师袍的，例如在美国，律师出庭虽然未着袍，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律师这一职业的公众形象与律师作用的发挥，也丝毫不影响美国是全世界律师制度最发达、律师人数最多的国家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无论南方与北方、东方与西方、城里于乡间，无区别的统一推行律师出庭着律师袍的做法既无必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很难实行。例如，南方与北方的气候迥异，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时，律师穿上质地不薄的律师袍坐在没有空调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时，律师里面穿着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师袍坐在没有暖气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师感觉会怎样？（有鉴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官袍穿着的有关规定后，随即又作出了基层法院法官审案可不着法官袍的变通规定。）又如，就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律师及城里与乡间的律师相比，东部经济比较发达，西部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城里人的观念相对比较开放，乡间的`人观念相对比较保守，无区别地统一推行律师袍，对东部律师来说，几百元一套的律师袍算不了什么（据人民网公布的消息，这种新式的律师袍现初定价格为375元每套），但对西部有些律师来说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另外，对城里人来说从观念上会较快接受律师袍这一新生事物，但在乡间的法庭里，穿上律师袍的律师会不会像动物园里的怪兽一样受到群众的围观还很难说，更惶论能有助于庭审气氛的庄严和肃睦了。
目前，我国《律师法》对律师所下的定义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在我国，要做一名专职律师他首先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以前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然后，经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领执业证，领到执业证后，他（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并可以独立办案。但这时作为律师的他（她）却一无所有，失去了工资和福利，失去了铁饭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以赢得劳动报酬。作为律师，他（她）没有任何权力，律师是民间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员，他的执业权利是靠法律来保障的。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本。
[1] [2] [3]。
论录像证据/杜百轩法律论文网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03级2班杜百轩）。
内容摘要：视听资料在我国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录像证据是视听资料中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国,视听资料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使用的,这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将视听资料纳入书证之列的分类法相比可谓独树一帜。从外部表象来看,视听资料兼有物证和书证的特征,同时又具有其他证据种类无与能及的特性。物证是凭物的外部特征证明案件,而录像证据是以声音、图像等再现案件的发生过程,它不仅可以记录物证的外部特征而且更能再现该物证运动的过程。书证虽是以载体上的文字、符号、图案说明案件,但是以静态的方式说明案件,而录像证据则是以“流动”的声音和画面反映案件的情况,是以动态方式呈现案件的发生过程。由此,可以说,视听资料是集书证、物证之优点于一体的独立证据形式，而录像证据是视听资料的重要内容。
与其他录像证据相比，录像证据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首先,准确、客观。录像证据是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与设备记载的案件的原始材料,或使用高精技术设备提供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资料,与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言词证据相比,在记录、储存和反映案件情况的过程中,因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失真的可能性较小,一旦形成,比较准确、客观。
其次,形象、直观。录像证据不仅以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证明案件情况,而且以原声原貌再现一定的法律行为或案件事实,望之有形,闻之有声,给人们直感的、生动的感受。这显然有利于司法人员准确认定案情。
再次,动态、连续。录像证据能够动态地连续性地反映案件情况,较之其他物证、书证、痕迹等以静态的方式反映案件情况的证据来说,更有利于司法人员全面分析认定案情。
最后,伪造方便,真假难辨。录像证据与其他证据种类相比,具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弱点,即伪造方便。如录像带容易被冲洗、消除、剪辑;录制、储存录像证据的设备装置出现技术故障或问题等,都可能造成资料的虚假。并且录像被伪造后,仅凭人的感官往往难以发现,必须借助科技手段去检测。因此,在运用时应引起高度重视。
录像证据的形成,从时间上看,有的可能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同时制作的,有的可能是案发后,侦查人员提取或制作的;有的可能是某个单位、当事人送交或提供给侦查机关的。
其形成的主要途径:1.举报人(单位或当事人)制作的,主动送交司法机关的2.侦查人员勘察现场、搜查、扣押犯罪分子自行制作的;3.侦查人员在侦查犯罪的同时制作的;4.案发后,侦查人员制作的再生证据,如销赃、窝赃、串供、订立攻守同盟的录像;5.侦查人员提取的有关单位监控设备制作的;6.侦查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的;7.司法机关制作的反映勘察现场、搜查、传讯、询问等工作过程的录像，等等。
录像证据形象、直观、具体，但又是稍纵即逝，不便保存。录像证据管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对录像制作、复制中可能出现的故障能及时排除，如果管理不当，就会出现故障，甚至损坏或报废。
录像证据其自身包含着易被篡改、伪造等缺陷,瑕疵录像证据一旦被法官误断为真实而予以采信,将出现不公正甚至错误的判决。因此,对录像证据的采信必须持谨慎态度,应综合、全面地对其“三性”进行审查。
在证据的采信过程中,对录像证据来源的审查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查明证据的来源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排除臆造出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有客观的制作主体存在;第二,确定证据来源的真实可靠性,根据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地点、制作人等情况,明确录像证据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可靠,有无伪造和篡改的可能。在审查录像证据来源之际,首先要弄清楚其制作主体,因为不同的制作主体其制作的目的和动机是各不相同的,其次要弄清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以诉讼为时界,一般而言,诉讼前形成的录像证据的可信度要高于诉讼后所形成的。因为,在当事人间未发生纠纷前所录制的录像证据,其目的是起预防或证明之功效。而诉讼之后所形成的录像证据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诉讼战争”的胜利。因此,诉讼后形成的录像证据中诱导性内容或断章取义的情况较多。因而,弄清录像证据的形成时间对其判断、采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根据公众场合无隐私的原则,一般而言,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录其在公众场合的言行,所形成的录像证据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而在私人场所如在他人家中私录的录像证据的证据能力远不及在公众场所所形成的。因此,录像证据的形成地也是判断录像证据是否可以采信的重要因素之一。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其虚假的可能性比合法收集的证据要大得多。因此,在审查判断视听证据时,要弄清证据资料是以何种手段、在什么情况下取得的,是否违背了法定的程序、是否采用了法律明确禁止的手段、方法等,这在判断录像证据是否拥有证据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向法庭提交的录像证据是明显采用不正当手段或通过约束证人精神、人身自由等侵害其人格权方法而获得的话,其行为本身就系违法,否定其证据能力是无可非议的。
4.审查录像证据与事实的联系―――关联性之审查。
基于证据“三性”之一的关联性的要求,应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查明录像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和行为同案件有无关联,如审查录像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同相关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是否吻合,有无矛盾之处。对于与本案其他证据有不一致或载体内容前后自相矛盾的录像证据,应严格审查。只有与案件相关的事实或逻辑上是相关的事实才有可能转化为证据。
5.审查录像证据的内容―――客观性之审查。
由于录像证据生来就具有易被伪造和易被篡改的缺陷,在对录像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之后,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即客观性的审查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根据《证据规则》第22条之规定，录音、录相等录像证据应提交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调查人员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调查人员在审查录像证据内容是否真实之际,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或专家的力量,查明该资料的载体是否有被裁剪、拼凑、篡改等情形,一旦发现录像证据的载体有被裁剪、篡改的,应当即取消其证据资格。
6.通过证据展示制度及庭审质证审查判断录像证据。
尽快发现真实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包括录像证据在内的所有证据材料通过在法庭上的展示和原、被告双方的口枪舌战,录像证据的形成地点、背景、方法等便清楚地展现在法官的面前,和其他证据所构成的一个证据链条便可以查明录像证据的真实性,据此探求出事实真相。
运用录像证据能给犯罪嫌疑人强大的威慑力和情感效力。录像证据以原声、原貌来再现一定的案件事实，使证据变成闻之有声、望之有形、查之有据的东西，给人以感性的认识。录像能再现当事人的语调、表情、动作、周围的环境背景等。这样一来，一方面，办案人员可以借助这生动、形象、直观的感性认识，对案件作出准确的判断；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自己所亲身经理或熟悉的人或事，能对犯罪嫌疑人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可见，录像证据所具有的这种以原声原貌再现案情，让人直观地作出判断的证明效力，是其他证据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运用录像证据提高诉讼效率和办案质量。如银行营业场所所设置的电视监控装置摄取的犯罪分子抢劫银行的现场录像资料，通过映示，就能直观地证明放生了抢劫犯罪事实，指明抢劫犯罪嫌疑人的容貌特征，各犯罪嫌疑人在抢劫过程中具体实施的行为。这些案件事实如果运用其他种类的证据证明，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调查、收集多种类型、相当数量的证据材料，而且需要一个复杂的证明过程。
运用录像证据认定案件关键情节，准确定性。就某一个具体证据来讲，通常其证明程度和证明的范围都有一定的限度，录像证据也不例外。但不容忽视的是，有的录像证据能够反映决定案情的关键事实，以达到准确性，这种对案情有独立证明作用，不以来于其他证据来证明案情是有录像证据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审讯过程中，将讯问活动的全过程摄录下来，可防止嫌疑人翻供和供经验交流和事后检查。我国许多公安机关的讯问室已装备了这些设备，将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的讯问过程摄录下来，这样可保留较长时间，既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又可作为成功的办案经验进行交流。另外还可全面准确地收集讯问中所有的信息和情况，弥补讯问笔录择要而记，忽略细节，遗漏某些重要情节和线索的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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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永明《论视听资料证据》，《政法论丛》第3期。
[4]毕惜茜姚健《论视听资料在侦察讯问中的运用》，《公安大学学报》19第4期。
为有罪者辩护/龙宗智法律论文网
起诉书和公诉词是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阶段最重要的法律文书，起诉书的制作、公诉词的发表，并不仅仅是文书写作的技巧性问题，它直接体现了检察机关公诉职能的范围等基础性理论问题。当前关于起诉书和公诉词如何制作尚存争议，笔者试就文书制作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以利于检察机关更有效、合理地行使自己的公诉职能。
一、关于起诉书的制作。
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提出正式的犯罪指控，并要求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的法律行为。这一行为需具备一定格式，即以书面为之。表达公诉理由和主张的法律文书，就是起诉书。从公诉实践看，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一）关于起诉书中公诉事实表述及其详略的要求。
从起诉的法理及审判的要求看，对起诉书制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指控明确”，即“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
之所以要求指控明确，其理由有三：首先，从法院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能确定法院审理的范围。由于公诉对审判的约束力，法院只能针对公诉主张，即公诉事实进行审理，指控不明确，不仅造成法院审理的困难，而且容易导致审判范围的不适当扩张，形成法院自诉自审或不告而理。其次，从公诉的角度看，指控明确，才有利于引导公诉举证。因为起诉书相当于一个举证大纲，检察官必须围绕起诉事实举证，如果指控不清，举证就可能缺乏对象和依托。再次，从辩护的角度看，获悉明确的犯罪指控，也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体现，是其实施防御权的重要条件。因此出于诉讼公正的需要，检察官有责任在起诉书中指控明确。
然而，在目前的公诉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起诉书记载过于简单，有的起诉书，指控犯罪行为的过程与情节不清楚，有的甚至手段与后果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原因一是担心“言多必失”――如果情况表述具体，一旦把握不准确，就容易被诉讼对方抓住把柄，陷于被动；二是有的公诉人在工作负担较重的情况下，工作不够细致，起诉书制作只求大体上过得去，要求不高；三是因为案件中有的具体事实在证据上存在某些矛盾，犯罪要件可以成立，但具体的作案手段与方法等情况存在信息冲突，这种情况下，公诉人采取大而化之的表述，以避开矛盾。
笔者认为，对目前起诉书制作中因过于简略而造成指控不够明确的问题，应当重视并予以解决。而要做到起诉指控明确，从内容上一般应具体叙明以下诸项事实：
1．何人（犯罪的主体）；
2．何时（犯罪的时间）；
3．何地（犯罪的场所）；
4．针对何人何物（犯罪的对象与客体）；
5．用何种方法（犯罪的手段）；
6．实施何种行为及其后果（犯罪行为与结果）。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第5、6两项，就犯罪的手段、犯罪的行为及犯罪的结果，起诉书应当叙述清楚，最低限度是能够清楚记载关于犯罪要件的事实以及关于量刑情节的事实，以便明确审理对象并使定罪量刑有所依据。
然而，叙述中又不能面面俱到缺乏重点，要按照认定犯罪和适用法律的需要，掌握好详略疏密。对体现犯罪行为本质成为构成要件的事实，以及对适用法律起重要作用的事实要叙述具体；而对与此无关的则不写；如为事实之间的“搭桥”，则可简略概括地叙述。
（二）关于证据论证。
起诉书中是否应当列举证据并就认定的事实作证据论证，目前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证据是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在起诉书中应当列举，必要时还需进行适当论证。其方式一是将证据单列一部分放在犯罪事实之后，二是穿插到犯罪事实中，边叙述，边举证。最高人民检察院新的起诉书制作格式没有要求对证据进行列举和论证，笔者认为，高检院的制作规定是正确的。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已经改变了过去那种职权主义特点的审判方式，法官庭前审查主要进行程序性审查，庭审中由检察官向法庭举证，而程序性审查不是就犯罪指控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具体审查，因此不需要起诉书叙明证据。而在庭审宣读起诉书后，出庭检察官开始举证，指控证据将接受法庭质证和检验，这是具有实质性的证据审查过程。将起诉指控与举证证明适当分离，这是控辩式庭审方式排除法官预断的要求。从今后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看，排除预断原则可能进一步贯彻，起诉书中对证据的列举与说明可能受到法律的直接限制（如在与我国审判方式接受的日本，起诉书列举并论证证据被视为起诉程式的严重违法，起诉将因破坏排除预断原则而被驳回）。
（三）关于量刑情节的写法。
根据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起诉书应当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但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同做法。有的起诉书全面阐述量刑情节，有的则不写量刑情节，还有的只写法定情节不写酌定情节，认为酌定情节不是起诉书必备要素，如果需要法庭考虑，可以在公诉词中表述。
笔者认为，鉴于公诉机关需要作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其轻重的认定并向法庭提出建议，因此起诉书不仅要就被告人的行为“定罪定性”，而且要就其刑事责任的轻重提出建议，加之量刑情节也属于法院审理的范围，法院以起诉书的指控为根据进行审理和判决；而公诉词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由公诉人发表的意见，它缺乏起诉书的规范性、正式性以及约束审理范围的功能特性，只能解释和补充说明起诉内容，因此对于定罪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原则上应当在起诉书中表述，而且实事求是地确认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尤其是从轻情节，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消除或减轻抵触心理。
根据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原则上应当按照现行起诉书格式的要求，在起诉书中写明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其中包括法定情节，也包括酌定情节，如案发后被告人积极退赃、积极抢救被害人、努力挽回犯罪后果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无论确认法定情节或酌定情节，都应当是在起诉时能够固定或基本能够固定的情节。有的情节容易出现变化，如被告人认罪态度，在庭前老实交代，但庭上可能翻供，这种情况，起诉时对其认罪态度以不写为宜，而后视法庭上被告人的表现在公诉词中综合认定。当然，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被告人口供稳定，对其庭上不翻供比较有把握，也可以明确肯定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因为司法实践中，认罪服法的被告人对检察机关是否肯定其认罪态度比较关注，在起诉书中实事求是地予以确认有助于促使被告人配合公诉。
二、关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
在我国刑事审判中，量刑一般被认为是法官的职责，检察官在起诉文书和。
公诉发言中可能就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作出认定及发表意见，可能就处罚条款的适用提出建议（其中包含了刑罚段），但习惯的做法是不就具体量刑提出意见。然而，在检察官公诉活动改革研究中，有的同志建议检察官应当向法庭上“求刑”，以强化检察官的公诉活动。这是目前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为了便于全面研究分析这一问题，笔者首先作一比较研究，然后再谈我国的问题。
（一）英美法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总的看来，英美法系并无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传统。传统的英美诉讼理论认为，量刑是法官的专有权力，不属于检察官职责范围。如一位英国律师说：“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下，起诉人无权，而且从来也无权向法院提出恰当判刑的意见。起诉人被排除在判刑过程之外，原因是那是法院和犯人之间的事情，和在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起诉人建议判决或要求特定判决的原则，对我们普通法系来说遭到完全的反对。”[1]因此，英国检察官不就量刑问题向法庭提出建议。
澳大利亚亦同，起诉律师就量刑问题所能做的最多是提请法官注意适当的量刑原则，并且对被告方减刑意见的不正确之处提出反驳，但是他肯定不被允许要求判处某一特定的刑罚。
然而，对检察官不介入量刑的做法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起诉人不向法院对判决提出建议的传统与另一个真正的量刑时的普通法原则即听取双方之词的原则相矛盾。被告能够向法院提出请求企图影响它的判决，但起诉人不能。”学者格雷厄姆・泽利克说：“在普通法中，法官判决是以对抗制为基础，但是到量刑时，该制度却奇怪地被抛弃。”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
美国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检察官进行辩诉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辩诉交易正是可能通过辩诉协商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来实现。虽然辩诉交易后通常可经法官直接判刑而不再审判，但在正式审判程序中的量刑建议被认为与非审判程序中的量刑建议是相互协调的。二是检察官办事处起诉政策实施的结果。有的检察官办事处采取积极的起诉和影响法院判决的政策，因此坚持提出量刑建议。三是由于法院的要求。这可能是因为法官不愿意独自作出量刑的决定，或者有时法官想利用检察官对其处刑决定的支持来减少各方面对其判决的非难。另一方面，有的检察官不对判决作出建议，他们往往持传统想法：审判程序和起诉间的传统分离已明白地确定了适用法律科处刑罚系法院的职能。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检察官的功能，美国检察官的减刑建议权呈加强趋势。
（二）大陆法系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日、德、俄国检察官提出判刑建议的时机，是在法庭调查结束后的公诉发言时，这与美国检察官不相同。
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原则上反对检察官在建议中提出具体的刑罚。如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在庭长宣布证明程序结束后，原告人首先发言，提出证明结论，指出并论证被告人应负的法律责任所适用的法律条文，原告人不应就法定刑标准之内的具体量刑提出请求。南斯拉夫刑事诉讼法第430条规定，检察官在公诉发言中，应“就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适用的刑法条文以及关于量刑时应考虑的从轻和从重处罚的情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解释，起诉人不能提出关于刑罚轻重的具体建议，但可以建议法院判处警告处分和缓刑。”
（三）我国检察官的量刑建议问题。
用死刑，否则检察院可能提出抗诉。法院方面对此也心领神会。
我国检察官不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除了因为缺乏法律根据外，大致是因为将判刑视为法院的权力和责任，不属于检察官职责范围，而且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提出量刑建议后法院不采纳，检察官显得“丢面子”；二是担心提出量刑建议后被告人增加抵触情绪，增大公诉的难度。然而，应当看到，在我国的公诉活动中，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有一定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体现在：
首先，有利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法官仍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可以在刑罚适用上对法官实施制约。因为，如果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这成为控方诉讼主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院判决时必须回答这一建议，如果不同意公诉人的建议，判决中须得说明理由，这就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了一种必要的制约。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加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也是积极发挥公诉职能，将这种职能延伸至定罪后阶段，使得检察官在新的庭审制度下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再次，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可以为抗诉提供条件和依据。刑罚的畸轻畸重是检察机关抗诉的重要理由。然而，如果判决前未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判处刑罚的适当性有时就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而提出量刑建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使法院能够事先预测检察机关的法律措置，而在判决时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使判决更为准确适当。
根据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我国的公诉活动应当强化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功能，以有利于判决公正。在具体方法上，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其一，对某些案件，可以要求确定的刑罚，如建议适用无期徒刑或死刑。其二，对某些案件，可以要求一个刑罚幅度，如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三至五年。其三，对某些案件的量刑如果尚觉把握不足，也可以采用指出法律条款的幅度，建议依法判处，或依法从重判处等表述方式。其四，如果需要适用缓刑，公诉人一般应当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
提出量刑建议的时机，除起诉书通过引用法律条款以及用“依法严惩”、“依法从重判处”等建议语提出外，具体的量刑建议最好在公诉词中提出，因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再提量刑建议，可以使建议刑罚更有事实根据，从而更加准确，同时也充实了公诉词的内容。
三、关于公诉词的特点及制作要求。
公诉人在庭审调查结束后庭审辩论开始时代表公诉机关所作的总结性发言，我们习惯上称公诉词。公诉词的重要性仅次于起诉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和功能：
一是总结性。公诉词最重要的功能是对案件作出总结。在英美对抗制诉讼中，类似的发言被称为检察官的闭庭陈述或总结发言。在公诉人举证的情况下，辩论阶段的公诉发言必须注意就举证情况作出综合性论证，以证据为基础概述案件的全貌。美国学者杰利・s・科恩评公诉人的总结陈述时称，“在审判过程中，公诉人已利用很多机会从证人处获得他所需要的证言，后来又提过其他一些问题，以致证人再也无法改变或修正他的证言了。通常，一些小而有价值的事实，对于所有证据的整个意义，都是被陪审员们忽视的。所以，起诉人在其总结陈述中，就要把证言里的每一条都摘下来，安到被告的罪行上去。原来一些似乎没有意义的事实，都忽然起到它真正的作用了。它们被扭成一根扯不断的绳索，捆住被告去定罪。如果公诉人这个工作做得好，陪审员们就能第一次看出展示罪行的全貌，就能了解审判时所积累起来的证言和证物所包含的意义。”[6]鉴于我国的庭审制度已经改变为控方当庭向法庭举证的制度，美国学者的这一说法基本适用于我国检察官的公诉发言。
二是论证与解释性。公诉词与起诉书最突出的区别之一是，起诉书是叙述性和确认性的，而公诉词则应当具有论证性和解释性。即对事实证据作出论证，对定罪量刑的理由作出论证，从而达到说服法庭确认起诉指控的目的。论证的同时，也是解释检察机关的起诉指控的根据和理由，说明起诉有理有据。
三是补充诉求性。起诉书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出诉讼请求的基本法律文件，对案件基本事实和犯罪性质的指控变更以及对指控事实的补充，须纳入庭审调查范围的，应当采用变更、补充起诉书的方式，而不能用公诉词作变更和补充。然而，对量刑问题上的检察认定和诉讼要求，就可以通过公诉词补充表达。如被告人认罪态度的好坏、犯罪结果的严重性、社会影响是否恶劣等等，公诉词中均可作出分析。此外，还可以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
四是宣传教育性。检察官发表的公诉词无论其是否包括专门的法制教育内容，均具有突出的宣传教育性。因为其中必然包含对法理的阐述，对犯罪及其危害性的指控和控诉，对维护法治秩序意义的强调，以及对无理辩解及至狡说的驳斥等等。从这个意义上，公诉词应当是一篇优秀的法治讲演。因此，公诉词应当是充分说理的、逻辑清晰的、准确而有力的。
公诉词的上述四个特性与功能，也是我们对公诉词制作的基本要求。但从公诉实践看，在实现上述几点要求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其一，怎样进行证据和事实的总结论证。检察官的公诉发言均应就案件的事实和证据陈述意见。然而，对事实和证据的论述方式应根据案件和庭审的具体情况确定。这里有一个要点，即在事实证据问题上，将案件区分为有争议的和无争议的两类案件。对有争议的问题，应进行论证包括驳论，对关键问题要重点论证。如果案件事实清楚而无争议，则可直接认定事实。如日本的检察实务，在检察官发表的“公诉词”（“论告”）中，就事实认定主要采用四种形式：1根据证据论证事实，既有事实、又有证据的判决型；2以陈述事实为主，把证据揉入其中，但不作专门论述的论文型；3只对重要事实、证据作分析的重点例举型；4只对争论点加以论述的争辩型。我们可以根据实践需要分别采用不同的事实认定方式。
其二，是否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目前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在控辩式诉讼中，检察官公诉发言应当落脚于支持公诉、论证指控内容，从而“寓教于诉”，勿须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庭审方式改革后，庭审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公诉词确实应当将重点放在法理和事实的分析论证上。指控如果不能成立，专门的法制教育就成了无的放矢。但笔者认为，对专门教育又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时候，检察官可以视情况进行专门的法制教育。例如有较多的旁听群众尤其是单位专门组织旁听以吸取案件教训，加上案情比较清楚，指控确能成立，公诉人就可以对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案件中应当吸取的教训作适当分析，以教育群众。如案情复杂，对罪与非罪争辩激烈而且被告人不认罪，能否定罪尚处于未定状态，总结教训等教育内容则可以略去。因为总结教训的前提是犯罪案件确已成立。
参考文献。
[1]（英）j・r・斯宾塞：《我们需要起诉人对判决的上诉吗？》，英国《刑事法评论》1987年第11期。
[2]（美）约翰・杰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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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罗姆・梅住：《指控与判刑》，美国《刑事司法》，1987年第1期。
[4]（美）约翰・朗拜因：《比较刑事诉讼：德国》，美国明尼苏达西方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68页。
[5]、[6]阿列克谢耶夫等著，徐晓晴等译：《法庭演说艺术》，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39页，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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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与政府执政理念/马怀德法律论文网
马怀德。
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最大挑战的将是政府。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是当务之急。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此为契机，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从而实现政府的准确定位。从长远看，入世将对政府权力行使规则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产生深刻的影响，政府的角色也会因此发生转变，所以，我们应对政府的执政理念有一个全新的思考。
由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传统的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守夜警察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照顾社会的家长作用。普通百姓也认定政府是他们衣食住行的唯一依靠。于是，政府的职能日渐增加，机构不断膨胀，地位日趋显赫，行使权力也自然没有什么界限可言。而事实上，这是传统计划经济造就的一个神话，也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也不应该要求它万能；否则，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实际上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全能政府的执政理念必将发生革命性的转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消除了普通百姓头脑中什么事都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话，那么，这次入世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无边的状态，为实现有限政府的合理目标扫清障碍。
由神秘政府走向透明政府。
距离可以产生美，神秘可以产生权威。传统体制下的政府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氛围中保持权威的。政府的许多活动都处于不公开状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职责权限，到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乃至工作程序都很难为“外人”所知。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各种政策和决定就是在这样的习惯性思维中出台和实施的。必须看到，虽然神秘产生了所谓的权威，但同时，也产生了距离和隔膜，特别是由于“暗箱操作”带来的腐败问题暴露了神秘政府的最大弊端。近年来，人们对于公开的要求日益强烈，各类所谓的公开也蔚然成风，但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这些公开显得虚泛和乏力。人们对“公开”变“空开”的担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随着中国入世，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了。因为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设立咨询点义务等，无一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要求，不容回避。很显然，透明政府是治愈政府腐败痼疾的一副良药。至于在透明政府下是否会丧失政府权威的问题，在我看来，丧失的不是权威，而是特权，这也正是人们希望的。
由“任性”政府走向守信政府。
“任性”政府的行为缺乏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很多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看来，政府权力是可以随意行使不受约束的。郑重的承诺瞬间可以改变，严肃的法律可以化为笑谈，今天我可以批准你办公司，明天又可以说政府批错了。这与wto规则要求的政策和贸易措施的透明、可预见性和法的安定性是完全不符的。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政府承诺，在法律适用和实施方面将采用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关贸总协定》规定：“每一个缔约方应当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和货物贸易的若干专门协定中也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法律方面必须信守诺言，如果不能做到统一、公正、合理，那么，不仅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还将背离政府管理目标，影响行政效率，损害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它所带来的损失不仅是短期内的经济损失，更是长远的信誉损失。所以，加入wto以后，我们首先应当解决政府的守信问题。当然，政府是否守信，不单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素质和品行问题，更是政府机关行使权力的观念和责任问题。只有当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权力的.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深刻的了解，认识到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赋予，必须在合法的范围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力，错误行使权力必须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树立起政府守信的观念。
由权力政府走向责任政府。
政府行使权力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甚至忘却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始终认为政府就是用来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谈到权力，大家你争我夺，实践中不断出现抢夺处罚权、强制权、发证权、收费权的立法纷争和执法冲突，也产生了层层审批、处处盖章、公文旅行、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式官僚主义。谈到责任，个个退避三舍，想方设法为自己留出不受监督的领地，形成了很多法院不能审查的权利救济真空。权力政府在权力膨胀的同时不仅造就了官僚主义，也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更为可怕的是，它颠倒了民众和政府的主仆关系，消解了政府的责任，从而使擅断的权力更加恣意。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它不仅意味着政府行使的每一项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拒绝应该行使的权力也是一种失职，还意味着违法行使权力必须承担法律责任。wto规则中有一项重要的原则就是保障司法审查原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政府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由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
过去我们的政府往往与企业或者经济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当政府负担起大多数企业的盈亏盛衰责任时，正义的天平难免会发生倾斜。尤其当政府官员的升迁奖惩与部门或者地方经济利益、企业效益挂钩时，更难保持政府的中立与公平。一个陷入利益瓜葛的政府不可能是公平的政府，也就难以发挥政府的规制协调和裁决功能。从以往的教训不难看出，政府开办的企业、市场有时会成为政府机关攫取私利的手段，有时也会让政府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不仅破坏了公平和谐的市场竞争秩序，也损害了政府的威信和地位。加入wto以后，非歧视和国民待遇原则不仅要求政府在各个贸易成员国之间保持公平和中立，而且也意味着对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可见，从利益政府走向中立政府已经是大势所趋。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导师）。
论行政司法行为/文正邦法律论文网
在现代司法理念的主导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出现了走向融合的趋势，法官制度在司法理念的融合下，也出现国际化发展的势头这主要体现在：
1.法官资格的取得更加严格。现代法官制度的首要目标是要确保法官个体的高品位和高素质。由于司法权的承担者是法院，而审判权的实施者却是法官，“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法官的品位高低主要是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和作出的裁判结果来体现的。启蒙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污染的是水源。”这一充满哲理的论述说明了法官素质的优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条件。因此，当今世界对法官的职业资格要求越来越高，在加拿大，公民成为联邦法官之前，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学位和从事律师工作以上。在日本，取得法官资格有两种途径，一是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并在司法进修所培训2年，考试合格的人才可任命为助理法官，担任不同法院的法官还担任职务的年限和其他严格条件的限制；二是任检察官、律师、法院的司法行政官员或大学教授、副教授3年以上的，可被任命为简易法院的法官。当前，我国要求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制度确立，提高法官提高了任职资格的门槛，这迎合了法官任职更为严格的发展潮流。
2.法官独立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权利义务涉讼须予以判定时，应有权受独立无私之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关专指法院，所以，各国宪法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又被解释为法官独立。著名法学家西蒙・斯特里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概念，不仅仅局限于法官的个体独立，即法官的身份独立和实质独立，它还应包括法院的内部独立，即法官独立于其同事或上级。”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法官的独立是从法院整体独立到个体独立，从形式独立到实质独立的全方位独立。
3、对法官的管理更加专门化。在现代法治社会，社会正义要靠司法来匡扶，身穿庄严法袍的法官被奉为真理的化身。为了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不同政体的国家都专门设置独立的司法机关，以形成与行政、立法等力量平衡制约的态势。其次是确立法官独特的任职制度，以保障法官的良好素质、较高的地位以及职务的稳定性，对法官的人事、行政管理由法院独立依法进行。其三，法官的待遇更加优厚。社会学家在研究影响法官执法公正的因素时，发现过去把法官看成纯粹的“道德人”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张在现代福利社会里应当把法官视作“经济人”，从而对法官实行高薪的优厚待遇，以保证其勤政、廉政的持久性。与此同时，还确立了法官职务终身制，不得强制法官退休等制度。
4.法官的失职行为由专门机构实施惩戒。法官作为社会的人，完全有可能受外部的影响而贪赃纳垢、枉法裁判，因此，世界各国的立法中都有关于对法官惩戒的规定。初始的内部惩戒制度使法官常常受制于同事或上级，进而影响到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审判。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指出，“法官因不称职或行为不端使其不适于继续任职时”，可以通过指控、弹勃程序对其作出停职或撤职的处理。二战后日本专门制定《法官弹勃法》，规定(1)法官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或严重玩忽职守；（2）不管在职责范围内还是职责范围外，有严重丧失作为法官威信的不正当行为时，将受议会的弹勃而被罢免，行为构成犯罪的，再通过刑事司法程序予以追究。世界大部分国家惩戒法官都是由议会来行使弹勃权。美国宪法规定弹勃法官适用弹勃总统的程序，由众议院公诉，参议院审判，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项制度的实质一方面是要通过惩戒失职来实现对法官的监督，另一方面在于有效保护刚直不阿的法官免遭权势者的无端攻击。
四、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
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推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必要对中国法官制。
度进行价值定位，以重塑中国的法官制度，在中国法官制度的改革中，需要贯彻的司法理念有：
1、贯彻司法的“法律真理”观，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做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以事实为根据”的立法本意是指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只能以客观事实作为唯一根据，司法达到客观真实。事实上“以事实为根据”作为一项理想化的司法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却很难全部实现客观真实。试问，如债务人已归还借款，但尚未拿回借条，债权人持该借条起诉追索债务，而债务人举不出已归还借款的证据，法官如何做到“以事实为根据”？又如债权人遗失借条，起诉后债务人拒不认帐，法官何以还事实本来面目？这简单的案例即说明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佐证，法官不可能抛开证据去无根据地认定客观事实。而通过诉讼中的证明活动再现案件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可能完全再现案件原貌，只能是接近于案件事实真相。实际上，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必须在最大限度内反映案件事实的客观实际，这是法律真实的基础和前提。由于时空的不可逆转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只能根据证据规则判断事实，这种经过适用法律得到的事实，就是法律真实，同时也就推定它为客观真实。由于法律真实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裁判依据，所以它更多的是要解决事实认定的效率问题。由于诉讼是个持续的过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真实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导致变化后的事实更接近于客观真实。为此，我们必须树立起“法律真理”的司法理念。在司法过程中，既不能以牺牲效率追求客观真实，也不能背离诚信原则滥用法律真实。应当在程序公正、公平的前提下，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努力追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
2、确保司法公正，重视审判管理，革新法官管理制度。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导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保障，是宪法对法院工作的根本要求。保障司法公正，需要完备的司法体制，需要高素质的法官群体，更需要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管理，这必须落实现代的审判制度。我国有着许多优越于西方的司法制度，如公开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合议制度、回避制度、两审终审和辩护制度等。认真落实这些制度，将为司法公正提供保障。从当前审判实践看，人民法院特别应落实好合议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与回避制度。合议制是人民法院审理除简单案件之外的一般案件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对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度，可以有效地防止判案中的个人专断，保证案件的质量。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和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即审判应向当事人公开，向社会公开，接受各方监督。坚持公开审判，可以有效地保障司法公正。回避制度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又一重要制度。审判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或其亲属等有较特殊的关系，就应自觉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法官回避案件审理，以防止审判不公。审判实践中，落实回避制度不彻底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致使少数人办了“人情案”、“关系案”，影响司法公正。
3、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重构我国法官制度，实现法官独立。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其性质了法官司法的中立性，也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中处于中立的地位。法官中立使法官不仅能切实地主持正义，而且是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维护正义。如果在诉讼中，法官不能显示其中立性，就不能使冲突与矛盾得到公正解决，不可能使纠纷通过诉讼而划上句号，社会结构的平衡与稳定将继续受到干扰。因此，法官中立的根本保证在于法官独立。在我国是倡导中国特色的“审判独立”(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更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审判。司法两个永恒的主题是公正与效率，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公正与效率的永恒，而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与法院独立的内涵是不同的，法院独立强调的是“机构的独立”，而法官独立是侧重“人的独立”。从司法的终局性来看，法院独立尚不能完全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因为法院独立只是消除了外界对法院的整体干预问题，而没有解决来自法院内部对裁判的干扰。由于每一个案件的审理都是由独任法官或合议法官来这完成的，如果“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语)。卡尔・马克思曾说过“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因此，只有法官独立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性。因此，改革我国现有的法官制度，必须在司法中立的理念指导下，进行重构，实现法官独立。
结束语。
现代司法理念和以其主导下的法官制度的发展都为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性坐标，以后我国法官任命制度、法官参评制度和退休制度一系列制度都必须和现代司法理念符合，并与现代法官制度的国际发展相接轨。目前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是在原在的体制框架和思路范围内展开的，其主导倾向是对现行法官制度的弊端进行局部性修补，而不是一种结构性根本变革。尽管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效，但在某些较为敏感的问题上采取了回避或者掩盖的态度，许多改革措施更多地具有政治象征性意义。因此，从宏观上看，我们目前的改革思路尚没有彻底摆脱传统思维的误区，各种改革措施仍然是在旧有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这就使得我国目前的改革与既定的目标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要使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在整体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走出，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实现法官体制的创新，对法官的行为关照必须符合中立、真理、公正的司法观，同时对法官制度的理性设计必须结合当代司法理念主导下的法官制度发展，以此作为制度参照。
作者单位：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律师眼中的刑法第/赵立明法律论文网
赵黎明。
（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希尔顿商务中心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400015）。
(电子邮件：zhaoliminglawyer@）。
摘要：本文作者作为重庆中柱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近期办理了一件重庆市近年来最大的一起因生产、销售地条钢而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案件，对刑辩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各种“难处”有了深刻的体会。然而掩卷反思，则发现刑事诉讼法以及刑法某些条款的不合理规定作为立法缺陷才是刑辩律师尴尬地位的根源。本文拟通过对刑法第306条的分析，得出该条必须取消的结论。
关键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风险；刑法第306条；律师刑事豁免权。
据不完全统计,自新刑法颁布以来，全国已经有数百名执业律师因为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而身陷囹圄。这其中确有少数律师受经济利益驱动,不顾律师职业道德,在执业中故意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造证据或诱导证人作虚假证言,但也不乏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第306条的规定追究律师的所谓法律责任,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情形。对此,律师界不少人发出“律师伪证罪猛于虎”的感叹。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感慨道：“在中国现阶段做律师是最难的，比什么时侯都难，比哪个国家都难。”不少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律师人身保护制度的缺失和刑法第306条关于“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导致此局面的重要原因，建议取消刑法第306条，以此保障律师执业安全，确保律师顺利履行职责。
一、对刑法第306条的法理分析。
（一）从规范层面进行分析。
1、刑法第306条难以准确操作。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该条罪的罪名确定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所谓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是十分模糊的。现在的许多情况都是因为原是控方的证人，因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于是控方赶紧再找证人重新调查，威胁证人：你的两份证言中肯定一份是假的，是伪证，是不是律师让你说的，证人也就顺水推舟地说，是律师让他讲的。于是乎，以自己一方的证人因为律师的调查而改变了证言，就去指控是律师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律师就成为了罪人。
刑法306条第2款尽管明确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非故意提供、出示、引用失实证人证言或其他证据的情形排除出追究刑事责任之列，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如何理解“帮助”、“引诱”时不断出现扩大适用法条的现象。例如将“引导”证人作证误认为是“引诱”证人作证，将辩护人不正确的提问方式认为是“引诱”证人作伪证，将“提示”、“协助”当事人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认为是“帮助”、“引诱”当事人伪造证据等，这暴露出刑法第306条无罪化的规定不够全面具体，为个别司法人员打击报复律师大开方便之门。
而且将律师伪证行为不分情节轻重，直接用刑法介入，也不符合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的理念。本应当把一般的律师伪证行为交由“律师协会”这样的行业自治组织来处理，只有严重的伪证行为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否则就会出现一些公安和检察机关所说的“律师没人管，既然这样，就只好我们来管”的恶性循环。于是乎，刑法第306条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随时可能落下来。律师面对掌握强大国家权力的侦控机关，毫无抗辩余地，只能任人宰割。
2、刑法第306条有违公平原则。
刑法第306条显然存在对律师的歧视：在诉讼中违法乱纪、制造伪证的何止是律师，为什么要单独加以规定？这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是少见的，而且对正处于恢复、发展和健全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是极为不利的。数年的实践证明，一些司法机关，正是借助于这些规定，片面地理解、错误的适用，扼杀着刑事辩护制度，致使一些律师认为“刑事辩护危险”，而不愿接受委托。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可以构成犯罪，而司法工作人员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该如何处理却没有规定。少数侦查人员打着“惩罚犯罪”、“法律监督”的名义，诱供、套供的现象绝非个别，却没有规定为犯罪，这无疑强化了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
根据近现代刑事诉讼的构成和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原理，在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诉讼中的权利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中“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屡见不鲜。而且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由于刑法第306条等不公平条款的存在而经常遭到践踏。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把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职责，在无罪、从轻、减轻和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方面进行的调查取证，或会见被告的行为，无端地被视为制造伪证，使律师遭到拘留或逮捕，甚至送交法庭审判，律师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
目前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关注：一是办刑事案件的.律师越来越少，有的律师干脆不办刑事案件；二是律师办刑事案件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大。难怪有人戏谑道：“如果你要搞法律，千万别当律师；如果你要当律师，千万别办刑事案件；如果你要办刑事案件，千万别取证人证言；如果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自己就到看守所报到吧。”近年来，刑辩律师执业权益屡屡遭受侵害，已到了令人震惊、触目惊心的地步。许多律师因办刑事案遭囚禁，致使律师不敢办刑案，谈刑色变，望刑怯步，更是凸现出刑法第306条的不公平、不合理。
（二）从立法缘由进行分析。
1、思想观念上的原因。
动辄对律师进行呵斥、强制、驱逐，甚至在法庭上殴打律师，或者在事后对律师进行打击报复。这损害了律师自身的合法权益，导致了律师刑事辩护率低，最终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律师的保护。
2、整个立法体制的原因。
我国现行刑事司法程序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控辩不平衡，就立法体制而言主要体现为：一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司法原则本身忽视了辩护律师的作用；二是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实践中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种地位的不平等直接造成了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被法官接受；三是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了律师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刑法第306条规定了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此类规定明显误导人们歧视律师；四是《律师法》着重规定律师的义务，很少规定律师的权利。律师的娘家――律师协会软弱无力，虽然全国律协及各地律协也制定了一些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则、规范等，但对司法机关没有效力，司法机关不予理睬。
二、建立对律师的人身保护制度。
1、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规定。
1990年9月7日，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了国际性法律文件《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其第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确立了律师的刑事辩护责任豁免原则，我国政府也已经在该文件上签字。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我认为应在律师法或刑事诉讼法第1章总则部分或“辩护和代理”一章对律师刑事豁免权作出明确规定。条文拟定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论时发表的有关言论，享有刑事豁免权。”这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人员的民主法律意识，支持律师刑事执业。
2、完善有关律师惩戒的正当程序。
要杜绝一些司法部门在律师辩护或代理的案件还未终审前，就对律师进行立案侦查的现象。建议立法明确：对在执业过程中涉嫌犯罪的律师进行立案侦查前设立一个前置程序。即先由各级律师协会建立的专门惩戒机构对涉案律师的执业行为是违纪还是违法,是否可以适用律师刑事豁免权进行听证。经审查后认为律师行为构成违纪的,对其作出纪律惩戒处分。认为律师行为不适用律师刑事豁免权而构成犯罪的,再交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而且，还要制定具体措施，如严格回避制度,以防范职业报复,特别是办理同一案件检察官的职业报复。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律师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追究律师刑事责任程序的正当化。
三、结语。
就刑法第306条而言：首先，从法学理论本身来分析，该条的规定缺乏法学理论常识作为基础和支撑，不符合刑事司法的一般规律和要求，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在社会价值观念层面上，该条的规定没有赋予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公平地位，对刑辩律师队伍的发展起到了阻碍的作用；再次，中国法治发展至今日，在司法环境尚待净化、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尚待提高的背景下，《刑法》第306条的出现不但没有起到良化中国刑事法治环境的作用，反而在实践中激励了一些诸如“职业报复”等现象的出现。综上，我认为取消《刑法》第306条，并且明确规定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建立刑辩律师人身保护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中国律师》第4、7、9、11期。
论监狱民警再社会化/孙竽法律论文网
长期以来，我们对监狱工作社会化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特别是2003年《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建设意见》出台后，监狱工作社会化问题已经成为监狱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监狱民警的自觉行动。但是人们往往把监狱工作社会化理解为社会帮教、行刑社会化和罪犯再社会化三位一体（1），而很少对监狱民警的再社会化问题进行思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探索和分析。
人一生下来，就面临着社会化的问题。人的社会化是相对于孤立的自然性个体而言的。社会化是个体与社会意识、社会生活不断调适，使个体从“有机生物人”发展成为“社会人”的过程。社会化是一个双向的活动，一方面由于个体对社会环境的依赖，必须接受社会教化；另一方面，作为独立的个体，他又必定会对完整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进行积极的并带有特殊色彩的思考和再现。（2）。
而人的`再社会化问题，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和由传统的封闭社会向现代的开放社会转型时期，最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的问题之一。简单地讲，再社会化就是指“个体从一种模式社会化方式向另一种模式社会化方式的转变”过程。（3）在过去，监狱民警受多种因素影响，似乎只需经历小社会化（监狱化）就足够了，而今天，监狱民警为了跟上崭新的时代步伐，就不能不进行再社会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妨将监狱民警再社会化界定为：监狱民警再社会化是指通过拓宽民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促使民警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他人，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自觉接受新的适合于个体社会角色的社会知识和文化模式，努力使自己成为有个性的善于改造监狱文化的社会人，并将独特的监狱文化外化为社会文化的过程。
过去，因为受计划经济体制制约，“几乎所有人都有自己归属的单位。单位内部的关系是他们主要的和长期的社会关系，在单位内部所承担的角色就是他们最主要的社会角色。单位的性质、规模和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单位实际构成了他们社会化进程的全部空间。”（4）每个民警从走上监狱工作岗位那天起，就决定了他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几乎就是一元的“监狱化”过程，民警被深深地刻上“监狱化”烙印。如今，这种状况正在被逐步打破。
首先，监狱器物态的开放和制度的开放从无到有，决定监狱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公众对监狱不再象过去那样陌生，他们了解监狱信息的途径和手段也日益多了起来。因而，就连罪犯夫妻同居权这类敏感的话题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在二十年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现在，全国监狱都在不同程度实施或考虑后勤服务社会化的问题。农村监狱民警的住房逐步向城市化过渡，民警的生活与社会有了越来越广泛的联系。物质的形态的突破，必然带来精神层面的突破。受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的影响，监狱民警一定要走出“大门”，个人思维方式和能力发展也不允许再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和相对孤立的地点。
其次，监狱职能发生变化，要求监狱民警必须进行再社会化。监狱曾一度是专政机关，是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工具。而现时期，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这不仅是简单的表述方式上的变化，更反映出了监狱机关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地位。“专政”主要强调阶级斗争思想，阶级之间界限分明，监狱具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刑罚执行”则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的是法治，是法律社会化的具体表现。而法律的社会化，要求司法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甚至在某些领域里与公民的地位是平等的。在这种状况下，监狱民警必然要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上彻底摒弃陈旧的不符时宜的框架，融入到社会主流文化中去。
再次，监狱民警的。
[1][2][3][4]。
公证人的法律责任问题研究/涂斌华法律论文网
内容摘要：不当或违法的公证行为将会造成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公证机构就存在一个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即公证人法律责任问题。对此，本文聚焦于公证人责任中的民事责任，并就该责任的性质及归责原则作了一深入的剖析，澄清我国目前对此问题的一些误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自己对于公证人法律责任防范的对策。
关键词：公证公证人归责原则。
公证是公证机构对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的证明。公证是和私证相对应的，它行使的是一种国家法律证明权。显然，在公证活动中存在着两个主体，一为公证机构，一为当事人，同时，公证书所公证的法律行为或事实可能会对相关的第三人产生利害关系。在实践中，公证行为可能会造成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损害，此时，公证机构就存在一个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承担多大责任的问题，也就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公证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即公证机构或公证员因公证活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对此，首先必须予以明确的问题为，此处何谓公证人?公证人在此乃是作为承担责任的主体出现的，而在公证行为中，至少存在着公证机构与公证员两类主体。当因公证行为导致损害时，是由公证机构承担责任抑或是由公证员承担责任?因此，对此问题的回答构成本文的一个基础。
我国公证法（送审稿）专设第八章对法律责任作出如下规定：
第四十八条[公证人责任]公证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记过、暂停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二）虚构事实，伪造、变造证据材料的；
（三）违反公证程序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毁坏、侵占、盗取、丢失公证专用物品或者公证档案的；
（五）违反公证执业纪律，或者严重违反公证人职业道德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公证机构责任]公证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罚款、停办部分业务、停业整顿、撤销机构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可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
（二）出具错误公证书的；
（三）违反本法规定的期限，延误办理公证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规定拒不办理公证，或者拒绝撤销、变更错误公证书的；
（五）遗失、涂改、毁损公证档案的；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禁止性规定的行为。
第五十一条[赔偿责任]公证机构及其公证人员办理公证因过错给公证当事人或者与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造成损害的，在公证机构资产范围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损害是由公证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造成的，由直接责任人承担责任。
该法认为，公证活动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三类，其中，对公证机构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对公证人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公证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是停止侵害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利益，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行政责任是指公证人违反法律法规，发生舞弊或过失行为并给有关方面造成经济等损失后，由政府部门或自律性组织对其追究的具有行政性质的责任。刑事责任是指公证人触犯了刑律，构成犯罪，将受到刑事制裁。
对于公证责任包括上述三种，笔者并无异议。但在此，必须明确的是，对于公证责任显然包括公证人责任与公证机构责任。而本文讨论的公证人责任是否应局限与此处的“公证人”即公证员的责任呢？显然不能，此处的人，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理解，即既包括从事公证的自然人即公证员，也包括从事公证的法人即公证机构。
按照我国公证法（送审稿）对公证的定义：公证是在公证机构执业的公证员依照法定程序证明法律行为、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并赋予其法定效力的活动。
该定义表明，在公证中，直接从事公证行为的人为具体的公证员，其以自己名义出具公证书，但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样在我国公证法（送审稿）中第四条表明：[对公证活动的保障]公证机构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公证职能。禁止非公证机构和个人从事公证活动。即我们对公证员独立出证行为应理解为其代表公证机构的出具公证书。因此，事实上，在此，公证员与公证机构已构成代表关系。而依据民法关于代表关系的一般理论，代表人行为所致损害应有被代表人承担，代表人有过错的，被代表人可向代表人追偿。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公证人责任应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另外，本文讨论的`仅限于民事责任。公证机构、公证员出具瑕疵公证造成当事人损失，应当作出赔偿，此乃天经地义。但颇令人汗颜的是，目前公证机构出具瑕疵公证，当事人诉请赔偿时，几乎都是以司法部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作为挡箭牌，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或最多也就是退还所收的公证费。以至于在一部分公众眼中，公证机构甚至就是一人“无赖”的“法外”特殊主体。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要求，公证行业必须引入赔偿责任制度，自10月1日起不再适用国家赔偿制度。但如果让公证员个人承担赔偿责任，事实上又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让公证处赔偿，多数公证处又根本没有独立的、可以承担这一责任的财产。如此相互推诿、恶性循环，既影响了公证质量的提高，降低了公证信誉，又不断地助长着公证人员的“短期行为”，因此，建立和完善公证民事赔偿责任刻不容缓，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一个最初动因。
但对于公证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仅限于侵权责任，还是应当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值得探讨。有许多学者认为，公证人责任包括各类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显然过于宽泛，公证违约指由于公证员未能履行合约(包括书面和口头)上的某些具体条款而使他人蒙受损失。但正如上文所述，公证是一种具有严格程序的国家证明活动，纯粹违约发生的可能性极小，并不具有代表性。且在此情况下，一般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竟合。
另外，公证行为的结果是出具公证书，它是公证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而因公证行为导致的损害，通常并非由于公证书本身引起，而是出现在公证书的使用过程中，对公证书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公证人责任的认识。
明，只不过该证明的效力由于私证，如此而已。显然，这种损害赔偿责任应为侵权责任。且为一种特殊侵权的专家民事责任。
按照传统民法关于侵权的原理，一般侵权有四个构成要件：一为有侵权行为，二为有损害后果，三为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为侵权人有过错。而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只须前三，并不要求侵权人有过错。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一般侵权为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采无过错责任原则。
对于公证人的侵权，究为一般侵权，抑或特殊侵权，向有争议，而争议的焦点也正在于责任的归责原则，因为它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方法、减轻责任的根据等因此，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是构成整个公证员专家责任制度的基础。对此，笔者作如下分析：
（一）、公证人法律责任不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主要功能在于分担、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它已经没有了过错责任的教育、惩戒功能。公证员职务侵权行为责任的建立，旨在教育、惩戒公证作假者，并给受害者损失予以补偿。如果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将大大增加公证员执业风险，公证员也将大大提高公证费用，将责任转嫁到公证申请人上。公证员公证是对公证对象尽合理保证作用，不是绝对保证，这是公证的国际惯例，按照这个惯例，公证员只要有证据证明其尽了职业关注，即使公证出现了错漏，公证员亦可免责。另外，我国《民法通则》在106条确立了侵权责任主要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法律没有对公证员侵权行为做出特别规定，不得随意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二）、公证人法律责任宜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公证的局限性，公证员并不能保证公证活动不存在任何的错漏。公证员对于公证对象只能起合理的保证作用。合理的保证责任是基于公证的成本效益原则。申请人需要平衡其支付的公证成本与取得的公证收益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公证工作越细，出现错漏的概率越小，但是它同时意味着申请人所要支付的公证费用也越高。公证作为国家证明制度的产物，本来就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如果公证不但不能降低交易成本，反而提升交易成本，则公证变得得不偿失，考虑到成本效益的原则，公证风险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也正是公证员承担合理保证的理论基础。
综上，公证员若已尽应有的职业关注应予免责。当然，对此问题的探讨也是一个价值判断与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判断公证员是否已尽职业关注是困难的，所以随着公证与经济的发展，未来极有可能采用保险论，即采无过错责任原则。但目前，就平衡公证人与申请人利益以及兼顾公众与行业（公证职业界）的利益，应采取过错责任原则。
（三）、过错责任中宜采取过错推定原则。
由于公证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且公证工作底稿所有权属于公证机构。能证明公证员是否尽到应有的职业关注的证据就是公证工作底稿，而公证员又对工作底稿实行保密原则，受害者要主张公证员主观有过失，将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公证工作底稿无法取得；二是即使取得公证工作底稿，出于专业的无知，也无法证明被告主观是否有过失。如单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将会使受害人在提起诉讼以后遇到举证上的困难。因为公证员报告不实的事实是可以证明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证明其客观上确有过错，但要求受害人必须证明公证员主观有过错则十分困难。因为公证员可以以各种理由证明其所作的公证活动已严格遵循相关规则，从而可以免于承担责任，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公证申请人及其它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因此笔者在此建议，对公证人侵权责任宜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就是说，公证人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因此，受害人不需要负担证明违法行为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
笔者有一个设想，在刚导入公证民事赔偿制度时，统一实行过错责任制，等时机成熟，再修改法律，统一实行过错推定制，毕竟公证员成长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不能盲目与国际接轨。由于公证员职业的特性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广泛性，公证员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较为复杂。
（四）、公证人责任承担的两重性。
我们必须注意到，公证人责任中，具体侵权行为的实施人与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首先，对于具体行为人即公证员，由于其为侵权行为的实施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显然应当以具有过错为课责的前提。但是，对于公证机构而言，其对于因公证员的行为所生之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不应当也不能以公证机构存在过错为课责的前提，事实上，公证机构鲜有过错，即使有，当事人也难以证明。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公证人责任的有无应采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予以倒置，即实行过错推定。而公证机构责任的承担应采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此，公证机构的责任类似与民法中关于雇主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
综上，我们可以归纳出公证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公证员的公证活动侵犯了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利；
二、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合法利益受到了实际损害；
三、公证员的公证活动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受损害具有因果关系；
四、公证员在从事公证活动时存在过错。
要避免和减轻公证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必须通过政府、法律界、公证员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重建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公证体系。笔者认为，对于公证人法律责任可通过一下途径予以防范：
(一)、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加强民事制裁。建议修改相关法律，在法律中明确公证员被公证单位经营失败的责任不应归于公证员；承担责任的程度应有一定比例上限。同时在判定公证员法律责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确定下来，并增加其他保护公证员的法律条文。由于民事责任日益重要，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公证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并且要在更大程度上严肃对公证员的民事制裁，形成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和刑事制裁为辅的法律责任体系。
（二）、保持公证的独立性。目前发现的多数公证案例中，都存在着公证机构或公证员未能保持独立的情形。因此，不论是事务所还是公证员，均应恪守独立公证准则，坚决摆脱各种关系困扰，按照真实、合法的原则办理公证业务。
（三）、加强行业宣传。公证员行业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自身执业责任的宣传，使公证员和公证机构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四）、完善公证机构质量控制制度。建立客户风险等级评价和管理制度；建立充分了解和评价被公证单位制度；建立例外事项或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质量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落实复核制度；严格公证员签名制度；建立技术支持与咨询制度等等。
（五）、设立公证员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对公证员法律责任的鉴定是一个专业化很强、复杂性极大的工作，可以考虑由中国公证员协会出面，成立一个法律界、企业界和公证员业内人士组成的法律责任鉴定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司法审判中进行责任鉴定。
（六）、办理职业责任保险或提取风险基金。严格地说，投保责任险，并不是避免公证诉讼的对策，而是公证人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这一措施能帮助公证人转嫁风险，避免遭受毁灭性的损失，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国已经制定相关规范，公证机构应当按规定提取公证赔偿基金，并且参加公证责任保险。公证赔偿基金是为适应公证工作改革的需要，建立现代风险保障机制，保证公证机构的赔偿能力，维护公证行业的信誉，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建立的专门用于偿付公证责任赔偿费用的专项基金。公证赔偿基金实行统一提取，分级管理，集中使用、专款专用的原则，并由中国公证员协会统一负责公证赔偿基金的管理工作。而公证责任赔偿保险制度也已正式启动。
（七）、聘请熟悉公证员法律责任的律师担当法律顾问。无论是对处理公证过程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还是对应付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诉讼事项，寻求有经验律师的帮助都是公证员的明智之举。
（作者单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闵行区公证处）。
浅谈病理性半醒状态/韩强法律论文网
病理性半醒状态属于睡眠障碍，可见于正常人，更多见于神经症、人格障碍患者中。是一种短暂的、一过性的、很少重复发作的精神障碍，因此，在精神病学临床中少见，多见于司法鉴定中。下面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一、案例。
被鉴定人女性，有偶，农民，小学文化，因杀人罪被逮捕，因行为异常而委托鉴定。
案情摘要：被鉴定人家居农村，平素性情温和，与邻里关系融洽，婚后感情不睦，长为家务事争吵，曾因家务事争吵生气而发作不省人事，经医生扎针后清醒。其丈夫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一年，嫌丈夫不务正业，丈夫的父亲也有调戏她的行为，她曾数次出走。案发当晚，夫妻发生激烈争吵，其丈夫拿了一把铡刀放在她脖子上吓唬她，其跪地求饶才放下了刀，各自上床睡觉。她想起一桩桩往事，出走在外的困难，，伤心的久久不能入睡。后来她丈夫睡着了，她也睡着了。到凌晨2时许，她不知是做梦，还是真的听见喊“砍”的声音，便突然起来，衣服也没穿，拿了铡刀就砍，连砍13刀，像砍木头一样，越砍越有劲，砍完突然发现砍的是一个人。其夫头、颈严重砍伤致死。
精神检查：意识清楚，接触良好，检查合作，未发现思维障碍，自知力存在。自述曾有发作性头痛，身上发抖，手脚发凉，全身发麻，喉咙里似有啥东西往上攻，便不会说话，啥都想不起来了。要6－7天才好。检查过程中出现了哭泣、两眼紧闭、身上发抖、问话不答的情况，历时2－3分钟，经电刺激治疗后终止。脑电图检查正常，韦氏成人智力测定智商78，艾森克人格测验示外倾性格，回答问题无明显掩饰倾向。
鉴定结论：作案时处于情绪激动后的病理性半醒状态。
二、讨论。
引起病理性半醒状态的前提条件是最近一段时间的睡眠不足，大量饮酒或服用了催眠药物，便换环境以及精神刺激之后，在很深的睡眠状态下被不寻常的外界条件（酷暑、噪音、不适体位）的刺激，突然被不完全弄醒，起床活动。下半夜出现较多，错觉、幻觉、惊恐和敌对情绪与攻击行为较多。国外已有数十例凶杀、伤害行为的案例报道。
发生机制是睡眠与觉醒之间存在移行状态。从睡眠状态转入觉醒状态的时间可长可短。较长的移行状态下，如果意识先行恢复而运动系统仍处于抑制状态，个体便感觉自己的肢体不听使唤，似有鬼压住而十分惊恐，此种肢体麻痹状态（睡眠麻痹）无论持续多久，都不会出现违法行为。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系统首先恢复，而意识未清醒，个体即起床活动，一切行为沿以往习惯称自动状态，此时可出现错误感知、片段幻想与妄想、惊恐与敌对情绪，以及攻击行为。由此产生的严重违法行为，往往是对同时亲友的无情伤害、凶杀，亦有纵火与自伤致死者。
schmidt(1943)就病理性半醒状态发表了长篇论文，首次提出了本状态与梦游症的概念和差异，认为病理性半醒状态的犯罪行为发生在睡眠到觉醒的过程，而不是发生在从觉醒进入睡眠的'阶段。究其原因，他认为入眠时期与熟悉的环境保持着联系，尽管处于浅眠阶段，但和环境还存在松懈程度的联系；而出眠期则不同，已丧失了与外界的接触能力，觉醒恢复愈是缓慢。例如，从深度睡眠中突然觉醒过来的场合，与外界的适应更显困难，而且容易出现攻击行为，如自伤或暴力行为。
诊断病理性半醒状态主要根据临床特征。mackowiti提出了下列前提条件：异常深度睡眠（如过度劳累或长期睡眠不足等），大量饮酒、过食、睡眠环境变化等，与平时睡眠不同的时间被突然唤醒等。schmidt叙及应该仔细了解行为是意识障碍存在的证明，及其行为特征与平时为人之差异，及其行为性质与行为者的原来人格缺乏联系。roth提出了以下事实有助于诊断，是否发生与睡眠不足之后，是否被人为引起觉醒，是否存在过度劳累，最近是否有不愉快体验，是否在不习惯的环境中睡觉，以及有无恐怖梦的体验等。并认为有必要进行重复的脑电图检查。
1979年－1968年各国汇集的病理性半醒状态共47例，除一例为侮辱罪外其它均为伤害和故意杀人罪，因此认为伤害和凶杀是病理性半醒状态的典型案例。近年来国内报告的案例及本案例也均是如此。可以认为“伤害和凶杀行为”是病理性半醒状态的典型表现和共同特征。这种对外界攻击行为的心理机制可能是意识模糊下残留梦的影响，或对外界歪曲感知片段的幻觉妄想而至，表现对“入侵者”作出原始性防御反应，其作案动机显然不能理解，而且与行为者的一贯人格特征迥然不同。由于病理性半醒状态的作案是在意识障碍状态下发生的违法行为，丧失了辨认能力，应属无责任能力。
为有罪者辩护/龙宗智法律论文网
现代司法制度，这里主要是指审判制度，建立在何种哲学理念之上，我认为，可一言以蔽之：相对制度。这不是我的原创，法哲学家朗。l.富勒曾经在一个专门论述这一课题的讲话中称：“‘相对制度’涉及某种裁判上的哲学，道出了法庭内审判案件所应采取的关于进行方式的观念。”所谓相对制度，是指无论某种观点看来多么有理，或某种主张看来多么正当，都允许另外一种意见存在，而且提出主张者须和认否主张的权威行使者分开。就诉讼而言，就是一方面允许持不同主张的诉讼当事人都作为司法制度中的合理存在，而不允许“话语霸权”-只让我说话，不让你说话。另一方面，还要求诉讼当事人，即使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通常是检察官），须和裁判官相分离，因为司法正义有一个基本的理念：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此外，在某些司法制度中，相对制度还包括将法官和陪审员的任务分开，从而使判决尽可能做到客观和摆脱偏私。相对制度并不要求原、被告律师以一种超然和毫不偏袒的方式报告案件。
富勒先生就律师的职责作了说明：“律师的职责是帮助法官和陪审员以利害关系的目光来看该案件，因而同情于他的诉讼委托人在命运摆布之下的境遇。”
相对制度中，最难以使普通人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刑事诉讼中，为什么允许律师为明明有罪的人辩护。这种辩护不仅为法律所允许，而且律师还可以因此而收取费用，当他从事这种活动并接受酬劳时还不会感到良心上的谴责。人们也许会说：“这总有点不妥吧！一方面我们设立司法机关判定一个人实际上是否有罪，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准许手腕熟练的律师踏入法庭，利用他的说服本领帮助一个有罪的人。既然司法机关的整个目的是区分有罪无罪，那么律师就应该帮助达到此项目的，而让法庭知道他的诉讼委托人有罪。”
根据现代司法制度中的相对哲学，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疑问：第一个方面，涉及案件处理在程序上的正当性与实体上的正确性。一个被控有罪的人，他的罪不应在一个律师事务所里被私下认定，而应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在法庭里公开地加以判定，如果被告人所请教的每一位律师都因为他看上去有罪而拒绝接受办理该案件，那么被告人就犹如在法庭之外被判有罪，因而不能享有法律赋予他受到正式审判的权利。而且表面情形时常导致实质上的错误，许多人在表面上看来显属有罪，可是法律工作者认真细致的工作结果表明他们无罪，或者至少不像被指控的那样。
第二个方面，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考虑，相对式争辩是抵御因某种认识倾向而形成偏见以及官僚弊端的最有效的工具。人们在对一个问题的调查认识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种偏向，就是受自己角色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从角色的'角度去看问题，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同时，在认识过程中，还有一种常见的认识模式，当初步判断形成时，就像形成了一个标签，于是，不再等待进一步的证明就迅速地把这条标签用在该案件上。富勒说：“律师们的辩论等于使案件置于正反两方意见之间悬而未决。使案件的正确类属如此维持在未确定状态中，便有时间可以探索它的一切特性和微妙差别。”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必须认识到人的权利的意义及其与社会治理规则的关系。“一个代表被告出庭的律师不仅代表他的诉讼委托人。他更代表社会本身的一种必需的利益。”如果要问这种必需的社会利益是什么，可以这样回答：第一，对公民权利的高度尊重。第二，社会惩罚其越轨者的程序能保持其正当性和健康性。第三，在法治规则下肯定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合理存在，即社会的宽容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相对制度正是现代法治之精髓所在。
论行政司法行为/文正邦法律论文网
近年来，关于法解释的著述颇多，但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探讨法解释的历史延革、学说源流、价值取向和方法模式等问题。而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而言，从制度层面上来规范司法解释，以构建司法解释体制更具实务价值。司法体制改革之要义乃司法独立，司法解释权的设立正是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表现；司法改革终极目标是司法公正，司法解释权的正当行使实为司法公正之保障。因此，从一定程度而言，司法体制改革乃重构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契机，司法解释体制如何构建亦为司法体制改革纵深程度的标尺。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司法解释现状的分析，以司法改革为依托，探求规范司法解释的最佳途径。
一、学理背景：司法体制、司法解释体制、司法解释的基本界定。
司法体制是指国家司法权配置的范围以及行使司法权的国家司法机关的职权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的司法体制是由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和行使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分别行使国家司法权的司法组织制度。
司法解释体制是指司法解释权的授予范围及作为司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及各解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根据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下简称1981年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据此，我国司法解释体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定解释主体，以审判权和检察权为限分割司法解释权，解释内容为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问题的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
显然，在有效法律文本上建立的司法解释体制与我国现存司法体制具有一致性或者说重合性。由此可见，司法体制实为司法解释体制的基础，对后者的主体、内容、权限具有决定意义。司法体制是司法权配置的结果状态，而司法解释权乃司法权之附属，司法解释体制是在司法权一级配置之后进行的再次配置或称二级配置。二级配置只能够在一级配置的范围之内进行，如二者重合不能，即会形成制度对司法实践的阻却和制约。而司法解释权利具体行使，理应在司法解释体制内运行。因此，司法解释的界定应该是指“我国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在实施法律过程中，对如何具体运用法律问题作出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1。但实践及学理界对此概念已有较大突破。实践中，非正当主体如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非司法机关等行使司法解释权已呈正当化趋势；正当主体间权限交叉导致解释冲突也屡见不鲜。在学理上，对司法解释的定义至今歧见纷呈。溯及本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从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的约束性、司法解释体制对司法解释活动的规范性而言，司法解释逾规现状是对法定体制的侵害，会导致其合法性缺失及司法权虚置。但是，如果司法权的一级配置存在不合理状态，或称“体制不顺”，其二级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怀疑。在异化体制下进行的司法解释规范化自然会有诸多冲突难以解决。就此意义而言，司法体制对司法解释体制呈单向制约规范作用，而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解释体制重构则会呈现互动发展的客观情态。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司法解释规范化是对司法解释主体、权限、程序等进行规制，而这些内容即为司法解释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寻求我国司法解释规范化历程中，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是必由之路。
二、当代中国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及法理诠释。
自1979年以来，我国进入立法的蓬勃发展时期，司法解释也相应日趋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至1993年间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就相当于过去30年所作的司法解释总和的近两倍2。与之相辉映的是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活动和学理研究也相应启动。自建国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长期实践中，司法解释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但其内容主要属政策法律化的范畴，在主体、程序、解释权限上也一直处于无序状态。随着1981年决议的出台，对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下称1955年决议)进行修正，使司法解释的主体、权限得到初步明确。至12月9日最高检察院发布实施《最高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下称19《暂行规定》)；6月23日最高法院发布并于197月1日施行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下称年《若干规定》)，分别对检察解释和审判解释的程序进行规范。以1981年决议为基础，结合最高司法机关的上述规定，司法解释主体得以扩展，解释权限被加以区分，解释程序也趋于规范，当代中国司法解释体制初步建立，司法解释活动呈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态势。但不可讳言，在有效法律文本构建下的司法解释体制不仅未使司法解释的有序状态日趋合理，其异化甚至对文本的背离的现象在司法实践中却日益明显。学理研究对此予以关注，但主要是针对如何在现行规定的基础上使司法解释规范化，忽略了在现行体制下司法解释能否规范化。由此，中国当代司法解释呈现理论研讨与立法实践、司法实践与法律文本相悖的局面，司法解释规范化陷入困境。
(一)主体正当性危机。
1981年决议明确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为我国司法解释法定主体，司法解释主体二元格局由此确定。非司法机关不具司法解释权，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也非正当主体。司法解释权的垄断性与专属性为公众接受，但实践中，行使司法解释权的主体不适格现象比比皆是。非正当主体正当化与正当主体非正当化现象引发主体正当性危机。具体表现如下：
由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引发的学术争论中，否定说显然倾向于在司法权重新配置状态下取消最高检察院的一元主体资格，而肯定说主张在现有司法体制内以程序整合消弥冲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行使侦查权和公诉权的职能部门，如被授予司法解释权，其所作司法解释应具普遍约束力，包括适用于审判机关裁判具体案件。而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对检察解释置之不理现象时有发生，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制导致的这一现象根本背离了法制社会对司法统一的要求。其次，我国的司法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解释体制的形成，主要源自一种经验性事实而非预先设计的结果。如不顾这一事实而仅从法理逻辑上讨论最高检察院主体正当性，其主张可能会与事实根本违背，成为“历史中的聪明人和实际中的傻瓜”。将司法解释权统一归于最高法院行使应是理性的终极目标，而渐进完善过程中，笔者赞成通过解释权逐步限制和程序规制来达到目的。对此，下文将在规范化途径中作深入论述。
2?非正当主体的“合法”存在。这主要是：
1非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如在1980年至1990年间，最高法院共制发152个刑事司法解释，其中有62个是与没有司法权的单位联合制发的。6由众多不具备法定司法解释主体资格的机关7参与制定司法解释，使司法解释内容上带有严重部门利益倾向，解释形式也缺乏严肃性，甚至出现违法司法解释。如11月15日国务院某部就《价格管理条例》有关行政诉讼溯及力的问题规定，“人民法院对《价格管理条例》颁布前有关案件当事人的`起诉，依法不予受理。”此内容直接触及法院的受案范围，并对司法程序进行限制解释。
2下级司法机关即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拥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在1981年决议等法律文件中皆明确规定，处于下级序列的司法机关非司法解释正当主体；1987年3月31日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应制定司法解释性文件的批复》(下简称1987年批复)，亦再次强调“具有司法解释性的文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均不应制定。”但司法实践中，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司法解释权的现象使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由法定一级制表现为多级制的实态。对此现状，反对者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归于最高司法机关，这是司法权独立与统一的要求8；认可者则认为法律解释的意义在于适用法律。将法律解释从法律适用中剥离出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应给予其合法生存空间9。认可者中还有从司法解释与法律具体适用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认为司法解释即为法官适用法律之解释，因此，法官也应成为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主体10。
笔者认为，反对者的主张失于单薄。以审判解释为例，在实践中，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适用解释或称地方司法解释不仅大量存在且具准法律性质。如19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公安部联合制定《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盗窃罪的具体数额标准，并分别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备案。”另外，地方法院作为法律的具体适用者，如禁止其解释法律即会造成报请上级或有权机关解释频繁发生，导致一、二审合一，上诉审流于形式，既不合司法程序公正精神，也会造成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由此，这种一级体制导致的司法审判领域的法律解释权垄断与法律适用主体多级性并不协调，违反法律适用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二)解释权限界定不当。
这主要指二元主体间的权利分割。1981年决议将司法解释分割为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规定意在厘清二元主体间的解释权限，但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屡受冲击，其具体表现为：
1?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内容上的冲突。如最高法院1995年8月10日《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这显然是对《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的应当抗诉的范围进行限制，与检察机关抗诉权形成竞合。
2?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的效力冲突。1981年决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此表述说明，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具有双向约束力，但司法实践中审判解释与检察解释的效力只及于本系统之内。当两机关对同一法律问题存在分歧时，便会各自颁发解释，从而引发司法无序。如最高检察院于1990年、1992年分别制定《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暂行规定》和《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工作暂行规定》，对行政、民事抗诉审级问题进行解释，明确“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未作相应解释，而实践中大多数法院拒不接受同级检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诉讼抗诉案件或以各种形式交由原审法院再审，限制了最高检察院该项解释效力的发挥。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在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本行政区域内案件时可以法律文书中予以引用。可适用却不可解释，显然不合逻辑。在肯定地方法院具有一定司法解释权时，将对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增列为司法解释权内容，符合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依存关系。1981年决议未对行政法规解释作出规定，在实践中通行做法是由行政主管部门承担。1993年3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确定行政法规“本身需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问题”由国务院作出解释，而具体应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行政法规也是人民法院法律文书制作中可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所以这一剥离法律适用与法律解释的规定与上述有关地方性法规解释的规定一样，既不合法理，又会因部门利益不同而造成地方行政法律割据和司法功能残缺。
(三)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
司法解释效力不明确主要包括司法解释的生效、失效时间及其援引力等内容。对于司法解释生效时间，1997年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司法解释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日期为生效日期，改变了过去生效标准不一的情形；对于司法解释失效时间，该规定沿袭自动失效原则，即“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此规定过于笼统，仍应辅之以及时清理、编纂及声明，使适用已失效的司法解释或放弃适用实际效力仍存的司法解释的实效混乱局面得以根除。
至于司法解释的援引力，即可否在裁判文书中引用问题，实践中看法不一，最高法院也先后作了不同规定。1986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遵照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因此直至目前，在裁判文书中直接公开引用司法解释的甚少。对此，有观点主张司法解释仅是如何适用法律的解释，本身不是法律，自不应同法律并列为裁判的根据。如果在裁判中直接引用司法解释，可能会造成以解释代替法律的后果。另有观点认为，由于客观上有些司法解释乃法律漏洞之补充，依之定案的文书如不引用该解释，则使裁判失去了依据。而且既然司法解释是公开的，允许文书引用可使当事人全面了解裁判理由，从而利于法制宣传、减少无谓上诉与申诉，符合诉讼经济原则?。至1989年9月14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执行〈通告〉的若干问题的答复》第4条规定：凡依《通告》从宽处理的案件，在司法文书中可以写明：“鉴于被告能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通告》规定的期限内投案自首或坦白交待罪行，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理的决定。”1993年5月6日最高法院印发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最高法院关于具体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各级人民法院必须遵照执行，并可以法律文书中引用。”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4条规定“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相；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再引用适用的司法解释条款。”综观上述规定，司法解释能否被裁判文书援引的问题仍未真正解决。虽然相对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复而言，后来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问题仍无答案：第一，1997年《若干规定》与1993年《会谈纪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释范畴是否同一?如是，则所许可引用的只能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检察解释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规定》限制司法解释的引用条件，则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释(即无“有关法律条款”时)，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释援引力真正明晰。
(四)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失谐。
所谓抽象解释，指作出解释不是在适用法律过程中也非针对具体案件，而就普遍应用法律问题作出系统的具有规范性的司法解释。具体解释与之相对，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针对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解释。后者显然更接近司法解释的目的：将抽象法律适用于多变化社会关系的导入作用。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虽有很大自由裁量权，但不得脱离具体案件抽象地解释法律或抽象地去制定类似于法律形式的规范。在大陆法系国家，抽象解释被更为严格地限制。抽象解释呈现的法律创制倾向使人们怀疑抽象解释是解释还是立法，是否对立法权有所超越。综观我国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以贯彻或实施某一法律的意见/规定/办法为由，脱离原法律文本进行的解释，其内容与被解释的对象间存在实质差异。究其成因，源自历史惯性与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我国司法解释的发展源于1979年以后这一时期剧变的社会关系与速成立法所导致的法律即时性与立法粗糙。社会关系的急速变动与日趋复杂，使法律的发展面临诸多具对抗性的要求。如一个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依赖于大量地制定法律和规则；而社会转型的现实又要求现行的法律保有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求。同时，立法过程中域外经验与本土经验的冲撞也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的不和谐。凡此种种情态，客观上为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保留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而司法解释作为矫正、弥补成文法立法局限性的有效形式，在立法技术粗糙所致立法不完善、法条过于原则而可操作性差时，可通过细化抽象法律条文以适于操作，亦可通过创制性的解释对立法疏漏补白，从而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起到立法先导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不仅是阐释法条，同时还带有创制法律的色彩。历史惯性之外，抽象解释未顺应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退居次位还有着制度上的原因，主要是：
1?司法解释条件过于抽象。司法解释条件是指司法解释主体在何种情形下才能作出司法解释，此亦为司法解释权正当行使条件。1981年决议只笼统规定司法解释是针对“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最高法院1997年《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其表达相对于1987年决议无任何细化。
2?一级解释体制下的解释权高度垄断导致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的分离，使司法解释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于具体案件的审判过程并针对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从而使司法解释更多地表现为带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释。
出现下级法院对司法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进行请示的尴尬局面。
综上，我国当前司法解释的现实困境根源于司法解释体制失衡。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现实困境的成因中还存在技术原因和司法理念滞后的情形。在技术层面上，首先，长期存在的观念认为司法解释是一种重要司法权力，而忽略司法解释作为一种法律适用手段，其技术存在或者说不同法律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样重要，以致法解释方法单一。随着法解释理论研究的深入，解释方法的恰当运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释规范化系统化，扩充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其次，立法文件疏于界定抽象解释与具体解释的效力层次以及各不同司法解释的效力等级，也是解释效力混乱的原因。在司法理念方面，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而为的具体解释所致解释权滥用使用体解释效力受损，也使司法解释权垄断为解释主体倚重；司法独立观念淡漠使司法解释受制于行政规章、地方立法的情形大量存在。以制度失衡为主，辅之以技术单一与观念滞后是我国司法解释现实困境的原因，也是制约司法解释规范化的主要障碍。
三、司法解释规范化及其途径。
前文述及，司法解释现状中诸多弊端内生于现行司法解释体制，故体制的改革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第一要义。因为，“就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司法解释制度来说，无视其在总体构架上存在的问题，仅仅局限于对现行做法进行清理并使之规范化，意义毕竟有限。而且规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将现状包括不合理的现状固化。”?所以探讨司法解释规范化具体途径之前，观念上的准备实为必要。司法解释规范化是伴随司法改革与完善法制建设而生的命题，但现实中包括许多法官在内的人们对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处于一个肤浅层面，甚至是错误的思路。实践中有关法律解释整合性概念与规则的缺乏，学理研究的尚不充分都将制约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体系化、制度化。更新司法观念、明确司法解释工作指导思想和司法解释工作的原则，是观念更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具体规范化设想得以接纳的基础。
(一)严格司法解释主体，保障司法解释权独立行使。
针对现实中的主体正当性危机，首先应明确无司法权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党务机关、社会团体均无权单独或参与制定和发布司法解释。有权主体独立行使司法解释权应得以必要尊重。行政机关虽有权解释行政法规，但属行政解释，不具当然司法效力。其次，授予下级司法机关的解释主体地位，可避免解释霸权带来的司法解释与法律适用的脱节，亦有益于下级司法机关实际行使解释权的合法化。但笔者反对将司法解释权过度下放于基层法院甚至法官个体。对基层法院及法官应否有司法解释权的争论始于实践中请示制度对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扭曲。因为依司法独立原则，其获得个案解释权(无普遍约束力)极为自然。而顾及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协调性要求，将有权解释主体限于省级司法机关(如省高级人民法院)较为恰当，即省级司法机关可制作在其行政区域内具普遍适用效力的司法解释文件，并规定省级司法机关所作司法解释应报最高司法机关备案；如最高司法机关认为解释不当，可进行撤销并作新的解释。这一建构顺应司法统一，又真正发挥司法解释的灵活性和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也使适用解释制度化、规范化。第三，最高检察院的主体资格问题。笔者主张，一是严格限制所谓“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范围，只限定为刑事程序中与审判无关之内容；二是对有权解释内容进行的解释之效力不具当然普遍性，除非是与最高法院联合制作或得到最高法院认可的，否则只在本系统内生效，即在效力层次上确定审判解释优先原则。
(二)重新厘定司法解释与立法机关活动的界限，规制司法权与立法权之竞合。
前文述及我国的抽象司法解释及类似司法立法的创制性解释现象有着历史合理性，最高法院解释的既定方式和状况乃自然形成结果，其立法先导性质是长期依法审判的重要依赖。这一现象虽具有一定内在合理性，规范化的目标更注重合法性要求。完全将法律解释的疑难问题交由立法机关解决，或采用统一解释法律委员会的方式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笔者主张，一是明确司法解释乃“事后解释”，根本目的不是创制法律，这是其与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本质区别。因此其解释活动应从已有法律条文出发，对条文内涵与外延通过扩张/限制性解释方法的运用，启动司法解释的内在弹性，适应具体而多变的社会生活。二是法律条文没有相应具体规定时，解释仍不能自行创制新规则，而应在原有立法的法律原则或通行规则之上进行细化，这时解释的弹性仍在合法范畴内运作。三是在传统法律原则面对新生社会关系亦无能为力时，可通过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发布“混合解释”来消除司法立法色彩。同时混合解释还可以弥合立法与司法的脱节：司法解释者往往因误解立法意图而违背立法原意；而立法解释又往往疏于法律不能有的放矢。而且我国实践中混合解释也多有采用，如年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即为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共同作出的混合解释，但美中不足在于公安部等为非合法解释主体，不应参与解释。
(三)引入判例制度，强化司法解释的司法裁判背景，以保证司法解释的真实性与合理性。
程序(如讨论通过、公开发布等)亦不具普遍适用和援引力。当前最高法院以批复形式下发的诸典型案例，只能被认为是判例形式导入司法解释的有益尝试，而非判例制度的真正建立。
(四)加强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建立司法解释监督、制约和补救机制。
首先，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能作为法律解释任务的主要承担者，而大量的司法解释具有弥补立法不足的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就至关重要。有学者建议，司法解释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对于违宪和违法的规定或与立法解释相矛盾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予以撤销。其次，明确最高法院对司法解释权利行使实施监督。1997年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16条述及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和专门法院应用司法解释进行监督，但对于监督权的具体行使未加以明确。尤其在省级司法机关赋予解释权可制作相应司法解释文件、地方法院判决可成为判例来源时，最高司法机关的监督权应不限于应用方面的监督，而是承担协调冲突以及通过编纂与清理工作进行解释规范。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注：
1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据周道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统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
3游伟、赵剑峰，《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4杨志宏、王守安、李记华，《论加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5卢勤忠，《关于我国检察机关的司法解释权的探讨》，载《法学家》1998年第4期。
6尹伊君、陈金钊，《司法解释论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1期。
7这些单位既有国家产法机关的下属工作机构(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也有国家行政机关(如公安部、财政部、司法部等)，还有党中央机关(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甚至还有群众团体(如全国妇联等)。
8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9郭华成著《法律解释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10董白皋，《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313页。
周道鸾，《论司法解释及其规范化》，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
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出版，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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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立足于火灾现场的证据的相关问题，主要从证据的发现和提取方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起火点、物证提取。
一、火灾现场的证据的发现。
火灾现场的证据的发现，最主要的是找到火灾的起火点，只有查明起火点，才能弄清火灾的性质，才能更好的发现证据。
第一、起火点的寻找。
1、根据物品燃烧倒塌方向来判断。在一般的火灾现场,起火点及其附近的物品烧得严重,距起火点远的物品烧得轻。有些烧毁的物品向起火点方向倒塌。火被扑灭后,可从现场上各种物品燃烧遗留的痕迹轻重判断起火位置。一般地,炭化严重处为起火点。但应注意的是:有的易燃物燃点低,如汽油、酒精等,遇到一定的温度或有明火时,迅速发生剧烈燃烧,有时还能引起爆炸,破坏能量大。这种燃烧或爆炸造成的后果,比起火点的物品破坏得更为严重。所以要根据火场内的各种物品的燃烧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2、现场内原有火种的地点可能是起火点。火场内如果在火灾前曾有火种,应注意火灾是否由此而起,还应观察现场内的火炉、点火器、火柴、电线、用电器等设备是否安全可靠,查明现场内是否存有易燃物等,以区别失火与纵火。
3、根据当时风向判断起火点。一般情况下,火借风势向外延烧,在勘查时,可逆风寻找燃烧较严重、炭化程度最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起火点。但应注意区别由易燃物形成的炭化区。
4、勘查时,要注意寻找烟熏痕迹。根据烟熏痕迹的走向,从烟痕的逆端寻找起火点。在通常情况下,起火点只有一个,且并非“v”字型烟痕的底部和烧得“重”的部位就是起火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在火灾现场勘查中,发现“v”字型烟痕后要从其顶部向下搜寻低位燃烧物和痕迹,对贴地面物体的底部和内部燃烧炭化情况上下做比较。当发现下部燃烧炭化痕迹比上部重,这些部位往往就是起火点,结合勘查中发现的其他情况,便能够对起火点做出准确的认定。
(2)局部烧得“重”不仅取决于物质的燃烧时间长短、温度高低,而且取决于燃烧物质的燃烧性能、数量、燃烧条件等,不能一概而论。
(3)当然,火灾现场有时也可能几处起火点。这应从放火、自燃、电气线路超负荷或者大风天气造成飞火等方面进行考虑。
第二、应该注意的情况。
2、现场内有无可能产生自燃的物质,如棉花、羊毛、磷等物质；
3、有无电线短路或电火花引起火灾的可能；
4、有无雷击起火的可能；
5、起火的位置、起火的时间及当时的环境根本没有造成火灾的可能；
6、火场内发现人为的火源,且不是无意所造成的；
7、发现可疑的引火物；
8、通过勘查,发现办公室内的`单据、账册被烧、保险柜被盗；
9、火场内有被捆绑的尸体和尸体上有致命的伤；
10、一个地区连续多次发生火灾,或同一时间内多处起火；
11、火场内同时发现多处起火点。
二、火灾现场的证据的提取。
由于物质的形态有三种，而且不同的物质有不同的提法，则分三部分来说证据的提取。
第一、火灾现场气体物证的采样提取。
在火灾现场，如嗅觉感知有特殊气味时，应尽快选择合理的采样方法对现场重点部位的气态物证采样。如用可燃气体验气管、验漏仪及试纸比色法等分析方法。气态物证的采样有如下几种：
1、抽气法。以大量的空气通过流体吸收剂或固体吸收剂将有害的物质吸收或阻碍，使原来空气中浓度很小的物质得到浓缩。根据空气中被测物质的浓度和方法的灵敏度决定所才空气量。
2、真空瓶法。将不大于1l的活塞玻璃瓶抽成真空。在采样地点打开活塞瓶的活塞，被测气体立即充满瓶中，然后往瓶中加入吸收液，使其较长时间接触以利吸收，便于分析。
3、置换法。采取小量空气样品时，将采样器（如采样瓶、采样管）连接在一抽气器上，使通过比采样器体积大6-8倍的空气，以便将采样器中原有的空气完全置换出来。也可将不与被测物质起反应的液体如水、食盐水注满采样器，采样是放掉液体、被测空气即充满采样器中。
5、其他方法,如用密封性好的塑料袋、橡皮球胆、注射器取样等。使用的常见仪器有收集器、吸收管、采气器、真空采气瓶、水抽气瓶、抽气筒等。这些仪器制作和具体操作都较为简易方便。
第二、火灾现场液态物证的提取。
液态物质具有挥发性、流动性、渗透性。因而决定了液态物质燃烧的特点是燃烧速度快、燃烧面广、并且在燃烧的地方会留下痕迹。
液态物证可能存在的地方：
1、浸润在纤维性物质、建筑构件、泥土、水泥地板等材料中；
2、家具的下面和侧面、地毯、床垫、地板裂缝和接缝处；
3、火灾后的死水；
4、各种盛放液体的容器。
对于搜集和提取的各种液体物证，要注意密封保存，以防止发挥，并贴好标签，注明取样时间、取样地点。提取出的液态物证，应及时采取萃取法从杂质中分离出来以便及时检验是哪种易燃液体。
第三、火灾现场固态物证的提取。
故态物证种类比较多，如常见的有易燃易爆性物质以及它们的燃烧残留物、包装品、引火工具、电器元件、有油质的泥土、带有摩擦痕迹的机件。固体遗留物的提取除轻拿轻放防止弄碎、损伤外，应戴上手套或用镊子、垫上净纸在夹角处挟住拿出，放进专用纸袋或匣中。
在具体的场合的提取：
1、爆炸现场残留物的提取。
爆炸性残留物（如炸药爆炸、粉尘爆炸等）除在爆炸中心现场提取物证外，还应在附近物体和地面上提取可能存在爆炸物品的喷溅物及分解产物。这些物证可用小铲或小勺提取在干净的广口瓶里，同时还要提取空白样本，以供比较。
2、电器短路物证的提取。
提取带有短路痕迹的电线，可将这段电线剪下，并按两根或几根电线的原来的相互位置固定在硬纸板上，对于电器闸刀及其他开关应连起固定的底板一并取下，亦保持原来开关的位置，闸刀或开关上的电线不能拆下，应用钳子将它们剪断，是线头留在开关上，以便客观全面分析电器故障情况。
3、注意仔细包装。
火灾现场上所提取的任何固体物证都要仔细包装，除在勘查笔录中对它有所说明外，还应在包装上贴上标签，注明物证名称、提取的火场、采样具体位置、提取时间、提取人员等。
火灾现场的照片和现场制图是客观地反映火灾现场情况及火灾现场物存状态和部位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提取方法。
参考资料：
周李娟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经文保研室湖南长沙。
《浅谈火灾现场勘查》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03期。
黄定宏四川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
《谈谈火灾现场物证的提取》消防科学与技术，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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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说明：学生在执业过程中起草过房屋租赁合同，也办理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法律名称均省略“中华人民共和国”)“租赁合同”一章对当事人权利义务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但由于房屋租赁合同作为租赁合同中特殊的一种除受《合同法》调整外还受《担保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调整，因此实践中有些权利义务容易被忽视。另外学生在处理一些具体案件时也遇到过一些难点，比如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比如“优先购买权”是否必然衍生出“优先承租权”，比如如何认定“转租”、“转让”及“承包”三者的区别，比如国有房屋出租是否必须进行资产评估等等，因此本文试从《合同法》规定的一般权利义务、相关法律规定的特殊权利义务以及实践过程中难点分析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述。
一、内容摘要及关键词。
正文提纲：
一、房屋租赁合同概念、实质要件及形式要件。
二、《合同法》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出租人交付租赁房屋的义务和瑕疵担保义务。
(二)出租人维修义务(可转移负担)。
(三)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
(四)承租人按约定使用租赁物的义务。
(五)承租人妥善保管房屋的义务。
(六)承租人租赁期满返还房屋的义务。
(七)承租人获得收益的权利。
(八)承租人“买卖不破租权”
(九)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十)承租人死亡后的权利。
(十一)承租人在租赁物灭失情况下的请求权。
(十二)转租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三)房屋改善及添附中双方权利义务。
(十四)其他权利义务。
二、其他法律关于房屋租赁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一)承租人提供身份证件，出租人详细登记的义务。
(二)出租人举报承租人违法行为的义务。
(三)出租人抵押告知义务。
(四)出租人纳税的义务。
(五)其他权利义务。
三、实践中难点问题的分析。
(一)税金负担主体及承租方能否以出租方未给付税票作为不履行给付租金的抗辩理由。
(二)转租与转让、承包的法律辩析。
(三)关于优先承租权的考证分析。
(四)租赁合同备案的法律分析。
(五)国有房屋出租是否进行资产评估的法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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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证属于债的担保方式中人的担保，主要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的诉讼时效是关系到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请求权何时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从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止与中断三个方面探讨了我国现行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保证；诉讼时效；起算；中止；中断。
一、概述。
保证是担保的一种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6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即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指，保证合同的债权人即保证债务的债权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期间。因此，也可以看作债权人寻求法律救济，其诉权的持续期间。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法律特征为：
第一，保证合同诉讼期间为法定期间，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或规避。
第二，保证合同诉讼时效针对的是债权人对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承担请求权。
第三。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届满后，产生与一般诉讼时效相同的法律后果，即导致债权人胜诉权的消灭。保证人得以援引该事实对抗债权人的请求权，不必承担保证责任。
第四。由于保证合同具有附从性。因此，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实际上受到主合同诉讼时效的限制。
当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时，可能会涉及到诉讼时效。笔者认为，现有法律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规定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在此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开始。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开始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4条规定：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二)问题的提出。
(1)法律规定“一般保证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似乎不合理，此规定可能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
按照法律规定，20xx年2月1日开始计算保证的诉讼时效。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就债务人甲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乙将由于超过了保证的诉讼时效，丧失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而在此之前，由于丙享有先诉抗辩权。乙不得对丙主张权利。因此，现有法律规定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与保证人丙享有的先诉抗辩权发生矛盾，可能使债权人乙的利益受到损害。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诉讼时效却不同，现行法律规定加重了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1年。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乙对丙的诉讼时效从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
连带责任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与债务人处于同等地位，理应得到法律相同的权利保护。而依据《担保法解释》的规定，如果乙于20xx年5月1日要求丙承担保证责任，此时，主债务人甲的诉讼时效已经过去4个月，而丙的诉讼时效则刚刚开始起算，由此造成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诉讼时效却不相同的情形。实际上。此时丙承担了甲在这4个月内怠于行使自己权利的后果，加重了丙的保证责任。于法不合。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连带保证的诉讼时效，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
《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止没有规定。
由于主债务诉讼时效和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不同。因此当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可能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或者还没有开始。如果强行规定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似乎不合理。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乙于20xx年8月1日要求保证人丙承担保证责任。则当乙对甲的诉讼时效结束时，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还没有进行到最后6个月，此时若强行中止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则与《民法通则》相悖。
再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按照法律规定。乙对甲的诉讼时效从20xx年1月1日开始计算，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是20xx年7月1日至20xx年12月31日。如果直至20xx年2月1日。确定债务人甲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则对丙的诉讼时效刚刚开始即已经超过了主债务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期间。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止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止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
四、关于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
《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担保法》对保证的诉讼时效的中断没有规定。
《担保法解释》第36条第1款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
(二)问题的提出。
(1)在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下，将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区别对待。似乎缺少立法理由。
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而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情形相同，但结果不同，区别的原因是什么。立法者没有给出理由。也许因为一般保证中的保证人责任较连带责任保证轻，通过诉讼时效中断而加强保证责任的强度，但这理由似乎很不充分。
(2)在一般保证中，当保证的诉讼时效开始时，主债务诉讼时效似乎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对于一般保证的诉讼时效，无论是从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还是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依法被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日起开始计算，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不存在中断的事由。
例如，20xx年1月1日，甲向乙借款。期限为1年，丙提供一般保证担保。20xx年1月1日。甲无力按期还款。乙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甲向乙偿付借款。20xx年2月1日判决生效，此时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但是此后不会有任何理由使主债务发生诉讼时效中断。因为诉讼时效的中断原因是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所以一般保证中。无法将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相联系。
(3)与上述诉讼时效的中止相同，保证诉讼时效随着主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中断，在性质上属于加重保证人的责任，与保证的本质属性相矛盾。
《担保法解释》第30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数量、价款、币种、利率等内容作了变动，未经保证人同意的。如果减轻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仍应当对变更后的合同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即保证债务随主债务范围和程度上的减弱而减弱，但并不随主债务范围和强度上的扩大而扩大，除非经过保证人同意。
所以，保证诉讼时效的中断应单独按《民法通则》的规定执行，与主债务诉讼时效是否中断无关。
(三)立法建议。
建议在《担保法》中增加以下条款：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时，并不当然引起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断。
五、结语。
保证的诉讼时效制度对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现行法律制度对该项制度的规定彼此之间存在冲突，由此给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混乱。本文希望通过对相关制度的分析，抛砖引玉，以期理论和实践界对此问题能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法律论文
诊所法律教育因其实践性与公安院校的教学理念十分契合，分析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突破困境的路径,对教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美国的法学教育经历了从学徒训练法到案例教学法再到诊所法律教育法的发展阶段。
最初，在美国要想成为一名律师就必须跟着一位执业律师学习必要的执业技能。
1870年至1895年,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担任哈佛法学院院长并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研究成为学生的主要课程。
19世纪20~30年代，弗兰克(jeromenewfrank)提出“法律诊所”这一概念，并对案例教学法进行改革。
xx年，耶鲁法学院获得由福特基金会授权的职业责任法律教育委员会(councilonlegaleducationforprofessionalresponsibility，clepr)的资金资助成立法律诊所，随后，美国大学法学院多采用这种新的法律教学模式。
xx年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我国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开设诊所法律课程。
目前我国开设诊所法律课程的学校已达50余所，几乎覆盖国内知名大学的法学院与政法院校，并成为法学教育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短短半个世纪，诊所法律教育能够在全球各大洲主要国家广泛开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也依赖其自身的天然优势。
1.诊所法律教育更能体现实践需求。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各类人权运动兴起，诊所法律教育为社会提供了急需的法律人才，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案例。
学生不再是围绕已经生效的案例讨论法律条文、规则和理论，而是面对未决案件，从程序到实体、从事实到法律、从生活到理论进行全面考虑。
2.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更强的技术性。
诊所法律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法律实践的学习培养律师的执业技能。
从表面上看，诊所法律教育似乎与案例教学法、学徒制训练无异，但三者具有本质区别。
案例教学法虽然以案例为载体，但其实质还是理论教学；学徒制重技能训练，但又缺乏理论根基。
诊所法律教育将二者有效结合，在诊所课程中融合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相互配合，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案件的处理中。
3.诊所法律教育更为开放。
诊所法律教育打破传统封闭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改变传统由教师单方灌输知识的方式，转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利用法学理论知识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手段，还需要学习相互协作培养团队精神，更好地与当事人、对方律师、法官、证人等案件相关人员沟通。
在这个全开放的环境中，学生能快速积累社会经验，提高执业技能。
xx年12月26日，在全国公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部长强调，要紧密结合公安院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现实关切，不断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式，推进具有公安特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着力形成课上与课下、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公安院校与实战单位相结合的课程教学体系。
可见，突出实战，加强实践是公安教育特色，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技术性和开放性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公安院校面向实战、服务实战、融入实战的需求。
但是，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也面临着如下困境：
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学校多数通过在各法学院系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的方式实现。
公安院校是公安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院系设置、管理体制与培养模式都服务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警务人才的需要。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虽然受到重视，但其非公安专业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身的发展。
要想在公安院校设置法律教育诊所，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公安院校的教师具有警察与教师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使得公安院校的教师责任更重，纪律更严。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多数教师都具有律师职业资格，但由于警察的特殊身份，很难申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
相比普通高校，公安院校法学专业教师从事律师执业的寥寥无几。
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又离不开这类教师的积极参与，学院仅仅依赖聘请专职律师承担诊所法律教育不仅不现实，也会使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最能体现公安教育特色。
实践中，为了更好贯彻“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公安院校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相比普通高校，模拟实战“练”和一线岗位的“战”占有较高比例。
在此前提下，如何将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合理安排融入到“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中?是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前提性问题。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确实存在一定困境，但因此放弃该教学方法，岂不因噎废食，因小失大。
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在于摒弃传统教育偏重理论知识学习的方式，将法律知识与社会实践融于一体，无论是从理念还是从方法的角度，诊所法律教育与公安院校“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开展诊所法律教育不仅能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促进“教、学、练、战”一体化教学模式在非公安专业有效开展。
因此，思考突破困境的路径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有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设置存在四种类型：一是在原有公益性机构如法律援助中心的基础上设置诊所；二是挂靠有关研究中心设置诊所；三是与有关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合作设置诊所；四是直接设置法律诊所。
公安院校法学专业直接设置法律诊所存在困难，但可以借鉴其他模式，结合公安院校自身特色，利用现有的实习和公众服务平台来开展诊所法律教育。
以湖北警官学院为例，该校长期与地方市、县保持良好的实习合作关系。
在教师带领下每位学生都要参与为期半年的实习，公安院校法学专业可以充分利用实习机会将诊所法律课程融入到一线岗位的“战”中。
湖北警官学院还设有司法鉴定中心对外开展鉴定工作，法学专业可以与该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对来申请鉴定的相关案件提供法律援助。
通过实习与公众服务平台冲破机构设置的困境，打开获取案件的渠道。
公安院校教师因双重身份限制了其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但《司法部关于公安警察院校教师可以担任兼职老师的通知》明确表示，公安警察院校的教师中符合律师条件的，经考核批准后，可以在当地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担任兼职律师。
实践中，虽然很少有公安院校教师能成功兼职律师，但根据相关文件，学院应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争取兼职律师执业资格。
除此之外，公安院校应加强与其他法律部门、组织的联系，聘请法官、律师兼职诊所法律教师，与其他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机构展开互助合作，扩展渠道，解决教师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专业院校与普通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特别是诊所法律教育的课程必须围绕专业需求，体现专业特色，除了掌握基本法学理论和法学技能外，还必须重点把握公安业务中涉及的法律理论及公安法律运用技能。
在课程设计上，可以结合学院开展的实习训练，根据一线公安工作实际情况，将具有公安特色的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融入到实习中。
具体课程需要教师深入一线广泛调研，结合课堂教学经验，科学合理设计以保证在实习过程中既能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又能解决公安一线工作实际问题。
[1]allegaleducationintheunitedstates：in-houseclinics,externshipsandsimulations[j].journaloflegaleduca-tion,2001,51(3)：375-381.
[2]柯岚.诊所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其法理学意义[j].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6(3)。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
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法律论文范文
法律论文提纲范文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在(muqianwoguoguojiapeichangfazai)贯彻实施工作的过程中存运橹权行为难以依法得到确认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及赔偿案件审理难度大等问题充分认识实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规范刑事司法侵权行为的确认工作大力培养、造就一支机构独立、人员稳定的高餗质赔偿工作队伍使得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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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论文要求及书写规范【3】。
一般而言，非211、985学校的本科毕业论文字数在6000-8000左右(工程类需要制图的专业则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一些要求较高或者重点学校则要求论文字数在1万左右或以上，总之各个学校在论文字数上的规定都有细微的差异。
一、本科生毕业论文主要内容。
1.题目(宋体，小二，居中)。
3.英文摘要，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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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文;字体：宋体、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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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内容包括：作者题名，刊名，年，卷(期)：起始页码-结束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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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写格式要求：填写项目必须用碳素或蓝黑墨水钢笔书写;。
2.文稿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版面整洁，便于装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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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论文规范审查工作由指导教师具体负责，从毕业论文质、量、形式等规范方面对论文答辩资格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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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质、量、形式等方面审查不合格者，应责令其返工，直到达到要求为止，否则不准参加毕业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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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毕业论文(设计)封面(教务处统一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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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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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在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健全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当然受到的冲击更大。
而合同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基本原则之一，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此，对这一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实意义非凡!本文将围绕合同自由原则的含义、渊源、价值、地位等方面进行论述。
大学生校内网()。
关键词：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
一、合同自由原则概述。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
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大学校花校草，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
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
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
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
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
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
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
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
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
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
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
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
(1)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
(2)。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起源。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优士丁尼的《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合同自由思想，但合同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始于近代民法。
合同自由原则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其经济理论基础，
以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为其哲学基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经济基础。
首先，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合同自由观念的经济理论基础。
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政府干预有害而无利。
每个人平等的进行自由竞争，既促进社会的繁荣，也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竞争而非干预竞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渊源。
其次，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理性哲学认为，人生而平等自由(天赋人权)。
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选择下，
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意志自由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限制越少越好。
这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
再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合同自由原则的经济基础。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使市场突破国界，达到全球，这为合同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合同自由原则的价值。
一、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
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进步:。
1.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属于私法范畴。
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
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2、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3、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
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
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
应该讲，毕业设计论文总结，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4、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法律专业法律论文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法律专业。
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
论监狱民警再社会化/孙竽法律论文网
监外执行是行刑社会化、技术化、效益化和人道主义的综合体现，其含义在司法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狭义说认为，监外执行就是暂予监外执行；广义说则认为，监外执行是指在监管场所以外执行刑罚（死刑除外），包括暂予监外执行（含保外就医）、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和假释。不难看出广义说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利于犯罪控制。随着“严打”斗争的深入开展，监外罪犯（又称监外执行罪犯、外执犯）也相应增多，脱管失控、再犯罪（又称重新犯罪、又犯罪）等现象不断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监外罪犯人数之多，再犯罪来势之猛，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监外罪犯的特点――再犯罪的内因。
（一）监外罪犯素质较低，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从办案情况看，监外罪犯85%以上是高中（不含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占很大比例，由于综合素质偏低，是非辨别力和意识控制力不强，容易导致再犯罪。另外，监外罪犯没有在监管场所接受完整、系统的教育改造，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往往恶习难改，甚至成为惯犯。例如，文盲罪犯田某1990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1995年假释后该犯又伙同他人盗窃，于4月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同年8月就因其患有肺结核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该犯疯狂作案27起，盗窃价值3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此类罪犯犯罪意识强化，犯罪动力定型，犯罪手段高超，犯罪强度很大，非常难以改造。
（二）监外罪犯承受的社会压力较大，物欲型犯罪比较突出。监外罪犯在社会中服刑，来自内心、家庭、社会的压力很大，他们或体弱多病、或好逸恶劳、或就业无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少迫于生计走上再犯罪的道路，因此再犯罪中财产型犯罪比重较大。据统计，我市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83.3%是盗窃、抢劫等物欲型犯罪。
（三）监外罪犯容易拉帮结伙，团伙作案、流窜作案较多。在监外罪犯再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是团伙作案或流窜作案。这主要是因为监外罪犯难以为主流社会接纳和认可，在自己的圈子中能够产生认同感，加之在监狱中也结识了不少“狱友”，不可避免要相互联系、交叉感染，从而形成犯罪团伙，在成员熟悉的地区间流窜作案。
（四）监外罪犯反侦查能力较强，存在侥幸心理。监外罪犯都有过“进宫”的经历，了解了一定的法律知识，通过总结自己以前犯罪的“经验教训”，具备了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随着犯罪技巧和手段也不断提高，比较容易产生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重新犯罪。
二、监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再犯罪的外因。
（一）司法机关作出监外执行判决、裁定或决定时把关不严。我国法律法规对监外执行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和审批程序，暂予监外执行必须由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或公安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假释必须由执行机关呈报人民法院裁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则必须依据人民法院的相应判决。但司法机关在作出监外执行决定、裁定或判决时存在把关不严的现象，以钱抵刑、以情代法时有发生，这在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中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一是，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对不符合条件的罪犯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对在押罪犯不按规定、不看表现、盲目进行考核加分和奖励；三是，在呈报和决定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时违反法定条件和程序，有的监管部门为了减轻监管压力而违法拒收年老、患病罪犯，个别看守所为了减轻负担将这些罪犯放宽条件监外执行。例如，罪犯孙某1994年3月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因患性病被监狱拒收，同年5月被保外就医。保外就医后的第二天，该犯就冒充看守所长到在押人员石某、姜某家中，以办理保外就医为由骗取现金2450元，以后又撬门破锁盗窃作案21起，社会影响极其恶劣，1995年6月又被判刑收监。因把关不严使一些本应在监内服刑的罪犯变为监外罪犯，这些人大多没有彻底转化，成为再犯罪的高危人群，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二）在交付执行过程中容易造成脱管失控。在对监外罪犯的考察中发现，脱管失控大都是由交付执行环节中司法机关的配合衔接不到位造成的。一是，人民法院没有将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没有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等及时送达执行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有的监狱甚至把相关法律文书让罪犯自己带回，造成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的情况；二是，针对刑事自诉案件作出的缓刑判决，法律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将判决书副本送达检察机关，致使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掌握的缓刑犯底数不一致，给监管和执行工作带来不便；三是，监外执行中，原执行机关、决定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机制，造成脱管失控。
（三）执行机关和帮教组织履行职责不到位。监外罪犯的执行机关是县（市）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具体一般由罪犯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对监外罪犯进行监督考核，基层派出所警力有限，业务繁杂，常常是“重办案，轻监管”，从而使监外罪犯逍遥法外，处于执行真空状态。例如，罪犯骆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被假释，到当地派出所报道后就外出经商，执行机关长期不对其进行监督考察，脱管失控近一年，20又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帮教组织的成员主要由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员组成，他们往往疏于监督、不愿监督，个别监外罪犯横行乡里、寻衅滋事，帮教人员避之忧恐不及，更谈不上监督教育。例如，罪犯王某假释后回到村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要求村委给他增加待遇，不答应就大闹村委会，到村干部家吃喝拿要，严重影响了村里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四）检察机关监督检察职能没有充分发挥。监外执行检察是监外罪犯再犯罪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有些监所检察部门一直高度重视对监管场所内的执行监督，忽视甚至无视监外执行监督。在监外执行检察中，往往处理不好敢于监督与善于监督的关系。一是，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管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敢或不愿检察纠正；二是，仅满足于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书，忽视了落实和改正的情况；三是，监督方法不科学，要么浮在面上，发现不了问题，要么一沉到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大包大揽，事倍功半；四是，客观上存在一些不利于检察监督的因素。例如，《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书面意见送交批准机关；认为假释裁定不当的，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但却没有规定决定机关和人民法院必须在作出决定或裁定后多长时间内将法律文书送达检察机关，有的在半年以后才送达甚至根本不送达，造成了检察监督的严重滞后。
罪。从我市办理的再犯罪案件看有70%以上的罪犯家庭残缺。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也是滋生犯罪和诱发再犯罪的“肥沃土壤”。社会中出现的拜金主义思潮、“黄赌毒”现象以及财富的两极分化，促使一些人将“不劳而获”的思想合理化，甚至把犯罪当成了发财致富的正当途径和门路。另外，广大公民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监外执行检察――再犯罪控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手段。
打击、预防、减少再犯罪是一项综合治理的宏大工程，需要司法机关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任何环节出现漏洞都可能给再犯罪以可乘之机，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监外执行检察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监外罪犯执行情况的检察，而应当贯穿于监外执行的呈报、审批、执行、帮教的全过程，从而能够针对再犯罪的内因和外因，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实现对再犯罪的控制。具体而言就是要：
（一）高度重视，严格把关。监外执行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点之一，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必须高度重视，严格把关。一是事前监督。监所检察部门（尤其是派驻检察室）应当深入监管改造现场，认真调查，掌握罪犯的刑期、改造表现、疾病和伤残情况，对于可能符合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要做到心中有数；二是事中监督。列席监管部门研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会议，参加对罪犯的身体检查，认真审查拟提请或呈报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发现不当应当及时提出纠正；三是事后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判决和假释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监狱管理部门作出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要及时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发现不当，根据情况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建议或抗诉。通过严格把关，确保不符合条件的罪犯不能监外执行，从源头上减少了监外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和再犯罪可能性。
（二）狠抓办案，打击犯罪。狠抓办案、打击犯罪是监督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手段。一是，要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和震慑监外罪犯再犯罪，把惩治犯罪与预防工作相结合。二是，要严厉打击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加强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查办力度，把查办案件与纠正违法相结合。
（三）全面检查，重点转化。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惩罚与教育改造的辨证统一，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因此监外执行检察重点是加强对公安机关监管执行活动的监督而不是对具体监外罪犯的活动进行监督。一是，要监督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档案管理是否规范、执行措施是否落实，帮教组织是否建立并发挥作用；二是，监所检察部门每半年会同公安机关对监外罪犯开展一次联合检查，不定期开展抽查，发现存在脱管漏管和丧失监外执行条件仍未收监等违法现象应及时纠正、建议；三是，监督和配合公安机关做好普法宣传和重点犯、危险犯的监督考察和教育转化工作。
（四）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以“严打”整治斗争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契机，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立体交叉的“三级再犯罪预防体系”。一是，加强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法院、监管部门之间的配合，尤其要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和有关情况的通报，从宏观上预防再犯罪；二是，加强与基层群众帮教组织的配合，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帮教措施，使他们能够发挥在监狱里学到的一技之长，切实做好监外罪犯的转化和改造工作；三是，加强与监外罪犯亲友和广大群众的联系，照顾好监外罪犯的生活，充分发挥他们对监外罪犯的教育和感化作用。
（五）完善立法、明确责任。有关监外执行和监外执行检察的规定多见于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等单独或联合发布的文件之中，数量多、政策性强、效力不明确，相互重复、冲突甚至矛盾之处并不少见，《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固然权威但又过于原则，迫切需要制定一部系统、完善的监外执行法规。该法规应涵盖监外执行的种类、条件（尤其是保外就医条件）、审批程序、执行、检察、处罚等各项内容，并多作一些硬性规定，如：“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后十五日内将批准的决定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责任明确、执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