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读后感（实用19篇）

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之后，对书中内容的思考和感触的总结。以下是一些对经典作品深入解读的读后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新的思考角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从年前一直读到年后，断断续续竟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这本小小的书。读此类学术性很强的书籍，我向来读的慢。不过每天读一点，反倒读的下去。

豆瓣书评中，很多书友说书读起来稍感艰涩，因其艰涩难免让阅读枯燥无趣。诚然，钱穆先生在书中的用语和现如今的大白话相差甚远，但我反而觉得，书中的遣词造句尽显大家风范，很多语言和描述都值得反复品味。用某豆瓣友邻的话来说，别人需要长篇累牍才能讲明白的事情，钱穆先生三言两语便能道个明白。

读了这本书，我愈发觉得，天下道理，无不相通；讲政治的书，如果仔细体会，深谙其意，何尝不能用诸生活和工作中，甚至对人生有启发意义。

下面是几点读完本书的感受，记录之。

可能是受初高中历史教育的影响，也或许受影视剧荼毒，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和皇帝往往都是“专制”“皇权”等等刻板映像。但是在书中可以看到，汉唐宋时期的皇帝并非独裁专制，“皇权”是受到“相劝”的制约的；到明代时，宰相虽被明太祖撤掉，但明朝皇帝依然受制于当时的制度，绝非专制；直到清代时，才实现了专制，但也并非皇帝个人的专制，而是皇帝背后的满洲部族的专制。但清代的专制也有其历史原因所在，绝不同于前朝历代。

而我们后世人好像以一清代就代替了历朝各代，确实既不客观又不公正。

这一点认识对我的冲击算是比较大的，自己笃信了十几年的事情，忽然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推而论之，生活中有多少我们觉得是对的、深以为然的事情，可能并非如此，但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对的，便不会去追究其真伪，所以如非机缘巧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背后真相。

钱穆先生在书中说：“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

后世人看待古代政治制度总习惯以“封建、专制”一言以蔽之，先不说光谈专制本身就是偏颇的，只说封建也不一定就是错的、不好的，细论起来，如果一个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错的，断不会延绵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必然是其产生之初利大于弊才会被大众所接受。

现代人总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不如国外，但中国的教育制度延绵数千年，自有其道理在。我们也不能一棒子抡死。

钱穆先生在书中反复强调，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须知道此制度实施时期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也既“历史意见”。

而后世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已往的各项制度，用“时代意见”裹挟“历史意见”，未免是站在上帝视角。

这让我想到，作为互联网从业者，有时我们习惯性去点评别家的产品，大有一副指点江山的架势；但是抛开每个产品内部的环境和条件，以及其他我们不可知的背景，我们妄自评判实在可笑。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朝空降而成也不是一夕拔地而起的，自有其历史因由。

有些事情孤立地去看，只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去看，很可能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如果往回看看，追究事情发生的起源和历史，却能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推而论之，我们现在的所有处境，都是我们的过往造就的；遇事只停留在当下埋怨，不妨回到过去寻求原因。

最后一点让我影响很深刻的是自汉唐以来就存在的谏官制度。

书中描写，唐朝皇帝和宰相议事时，谏官可参加列席。有时宰相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谏官却可直言；但谏官本身阶位却不高，皇帝听其言，是因为谏官本身职责便在谏言，不关乎其身份高低。

这让我联想到，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抛开对个人的偏见，仅就其职责和专业性看，沟通是不是会更顺畅；在此前提下，即使大家互有争论，但只从职责看，也断不会有大的不良影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前不久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主要讨论了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通过这些勒定成文，看似硬梆梆的制度，向我勾勒出古代的政府这一政治机器是如何运作的，通过这些政治制度，也似乎朦朦胧胧的看到古人，尤其是古代的士大夫，古代的官吏甚至古代的平民百姓们，他们过的什么样的生活。虽然写得是制度，但是因为它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人的生活，人的一举一动，而显得活泼，从而使其本身也迷人起来。

以上这些，是读完这本书后的一些感性，抽象的认识，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理性的，具体的认识，即读完这本书，我学习到了什么。

书的内容很多，我挑其中的三点来说。

第一，我了解到了人事和制度的区别。什么是人事呢，就是用人以治事，关键在于人。制度呢，就是一些法令法规等等。人事灵活而制度稳定。一个政治机器的运作是即需要人事也需要制度的`，二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维持一个政府的运作。有好的人事却没有好的制度，比如东汉初年，汉光武帝把政权全都操在自己手里，三公九卿只是名位高而无实权，这样做，当你是一个好皇帝的时候自然是风调雨顺，可是如果皇帝坏了，而政权又全都集中在皇帝手中，没有了约束皇帝的制度，那么政府的运作肯定会出现问题。这就是“有事无政”有好的人事而没有好的制度带来的弊端。同样的，有好的制度而没有好的人事也会出问题。比如唐代有账籍制度，每隔几年来对各个地方的人口进行普查，通过人口数量来分配土地，收税等等，这是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需要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这些繁琐工作做久了，人们难免偷懒马虎，这种人事的松懈使得这一制度后来也崩溃了。所以说，不仅要有好的制度，也要有好的人事，二者相互配合，这样才能维持政府的运作。

第二，我了解到了制度的特点。一、制度会随着人事的变动而变动，因为制度说到底是由人来制定的，要了解某一时代的制度先要了解那个时代的人事。二、制度总是有利有弊，评价某一制度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时代性，要设身处地的站在那个时代进行评价才显得真实而客观，不能乱开上帝视角，以当下时代的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三、制度的出现与成熟必定伴随着某种需要，包括外在的需求和制度设立内在的用意，虽然时过境迁，我们可能不了解，但是也不能随意揣测。四、各项制度之间绝不是相互孤立的，一定是相互配合的。

第三，关于制度运用的实例我有了一些了解。比如汉代的大一统局面其实和当时的政治制度，考试制度有关。从汉代选举“孝廉”开始，中国历代的选举或者考试都是分区定额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和经济文化进步的地区都一样的照人口比例来考选，因此，中央政府里，永远有全国各个地域的人民来参加，中央政府永远代表着全国。同时各个地方又都是郡县制而非世袭，郡县长官由中央指派，一般也避用本县人使得地方政府避免陷于地方性，这样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维持。

书中内容丰富，先写这三点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再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掌人事任用。官吏须先经过考试，再由吏部分发任用。五品以上由宰相决定，但吏部可以提名；五品以下全由吏部依法任用），户部（掌民政户口），礼部（掌宗教教育），兵部（掌军事），刑部（掌司法），工部（掌建设）。此六部制度，自唐代至清末，推行了一千多年，不过次序时有变动。唐初为吏、礼、兵、户、刑、工；太宗时改为吏、礼、户、兵、刑、工；宋初为吏、兵、刑、户、工、礼；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改为吏、户、礼、兵、刑、工，该次序为以后所沿袭。

六部相较于汉代九卿，可说是一大进步。汉代九卿如光禄勋，相当于皇帝的门房，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唐代正名为“吏部”，名称恰当。又如掌管军事的卫尉，仍是对宫廷言；唐代称为“兵部”，职名始正。太常卿偏于皇家祭祀；唐代改为“礼部”，确定为政务官。由此可见，只论汉、唐两代官名的变化，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还是从观念讲，都是很大的进步。汉代九卿，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情的家务官；唐代的六部，显然是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

尚书省是唐代中央政府组织中最庞大的机构，其建筑亦相当宏大。总办公厅名为“都堂”，两旁为左右两厢，吏户礼三部在左，兵刑工三部在右，由左右仆射分领，每部分四司，共二十四司。尚书省各部主管，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遇事易于洽商；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如有“参知机务”或“同平章事”头衔者，可去政事堂出席最高政事会议。唐代有名巨著《唐六典》，系玄宗时依唐代现行法规而编纂，因记载六部的组织、用人、职务分配等而闻名，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的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均有详细规定。终成中国历史上行政法规的巨典，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奉为圭臬。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大体以此书为典范，无多变更。此后中央政府的变动只在发布命令的中书门下，至于执行命令的尚书六部制度，则从未有大变更。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为《唐六典》。前者为中国先秦时代人的“乌托邦”，纯系一种理想政府组织的描写。其最值得后代重视的是，政治理想的全部制度化，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而是具体严密的客观记载。由此便可想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天才并不落于空谈玄想，而能把一切理论化成具体事实排列开来。所以，《周礼》虽不是一部历史书，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看，而大体上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应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至于《唐六典》，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虽富理想，而已成事实。只由《周礼》演进到《唐六典》，也可认为中国政治历史上的极大进步。对于《唐六典》，不应仅当它是一部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同时应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体现着唐代人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思想、对实际情况和特殊情况的考虑，一切制度决不会凭空无端产生。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相较汉代有了进步，但地方政府却不如汉。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首推汉代。唐代已渐渐演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而外轻。

唐代地方政府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比汉代多出两百多。“县”以上为“州”，全国有358个，比汉郡多两倍余，刺史为“州”的行政首长。唐县依三千户、六千户分上、中、下三等；汉县仅分两级，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为“令”，万户以下为二级县，长官为“长”。可见唐县比汉县小。唐州依二万户、十万户分上、中、下三级。这较诸汉郡，相差更远，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的职权比汉代相差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吏部。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一心升迁，各怀五日京兆之心。政府亦只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分为多级。不像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升转也灵活。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才定黜陟（指人才进退，官吏升降）；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渐分清浊，极大影响行政实际效力。

说到地方行政，便须附带述及监察制度。唐代设有“御史台”，不属于三省。即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的，这是与汉代相异的点。

中宗后，御史台分左右御史，左御史监察中央，主要是监察尚书省六部，中书门下并不在列，谓之“分察”，右御史监察地方，谓之“分巡”。派去监察的御史，称为“监察使”“巡察使”“按察使”或“观察使”。在唐代，名义上是观察使被派到各地区巡视观察；实际上则常驻地方，成为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由本来的两级变成了三级，最高一级名不正言不顺，形成了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若监察使巡视边疆，停驻边防重地，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节度使在其地域，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拥有该地区的用人大权，形成了“藩镇”。而且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形成了军人割据。东汉末年的州牧即如此，而唐代又蹈其覆辙。安史之乱也由此产生，安史之乱后，此种割据局面更加强大。其先是想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尾大不掉，中央指派大吏到地方，在剥夺地方职权后却回过头来反抗中央，终至唐朝灭亡。这与后来清代情形相似。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使”，清代总督、巡抚，应如钦差大臣般，临时掌管军事。但结果常驻地方，权力压在布政使上面，致使中央集权地方无权。而后此辈巡抚、总督不受中央节制，于是便解体了。

唐代，其中央行政比汉代进步，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中央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这是一大缺点。而由军队首领来充任地方行政首长，则更是大毛病。唐室的崩溃根源即在此制度上。总之，中国是一个土广民众的国家，必须统一，实不宜过分中央集权。这在中国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黑猩猩的政治》读后感字

阅读之前没有真相。还记得以往上政治课时背过马克思说，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是人会使用生产工具。等一下，进入了荷兰阿纳姆动物园观察这群黑猩猩后，会发现原来黑猩猩会用经过特别加工的树枝探入白蚁穴里以获取白蚁。更进一步，它们，不，他/他们，还会在人类引导下，学会美国手语且自如交流。

万猩有灵，走近这群生灵。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因关于黑猩猩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来到荷兰阿纳姆动物园，他与他学生持续性的科学观察，让我们知悉了这些可爱的生灵个体。大妈妈，睿智的母性。她甚至跑出了圈养圈，悠闲来到动物园内的餐厅就座喝饮料，恍如caesar的cosplay。耶罗恩，猩群的首领，老练的政客，可以从他的身上发现诸多人类政客的影子。

鲁伊特，耶罗恩地位的竞争者。茹丝耶，可爱聪颖的女娃娃，不禁激起自己本能的母性情怀。愈往后翻，愈发现每一黑猩猩独一无二的性格特征，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好恶，最喜格勒律与茹丝耶。他/她们也会互相表达爱意与善意，也会发脾气使性子，更会为了在群体中更好的相处，表达特有的和平共处行为。

黑猩猩的镜映，社交圆舞曲。虽然耶罗恩是这群黑猩猩的统领，但花无百日红，权斗永无穷，权力更迭不知不觉出现了。一开始，雄黑猩猩鲁伊特挑战耶罗恩，会被其他雌黑猩猩反对。可渐渐的，随着次数的增加，雌性们对他的求助开始表现出不再同情与麻木。耶罗恩自身也从频繁发脾气改为最终的沮丧，甚至是认清现实，最终“问候”了鲁伊特。王座的易位，与人类世界的勾心斗角，并无二异，权威、支持、联盟、示威、示弱，最终拜于胜者的脚下。

不仅如此，黑猩猩们更有三角关系意识。在精神分析中，儿童一到俄狄浦斯时期，孩子逐渐解除了与母亲的二元关系，开始把父亲作为第三个客体，家庭关系出现三角性，男孩形成与父亲的再度竞争，女孩则逐渐将父亲视为最理想的客体。

在雌黑猩猩的日常社交中，同样有这样的三角关系模式。“有一天，弗朗耶带走了吉米的孩子……吉米闻声跃起并急匆匆朝弗朗耶奔去。……正在这时，安波出面干涉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自己也提出：“如果没有三角关系意识，那么，旨在和解的调解、离间性干涉、告密和结盟都会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会不会，黑猩猩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与人类也是类似的呢？有点好奇弗洛伊德如果知悉，会作何解释？

以上总总，都证明了人类两性与黑猩猩两性在社交联盟方面的相似点。“我们对猿类知道得越多，他们看起来与我们就越像，正如他们的遗传物质所暗示的那样。”

虽然人类每天只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在远处观望，但这并不代表黑猩猩们会忽略或不记得我们。研究项目结束后，每每作者回到黑猩猩园区附近，大妈妈听闻都会跑来用黑猩猩独特的语言打招呼。以往有此别的物种时隔多年牢记人类的现象，都会被称为通人性。实则不然，并不是通人性，而是他们本就如此啊。

《政治的概念》读后感字

这篇实际是我11.9课上的发言稿。

关于施米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政治是关于生存的。

政治的基础是敌友划分，敌对关系是国家间的常态，很多人将这种看似“冷酷”的观点理解为政治本质的邪恶或不讲人情，但施米特使我认识到，要从生存而非道德的角度评判“人性本恶”的观点，国家间敌对的原因不是参与政治必然导致人们道德沦丧，而是现实的生存需要必然导致普遍的敌对状态。在我看来，施米特眼中的政治更多是霍布斯视角下必然的生存需要而非卢梭视角下被建构的契约。也就是说，政治高于人，而非人高于政治。

这种观念使他的思想更实际、更现实。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念和浪漫主义的价值判断是对政治本质毫无用处的掩盖，他撕开这些外表的掩饰，探究不同的政治制度或宪政条例究竟会通向何方，探究在现实中政治的出路在哪里。举例来说，他分析魏玛民国时，关心的不是魏玛宪法的设计是否完美符合议会制的理想，而是议会制本身是否还有正当性、这部宪法在现实实践中究竟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施米特的思想中，民主或专制只是政治的不同形式，关键在于政治的现实与本质。就像议会制沦为政党政治那样，如果这种政治的形式脱离了本质，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

在这种对纯粹政治现实的探究中，施米特始终保持的一点是，在政治领域排除道德判断。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一个危害是，不能正确认识政治现实。中国的政治思想传统使很多中国人习惯于将政治评价与道德判断视为一体，在这种思想下，国家领导人时而是奉献社会的“父母官”，时而是不近人情只讲利益的纯粹“理性人”，时而是将国家作为牟利工具的坏人。在“道德政治”的评判体系中，国家实行政策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异化”，要么是统治阶级维护精英团体利益的考虑，要么是某种不为人知的“黑幕”。

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所欠缺的是，它从未在将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从生存的角度考虑国家存在的正当性。在施米特的思想中，国际政治是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时刻处于和所有国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敌对与竞争不只意味着精英集团的利益角逐，更意味着每个国家、每个人最根本的生存。将政治原因化约为简单的“好”“坏”判断看似能解释一切，实则无法真正认识政治现实。而坚持这种观点的人，甚至会消除自己作为个体的政治性：如果一切政治行为的背后都是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性因素，国家不合理行为的源头是官员个人的道德败坏，那么政治现实就是无法改变的，我们也就根本无法对政治做出任何改良，每个普通人都会沦落为完全的被压迫者。在网络上或现实中，我也确实见到过很多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客观存在的法律或政治制度只是掌权者的工具，认为所谓的“社会黑暗”源于掌权者的道德败坏，进而感到绝望甚至愤世嫉俗。在我看来，这种对政治主观性的价值判断是错误且十分危险的。

将道德与政治结合的第二个危害是，加剧了政治的残酷性。我个人的理解是，当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掺杂道德因素时，每个人都作为完整的、独立的、不同的个体存在，无论外在的竞争多么残酷，都不会危及个体本身的存在与性质；而当道德因素进入政治领域时，因为道德具有主观性，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就会延伸到每个个体的本质，从而威胁到个体的存在本身。这时，因为“道德”本身作为一种客体参与到了竞争的敌对状态中，道德就可以作为一种否定敌人的武器，又因为道德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组成个体独特性的内在的主观性因素，这种否定也就变成了对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根本性的否定。

而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就像施米特所说，也从相对敌人变成了绝对敌人。

总的来说，对于政治，应该从现实的、本质的角度考察其作用，不能以某种“崇高的”价值观为指导而抛弃现实实践的考量。是每个人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需要建构了国家，还是国家是每个人生存必然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对于施米特来说，答案显然是后者。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起到清朝的覆灭，前后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在这几千年中，朝代更迭，制度兴灭，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都与之休戚相关。春秋战国的诸侯割据，秦朝的大一统，西汉的辉煌，唐朝的盛极一时，宋朝的积贫积弱，明朝的黑暗，清朝的翻天覆地，都与当时的政治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把一个朝代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这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就是它的根系。伴随着中国的版图不断地扩大，如果没有较为完善、考虑周全的政治制度，这棵大树就难以茁壮成长。从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一种政治制度是普适的、完美的，因此我们要做的是从中汲取精华，吸取教训。

钱穆先生作为清末与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选取了汉代、唐代、宋代、明代、清代五个朝代对它们的政府组织、选举制度、经济制度、赋税制度、兵役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纵向的比较，进而得出了一些有关历史发展的结论。

初读此书，我对之前不甚清楚的政治制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再读此书，我横向地看到了政治制度与整个社会的联系，纵向地看到了历史变迁的轨迹。

政府组织是政治制度的根本，从一朝的政府组织可以看出窥见当时的政治风貌。在中国古代的政府组织的更替过程中，主要存在两对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的力量。一对是皇权与相权，另一对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整体的趋势是皇权加强、相权衰落，中央集权加强、地方权力衰落。过去我们总把古代的政治制度用“封建集权”一言蔽之，然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提出，尽管看起来皇帝处于所有人之上，统管天下各种事务，但实际的政权却是在政府手里的。宰相代表政府，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简单来说，皇帝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宰相则是决定政治的人。在相权极度衰落，皇权不断加强之前，古代政府是皇权与相权互相制衡的。因此如果把中国从秦汉以来的政治制度都描述为“封建统治、皇帝专制”恐怕是不合适的。在秦汉时，我们有郡县制，中央政府设有三公九卿，宰相统领行政权。到唐代，相权被分割，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职权加起来才相当于汉朝宰相的权力;到宋代，相权愈加衰落，只剩中书省在皇宫内承旨，设立了专门的选人用人机构，财政、军事权也被分割，皇帝专制也随之加强，但还并未形成完全的皇帝专制。而到了明清两代，宰相被废除，行政权落入了皇帝的手中，此时才是真正的皇帝专制。历史上有明君也有昏君，但即便是明君也难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有充足的精力来独自治理好整个国家。皇权的加强是权力欲望的膨胀，是对拥有的权力的一种不安全感。从皇权的大小与社会兴衰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过度的皇帝专制是朝代覆亡的一大原因。

纵然适当的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安定，但过分的专制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活力的缺失确是不可估计、难以弥补的的损失。在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张，如何管理好这一大片土地是一大难题。如果过度中央集权，地方政治将会失去活力;而如果过度放权，则会出现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稳定。由此观之，集权和放权的平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的平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回看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发现，在汉唐时代，重要的是解决地方的混乱问题;而在明清之后，更大的问题则是如何避免过度集权使整个国家失去活力。

土地是古代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制影响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钱穆先生在书中说：“四封之内，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这描述的是先秦时的井田制，井田制下土地名义上为国家所有，实际上被贵族占有，农民只有对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随着私田的开垦，这种制度也不复存在。到了汉朝，则实行的是土地的私有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进行征税。但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是土地买卖兼并的情况，富人拥有大片土地，而穷者却没有赖以生存的一亩地。而唐朝则是沿袭了南北朝和隋朝的均田制度，国家将土地分给无地耕种的农民，在耕种一定年限后土地归农民所有，在死后归还国家，此时的税额仅为四十收一，极大地为贫穷百姓减轻了负担。

形容政治清明时我们常说“轻徭薄赋”，因此除了土地与税收之外，影响百姓生活水平的还有徭役。在唐代以前，兵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可以说是“全农皆兵”。由于军队储备是一个国家的必须，取消兵役是不可能的，但如何尽可能地为百姓减轻负担是统治者应当考虑的。汉代的政治制度在兵役上为人民考虑颇周，在家中有多年连收的余粮时才让壮丁去服兵役，免得家中无人支持;取消了秦朝大一统以来的“戍边三天”的不合理举措，采用以税代役的措施……这样的兵役制度，在体察了民情的情况下，也增强了百姓服役的积极性，这也是西汉繁盛的原因之一。反观宋朝的兵役制度，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藩镇割据的局面，而且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在饥荒之处，把灾民募为兵。募兵加重的政府的负担，而且应募的多是无赖之人，没有纪律性，而灾民身体孱弱，没有战斗力，这就是北宋对外软弱的原因了。到了南宋，军队更加松散，宋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最废弛的阶段。

由几代的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我们也不难看出为何西汉会出现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而宋朝却在各个方面都令人扼腕叹息了。纵观历代政治制度，得民心者得天下，顾得民生的统治者往往也顾得国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的统治者同样也无力拯救国家，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患。

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一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在朝代和制度的不断更替中，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哪一种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没有一种制度是不论古今皆可用的，政治制度在制定时一定是考虑了当时的时代情况的。政治制度是一朝风貌的根基，也是各朝兴衰变迁的源流。我们在评价一种政治制度时不仅要辩证地看待，更要结合其时代背景，而不能单纯地以现代的眼光评价过去的政治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前段时间，我们中青二班三支部主要学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模块，几位老师的精彩报告和实践教学，让我对“民主政治”这个主题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充满兴趣、充满热情地读起了史书，特别是渴望重回中国历朝历代寻求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于是，我读起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我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可以说，该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非常精彩。

首先谈谈对汉朝的认识。可以说，汉朝是吏治相对较好的一个朝代，官员总体人数少，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而且中央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流动属于正常行为，没有高低之分。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还可以，“三十税一”，总的来说老百姓的税收是相对低的。皇帝和宰相分工也非常明确，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宰相具有管理政府的实权。汉朝的选举是举荐制，理念是很好的，不过举荐制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只有富人才有条件读书，穷人失去读书和当官的机会。

再谈谈唐朝，唐朝和汉朝时我国历史中最为鼎盛的时代。看看唐朝的政治体制，相权被分割了，分成了三省六部制，不过呢，相权还是有的，只是相互牵制罢了。地方管理和汉代就有差距了，县的数量增加了。再说选举，汉朝是采用科举制的，这个制度对于选拔人才更有效了。府兵制的军事制度，后来也还是出了问题了，形成了军事割据。

书中谈的的第三个朝代是宋朝，宋朝是文人治国，但政治体制太弱了，特别是军事上，以防守为主，不敢进攻，节节败退。宋代的中央政府的首领宰相被进一步削掉了军权和财权。而钱先生在表现士族政府对于皇权的退让时，以宋初宰相让座的缘由出发对于历史演变剖析的入木三分。宋之于唐，一切因循承袭。有变动的，只是迫于时代，迫于外面一切形势，改头换面，添注涂改而已。只能说有变动，却不能说有建立。宋之于唐，似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无制度建立。

到了明朝，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个对于太祖本身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但给后面的皇帝埋下了祸根。取消宰相意味着皇帝专制，对于打江山取得政权的太祖来说，是可以的，但是越往下的后代，实际上是很多困难的。虽然后来也新设了内阁大学士，但此职位官位太低，作用不大。到了后面，甚至还出现了太监干政，皇帝的事情让太监代劳，太监成了“真皇帝”，长期以往，被清兵取代也是必然。明朝的选举制度还是科举，可是已经变成八股文了，按作者钱穆先生理解，八股文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律诗。

最后，是关于清朝，对于清朝，我和作者钱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说前朝治国理政都还是制度的话，那么清人治国只能说是玩弄法术了。清代的中央政府在钱先生眼里就是一个部族统治的工具，以至于皇帝的集权达到了最高峰——设立了军机处。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清朝背后是整个满族，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部族的“私利”，以致后面发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等，想要得到清人的绝对支持，那是很难的，甚至有一部分势力是反对的。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贵在语言精辟、观点鲜明，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也很精彩，它基于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体制的历时性分析，得出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现状及未来政治发展态势的预判，可谓字字珠玑，句句在理。在我看来，我国文化的得失能够被钱先生简洁明了，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确实佩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不知道大家听到“西南联大”这四个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至少是会肃然起敬的。毕竟，那里群贤毕至，绝代风华，那里握着一个时代的斯文正脉。我总觉得，西南联大的钱穆之于史学界，正如西南联大之于中国。

钱穆这个名字早就听过多遍了。历史老师开的书单里总会出现它的身影。几位复旦学长也极力推荐，说高中将这本书看五六遍也不为过。

终于，在极其仔细地读完第三遍之后，才敢提笔。钱先生的形象是在读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议》后逐渐清晰起来的，长衫、眼镜，有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从容与旷达。钱先生对中国历史是怀着深深的温情的，而这种温情在这本书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看这本书前，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有这样的误解：

一、国家的安宁或动荡，基本由皇帝的“好坏”决定。

二、几乎没有弄清楚“封建”的概念。

三、“封建”、“专制”、“中央集权”之类的词，等于黑暗，落后，退步；

“共和”、“民主”、之类的词就是先进的，好的。而钱先生看待中国历史的立场，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四义中可见一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顾颉刚说：“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张自铭说：“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愚暗谓：“吾辈学当如此。”

同时，也提出两点问题：

1、钱先生谈清朝与元朝制度时几乎全篇都在言其黑暗与“私人化”，我总觉得有些民族主义的色彩在里边。

最后，分享一下个人的一些读书方法吧。

1、勾画，批注。不要害怕这会让书变“丑”。一定要及时写下你的“灵光乍现”。

2、回顾，梳理。特别是再看这种理论性的书籍的时候，先要把书读厚，也就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大量拓展；然后把书读薄，也就是简单地用一段话，或者话思维导图来梳理一篇文章的逻辑。

3、切问，输出。看到一个观点的时候，倾尽毕生所学，去论证它，再绞尽脑汁去推翻它。特别是和师友一起进行这头脑风暴的过程，会收获颇丰。另外，最好可以找一个人讨论这本书，或者你讲给他听一遍。讲清楚了，就真的掌握了。而有些自以为明白的东西，不运用出来，久而久之就只能成为“茶壶里装汤圆”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文科类的同学最早了解到钱穆先生这个名字，应该是高中时期吧，遇到各种的历史的材料呢，那时还有钱乘旦。斯敏斯塔夫阿诺斯的，这些历史大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一直没有真正的读过他们的作品，说来惭愧，经过推荐决定从钱穆先生最有名的作品入手，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一丝启发吧。

拿到整本书，这本书的通俗易懂，这也是受白话文的影响，在建国后通过整理得来的，整篇行文流畅，不臃肿和高中历史课的感觉很像，准确说更像是对高中课本的一个延伸。更加具有人文气息。

本书从我们最熟悉的5个朝代，秦，唐，宋，明清，这也是最具代表性的5个朝代，分别从政府皇权地方选举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入手，清晰的给我们展现了时代的整个政治脉络，许多之前一知半解的问题，我也找到了一些方向和答案。

从历来到历史中去，一直是我们了解学习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去摆脱现实的枷锁，钱穆先生可能给了我树立一个很好的典范。

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不会有绝对的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的利弊而判定，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色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想，有的时候我们对具体某一事件或某一时代的评价是否过于片面，提到1912年前的中国，我们总是下意识的想到黑暗专制等字眼，可这样对他们来说真的公平吗？在本书中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答案。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由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传统文化之误解，我们若能平心荷官的来检讨中国文化。该首先检讨传统政治，在中国文化精神偏重人文见，其中儒家的抱负哪一项注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尤为重视政治这一环节。

此证只分两方面讲一讲人是二假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有人创意，有人订个修订，亦数人事比较稳定，若离开人世谈制度，则制度也只是条文似乎枯燥无味，无可再讲。

从秦到清2000多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简单说成专制统治了，客观的讲有许多宝贵的经验给我们参考，还有许多错误我们能避免，就像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全书总结下来有以下4点：

1、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

2、中国历史传统政治造成各阶层一天天趋于平等。

3、长久安是人人所希望的。

4、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天的繁杂化。

综上所述是个人发表一些浅显的观点，喜欢政治历史的朋友，一定要买这本书看一下，一定会给自己有新的启发和收获的。

政治读后感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本周继续阅读罗素《西方哲学史》，并对如下的两个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一个判断虽然不见得比另一个判断更真，但是就其能有更好的后果这一意义来说，它却可以比另一个判断更好。这就暗示了实用主义。”

读到这句话，想到了在《普通心理学》中学习第六章决策时，讲到行为决策理论时提到了西蒙的“满意性原则”。所谓“满意性”是指决策时，个体并不考虑所有可能的选项及其可能的结果，而是仅仅考虑几个选项，一旦感到满意，就会立即停止搜索。就比如我们买电脑，电脑的品牌多种多样，我们会综合自身的用途、预期价位、实用性等来进行选择，在这个范围内挑选自己满意的电脑并作出决策。

前两天听老师的录音讲到“失位”，即你不在你该呆的那个位置上。那怎么就不失位?灵活。其实“满意性原则”就是一种灵活，不应该在难以抉择的时候，事事都要求做到十全十美，只要找到满意的选项，在一定范围内学会适度的降低目标，也会是最优的结果。

第二，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是，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起：“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的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

抛开亚里士多德不信仰“平等”的观念不谈，我同意以上的观点。身外财货是需和德行、品质相称的，比如医生要有“医德”。医生需要有过硬和扎实的专业知识，要有“救死扶伤”的高尚品质，只有“德”“才”兼备换来的“自身财货”才是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当今社会风气过多的抬高了“身外财货”的价值，就如“土豪”原本的含义，即乡下财大气粗、没什么品味的有钱人。读后感·所以一些商贩会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唯利是图，却早已对“诚信”置之不理。还有一些现代的偶像剧，动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租的起一套豪华单身公寓。或者遇到一个“霸道总裁”，从此咸鱼翻身。

针对这些虚构的偶像剧，我们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对于正处于追偶像剧而又没有形成稳固的价值观的青少年而言，他们会对这样的生活抱有幻想，这就是在传播一种错误的社会风气，传达一种不劳而获的“成功秘笈”。所以外在的财富是要借助于德行的，需要与德行、高尚的品质相称的。

政治读后感

呼啸山庄》是英国女作家勃朗特姐妹之一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今天准备了关于呼啸山庄的读后感20__字。此书描写了主人公吉卜赛弃儿希斯克利夫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

对于爱的理解，我仅限于对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的爱的理解，对于爱人之间的那种爱，我并不是很理解，但看完《呼啸山庄》之后，我感受到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因为我感受到了主人公希刺客厉夫对凯瑟琳的那种深沉的爱。

全文由见证所有事发生的老管家丁耐莉之口来讲述，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叙述，而听众就是房客洛克乌德先生，以一种讲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这个跌宕起伏，情感复杂的成年旧事，整件事发生在几十年中，但是每一件事都让人印象深刻，每一段感情都让人为之唏嘘，这种细致的写作手法也许就是作者艾米莉·勃朗特的魅力所在。

政治类的读后感

大卫·李嘉图以其在对外贸易方面的观点与他的时代的普遍观点进行了斗争。当他的祖国用关税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时，他提倡自由贸易。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他的“成本比较法则”理论。他的中心论据是：只有当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成本都比另一个国家低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才有必要。李嘉图举了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它们的产品：纺织品和酒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把情况最大程度地简化，假设两国每次只提供一种产品，工业国家英国从农业国葡萄牙进口酒，并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出口到那里。李嘉图认为这一贸易对于两国都有好处，尽管葡萄牙生产两种产品的成本（用劳动时间衡量）都比英国低。

葡萄牙人生产酒的优势比生产纺织品的优势更大一些。这样对于葡萄牙来讲，如果它专注于酒的生产，不再自己生产纺织品，而是在与英国的贸易中用酒来交换纺织品，那么对于它自身是有力的，因为葡萄牙所需要的生产用于出口的酒的劳动时间比它生产自己所需的纺织品需要的时间要短。相应的，英国的相对成本优势在于纺织品的生产：他们生产用于出口的纺织品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比自己生产酒所需要的劳动投入少。英国可以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投入其他工业部门以获取利润。李嘉图的结论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力量生产自己成本比较低的产品没那么在两个国家中财富都会增长。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增加收入（利润），二是降低消费。他一直认为，只有工资的下降才能提高利润率，以及只有通过工资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续下跌，工资才可以持续下降。因此，如果对外贸易的扩张、机器设备的引进是的可以以低价将生活必需品和食物运送到市场，利润就会增加。李嘉图的结论是，对外贸易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增加收入所购买的商品数量和种类，因为商品丰富且价格低廉，从而刺激了储蓄，也促进了资本积累。但是，除非进口的商品属于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种类，否者对外贸易就不会呈现出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根据发展成熟的自由贸易体制，各国自然会把其拥有的资本和劳动用于最有利于本国发展的行业。这样，个人利益的追求就很好的与整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结合在了一起。通过激励人们勤奋劳动、尊重人们的独创性以及通过最有效的运用自然界风雨的特殊力量，劳动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配。于此同时，通过提高产品总量，使利益惠及广大国民，通过利益和彼此间的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同社会。

李嘉图的理论构成了19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讨论的基础，这一讨论1846年在英国关于取消粮食关税的讨论中达到了顶峰。如于1915年实施的英国《谷物法》：当国内谷物低于1夸特80先令时，禁止进口。谷物的出口补贴往往会降低外国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但是并不会对国内市场价格产生长期影响。谷物需求的扩大会对国外市场产生影响，也会降低谷物进口国的谷物价格，从而使出口商的利润局限在进行该贸易所能得到的最低利润水平上。对工业制品和谷物进口征收的高额税收或给予出口补贴产生的唯一下过就是把一部分资本转向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投入的行业。这会引起社会总资金的不均衡分配——它会诱使制造商开始或继续从事利润较低的行业。这是一种最失败的课税，因为它并没有把从本国抽取的所有资本补贴给外国进口国家，这笔算是的差额是由总资本的不均分配造成的。

《政治学》读后感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大家读了之后会有那些感受呢?下面就跟本站小编来看看《政治学》读后感吧!

《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政治原理及其实践问题的著作，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

该书另一个重要主题是教育，教育作为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纽带，被认为是培养公民、实现和保障善治的基本途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教育与政制、公民职业和伦理关系的探讨，从而与柏拉图等一起将教育放置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一认识也成为西方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政治、教育和道德伦理被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考虑，它们共同构成整体城邦乃至共同生活方式的基础，并一同致力于追寻理想社会与人的发展。

《政治学》共有八卷。第一卷和第二卷从家庭、国家的形成和前人关于理想城邦的论述入手，形成一个思想“爬高”的缓坡。第三卷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作为政治基础的公民的自然本性，从而确立其政治哲学的基础，到达第一个思想顶点。随后，论述具体政体的第四至第六卷成为第一个思想顶点之后的“高原区”。第七卷一开始即进入第二个思想顶点，论述作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道德伦理问题即个人幸福，并将其与理想城邦即城邦幸福紧紧关联在一起。第七卷后半部分至第八卷则是第二个思想顶点之后的又一个“高原区”，探讨实现个人和城邦共同目的的途径，也即公民灵魂教育和政治德性的培养问题。在探讨体育和音乐教育之后，该书的论述戛然而止，但其论述的内在逻辑则引向伦理学主题，进而引导到《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而《尼各马科伦理学》在结尾也将对德性的讨论引向政体和立法，从而与《政治学》形成一个首尾相连的结构。这也是一种整体视野的体现。“这意味着，没有关于灵魂与德性问题的研究的‘政治学问’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学问，同样的道理，对于公民灵魂德性之塑造无动于衷的政治体制可能只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政治体制。政治技艺的本职就是教养灵魂。”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种的“善”的实现只有城邦能做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或者说是“人是政治的动物”而这个人类共同体的城邦就是为了达到“至善”的目的“城邦是最崇高，最有权威，并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以，城邦追求的是至善。”其形成的过程首先，世间有着必须存在的结合体，他们一旦分离便不可能存在。即男人与女人，是为着繁衍、类的延续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天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是为了保存而建立了联合体。这样两种结合体在一起，首先必然形成家庭。由此得出家庭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接着，一个家庭通过繁衍，就形成村落最古老最自然的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早的城邦由国王治理。多个村落为了美好生活联合形成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乎自足时，城邦就形成了“如果早期的共同体形式是自然的，那么城邦也是自然的，因为这就是它们的目的。”

作者对政体的定义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同时订立城邦即全体个分子所祈求的目的。”划分也是按照不同的标准，一种政体是只顾及统治者目的还是全城公民的目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另一种是按照掌握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统治。还有以上两个标准综合起来划分：君主制政体政体共和政体这三个。把城邦的公共利益作为执政的目标的正宗政体，另外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这三个把执政者的利益作为执政的主要的变态政体。尽管作者讨论和论述各种政体，但是他自己没有认为哪个一定是最好的，反而倒是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最主要是怎么坚持“中庸”原则。

作者批判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认为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对于柏拉图的”整体幸福”提出不同的认识，认为幸福应该是全体人或大多数的幸福而不应该排斥一些人。理想城邦的建设还离不开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国家培养有教养的公民和治国人才，而且要发展个人的天性，使年轻一代得到发展，为将来的美好生活作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教育目的，他主张顺应灵魂的三个部分，对人进行体育、德育、智育三个方面的教育。

关于体育，他认为体育的目的是使儿童身体健康、具有勇敢精神和坚强意志。在三个方面的教育中，体育应放在首先的位置，因为健康的身体是城邦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参加战争和过美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关于德育，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的美德。当人的各种天赋职能都得到满足，并能在理性的支配和领导下得到和谐而充分的发展时，人就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或者说，当一个人的感情、欲望为理性所控制时，人就产生美德。他还认为，美德的特性就是“中庸之道”。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适当的方式来感受这些感觉，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而这乃是美德所具有的”。关于智育，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性灵魂”。他主张年轻一代要学习广泛的知识。他认为，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有用不仅是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且是为了使人善于利用闲暇。为此，他提出了“自由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如果单纯追求有用，就不能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这个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发展历史颇像，就是一种不为功力，实用的原则的自然发展状态的追求。

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类思想观念的一个习惯，就被一个智者不仅发现，注意到了，而且其可能产生影响都给准备的把握到了。看到这些我们不得不从内心佩服、更是从心里尊重古人的智慧。

罗德·拉斯韦尔。一位著名的政治学家，也够得上是一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传记作家形容他为“犹如行为科学的达尔文”。他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在西方被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美国人称其为研究领域的达芬奇。拉斯韦尔1920xx年2月13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洲唐尼尔逊的一个牧师家庭。家境优裕，藏书甚丰。他曾去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分析学说，最先向美。

国学。

界引介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拉斯韦尔一生勤勉耕耘，著术甚丰，共发表了600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内容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宣传学和传播学等许多领域。由于拉斯韦尔研究范围的广泛，所以他和以往的政治学者不同，他的著作中综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不同观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并将这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政治学，进而将政治学研究真正地转向到“人”的研究。

《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创作于1936年，是行为主义学派的开篇著作。就如此书的题目，本书主要围绕着在政治洪流中，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来进行论述的。整本书读下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逻辑结构很清楚，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要说什么，又是怎么说的，内容环环相扣。作者的分析自成体系，严密紧凑且客观。就像他开篇说的：“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政治学的任务在于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诉。本书仅限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提出任何选择意见。”本书分四篇共十章：第一篇：精英;第二篇：方法;第三篇：结果;第四篇：概论。也就是对who，what，when，how，即政治学的研究客体、行为、时间以及如何行为进行了探寻。

第一章“精英”，阐明了拉斯韦尔所主张的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理解为全书的导言。所谓权势人物，“就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得最多的那些人”。拉斯韦尔将他们称之为“精英”。所谓价值，他把尊重、安全、收入等作为有代表性的但不是唯一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没有一个简单的指标可以作为衡量权势和权势人物的有用尺度，譬如获得尊重愈多的人往往愈少安全。他充分地注意到政治学的最新发展动向是采用传统研究中没有包括的一些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学家应该不仅指望的助于历史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得到帮助，而应该与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等有更密切的接触。拉斯韦尔还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在于进行政治分析，阐明情况，而不是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他相信，“权势和权势人物”能够作为政治学进行分析的一个统一的参照系统。

第2至5章构成第二篇“方法”，在这四章里，拉斯韦尔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分别具体分析了精英是如何使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等方法获取和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拉斯韦尔认为，这些方法是精英为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无论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还是反对派精英，都要运用象征、暴力、物资和实际措施这些方法，而精英集团的支配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运用这些方法成功地操纵环境。

第6至9章第三篇“结果”，各用一章分析了各种精英人物在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这些方面具有不同特点的精英之间价值(尊重、安全、收入等)如何分配，并根据这些特点对精英人物进行了分类，并分析了社会变化的重大政治意义，就在于直接影响各种价值在不同类型的精英之间分配的结果。作者承认，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对社会成员的精神控制不仅体现在一般的教育活动中，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篇说道的各方面对权势人物的影响和对政治的影响外，作为一般的民众(群众)也是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整个政治环境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在第三篇中描写的“人格”这一章，其中着重探讨以林肯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作者在在对林肯的分析中，他充分地运用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首先他肯定了林肯人格中的优势特征，“林肯在他的公开声明和官方行动中态度坚定，同时也显露出能够调整他的战术使其与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一种机动灵活的能力。他一直保持着对局势的强有力的然而又不是盛气凌人的控制。”也分析了其性格中的弱点，“林肯经受着失眠症、自卑感、负担过重、悲观情绪等各种折磨。有时候总统曾想要自杀。”也强调了林肯性格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我“抑制”，这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与林肯的公开形象分不开的是他的文雅温和的性格。在一切地方和在他的同事们中间，他的仁慈宽厚是尽人皆知的。”另外又导致了“他在管教自己的孩子方面怎样毫无办法，他对他的苛刻的妻子怎样过分放任。对这种温和性格的真正量度在于即使碰到挑衅他还是继续如此。林肯听任自己大发雷霆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但是“有一次一个想要强迫总统同意他的要求的军官用轻蔑的态度说:‘我看你已经打定主意不公平对待我了!’林肯的面部在痛苦中抽搐起来，据说他当时就抓住这个军官的领口并毫不客气地把这个人撵出房间。”最后作者把林肯归入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作者把林肯的人格归因于他早年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坎坷。的确，我们都知道，林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出生贫寒，9岁时母亲去世，15岁才开始读书;24岁时他与人合伙做生意，却经营不善而倒闭，并因此负了20xx年的债;25岁时他的初恋安妮因病去世，这使他悲痛万分，此后经常出现情绪抑郁;32岁时他与玛丽.托德小姐结婚，婚后时因妻子脾气暴躁而经常有家不归;35他时开始竞选公职，几乎输掉了每次的重大竞选;52岁时他当选美国总统，结果南北战争很快爆发，北军在人员、军备上都优于南军，却在战场中一再失手，本来计划打两年的内战整整打了四年。这些都令林肯饱受煎熬。在人格的形成中，首先作者认为，“林肯对广大公众的赞赏是抱有强烈渴望的”。作者又说“林肯人格的大部分是为了反对过分要求广大公众赞赏的热望而构筑起来的一道防线。”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抑制部分。作者认为这种人格部分的形成在童年甚至婴儿时期的事件就已经能够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他用举例说，“林肯就是因为他的谨小慎微和忠厚老实而出名的。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破坏倾向很少爆发出来成为外在的表现，我们只知道林肯对希尔兹的极端施虐狂式的攻击”这就构成了林肯的部分受到抑制的狂怒类型人格。

从作者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说的“人格”，是指一个个实在的政治家的个人的人格。拉斯韦尔主张，政治学的任务就是对影响人格类型之成功与失败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并以林肯为例，分析了人格形成的条件和环境。他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形势下，不同类型的人格的成功和失败的机会是不相同的，并具体地分析了一些不同类型的人格。

何得到?》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时我也意识到政治学并不神秘但也不随意不简单。政治中的种种现象、问题不是表面谈谈就能明白的，也不是几句概括的话就能说清楚的。政治学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科学。读了这本书后，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政治学，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他第一次将政治学从其他学科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他确定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学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体系。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全书分为八卷。第一卷应该是一个序言。政治学应当从何处开始。什么是城邦：一种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体就是城邦。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批评了一种谬论即认为治城邦如治家，家长、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区别仅在于治理人数的不同而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治国与治家是不一样的，家务管理者与政治家也是不一样的。

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质决定城邦的本质，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开始，亚氏开始讨论公民的定义。“凡有资格参与城邦议事和审判事务的人”就是该城邦的公民。这就是说，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这样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团体才是公民。紧接着，开始讨论善良之人的德性与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结论是：“即使不具有一个善良之人应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将政体分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两类。正宗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变态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亚氏对各种政体进行了比较。特别是对于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城邦的权力归属问题。他认为，由多数人掌权是合乎公道的。

接着自然地转为各种政体的问题。当城邦中德性较高的人越来越多后，君主制开始逐渐被共和制和寡头制取代。但是平民政体，是众人德性堕落的结果。民众决断一切是永远和野心家的煽动与僭主的谋权分不开的。在亚氏看来，共和政体和贵族政体，都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某种混合，区别在于前者倾向平民而后者倾向寡头。最优良的城邦，在亚氏看来，是中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政体，因为中产阶级人数最多，从整体上占有着巨大的财富，个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所以能够保持整体上的稳定。而且中产阶级讲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够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亚氏开始讨论各种政体覆灭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体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冲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义观不同：自由和财富的对立。其次，平民和寡头的冲突引起僭政，因为僭主欺骗双方，使他们认为只有在僭主的统治下才能使双方得到安宁，可实质确是，挑拨双方的互相斗争才是僭主维持自己权力的法宝。僭主因不正当的权力产生恐惧，并因为这种恐惧而运用种种僭术来对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会变得谦卑恭顺，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从而使僭政得以长久维持。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两卷，亚氏从新回到了对于理想城邦的讨论。最优秀的政体就要有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讨论。以及对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抚养和教育问题，音乐、文学等等具有柏拉图式理想观的讨论。这也说明亚氏的思想终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师柏拉图深深的影响。

总之，亚里士多德是政治学的创始者，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政治学》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其中有关城邦，政体，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响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学者。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近来，我读了《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论》的第二章关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现在就个人权力的优先性来谈谈我的感想。

针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与“自由”的矛盾，诺齐克提出他的个人权力思想，个人权利思想贯穿于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是他理论的出发点。文章就其理论中最弱意义上的'国家，道德边际约束，资格理论和个人天赋等方面探讨了诺齐克的这一思想。

在诺齐克的整个论述中，关键的概念就是“最弱意义的国家”，这也就是诺齐克所提倡和赞成的国家。诺齐克首先用这种国家来反对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最弱意义的国家处在他们的攻击之外——即处在国家侵犯个人的权利的攻击之外。该书对个人要说的是，你有权尊重你公民的权力是国家的天然义务。对个人的权力是保护，还是侵犯，是衡量国家及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最高道德标准，同时也对国家及其行为构成道德约束。当然这种约束是消极意义上的约束，诺齐克称之为道德的“边际约束”，及权利保护不是国家的母的，但却是在一旁永远对国家起监督作用的道德标准。在诺齐克这样的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人的权利优先于国家的权力。国家只能作用于属于个人权利之外的活动空间，而不是个人享受国家权力之外的活动空间;是个人的权力决定国家的性质，合法权及其职能，而不是国家的性质。合法性和职能决定个人享受多少权利。按照这一标准，任何侵犯个人权利的国家行为都是不正当，非正义的。

在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中，在国家的作用与个人的权力之间，个人权利居于更为优先，更为根本的地位。是个人的权力的权利和自由决定国家的性质和职能，而不是国家自身的需要，决定公民个人享受与否或享受多少权利和自由。既然国家是由人格上平等的个人构成的。国家在所有的个人之间就必须保持中立，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强行剥夺另一部分人，哪怕其动机是善意的也不行。任何利益和福利的转让只能基于自愿的原则，否则最善意的动机将导致最卑鄙的恶行。所以，个人权利和自由是诺齐克的政治哲学全部出发点，也是其国家学说的核心。

然而有关善、理想、目标、生活意义问题，是诺齐克在乌托邦编中讨论的。

他认为，人们追求的美好社会的诸条件，放在一起是经常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地、也不可能连续地实现所有社会和政治的善，这正是人类状况中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既然不可能有一个符合所有人愿望的最完善、最圆满的世界，那就不妨设想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最好世界。这样，我们就将达到一个稳定世界的一般条件——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得到他的边际贡献。

读完这一章，不仅了解了关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三者的性质、区别，更看到了诺齐克的一些观点，尤其是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在我看来，这种过分重视个人权力，以致疏忽集体合作，弱化国家权力与职能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过于偏激。我认为应该使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在一定范围内共存发展，达到和谐，毕竟个人是国家的一部分。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八位思想家精彩绝伦的辨析论述，他们都对政治哲学影响巨大，而这些影响是如何产生又具体作用在哪些方面。

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在试图揭开我们和社会共同的疑惑，那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又是如何建立的”，追随这样的问题，我们造访了柏拉图的哲人王理念的城邦、观看了亚里士多德共同善的理念的影像、又见识了马基雅维利主权者理念的高塔，甚至还在卢梭自然状态理念的村落里散步。

这些景象引人入胜，可能会让人对“自由”、“公民”等概念陷入深思，然后产生新的疑问，诸如“人性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德性和服从之间的关系？”针对这些问题，不同思想家也有不同的答案，他们的回答会在某些方面对问题的'思考有启发性。不过，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唯一的，我认为，学习这些也只是在完善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使我们拥有更好的看待问题的态度和方式。

摘录我个人印象极深的几段话：

2.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历史描述成一场为了承认而展开的生死斗争，一切个人和阶级都为了权力和声望而争个你死我活。为承认而斗争，就是著名的世界历史辩证法的关键所在。黑格尔和之后的马克思都认为唯有创造出一个能为所有公民提供同等程度的尊重和承认的社会，这场斗争才能被克服。黑格尔坚信，这样的社会在他那个时代是可能的，当时德国的政制有点像是君主立宪制。然而，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主题变得更加激进，认为只有一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才能满足这种黑格尔式的对承认的要求。

哲学与政治读后感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是一场曲折的挑战，成功与否要看你的思想和行为，所谓知行合一。

稻盛和夫先生的《京瓷哲学》讲述了很多的哲理其中囊括了博爱精神、精益求精、完美主义、热爱工作等，全方位的阐述了在企业中、工作中的各种从前、现在和将来都会切实面对的问题，零零总总非常详细。而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先生在书本中隐隐透露的对于正在前进的我们的鞭策和关爱。

作为一名业务员来说，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即所谓业务方式，这就如同我们给自己定位的角色一样。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是有自己独特的优点自然也存在相应的缺点，在业务中我们很多时候会固执的坚持"我认为"这个观点。不管是博爱、精益、完美必须要掌握尺度，不能以激进的方式去处理业务开展工作。宽容过度是懦弱，自信过度是骄傲。这两种情绪的极致发挥都会影响到业务员的正常工作，以点盖面，以篇盖全从而遮蔽了双目。

其实业务的本质就是订单，产品从签订到结束就像孕育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环节都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用心培养，才能达到最终成功的结果。前期准备工作要做足即所谓提前准备计划，中期关注产品生产便是精益求精，后期车辆提取上牌妥善处理就能达到完美。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便是你在市场中不断赢得口碑的积累，那么订单便会接踵而至。

以上做阐述的观点看起来有些空虚，那么我们来说点实在的。

首先是勤奋，业务订单就是赛跑，和同行竞争和同事也存在竞争。所以真实的有效的方法就是"动起来"，这一点上没有捷径。

其次是规划，合理的规划市场和日常处理的琐事是必须要做的。有一段时间规划的混乱让我深受其害，每天都感觉很忙忙到没有时间吃饭疲于奔命。然而月底的时候面对着电脑写工作总结的时候确没有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事情供领导检查，所以在规划工作上实在是一件不得小觑的大事。

最后是变通，或许这和规划有些矛盾，事实上的确是有的。原本计划好要做的事情突然被某一件或者某几件事情打断，有得时候的确让我不知所措，再次陷入了计划紊乱的状态，直到领导对我说了四个字"轻重缓急"我才茅塞顿开。倘若突发事件紧急重要的超过了规划项目，可以适当的调节相对不是很急的事情。若是突发事件没有超过规划项目的重要性可以依然按照规划走下去。

市场是一个熔炉，我们要时刻追求做到更多，更好、更强。争取主导并影响市场，不能扑在自己的奖杯上洋洋自得，也不能因为一时的低谷自暴自弃，正确树立好自己的态度。发挥狼性的优势避开短板，就一定能成为市场的主角，塑造一个完美的哈姆雷特。最后我突然想到一句小品中非常胡扯而又不太胡扯的话勉励一下自己。

角色不重要，关键是得会抢戏。

《中国政治》读后感

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本书名《故事新编》,但这本书对于现在,本质上还是一本老书。毫无疑问:我们是站在历史后来者的角度上的。对于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偏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看法,倒是和特里尔的想法相近。我要说的是,束缚和拘泥不要那么多:我们或许走的不是最正统的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奋斗历程,我们走的一定是充满中国特色的,最适合自己的道路。"这世上是本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道路自信。探究道路自信是为了什么呢?我想是在当代。

世界的未来,归根到底是年轻人的。青年人不只是青春正富,如日方中,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新鲜事物敏感,对真理追求心切。他们头上的棱角,还没有被世故磨光因而一往直前,锐不可当。振兴中华的最主要希望在年轻人!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振兴政治学的最主要希望也在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