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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白居易《清明夜》古诗鉴赏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骄妾妇，士甘焚心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风落梨花雪满庭，今年又是一清明。
游丝到地终无意，芳草连天若有情。
满院晓烟闻燕语，半窗晴日照蚕生。
秋千一架名园里，柳丝今日向东风。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其代表作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白居易人物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代表作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其代表作
第一种说法：那是李白七岁时，父亲要给儿子起个正式的名字。李白的父母亲酷爱读书，他们要培养儿子做个高雅脱俗的人。父亲平时喜欢教孩子看书作诗，在酝酿起名之时，同母亲商量好了，就在庭院散步时考考儿子作诗的能力。
父亲看着春日院落中葱翠树木，似锦繁花，开口吟诗道：“春国送暖百花开，迎春绽金它先来。”母亲接着道：“火烧叶林红霞落”。李白知道父母吟了诗句的前三句，故意留下最后一句，希望自己接续下去。他走到正在盛开的李树花前，稍稍想了一下说：“李花怒放一树白”。
“白”——不正说出了李花的圣洁高雅吗?父亲灵机一动，决定把妙句的头尾“李”“白”二字选作孩子的名字，便为七岁的儿子取名为“李白”。
第二种说法：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写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李)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的姓名是其父回到蜀中给自己恢复了李姓后，为后来出世的李白取的名字，李母梦到太白金星后于是有了身孕，在阵痛难忍中生出李白，李白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一梦境得来的。
唐朝长安元年，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执政后期的公元701年。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他很早就相信喜欢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
李白搁笔。
在黄鹤楼公园东边，有一亭名为“搁笔亭”，亭名取自“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一段佳话。唐代诗人崔颢登上黄鹤楼赏景写下了一首千古流传的名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说：“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便搁笔不写了。有个少年丁十八讥笑李白：“黄鹤楼依然无恙，你是捶不碎了的。”李白又作诗辩解：“我确实捶碎了，只因黄鹤仙人上天哭诉玉帝，才又重修黄鹤楼，让黄鹤仙人重归楼上。”
实际上，李白热爱黄鹤楼，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高亢激昂，连呼“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山川人文，相互倚重，崔颢题诗，李白搁笔，从此黄鹤楼之名更加显赫。后来，李白也仿照《黄鹤楼》写下《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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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其代表作
《赋得古原草送别》。
《忆江南词三首》。
《忆江南·江南忆》。
《琵琶引》。
《观刈麦》。
《李白墓》。
《花非花》。
《问刘十九》。
《大林寺桃花》。
《卖炭翁》。
《夜雪》。
《暮江吟》。
《放言五首·其三》。
《池上·小娃撑小艇》。
《除夜寄微之》。
《杨柳枝词》。
《采莲曲》。
《浪淘沙·借问江潮与海水》。
《春题湖上》。
《放言五首·其一》。
《望月有感》。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阴雨·岚雾今朝重》。
《长相思·汴水流》。
《望驿台》。
《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放言五首·其五》。
《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
《南湖早春·风回云断雨初晴》。
《为薛台悼亡》。
《垂钓·临水一长啸》。
《放言五首·其二》。
《偶作寄朗之》。
《微雨夜行》。
《邯郸冬至夜思家》。
《望月有感》。
《放言》。
《咏菊》。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山泉煎茶有怀》。
《观游鱼》。
《放言五首·其四》。
《燕诗示刘叟》。
《春词》。
《村夜》。
《南浦别》。
《母别子》。
《送后集往庐山东林寺,兼寄云皋上人》。
《闻李六景俭自河东令授唐邓行军司马,...
《开元九诗书卷》。
《和元八侍御升平新居四绝句·看花屋》。
《残春晚起,伴客笑谈》。
《慈乌夜啼》。
《酬梦得比萱草见赠》。
《上香炉峰》。
《早寒》。
《月夜登阁避暑》。
《和元九与吕二同宿话旧感赠》。
《长恨歌》。
《琵琶行》。
《卖炭翁》。
《赋得古原草送别》。
《暮江吟》。
《忆江南》。
《大林寺桃花》。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直中书省》。
《长相思》。
《题岳阳楼》。
《观刈麦》。
《问刘十九》。
《买花》。
《池上》。
《缭绫》。
白居易为何成为天才诗人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中唐时期的两位著名诗人，韩愈和白居易，有不少结交成为好友的客观条件：
年龄相近。韩愈出生于公元768年，白居易出生于公元772年，相差只四岁。
登第相近。韩愈贞元八年(792)中进士，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相差只八年。
仕历相近。都曾在京城、地方上做过官，顺逆、级别也大致相当，韩愈做过刑部侍郎，官至吏部侍郎，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退休)。
理想相近。韩愈跟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与元稹发起“新乐府”运动，都有关心现实、革新诗文的理想。
性情相近。都不是离群索居喜欢清静的宅男，都喜欢结交有文才的朋友，尤其是跟自己相埒之人，都喜欢提携后辈。他们各自身边，都围绕着一大批诗文朋友。
共同偶像。都是杜甫的崇拜者，思想、艺术上都深受杜甫的影响。
共同朋友。诗人张籍既是韩愈的好朋友，同时也是白居易的好朋友，韩门弟子樊宗师、李翱等人，跟白居易也有交往。其中，张籍曾介绍韩愈、白居易相识。
但是，韩愈与白居易终究只有蜻蜓点水的交情，并没有成为莫逆于心、诗文创作上互相推崇、呼应的朋友。
从现存韩愈、白居易的诗文看，白居易有如下几首诗跟韩愈有关：《和韩侍郎苦雨》《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小饮》《久不见韩侍郎》《和韩舍人题杨舍人林亭》《和韩侍郎张博士游曲江见寄》。另外，《老成》诗有“我有白头戒，闻于韩侍郎”两句。而韩愈的`《昌黎集》中，则只保存了《同张籍游曲江寄白舍人》一首跟白居易有关的诗。
有过交往，有过唱和，却没能加深友谊，成为挚友，擦出火花，点亮文坛，成就一段文学佳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韩愈于前辈诗人中，最推崇李白和杜甫。在一首赠给孟郊的诗中，他有这样两句：“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众所周知，李白杜甫曾经同游东鲁、梁宋，亲密无间，至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的诗歌创作，一个充满浪漫的想象，一个满是关心现实的情怀，相互辉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闪亮的“双子星座”。而韩愈、白居易这两位中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却与“双子星座”失之交臂。
中唐四位最优秀的诗人，孟郊、韩愈、元稹、白居易，分为两组，韩孟齐名，元白齐名。从文学史的角度讲，孟郊、元稹的诗歌成就，毕竟稍逊于韩愈、白居易。若是整合出一个“韩白”配，那才是真正的强强组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位当时最优秀的诗人，失之交臂，没能成为好朋友呢?
有人可能会猜测说，他们的政治立场、思想性格上有分歧。韩愈白居易思想性格上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说，韩愈更在意自身遭遇，为自己鸣不平，白居易则多关心百姓疾苦，为穷苦百姓说话;韩愈性格刚强激烈，白居易为人温和从容。据我所知，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韩愈跟白居易有政治立场上的正面冲突。
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并非心胸狭隘之人，都有惜才爱才的襟怀。有一种说法，韩愈在监察御史任上被贬为阳山县令，原因是上疏言事。而他上疏的内容则是柳宗元、刘禹锡泄露给王伓、王叔文等人的。韩愈也耳闻了这种说法，但是，他并未因此疏远、憎恨他们，仍一如既往地关心他们。
有诗为证：“同官尽俊才，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怨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否)?”韩愈表明自己不相信是柳宗元、刘禹锡出卖了他。后来柳宗元、刘禹锡被贬南方，韩愈担心他们水土不服，有《永贞行》诗云“吾尝同僚情岂胜，具书所见非妄征”，关爱之情，出自一片真心，全无幸灾乐祸之意。柳宗元死后，韩愈还为他写了《罗池庙碑》。
我们知道，柳宗元跟王叔文一派，主张政治改革。可见，韩愈交友，是可以超越政治立场的。他骨子里是个文人，政治立场在他那里不如文才重要。
相比之下，白居易的诗人气质比韩愈更浓。他最有名的作品，《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上阳人》等等，都是关心社会、关心百姓的新乐府诗歌，而实际上，白居易更多的作品，是表现他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他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气质与名士风度的诗人。
韩愈白居易之所以没能成为声气相通、互相辉映的文坛巨擘，我认为，原因主要在韩愈方面。
比白居易年长四岁、登进士第早八年的韩愈，有太强的好为人师与文坛盟主意识。清人赵翼曾指出：“游韩门者，张籍、李翱、皇甫湜、贾岛、侯喜、刘师命、张彻、张署等，昌黎皆以后辈待之。卢仝、崔立之，虽属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瓯北诗话》卷三)。
韩愈平生最推重的诗人是孟郊。他曾经向郑馀庆举荐孟郊，他列举历代诗人时，把孟郊的名字紧接在陈子昂、李白、杜甫之后，他把自己跟孟郊的关系比作李白与杜甫，他希望自己跟孟郊不要像李白跟杜甫那样，难得在一起，“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云龙相从，不离不弃。
韩愈推崇孟郊，除了孟郊诗风跟他却有相近之处，都有“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特点外，恐怕孟郊的遭遇地位是更加重要的因素，孟郊只能是韩愈同情、提携的对象，不可能成为他有力的竞争者，跟他平起平坐。
白居易在诗集中保留好几首跟韩愈有关的诗歌，而韩愈在自己的诗集中只保留了一首跟白居易有点儿关系的作品，似乎可以读出这么一个信息：韩愈并不把白居易太当一回事。
须知，白居易可是一个神童诗人，十六岁时就写出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的好诗。白居易青年时期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已经得到前辈诗人顾况的赏识和揄扬。换言之，韩愈不可能不了解白居易的诗才与诗名。
白居易一首赠张籍的诗，有这样几句：“问其所与游，独言韩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伦。”如果这诗作于白居易跟韩愈相识之前，说明白居易对韩愈是敬仰的;如果这诗作于白居易跟韩愈相识之后，那么，很可能他感觉到了韩愈对自己的冷淡与傲慢。
一个曾经不遗余力地举荐、赞扬过孟郊、贾岛的文坛耆宿，面对白居易时，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简介与生平介绍【】
一生以44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其代表作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藏书故事。
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唐代诗人白居易简介及其代表作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我眼中的诗人白居易作文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遇红颜，听其诉平生，一曲琵琶泪。可知说书人愁思深几许？只得泪中愁，难言流离苦。
浸，冷江浸寒月。四下寂寥，一轮褪了温度的月浸在入了秋的江水中，愈发寒凉。枫叶、荻花、小舟一一隐没在这夜色的苍茫中。居易颔首见月，月却离他那么遥远，冰凉的水汽撩拨他的衣袖，森森的寒意掠过心头。他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茫茫的江水，不见来处，不知归所，扑朔迷离。他，就是那轮水中月，恍惚惘然。浸的是月，冷的是心。
湿，泪水湿衣襟。乐声凄凄扣人心扉，再也抑制不住的愁苦，终于在满座人群的泪水中找到了发泄口，琵琶女和白居易都可以摘下生活的面具，痛哭流涕，将自己一腔激愤不平的感情尽情地宣泄！迸发的情愫是他乡遇故知的慰藉，也裹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失意寡欢。湿的是衣襟，滚烫了谁的眼眸，痛的是谁落空的仕途梦。
他可以把自己的情感浸得不动声色，却因一曲琵琶湿了眼眶。
“幽咽泉流冰下难”，琵琶曲咽女儿愁。琵琶女一点一点收敛了卖艺的怨。她的琵琶声低沉幽婉，如泉水在冰层下滞涩地流淌，冰未碎，泉难断。琵琶女委身商人，奈何容颜易老，惨遭抛弃，终日掩面弹曲，以年少一艺度余半生，锁于时间的囚牢。红面纱下的泪有人揾否？江口人影渐渐疏离，等不到了。
居易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周边的人都劝他莫管闲事，底层人民的辛酸，他看得见，怎能不管？但是不被理解的酸涩最终也只有自己独自尝受。那千丝万缕的愁思又有何人知晓？咽，道尽了千古失落者的悲愁。没有嘶声哭泣的崩溃，而是将心酸忧愁收敛在哽咽中。
居易不易，官场难守。他还是爱讲公道，总是越职言事，最终沦为江州司马。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活自有愁，他却看得见别人的愁。当失意的官员遇见沦落的娼女，“千呼万唤始出来”，那是一场乱世的相逢，身份地位悬殊，却仍旧彼此尊重。
李煜江山难守，人与愁只随江水流逝，空留南唐后主的悲愁。窗边的易安，不再守来丈夫的锦书，独自守着雁过的凄苦。李商隐守着锦瑟，一弦一柱的记忆，念念不忘。晏殊孤身上高楼，凭栏远望，独自惆怅。暮去朝来，岁月诉说不尽忧愁落寞。琵琶女还在执着，白居易还在为民忧，独自愁。
白居易的“愁”有纵声哭泣，也有低声哽咽，默默守候，拿了余半生换忧愁，青衫衣袂，心上的秋日趋寒凉，秋里的心依旧滚烫。
愁在泪，眼朦胧，愁入心，意悲欢。
诗人白居易生平简历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我眼中的诗人白居易作文
白居易是我国历史上著名诗人，但人们不知道他还是个“绿化迷”。他无论到哪里做官，总要种花、栽树。所以，在他所走过的地方，都流传着与绿化有关的故事。
公元819年，白居易被贬谪忠州(位于四川)刺史时，见城周山岗满目荒芜，感慨之余，挥毫写下了“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的诗句。
于是他带着为什么不绿化的谜，布衣私访民间，终于弄清了百姓不愿栽树之谜：“远水不解近渴!”他庶民衣着，来到百姓中，以平等的身分，说服百姓栽树种花，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树种花。他在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为了培育好所栽的树苗，他总是不辞辛苦前去管理：“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渠灌其枯。”树木成林后，白居易喜悦之情跃上眉梢，早晚漫步其间，写了很多寄情于山水、树木的闲适诗。在他的倡导下，忠州境内父老无不争相栽树种花，不几年已绿荫一片，改变了穷山秃岭的面貌。
公元822年7月，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他一到任，就率领民众在西湖里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便是有名的“白堤”，他和百姓们一起在堤上栽了许多柳树。白居易调苏州任刺史虽仅一年时间，他亲手种过许多桧树，人称：“白公桧”。
由于诗人白居易平易近人，爱好绿化，因此深得百姓的敬爱，“白公桧”被当地父老当作珍品加以保护。
白居易植树绿化大搞园林的功绩，千古流传，现在苏州政府和人民自筹资金，修建了白公碑和白公园林，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
勤奋诗人白居易抒情散文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诗人白居易的作文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樊素和小蛮都是白居易的家伎。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她们俩出名，皆因白居易曾经写过著名的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其实，白居易当时任刑部侍郎，官正四品，按规定只能蓄女乐三人，但他的家伎除了樊素、小蛮和春草以外，专管吹拉弹唱的家伎就有上百人，还写了一首诗说，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列位看官，这些都是他的人啊。家伎可真够忙的，既要充当侍妾，要充当歌女舞女，又要充当丫环，而且事关社交。她们的数量、质量、伎艺往往还是主人的地位尊严、经济实力、人品高雅的一种体现。白居易忍不住四处炫耀他的美女们。
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写道：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我家里养的家伎，每过三年多，我就嫌她们老了丑了，又换一批年轻的进来，经常换新鲜货色，十年间换了三次了。公然以此自炫。这时的白居易已是风烛残年，而樊素小蛮，不过十八九，且年方潋滟。
我眼中的诗人白居易作文
他，挥毫洒墨从而写下一篇篇佳作；他，生逢盛唐荣耀却因不受重视壮志难成；他，关心百姓疾苦所以用诗歌与我们相逢至今；他，就是被誉为“诗魔”的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观察到草的生长、死亡之后，白居易写下了这首离别的诗歌。一株小草经历一岁的时间之后，或走向枯萎，或化为灰烬，但种子和根茎还在酝酿着新的生命，即使化为灰烬也要转化为养料，为种子的繁衍添一把力气，尽一份心，直到“春来草自青”。诗人敏锐地觉察到草的生长周期，并能从中生发出对生命的感慨：每个生命体都会遇到困难，但是，只要努力克服它，坚信生命生生不息，再加上时间的魔力和客观条件的转换，一切困难都将成为过去。
被贬为江州司马的他在一个月夜与琵琶女相遇，弹琴的人在水上，听琴的人在马上，弹琴的人和听琴的人相遇在一条船上。这条船便是一张琴了，被水的手指拨响。所谓知音，便是一个人的心事被另一个人的琴声说穿，因水流传。人人都在世上寻找知音，却不知道他会在何时偶然出现。今夜，谁在那一勾残月下，独自临风抚琴？大音如霜降于四野，飘向远处的琴声比远处更远。寒夜秋月，千古心情，在玉指和轻弦上泛漫。庐山多愁善感的情怀，在一个古代的夜晚，被诗与琵琶说尽。
初月在西边渐渐出现，被一层层淡云笼罩住了。突然刮过一阵风，空气感到湿润起来，有了些许深秋的凉意。草丛里，多了一些晶亮的东西——原来是露珠。深秋的夜晚，总是惹人思绪翩翩的。树木沙沙地摇动起来，似乎在唱一首夜歌，月亮洒下柔光，多了一份宁静。此时的白居易依然想的是朝廷，自己推官是为了什么？自己隐退不管国事，可眼下的国家局势危机四伏，怎能让他放心？残阳，暮江，一幕幕展现在他眼中。江水依然涌动着，似乎是在为谁呐喊，是为这天下的不平？还是为这朝廷的黑暗？心下一动，在这不平静的夜晚，流泻出肺腑之言：“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如今，物是人非，千年又一季，而白居易的诗歌及其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野火春风中的小草，秋江夜中的那轮明月，倾泻而来的残阳，瑟瑟伴红的江水……这一切，都是我眼中的白居易。
勤奋诗人白居易抒情散文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白居易生平。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白居易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指导思想。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辞质而径”，辞句质朴，表达直率;。
“言直而切”，直书其事，切近事理;。
“事核而实”，内容真实，有案可稽;。
“体顺而肆”，文字流畅，易于吟唱(《新乐府序》)。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大体上，前三类为古体，后一类为近体。前三类大致以内容区分，但有相交。四类诗中，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讽谕诗在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长恨歌》歌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婚姻爱情故事，既有“汉皇重色思倾国”的寄讽，更有“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伤和同情。《琵琶行》则有“天涯沦落人”的遭际之感，且语言成就突出。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另有一些铺陈故实、排比声律的长篇排律和杯光酒影、艳情风月的小诗，也颇为时人效仿。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白居易不属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其《策林》75篇，识见卓著，议论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文，均文笔简洁，旨趣隽永。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作。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诗人白居易的作文
盛唐诗人白居易一生仕途不顺，爱情之路也很坎坷，在与初恋湘灵分离后，一心抗婚的白居易最终被母亲以死相逼娶了同事的妹妹为妻，那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大龄青年的白居易养孩真辛苦。
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龄青年白居易好不容易娶妻了，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养育儿女，命途多舛的诗人在儿女这一关上也不顺利，结婚一年之后妻子生了一个女儿，人到中年的白居易见到女儿很是高兴，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十分宠爱这个孩子，不幸的是大女儿三岁时夭折了，这对于白居易夫妇来说打击十分大，悲伤的诗人还特别作诗《念金銮子二首》表达悲痛之情，同时诗中也表达了他渴望后继有人的愿望。古人的观念很是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贯穿了几千年，白居易也是这样，经过漫长的六年后，迎来了第二个孩子阿罗，二女儿的到来暂时抚平了丧女之痛，白居易养育孩子的艰辛在之后又体现出来，小心翼翼的养育阿罗，但年事已高，怕等到孩子长大时自己已经白发苍苍。谁想到十几年后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和妻子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男孩阿崔的到来给了白居易很大惊喜，但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阿崔也早夭离去，绝望的白居易悲痛万分，好友刘禹锡还写信安慰他。
命运的安排给了白居易多次打击，白居易养孩真辛苦的感慨在他的诗作中也有体现，不管在什么年代，什么家庭，孩子的养育都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