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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20篇)

时间:2023-10-27 15:50:07 作者:飞雪 热门余秋雨上海人读后感(汇总20篇)

阅读是一种心灵的启迪和思想的交流,写下读后感是对所读内容的记录和思考。以下是一些经典读后感范文,希望能给大家在写读后感时带来一些灵感和启发。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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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在第一章当中,余秋雨总结中华文化为何长寿的原因,一共总结出是八个原因。一、体量自觉,二、自守自安,三、力求统一,四、惯于有序,五、简易思维,六、以德为帜,七、中庸为轴,八、特殊门径。

在阅读第二节的时候,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其他文化在地域对峙、教派纷争、军阀割据中也会产生不少人员的身份自判、边界跨越。这会造成一量一地的喜怒,却不会引起太广泛的反应。中华文化,则完全不同,非此即彼,非正即反,立场明确,不容漂移。踏错一步就会直追人格、牵动远近、留迹历史。”

从这段话中,犹其在最尾的那个句子中。我联想到最近的江歌事件,刘鑫就是踏错了一步,又或者说,她一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没有人发现而已。到现在的今天,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个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状况呢?我们都不得而知,由这个这件事件,我吸取的最大教训是:做人不能踏错一步,一步错就会步步错。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们会思考的,我们会反省的,我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江歌这样的事件,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身边的伪装的狼人。

其实看到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也是哭了。因为江歌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为朋友失去了生命,而他的朋友、他朋友的家人,却这样子对待江歌的妈妈,所以我们要吸取教训,做人不要太善良。

之前有看到一篇文章说,孩子,你不要太善良,因为成年人是不会向你求助的。人贩子伪装求助孩子从而把孩子拐走的事件。这样的事件也是挺可恨的,让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让一个家庭关系破裂,让一个家庭中的父母痛不欲生。

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的意外实在太多了,我不得而知,这样的事件最后会有怎样的发展,怎样的未来。

江歌这个事件现在引起大众的关注了,看到很多自媒体都是在谴责刘鑫的。大家都是有各自的观点,当然都说是刘鑫做得不地道。然后凶手更加残忍,凶手他就是凶手,不管日本法律是否判他死刑。

我期待真相早日来临,我坚信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近日,抽空重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山居笔记》,但当读完最后一篇《暗角》后心情尤难平静。

的故事。由此,为“小人”了八大行为特征,即: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与此同时还把“小人”分成恶奴型、乞丐型、型、文痞型等四种类型。但在铲除和防御“小人”上却犯了难。余先生认为,小人所以难以防御,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外,还有五大原因,即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态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以及灵魂上的对应。

孔老先生当初把人划分为两种:君子和小人,标准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余先生好似也赞成这种划分,我们当然认为余先生也是君子了。但是,当小人为“利”纠缠余先生的时候,以君子之“义”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呢?当余先生对小人“鼓噪”以后,你的“义”又如何表达呢?况且,从古到今,人们为了生存和开展,有智慧的用智慧,有力气的使力气,有谁能把君子和小人分得清呢。刘邦当初是无赖,属小人范畴,但后来作了皇帝,你说他是因“小人”的卑劣获得成功呢,还是以仁义取胜的呢。

“量小非君子”。一旦遇到所谓“小人”或纠缠的时候,上策乃是:不理不睬,沉默应对。

正是:

当红大腕事缠身,何以偷闲鞭小人。张罗八罪祥描脸,防范五难知费心。

惯见贤愚共奔竞,岂凭好恶划疏亲。

英雄无赖常流转,可记刘三昔日贫?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位置。关于他的话题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国游记的出版,北大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直面余秋雨的文革经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则被称为“文化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的散文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历久弥新。这些散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化状态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终点,却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形成接力,转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层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窟的灿烂文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现在,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作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许多散文,而让我时时不能忘怀的一篇就是《垂钓》。《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快乐地朝我们扮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北,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保。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望着眼前的城市,很难将他和一片旧日流放者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可他却真真切切的曾长久地作为一片荒凉而原始的土地存在着。曾有那么多南国佳人带着内心折磨和身体的苦痛踏上这方人烟稀少的土地,去承受更多的悲哀与绝望。他们为这片土地添上了又一重难以抹去的厚重,也为这荒凉之地留下了让人无法不动心的浪漫清怀。

我曾多次在心中抱怨东北的土地上找不到江南水乡那般雅致的景儿,也找不到曾历几朝的大古都或是什么值得骄傲的特色。但透过这篇文章,重温他的历史足迹,我选择对他表示敬重。敬重他的开拓者,敬重他所默默承载的太多哀愁。对繁华的中原来说,他应该是片蛮夷之地,他罕见人迹长期被人漠视。那些“腰緾万贯,骑鹤下扬州”一类引人遐想的诗句不会停留在这里。“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的悠然也不肯照拂这里。但他却以他独有的坚强,支撑着自己去等待,等待人们去发现去开拓,并以苦难强迫这里生活的人去展现另一种精神,另一种高贵。一种无畏寒雨风霜的`精神,一种于生死存亡线上坦坦荡荡的高贵。

这片土地上蕴载了太多人的汗水和泪水。流放者们以汗水开辟他的新的家园,“以屈辱之身在这点燃文明的火种”,而他们的子孙又在这里见证着民族的危亡时刻,国土沦陷,同胞被残害,整个中国大地在黑暗中痛苦的呻吟。这片土地倍受蹂躙,却终究一次又一次挺了过来,屹立在祖国版图的最东端。他经受过无数子民泪水的洗礼可仍旧静默着。留下一个宽厚的历史背影,将一切苦水独自饮下。让如今的我们难见端睨。

这片土地以荒凉开始,以苦痛成长,以坦然面对,又以坚定前行。他从未的温柔如水,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中成就了太多珍贵感人友谊,远道而来的流放者们相互扶持着生存,展现着不掺虚假的真挚。他曾长久的被人遗忘,可当一批批人闯关东闯到这里把这当作一片福地,他又微笑着点头,敞开怀抱去接纳受难的子民。

我抬头望天,夕阳西下即将洒下最后一抹余辉。低头看地,尽是车水马龙,这里已不再荒凉。这里也于我心中不再令人厌倦。他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他亦是承载了太多人的故事,承载了太沉重的历史的地方。他应该被敬重,应该让我们的记忆深刻。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是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席——汪班对于余秋雨先生作品的极高评价,在我读来,心中亦有这样的感觉。

第一篇讲的是“中华文脉为何长寿?”看到这个题目,我不禁想“文脉”是什么,“长寿”又是怎么回事?一开始他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各地的文化,心中一直与中国文化对比着,后来,他成了中华文化的阐释者、批评者,我想这是对一种文化怎样的高深理解,才可以理智的对文化进行正确的批判。中华文化带着一种跨越了几千年的韧劲,经历了多少次“死亡”、“濒死”依然重生!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让这个民族的很多失意者、自卑者、忧郁者重新燃起心中的火苗,更是一种对生命的自我确认。

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经历于千载岁月涤荡,才获得了今天不计其数的文化瑰宝。

《佐临遗言》中的一些人物也让我心生敬佩之情。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发动侵华战争,萧伯纳先生本以为黄佐临先生会让自己介绍一个能在英国长期居住的工作,可黄佐临先生却提出要回国,萧伯纳先生吃惊的'说:“哪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但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多么简单的几个字,却表达了黄佐临深厚的爱国情怀,也赢得了萧伯纳最好的赞扬:“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总之余秋雨散文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比,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但余秋雨老师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名初中生,对余秋雨老师的作品还停止于浅薄的理解,还不能真正渗透作品的文人忧患意识和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这些品质不仅对我们学生写作有很强的借鉴性,也必将成为自己写作风格最有价值的参考。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那种意境,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简单叙述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这几天在网上读余秋雨老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感受颇多。读了很多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他那篇体现“诚信”的《信客》,我们上次学生做作文也是写了反映“诚信”的话题作文,所以想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看法谈一下。

《信客》写的是早年在乡间的事,那时候通信手段很落后,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不能联系上出远门的亲人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文章说的是这里的一个老信客,曾有一次为客户送给女儿的红绸,而他也要为一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了客户窄窄的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小小的一件事毁了老信客一生的名誉,老信客申辩不清,满脸凄伤,拿起那把剪红绸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这就是不讲"诚信"的结果,哪怕只有仅仅的一次;这就是我要说的,在这个世界,你要想顶天立地的站在这个世界上,请记住一句话——万事"诚"为先!

西方有句话:“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发现他被所有的人骗了。”信誉,是对权益的维护和尊重。承诺,就自己来说是一种责任,就对方来说是一种希望。失信和失诺,不管对象是谁,都是一种失责。然而,正是这种诚信,才显示出一个人思想品德的高下。古人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为何难追?因为言出诺随,方显君子本色。“言必行,行必果”,特别是存在激烈竞争的现代社会,承诺更是事业生存发展的基石。只有一诺千金,才可赢得至高无上的信誉。

郑周永说过,信用是财产,有信用就有一切。麦可格雷尔也说过,一切商业交易中,信用第一。请看美国的凯特皮勒公司是怎么做的,这个公司是生产推土机和铲土机的世界性跨国公司,它的广告中说:“凡是买了我们产品的人,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需要更换配件,我们保证48小时内送到你们手中。如果送不到,我们的产品就白送给你们。”他们说一不二。有时候为了把一个价值50美元的零件送到边远山区,不惜用一架直升飞机,费用高达20xx美元。有时无法按时在48小时内把零件送到用户手中,就真的按广告所说,把产品白白送给用户。由于经营信誉高,这家公司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仍然兴旺。这就是讲究信誉给凯特皮勒公司带来的效益。正是有了信誉,才有了凯特皮勒公司的发展,才有了凯特皮勒公司兴旺。这就是说,承诺就是信誉,承诺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有一家国内的银行的员工们也很好的做到了讲诚信,维护了“青年文明号”的荣誉称号,做到了名不虚传。当记者拿出1100元钱,却故意在存款凭条上填写了1000元,递进2号窗口,服务员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并将多出的100元退了回来。这是发生在国家级“青年文明号”工商银行吉林市湘潭储蓄所的一件事。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普普通通的银行普普通通的职工,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坚持,才换来了他们这样的光荣称号。这种品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这告诉我们:信誉要靠实际行动积累。

但也有一些单位口号喊得震天响,在真有事发生后却一再推诿,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一消费者到一家门面堂皇,公开向消费者承诺“包修3年”的电器商店,花820元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使用仅10天,就发现定时器失灵了。当该消费者带着发票把洗衣机运回商店要求换一台新的时,就惹得营业员满脸的不高兴。她说,换新的不可能,只能给你修理一下,今天没修理人员,你先运回去,明天派人来维修。不得已,笔者只好运回去等人上门修。殊不知,修了坏,坏了修,折腾了好几个回合仍无效果。真是让人有苦说不出。这样的服务,这样的承诺,又怎么能让人信服?这件事告诉我们:承诺不是只说不做。就像池田大佐说的:“信用是难得易失的。费十年的功夫积累的信用,往往由于一时的言行而失掉。”这也是我们今后生活中要吸取的教训吧!

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礼记》上的一句话:“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这句话战国时期的尾生做到了。尾生曾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河水却开始上涨。于是他便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固守着诚信被淹死;要么丢掉诚信保全生命。尾生最终选择了诚信,抱柱而死,成就了千古美名。读来虽觉惨重,但在追寻诚信的道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的。正像《信客》里的那位老信客,一生的信誉毁在了那条窄窄的丝绸带上,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而他只能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世人,牢牢的记住那句话吧:万事诚为先。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更深层的本质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哀的过去。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很是被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比照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表达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简单表达至此,最后一余秋雨的一句话来结尾: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余秋雨道士塔读后感余秋雨道士塔读后感500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一个破落的道士塔朝跪在莫高窟的大门外。

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真正是中国文化的不幸与悲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如同流水般从他手中渐渐逝去。

一次次屈辱,一次次叹息,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然而,这个道士太卑微,太渺小,他的愚昧令我们更尴尬于八国联军火烧皇家圆明园。

“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一个年轻的诗人道出了巨大的民族悲剧。

历史让王道士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但一道砖,一把锁,将光芒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将中国文化锁在了深深的官仕腐朽的黑暗之中。余秋雨的脑中一片惨白。

在当时的朝代,我们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余秋雨的恨,余秋雨的屈,正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恨,几千年来的屈。一千年的古代文化就如此被中国官邸糟蹋,被洋鬼子吞噬。

让我们“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你们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的遗赠。一段飞天的故事,一把锁,一辆马车,最终留下一行烧焦的车辙。

历史已成过去,不愿意抒发感情,越是屈辱越是深爱。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余秋雨散文《上海人》余秋雨散文原文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了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北,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保。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位置。关于他的话题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国游记的出版,北大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直面余秋雨的文革经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则被称为“文化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的散文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历久弥新。这些散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化状态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终点,却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形成接力,转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层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窟的灿烂文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现在,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作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读余秋雨书读后感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

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潮。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

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斜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

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余秋雨道士塔读后感余秋雨道士塔读后感500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道士塔》在他的代表性作品集《文化苦旅》中属于第一开篇,这篇散文自发表后的十余年内,反响很大,存在各种不同的争议,有肯定,有否定,有赞扬,有批评,不一而足。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存在虚构、戏剧化成分,因而不好;有人认为这篇散文对王道士的“罪行”戏剧化不公,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争论的,但基本的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篇散文写出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悲剧,不仅仅是王道士个人而已,而且写出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各级官吏在沉沦、庸俗的境地中,更加加剧了文化的浩劫和灾难;同时也映照出外国文化学者对文明的追索和渴求,两种不同的文明对文化的关注及重视、保存及研究的对比(所幸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新时期,默默继承和传递敦煌学的当代学人们,终于通过自身的努力,挽回了“敦煌学也在中国”的尊严)。这篇散文不仅写出了余秋雨内心个人的文化忧患意识,也写出了一个民族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传承意识,亦一定程度涉及了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不管当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篇文字不仅体现了余秋雨一开笔入手即抓住了文化传承的重要命题,也侧面抓住了文明的对比,而且以其后面完成的文化传承和文明思考一对照,反使这篇文字的重要性昭然可见[1]*;它不仅写出了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比照,也写出了当代学人对中华文化、文明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这些我都不提了,我只着重提余秋雨在其中引用到的一首诗作;因为这首诗为他的这篇散文增添了不同寻常的份量,震撼过许多读者的心灵,而且这首诗作的内涵,也为他这篇散文增色不少,提供了一定的意蕴;甚至说不定,也为他当时写作此文提供了若干灵感。起码这首诗作的引用,为他恰到好处地表达他的情感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方式和手段。

应该确切地说,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引用了两个青年诗人的作品。——其中第一个,在第一节结尾,余秋雨写道:“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因这位诗人不详,无从查究,不提。我只侧重说第二个,也就是我九年来一直悬念和经过漫长的搜寻之后才终于得知的该诗的作者及其全文,也就是余秋雨在文中第三节具体引用到一部分的那一首诗。

为了表达更加清晰,我得具体引述。余秋雨在文中第三节写到斯坦因车队要运走敦煌的经卷时写道: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这首诗在余秋雨的这篇散文中很显眼,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它的引用寓意强硬的阻拦,即武的阻拦,为文章平添了一股英雄气概,极大地感染了读者。但是,余秋雨文中或文末没有任何说明和注释,绝大多数读者根本不知道这诗是谁写的,是哪一个“当代中国青年”写的?许多读者对这首诗产生了印象,甚至是深刻的印象,可是却不知道原诗的作者是谁,题目又叫作什么。除了文中所引的诗句之外,我们对其它的情况一概不知。没有任何踪迹可寻,想要查知却又无从入手,情况显得扑朔迷离。

我个人就是经历了九年之多的寻找——从1993年冬,到秋,才最终找到了原诗的`全文和作者的。这一发现可以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这一疑问的解决,却用了九年时间!

先具体端出原诗吧:这首诗的原名叫做《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致额尔金勋爵》,作者是中国当代青年诗人晓桦(他当时是军旅诗人),全诗内容如下:

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

——致额尔金勋爵。

晓桦。

我佩服你。

——额尔金勋爵。

你敢于发布这样的命令。

把古老东方的京都。

投进熊熊大火。

在每片焦土里埋下你的名字。

和野草岁岁生长。

我不佩服你。

——额尔金勋爵。

你根本没有敌手。

没有敌手却建立功勋的英雄。

比拼杀中倒下的战败者还耻辱。

焚烧一座没有抵抗的园林。

践踏一片不会说话的土地。

那是小孩子的手都能胜任的。

何用军人的膂力。

但你毕竟以你的壮举。

给你的后裔们留下。

足以在餐桌上大嚼永远的威名。

给你民族发黄的编年史。

嵌上火光闪闪的骄傲的一页。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我更希望。

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

当然我决不会用原子武器。

对你那单发的火枪。

像你用重炮摧毁冷兵器。

我希望你是。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人。

你会满意的。

你的对手不再是猛勇而愚蠢的僧格林沁。

在此。

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

从我们这一代起。

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

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第一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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