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是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文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学习如何写作。在这个范文范本集合中，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新颖和有趣的总结作品，希望可以激发大家的写作创作灵感。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论文
生活中，你最期待什么声音?14亿多中国人的心中，有美妙的律动、奋进的足音、磅礴的力量。近日，新华社发布融媒产品《14亿多中国人的心声》，献礼全国__的盛大开幕。该部短片以共情共融的镜头艺术为笔，和时代共鸣，与人民共情，描绘了当下14亿多平凡奋斗者的生活现状，透过短片中的“人民声音”，我们读懂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读懂了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真谛，触摸到了“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热气升腾的时代热潮。
“我最期待的是客人进店消费的声音，就算再辛苦也不觉得累。”三年疫情攻坚战取得胜利，大街上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各大实体店迎来了久违的春天，人民生活工作的节奏步入了正轨。就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的数据极大地提振了我们的信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在这组数据中，我们看到国家在持续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上做下了“大文章”，也看到国家把民生关怀落在了生产、消费、就业等各个关键节点的“小细节”。人间烟火气，最是抚慰每个平凡奋斗者的心，而如何守护这弥足珍贵的“烟火气”，作为基层干部的我们，需要善作善为，选择“缩头”，便是选择了“不可为而不为”的明哲保身;选择“挺身”，便是选择了“不可为而为之”的问心无愧。面对民生和治理的“两难”问题，需在“两难”的岔路口潇洒转身，需顽强坚定地扎根在守卫奋斗的一线。
“我最期待的是家乡变美的声音。”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国__上，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吉县余村村支书汪玉成一句“让绿水青山成为百姓幸福靠山”，砥砺了广大基层干部深入开展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家乡变美，靠的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们脚沾泥土，勠力同心，携手擘画乡村发展蓝图的接续奋斗。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基层干部、年轻创业大学生踏上了返乡之旅，像90后人大代表徐瑶看到国家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好政策，便毅然辞职返乡种西瓜，用特色产业为乡亲们踏出了一条致富路，也为乡村振兴工作发出了年轻声音。可见，年轻干部要珍惜与乡村的可贵缘分，要珍惜基层历练的宝贵光阴，学会在“满目荆榛”上摔打磨砺以练就“铁肩膀”，在“进退维谷”前破釜沉舟以拉满“成长值”。一代接着一代，充满梦想与荣光的接力棒穿越时空，基层干部与乡村振兴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雨水打在国旗上的声音，雨再大，也应该来迎接这些战友。”这是一名老兵的庄严宣誓。中国巨轮一路航行，有太多太多的“平凡英雄”，他们坚守、奉献、奋斗，有的有名可索，有的早已无迹可寻，却自始至终贡献前行道路上的光与热，让盏盏明灯烛照巨轮航行的漫漫复兴路。作为基层干部，当自省效仿，从“榜样力量”中深植爱国热忱，自觉警惕“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看客心态，不做“逃兵”，不打退堂鼓，在家国复兴问题前勇做先锋，敢打头阵，以个人“星星之火”点燃为国效力、为民服务的“燎原之势”，做锐意开拓、守正创新的“弄潮儿”，以“越是艰难越是向前”的勇毅之姿，做推动发展、摸索前进的先行者，怀揣一以贯之的坚守擦亮初心使命，让生生不息的精神火种代代相承。
浅析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论文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以及科学技术的运用，使得启蒙思想家借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武器勾勒出人类发展的美好蓝图。同时，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现代化的开端，学者唐晓峰总结美国文化地理学家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时指出“资本的登场和运行，是现代性造就的总根源。”[1]启蒙的现代思想家们认为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的改造，会为人类带来繁荣、平等、发展以及美好的未来。然而，启蒙的理想家却未曾想到资本主义的现代进程并没有预想的那般美好，相反，理性化带来的经济的、政治的、竞争性、战争危险等非理性因素给人类带来了更深重的奴役。二十世纪中叶，人们开始对空间问题思考正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回应，西方文艺批评界“空间转向”潮流、“空间批评”的兴起正是这种生存境遇的回应，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的批判、质疑和反思。
一、现代性的兴起。
以上一些论述显示出“现代性”的双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性”是与西方社会中世纪相区别的社会时间阶段。现代性经历过最初的萌发、稳定的过程和迸发的突显，此为时间气质的现代性思想。其次，作为“现代”与“过去”的不同，或者说现代化的改变（改造）。这种不同并非是在突然之间的转变，戴维・哈维所说的“创造性的破坏”反过来一样是可行的――破坏性的创造，在这个资本主义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巨大的改造力量中，我们看到得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一种作为历史实践过程的现代性，展示了自己的主要特征和内容，具体看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确立正是一种政治概念的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国家讲求的是秩序而非上帝的法则，人是自由的，而非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即是一种制度的现代性。第二，经济层面上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和市场的自由发展，工业经济、商品经济规模也越来越大，封建的自足经济和庄园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的大都市在形成。第三，启蒙理性主义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性规划，通过科学的观念、合理的形式、理性的思维去发展、追求一种人类的解放。“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发展，确保了从神话、宗教、迷信的非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专横地利用权力和为我们自己的人类本性黑暗的一面中解放出来。”[6]理性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的、重要的观念，一切事物和理念都必须受到它的审判。第四，人的现代性的体验。在现代的历史社会中，人类既作为主体进行着现代性的规划，同时，又是作为客体接受现代性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这意味着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内在世界的体验来解释这个世界，经由这种体验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作为文化表征的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表现为一种物质实践的过程，现代性不可避免同时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除了要将时间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外，“各种独特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构成方式都将体现出一系列独特的时间与空间的实践活动和概念”。[7]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进行空间实践，都市成为现代性的标志。
二、现代化都市和空间实践。
现代性问题与空间性的问题联系密切，造成断裂不仅是表现在时间方面，空间的分离更是其显著的标志。都市的现代化或者说城市化主导了空间的裂变，“1848年之后，现代主义看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8]资本主义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在只是单一的生产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并且，“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9]都市建设和管理成为现代经济规划的主要形式，城市空间本身按照资本的志趣和生产逻辑而创造出来的现实，也是资本主义空间实践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不断变换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矛盾的改变，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空间实践过程中，“空间的主要矛盾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ofspace）、对可以互相交换之片段（fragments）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10]资本主义要求对空间“巨大”化的追求空间的生产以及资本在空间中利用、收益的最优化，这种整体上的要求却是与单体个人对空间诉求之间产生矛盾与冲突，并且，随着空间实践过程的加快这种矛盾也会愈演愈烈更加尖锐。
理解这一过程最需要我们抓住的的是空间的改变对处于空间内的各种关系的影响，空间生产这一实践过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文化语言产生着持续性的影响。在现代性与空间问题的关联中，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新一轮的空间生产方式以及灵活转换的积累，西方当代知识分子以空间为重要平台张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犯和反思，继承着自由人类的理想，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展开丰富性的思考。其中，正是对启蒙主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延续。
三、空间批评和文艺批评的“空间转向”
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转变以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转型，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现代性的体验，对社会历史、文化生活、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空间生产（按资本的逻辑）塑造出不同的城市面貌，对都市大众的内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产生着深刻的冲击和影响。此时的语境中，时间的表达显然已经不能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话语理论，人们在全新时空体系中寻找生存的表达话语，空间批评成为人们对自我生存体验的最新解读。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只是分子关注的焦点，不同的思想家带着不同的规划以空间联系在一起，“正在出现的跨学科格局把中心放到了‘空间’、场所’和‘文化地理学’的问题之上”，[11]对空间的这种关注，已经在很多方面和多种角度地进入了文学研究，呈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跨学科互动。“空间转向”和文艺批评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文艺理论中空间问题得以重新把握。文学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是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从空间的角度注视文学成，同时，文学的空间批评本身也是空间理论中最具美学意义的表达。通过对空间的关注表现为对空间性的思考以及文本的空间批评，文学“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出文学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内在关联”[12]西方学术界这种空间理论和文学批评相互交融的情景不仅有助于上述两个方面理论的展开、交互和建构。
在当代空间的理论视野下，政治、消费、民族、阶级、国家、性别、意识形态等在空间实践中都扮演了不同但是重要的角色，文艺实践的过程与这种异质性的场所交汇，作为话语实践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人类关注自我生存、参与改造世界的理想。从空间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理论平台注视文学与文化成为当代人类关注自身的理论方式，人们在诗人的心灵之中也进行着空间形态的文学体验。文学艺术不仅是诗意的表达，文艺实践和空间实践是同步一体的，并且，这两种表征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批评形态都在实践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文学的体验空间以展开对深层资本城市化进程的描述使空间实践和文学表达辩证统一，方能全方位、深层次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现代化资本的空间生产带来了城市化的问题，同时，空间则作为一个整体而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之中，“创造性的破坏”成为都市空间生产的标志，空g由此成为人类生存境遇中一个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空间转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并且，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之后迅速成为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反思社会的尖锐武器。文艺批评也正是在于“空间”问题的交互融合中形成新的批评理念，同时，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唐晓峰.巴黎城记・序言：创造性的破坏：巴黎的现代性空间[m].（美）戴维・哈维著，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4]（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364、365.
[3]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393.
[5]、[6]、[7]、[8]（美）戴维・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0、255、38.
[9]、[10]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49、51.
[11]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阎嘉主编，文化理论精粹读本[c].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37、136.
[12]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与思考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自己所肩负的崇高使命，历练成长为具备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思维、现代化本领的“现代化干部”，勇挑重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向前。
深入学习“守正创新、根植国情”的现代化理论，做“信仰如磐心如炬”的“红旗手”。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中国国情的实际特点，又突破现有理论的框架高度，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不懈探索的智慧“结晶”。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思想内涵，特别要深入体会其根植本土的“泥土芬芳”，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内核”，注重把握其历经“千锤百炼”的“实践价值”，在深学细研、常思常悟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诚“捍卫者”和现代化科学理论的忠实“实践者”。党员干部要做到思而行之、知行合一，以实际工作为“抓手”让科学理论在基层土壤上“生根发芽”，并为进一步更新完善理论体系提供可靠依托。
不断开拓“因势而动、顺势而为”的现代化思维，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弄潮儿”。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亟待探索，还有许多未解的难题亟待化解，广大党员干部应不断增强对事物的洞察力和鉴别力，培养敏锐的视觉、听觉、嗅觉来发现潜在问题、聆听时代呼唤、捕捉重要机遇，敢于面对新局面、接受新事物，并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胜，党员干部要以改革破题、创新开路，顺应时代大势打破传统思维定式，以思想破冰引领实践突破，以新路径、新技术、新理念攻坚克难。但创新的同时也要守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魂”，始终不忘中国式现代的“总基调”和“主旋律”，让“创新之花”有条有序地绽放。
持续练就“居安思危、敢于斗争”的现代化本领，做“跋山涉水渡险关”的“排头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风险与挑战并存，危机与机遇同在。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伟大事业的一线，必须始终坚持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清醒与警觉提早谋划，提前防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凡事三思而后行。万丈高楼不会平地而起，中国式现代化的事业也不会一蹴而就，党员干部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筑牢“基础”，打好“堤坝”，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前行过程中遇到急流暗涌，党员干部应当不推诿、不逃避、不畏缩，发扬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勇开“顶风船”，愿挑“千钧担”，做一名任劳任怨的“搬山工”，牢牢把责任使命扛在肩膀上、刻在骨子里、落在行动上，在担当奉献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巨轮行稳致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广大青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当自觉沿着在“开局之年第一课”上指引的前进方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坚定决心、信心、恒心，铆足干劲、闯劲、韧劲，“心心”奋“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下定“坚为必成”的决心，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干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产党人凭着“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实干奋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壮举。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干担当方能大展宏图。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当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大力弘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棒接着一棒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自觉主动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艰苦环境、斗争一线去磨砺自己，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续写更大辉煌。
坚定“勇攻必克”的信心，以“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闯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中国式现代化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敢闯敢干、艰难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没有敢闯敢干的拼劲，我们就会囿于现状，事业发展就会停滞，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不会提高。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勇闯才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广大青年党员干部要自觉砥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斗争精神，挺起“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钢铁脊梁，激扬“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英勇气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闯险关、敢涉深水、敢啃硬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天地。
永葆“笃行可至”的恒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回顾__，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靠的是“跟着走”的韧劲，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我们靠的是“星火燎原”的韧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突破我们靠的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劲。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是我们事业可成的必要保障。广大青年党员干部要拿出滴水穿石的精神、善作善成的毅力、老牛爬坡的耐性，不贪一时之功、不为一时之誉、不计一事之成，敬终如始、绵绵用力，以“功成必定有我”的自觉担当，以“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从容，以“跬步之积至万里”的坚定执着，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锚定__绘就的宏伟蓝图，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辉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伟大事业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去开创，广大青年党员干部当踔厉奋发“再扬帆”、锐意进取“创佳绩”，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不负时代、不负青春、不负美好明天!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题目一等奖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开局之年的“关键一课”，广大党员干部当从中汲取思想伟力、精神动力，执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和谐共生的“新答卷”，在迈上新征程的道路上奋力铺展开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
厚植初心使命“鲜明本色”，执“为民之笔”奋力书写“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以举国之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事业，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书写好“共同富裕”的民生答卷，要瞄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坚持“民生”跟着“民声”走，将平日工作的“辛苦指数”转化为群众的“幸福指数”;要激活共同富裕的“发展引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凝聚共同富裕的“奋斗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心聚力、砥砺奋斗，走好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富裕之路。
厚植文化振兴“鲜明成色”，执“奋进之笔”奋力书写“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富口袋”与“富脑袋”同等重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注重物的全面丰富，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书写好“协调发展”的文明答卷，在夯实现代化物质条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要注重补齐“精神食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铸魂的基础性工程，不断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要注重挖掘“内在联系”，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要注重推进“同频共振”，汇聚“同心同向”的强大力量，全力构筑精神文明新高地。
厚植美丽中国“鲜明底色”，执“发展之笔”奋力书写“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探索走出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现代化新路，达到和谐共生状态。在新征程的奋进过程中，书写好“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要致力于绿色低碳全面化，严守绿色发展“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致力于污染防治多样化，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致力于治理水平现代化，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协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江苏省监狱局南京大学预防与控制研究所特邀研究员邮编210036）。
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缓慢过程中，法制的现代化是勿庸置疑的。并且，成为20世纪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基本法律表现。尤其是我们在推进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制现代化的成长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将会越来越深刻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这种历史性的跃进，导致整个法律文明价值体系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包涵了人类法律思想、行为极其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在这里，法治是法制现代化的关键变项，法制现代化与法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毫无疑问，现代监狱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产物，是法治国家的重要表征之一。我们研究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实际是将监狱制度置于现代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以法制现代化为导引，参照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以监狱职能的社会分工为依据，着力研究现代社会监狱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运用现代科学理论作指导，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监狱政治体系。”
本课题的旨趣就是在于揭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建构的缘起，参照坐标、定位以及监狱制度的现代价值。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惟一的普遍的出路”。现代化这一趋势，已经超越了阶级形态，成为人类社会的必然选择。从含义上来理解，现代化“既是一个的静态的概念，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静态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在最新阶段所达到的文明状态，是对传统的绝裂和变革。”“从动态看，现代化又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的不断扬弃而进行的文明价值体系的创新，是对传统的否定之否定，是民族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延续。”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现代化的概念还表述不一，对中国现代化的起点认识各异，但现代化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在法制现代化的概念中，“必然隐含着分之现代化的内容”。就法制的现代化而言，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起步于中国的近代社会。清末，“开始了以沈家本变法修律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第一次能力。”并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的成立，本应当使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呈现出勃勃生机，但因，我们照搬“老大哥”的法律模式，而对其他的先进的法制文明、法制精神的一概拒绝，“使我们再一次痛失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良机”。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使我们去掉了“有色眼镜”，开始客观认识现代化、认识现代社会。于是，我们才真正向现代社会迈进。而法制现代化，在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才开始了其波澜壮阔的历史。
论者说，“导源于11世纪城市运动的西方现代法制（当然包括西方现代刑法文明），是深深植根于市民社会这一特殊的经济社会土壤之中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生成，催生了现代社会和法制现代化。西方的市民社会，换成当下的中国语言说，就是公民社会。而我们比较公认的是我国的公民社会是从中共党的16大之后，才走向前台的。这里，我们需要着力的是公民，更侧重在法律意义上来理解公民的身份，而大大削弱公民的政治意义，“凸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使公民真正体现“权利主体”的价值和尊严。
在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法与刑是高度合一的。所谓法，不过是刑的替代物。不要说是监狱法制，就是调整平等主体之利益关系的民法，也是由封建官吏去“断清”。因此，人们期望和呼唤“包清天”。民法尚且包容于刑，监狱法其实就是刑的同义词了。“上刑”、“用刑”、“动刑”，其实，就是在执行刑罚了。“大老爷”就包揽了所有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这是中国文明传统的独特一幕。
监狱，在全部的法制中，一直处于末梢。又对社会的关联度较小，就社会公众而言，除了服刑人员的亲属以外，谁有“闲心”关注监狱呢。加之，人们往往把监狱视同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把监狱工作，视为末流。因此，出现将监狱建在深山、荒漠、滩涂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这是监狱自身以及传统法律文化等综合因素促成的。庆幸的是这种状况正在迅速的改变。
在当下，法制的命题一样涵盖和包容了监狱制度。法制现代化，显然也要求现代监狱制度的建设了。
至此，我们可以用逻辑学的增加内涵、缩小外延的办法描述现代化与现代监狱制度的关系式了：
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现代刑事制度――现代监狱制度。
社会变迁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变迁深刻影响着法律的发展，影响着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同样，也深刻影响着刑罚制度和监狱制度。
当今影响刑罚制度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就直观的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结论。
西方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对犯罪的原因的揭示被认为是刑法、犯罪研究的跨越，他的犯罪原因二因论（即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被陈兴良博士称为“关切目的”。并且，尤其关注社会因素的作用，又为此，李斯特针对监狱的职能，提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语“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这其实，已经成为西方现代刑事政策的重要依据。因为由此演生了现在的非犯罪化的趋势。因为，在他们看来，“刑罚仅仅是预防犯罪的一种手段，它不是惟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对付犯罪的工具。”这就难怪陈兴良博士这样评价李斯特了，“从报应刑到目的刑，是一场刑罚观念的革命，李斯特推动了这样一场革命。”此后，西方的犯罪学家、刑罚学家，声称是“刑法制造了犯罪”、“监狱制造了罪犯”，他们纷纷提出了非犯罪化的思想。在日本，人们认为，“其他法律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能在刑法中加以处罚，这应当是原则”：在法国，“刑事制裁是一种‘最后手段’”，非犯罪化的另一个推动力是，人们日渐认识到刑罚的消极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是，监狱职能的有限性。重新犯罪率的不断增高，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监狱是制造犯罪的工厂”。尽管，监狱的工作模式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出新矫正、康复、医学等模式，但人们的抱怨不绝于耳。人们似乎对矫正、对矫正机关失去信心。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甚至把监狱比喻为“就是一架巨型机器”，将罪犯比喻为“原料”，监狱的工作就是将“原料”“粉碎”加工成“产品”即使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抱怨，监狱工作的消极作用，警惕罪犯产生“监狱化”人格：罪犯经过几年的监禁，对社会了解甚少，甚至，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并积极建议，加大社区矫正的力度，努力探索刑罚执行的多种实现形式。
而已。如，在“97刑法”，我国动作最大的变革是取消了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想悖的“类推”制度；如，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机倒把”罪，中已不再是罪名，也没有象“流氓罪”那样，按“口袋罪”分解。是真正取消了的一个罪。有的学者，甚至列出了未来应当取消的具体的罪名。
与非犯罪化相关联，非刑罚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了的。非刑罚化，也可以包括刑罚的轻缓化。其主要的精神是寻找监禁刑的替代措施。专家预言，“限制自由或限制权利的措施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其运行的一般模式是，人们公共的和私人、或者非官方的使冲突和缓化。美国，在复合正义理念的指导下，由法庭主持，实行由被告人与受害人赔偿的协商制度；或者，对被告人判处财产刑，使犯罪分子在财产上受到一定损失。
非监禁化，是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基础上，并且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直接关联的刑罚趋势。相比较而言，非监禁化要比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实践丰富得多。在世界范围考察，非监禁刑的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管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周末监禁等。这在中国被称为“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代表着行刑发展的未来趋向”。
在监狱工作的环节，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刑罚执行个别化，这几乎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一起构成了完整的刑事法制或刑事政策的整体趋势。个别化的精神源于教育刑思想的广泛影响。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惩罚，教育改造罪犯，使其改过迁善，顺利回归社会。并主张给罪犯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个别化的趋向还在于罪犯的犯罪及其改造是因人而异的。这种理论在中国称之为“因人施教”，或通俗的誉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在理论上，个别化与理性化、人道化以及近几年兴起的人性化并驾齐驱，并共同构成了中国监狱工作的完美画卷。
狱职能的有限性。
监狱工作的现实状况表明，监狱工作的成效对罪犯改造质量的高低是重要的，但同时又受制于其他监狱机关所无法控制的因素，如宏观方面的社会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状况、社会控制能力、社会保障程度等；微观方面的家庭稳定程度、经济收入水平、周围人际关系、本人的谋生能力等。换句话说，监狱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功效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就更加明显。工作目标与要求、工作运行与责任、配套法律与政策、考核方式与兑现。这些都涉及到惩罚与改造的实际表现出的权重问题。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是由于监狱警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的不力。除了个别情况的妥协执法外，不少监狱警察的业务能力有限是重要因素。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在现阶段还受制于技术层面的诸多因素。改造手段的局限性、改造内容的陈旧性、改造工作的科学化程度不高，甚至于时间、经费、场地都很难有保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有限性的监狱职能也难于最大限度地发挥。
长期以来，我们都以为，监狱工作改造人类、改造社会事业，是光荣的、伟大的、崇高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是功在当前、利及后人的神圣事业。我们在自我沉醉于虚幻的同时，往往过高的估价监狱惩罚和改造罪犯的价值，以为，重新犯罪率低就表明监狱工作“威力无比”，而重新犯罪到底和那些因素相关，相关到何种程度？尚无准确模型。上海监狱局1992年的定量分析证明，有12种因素与再犯（笔者以为应为“重新犯罪”）关系密切：家庭关系、安置情况、帮教情况、婚姻状况、判刑次数、改造表现、经济状况、出狱年龄、犯罪种类、刑前职业、刑期、和户籍地。这就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重新犯罪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呈现出复杂的结构图式。监狱工作的教育、改造乃至矫正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我们更不能人为地无限放大。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监狱机关、监狱警察只对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承担有限责任。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丝毫不意味着贬低监狱工作的伟大价值。监狱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将社会建设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破坏力量转化为建设力量。这是监狱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也是监狱工作在社会工作中的定位。很显然，拔高、虚夸监狱工作的价值是与事无补的。相反，认识改造的有限性，正是恢复了监狱工作的真正价值。使我们、也使全社会认识监狱工作的价值。
监狱职能的有限性，并不意味着降低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恰恰相反，是对监狱工作的要求更高了。监狱工作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国家机器，是专政工具，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他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罪犯的改造是一项专门的技术。在一般人表面的理解上，讲政治（其实，政治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就是说一些大道理，道理越大越能吓唬人（“拉大旗，做虎皮”）。因此，我们要对监狱工作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尽量不要对监狱工作的要求理想化，同时，要创新对罪犯惩罚和改造的新途径、新模式，切实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如果说，法制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缘起的理由，那么，世界监狱制度的现代化进程的实现模式则是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了。
综观世界刑罚的变迁历程和世界监狱制度的演变，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监狱制度建设的一般规律。我们在向现代社会推进的进程中，监狱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消灭犯罪，因而也就不可能取消监狱。监狱甚至成为文明社会的外在表征。监狱工作在社会发展中，居于重要的、特殊地位，任何政治家都不应小视，更不能忽略。
这里的问题倒不是在于是谁作了这样的表述，其表述的权威性如何，而是在于证明：在世界监狱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改良监狱。时间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的阶段。在当时的情况下，监狱表征的是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现代监狱制度的确立，与其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促成了监狱制度的改革，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对监狱制度进行改革。甚至还可以这样说，不改革监狱制度，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不彻底的。
这种状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的清朝末期。沈家本，这位清末的修律大臣，在发起中国的改良运动时，也没有忘记对监狱制度认真地加以改良。他和日本的监狱学大家小河滋次郎一道试图仿照“泰西”的监狱制度，对摇摇欲坠的清朝监狱进行彻底的改良。并拟定了《大清监狱律草案》。他深有体会地说：“监狱尤为内政外交重要之举”。以至于象张之洞、袁世凯、赵尔撰这样的人物都参与了当时监狱的改良运动。
其实，在这里，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监狱具有罪犯改造的意义。即作为现代监狱的物质和精神存在。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萌芽的孕育应该算是清末的监狱改良运动。尽管尚不成功。
把现代意义的监狱定位为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后。当然，还不是完全意义。因为，完全意义的现代监狱制度到目前为止还有较大的差距。这其实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即如何尽快实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
我们寻找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目的，是找到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坐标。那么，发达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参考呢？抽象的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狱法治建设在现代监狱制度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
法治的理念其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韦伯对此有他的见解“理性化的法律只有在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背景下才能被加以理解”。我们现在推进的法治国家战略，其实，就是借鉴的西方政治文明的成果。
在西方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中，是最突出的一个特征是监狱法治的发展。当然，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整个社会的发达是靠法治的发达来支撑的。没有了法治，社会就缺乏了秩序，没有了秩序，社会显然是无法发展的。谁能设想，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中，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在繁荣。到目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社会形态，今后也不会出现。西方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监狱法治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我们注意到的首先是英国，在著名的监狱改革家霍华德的建议下，英国在1773年通过了改革监狱的法案。次年，通过了《释放囚犯法》、《囚犯健康法》。1778年，制定了《教养法》。1782年，制定了《矫正所法》，规定了矫正所的职能是对囚犯实施改造。立法对监狱工作的定位，具备了现代的思想。1853年，制定《劳役监禁法》，对罪犯的累进制、分类制、记分制等作出规定。1865年，英国《监狱法》颁布。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对监狱开始改良。明治5年，颁布了《监狱规则并图式》，成为日本“最初的近代化的监狱规则”，起草该草案的调查主管小原在该《规则》的序言中指出“监狱以监禁罪犯并惩戒之。监狱以仁爱人，非残虐人者；所以惩戒人，非使人痛苦者”。成为日本近代监狱法治化的要点。19（明治33年）就规定，对监狱经费实行全额“国库主义”，即监狱的全部运转经费由国家保障。同时，开始拟订监狱法。19，由13章75条及附则组成的监狱法实施。直到今天，监狱法仍在发挥作用。1933年，又颁布《行刑处遇令》。此后，日本不仅对上述法律进行了修改，并且，结合社会的发展，颁布实施了多项法律。
在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监狱的法治发展的水平尽管有所差异，但发展的路程则是大同小异的。甚至被统称为“欧洲监狱模式”。
2．越来越强调监狱工作以及矫正罪犯的科学化。
监狱制度的科学化，集中表现为罪犯的分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罪犯的处遇的个别化和社会化。罪犯分类制度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罪犯分成不同的类别，并依据其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不同方案的矫正，使其回归社会的规则。“分类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矫正制度先进与反的标志之一”。分类制度与刑罚的发展密切相关。据考证，罪犯分类制度的初创时期大约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一般认为，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1595年荷兰建成的阿姆斯特丹监狱。此后，分别经历了形成时期、创新时期和发展时期。
罪犯分类制度同监狱的其他各项制度一样，其创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深深受到了刑罚思想的影响。伴随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先进的刑罚思想空前活跃，进而影响到了监狱制度，影响了罪犯的分类。李斯特主张，对罪犯的分类处遇上，须运用心理学、精神医学之测验或诊断鉴别等技术。
18世纪英国监狱的改革家霍华德主张对罪犯隔离监禁，被认为是罪犯分类制度的萌芽。18世纪70年代的汉韦积极主张实行罪犯的分类制度。1778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教养法》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对囚犯实行三级累进处遇。
在罪犯分类的形成时期，19世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制”和“奥本制”，据认为，对世界监狱制度的改革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此后的罪犯分类日趋复杂、完善，并从定性发展到定量，直到测定罪犯的个性量表。到了20世纪的上半期，犯罪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直接参与到罪犯的分类工作之中。显然，分类制度，对罪犯的改造针对性明显增强，体现了监狱改造功效。
科学化的特征还表现在监狱的设计与建筑上。这是现代监狱制度在器物层的表现。著名的是大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监狱设计、建筑被认为是表征监狱理性的重要载体，监狱建筑体现了社会的文明进程，内涵和包容了威严、庄重、安全、文明、人性相融、相通的思想。唯安全的监狱设计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反科学的、反人性化的。因为，这种监狱的建筑是用于严格意义上的防范，象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批评的法国阿蒂那监狱一样，监狱是张着大口，将人吞入、打碎的机器。我们主张现代文明的监狱设计建筑理念，对罪犯给予适当的自由，在法律赋予惩罚的前提下的自由。而监狱机关不能动辄以安全的名义、以管理的名义随便剥夺罪犯的权利与自由。我们尤其不能以罪犯曾经滥用自由为由，去最大限度的剥夺罪犯的自由。相反，应在刑罚惩罚的范围内，充分地保障罪犯的自由。
3．监狱工作的社会化程度日趋提高。
发达国家，监狱工作的社会化集中表现为罪犯改造中充分的融入社会思想，使罪犯服刑中可能产生的“监狱人格”最小化。社会学的理论认为，罪犯犯罪是因为其社会化不完全，即社会化缺陷的结果，他们在监狱服刑就是强制再社会化，其目的是使罪犯重返社会。为此，监狱在社会化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形成了社会化的模式。刑罚学上的社会化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二战后影响了整个世界。这里的社会化是指行刑社会化。这一思想深刻记录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脚步。行刑社会化是在监禁刑替代了生命刑、肉刑之后的人类更加文明的刑罚方式，是当下发达国家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趋势的必然选择。综观发达国家的非监禁刑，假释是我们常常做对比研究的重要制度。
假释起源于1840年的澳洲。在美国较早得到实施，后在各国广泛开展起来。在法国，假释的记载在1885年，法国制定了假释法，规定，除无期徒刑外，刑期执行过半，就可报请假释。发达国家的假释制度，普遍开展于1925年伦敦国际刑法及监狱大会之后，据认为，是这次会议的影响，使假释的矫正功能获得了认同。在日本，罪犯的假释比例为56.8%，其中，初犯者为80.4%，6次以上入狱者为31.9%（1993年）；在美国，罪犯的假释比例为72%（1993年，）；在加拿大，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6.2%（1992-1993年）；在瑞典，罪犯的假释比例为33%（1993-1994年）；在瑞士，罪犯只要服满三分之二的刑期，从理论上说，都可以获得假释。
在监禁刑中，也充分体现了社会化的要求。如意大利监狱的半自由刑管制、瑞士监狱的休假制、美国监狱的周末监狱、中间监狱等。
社会化的意义还在于监狱运行的经济性考虑。监狱的运行是一项高成本的社会公共开支。在美国，一个罪犯每年的直接消耗是2.5万美元；在英国，为2.77万英镑；在西班牙，为1.38万欧元,在德国为5万马克。高额的监狱经费，在这些发达国家也深感难以承受。纳税人的呼声越来越高。相比较，在社会机构管理罪犯一年只要40美元。
社会志愿者的。
规范参与，是监狱工作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在发达国家，社会志愿者已遍及社会服务的每一个角落。在监狱，社会志愿者为罪犯服务的时间、内容、方法、要求已较规范。在意大利，社会志愿者的人数达到4000人，相当于监狱专职矫正工作人员的人数。日本设立了志愿会面委员会，由热心的活动家相助，参与罪犯的入监教育、学科教育、俱乐部活动等。1983年，志愿会面委员会的人员达到1103人。
4．监狱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建设得到充分的重视。
监狱工作人员的分类及其职业化程度，被认为是监狱工作科学化的基础。监狱工作人员的分类，是指监狱工作人员按不同的专业要求设置不同的岗位职责，履行不同的职能。早在1930年的布拉格“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就要求“对所有执行刑罚的人员，应加以特别训练。尤其要训练高级监狱管理人员，使其具有科学知识”。在联合国1955年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规则》中，就明确规定，监狱应当设有足够的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专家。这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而确认的一项要求。在德国，1976年诞生的《行刑法典》中，就规定：分配监狱设立的“分配委员会”的成员中，包括典狱长、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者、社会学者、教育学者、社会福利工作者等等。德国各监狱都设立了犯罪学研究小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19巴伐利亚监狱。1947年，在汉堡监狱出现了“犯罪心理学研究室”，从科学的角度推动行刑工作的发展。日本的监狱中的罪犯分类调查，就充分依靠了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并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体系。据资料介绍，在国外，监狱的专业人员中，包括8类人员：医务人员、文化教师、职业技术教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个案管理者、牧师。美国的《矫正年鉴》（1993）公布，在美国的50个州的矫正机构中，有：276名精神病学家，1446名心理学家，2273名个案管理者，1006名社会工作者，793名娱乐治疗专家，3090名顾问。其矫正工作的未来发展，将进一步“专业化”，并主要是管理和管理技术。
总之，在发达国家，现代监狱制度的确立，至少表现为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职业化的趋势。这对我们研究建立中国现代监狱制度是具有积极借鉴意义的。
现代监狱的价值解析。
犯罪始于法律，刑罚源于犯罪，并催生监狱。因此，到目前为止，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惩罚就总是被采用的。”“以恶制恶”未有穷期。只要社会还有犯罪，刑罚就无法停止。社会又总是在发展，文明总是在推进，所以，刑罚尽管还是表现为刑罚，但此刑罚已不是“彼刑罚”了。在现代刑罚理论的推动下，监狱，尽管也还是监狱，同样，此监狱已不是“彼监狱”了。亦是说，监狱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质的变化。
其实，监狱是依附于国家的一个“特殊标志物”：它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病态物”，同时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文明物”。在专制社会，监狱是张扬暴力的机器；在文明社会，监狱成为治理社会的工具。监狱文明进程的脚步，无不折射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曙光。在当代，监狱“其实是一个国家真正实现高度文明的特殊而重要的标志”（尤其可喜的是，这种在过去对一般人来说还难以接受的现代理念，最近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的认可，他说，“对罪犯的待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尽管，监狱文明进程的推进可能是艰难的，有时，甚至会有曲折和反复。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摆上了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同等重要的位置。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监狱工作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部分，很显然，应当体现和贯彻政治文明的要求，呼应政治文明的建设大局，在未来的工作理念、体制设计、谋略统筹、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方面，法治的理念应当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的。在监狱的各项工作中，法治的理念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不过，法治理念的确立的困难不在于对法治的理解、对形式的把握，而在于清除传统理念的消极影响。如，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的阶级斗争的“哲学”，“对敌要狠”；长期以来宣传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的思想；长期以来广大公民对犯罪分子的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理，以此表白与“敌”划清界限等。这些思想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监狱警察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止，监狱是“刀把子”、“是暴力机器”演绎为“不打不骂没有专政味道”；对罪犯就是要“惩罚、惩罚，再惩罚”，“剥夺、剥夺，再剥夺”；罪犯是“义务主体”，“如果有权利，就是接受惩罚的权利，就是履行义务的权利”……他们意图表明：自己是多么的正义？多么的革命？多么的代表人民的利益？其实，持这种观念和想法的人们，惊人地误读了法治的价值。在法治的框架里，确认，并且是确认罪犯仅仅是“权利主体”的资格，才是法治的最根本的要义。
其实，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其存在的意义在于权利的价值蕴涵，在于权利背后隐含的、法律所表达的公正、平等与正义精神。因此，权利对所有人都是神圣的，决不因权利的主人是一般公民，还是罪犯。正如王平博士所言，“保护罪犯的权利，最终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权利，无论为谁所有，在它的逻辑层面、在它的法治层面确实没有什么不同。这正如所有的人都要吃饭、穿衣一样合理、正常。何况罪犯还是弱势群体。正如早在200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说的那样（大意），废除奴隶制度是让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永远不会沦为奴隶。在推进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在法治国的情形下，当然我们要进行的是要建设中国现代监狱制度。其意义在于，我们的监狱不仅是监狱，更重要的是改造罪犯的学校，是罪犯的再生之地；还在于监狱作为改造罪犯的学校、罪犯的再生之地早已不是理论上的表述，法律上的规定，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清朝的末代皇帝可以作证、日本战犯可以作证，许多获得新生的人士可以作证；过去可以作证、现实可以作证。
这里，不是拾起尘封的历史，不是对传统的自恋。我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靠未来作证。只有未来，才足以来回应福柯不无根据的忧虑。同时，福柯的忧虑给我们以善意的提醒，监狱必须改革：一切工作必须以有利于罪犯的改造为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监狱必须努力化解罪犯重返社会的一切不利因素，并创造条件使罪犯尽早重返社会，使罪犯成为守法的和“有责任”的公民。我们要回应的是：监狱是改造人的特殊学校，不是“机器”；监狱是大熔炉，不是“兽笼”。同样，罪犯是有尊严的人，不是被“打碎”的原料；罪犯是“权利主体”，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监狱机关改造罪犯的逻辑起点就是：罪犯不仅是肉体的生理人，而且是充满感情的精神人。惟其如此，我们的监狱才有资格谈论当代监狱的价值问题。否则，我们的监狱就真的成为福柯所描述的“兽笼”了。“兽笼”，当然也体现了监狱的一种价值，但那只能是“兽笼”的价值，而不是当代监狱的价值了。
犯罪率显然是比较低的。
我们回应福柯的目的在于，在目前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时间里，刑罚，这个“不得已的恶”，还会继续存在；与刑罚相生相依的监狱也会继续存在。同样，出于政治文明的不断完善，未来的监狱，尽管还是监狱，但从形式到价值、从表象到内核，都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狱。因此而言，当下的监狱除了监狱本身“与生俱来”的乃至于“天赋”的报应、监禁、惩罚、专政等传统价值外，当代监狱的进步文明的价值在于要与时俱进，赋予和开发其具有时代意义、创新意义、引导社会发展意义的崭新价值。这些全新的价值，就其要者，下列诸项足以引起重视：
1．法治。
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监狱警察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认识水平有了较快提高。表现在法治的理念方面，对罪犯权利的认识愈加统一；对监狱性质的认识已开始走出绝对“专政工具”论的理解等等。以上这些都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全面构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法治在监狱工作中的意义不仅表现为将有关内容、原则、重点、方法、措施、条件、责任等纳入制度化的轨道；还在于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以及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公平执法是监狱工作的基础。监狱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执法不公，其恶劣后果将是人们对法律信任的危机；对监狱来说，一次不公正的执法可能会摧毁千百次的说教。清末人士徐谦认为“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故监狱、立法、审判三者之改良必互重并行，始能达到法治之目的，增人民之幸福。”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笔者理解，监狱存在的意义也大概在此。换句话说，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正如人们所认识的，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公平不存，法治何在？人们不得不发出这种无奈的追问。假使社会到了如此地步，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正如干警普遍知道的，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对法治的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形成一个监狱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环境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口头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对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应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
（1）公正执法：监狱法治的核心。公正即公平、正义，这是法治的实质含义。在全部法治中，公正执法是至关重要的。如上所述，监狱人民警察是法律职业者，其言行举止代表的是政府，是法律的化身。监狱人民警察的公正、平等执法对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意识具有直接的作用，尤其是监狱作为刑事司法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2）权利保障：监狱法治的标志。权利是人所应当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权利。“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然而，在监狱实践中，对罪犯的权利保障力度是不够。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权利保障不仅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其保障力度也在加大。尤其是对罪犯权利的保障的理性观念正在逐步确立。
（3）法律至上：监狱法治的根本。法律至上就是要求人们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精神，以法律作为言行的准绳，而且要养成法律习惯，由强制到自觉，最终形成“法律信仰”。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来说，在对罪犯实施惩罚与改造中，必须认真执行法律，依法办事，杜绝违法行为，同时，要尊重罪犯人权，尤其在罪犯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提供救济手段，切实确立法律的崇高权威性。
（4）法制完备：监狱法治的形式。监狱法制的完备，是监狱法治的必要条件之一。《监狱法》是规范监狱工作的重要法律，但不能因此说有了监狱法就标志着监狱法治的实现。因为法制完备涉及的面很广，内容也很多。今后，应当根据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理念作指导，完善从监狱警察到罪犯，从管理到教育的完备监狱法治。
（5）依法治监：监狱法治的要求。长期以来，监狱倡导的“依法管理”，其重心是指管理罪犯，强调的是法律的权威与威慑，同时，强调罪犯必须履行劳动、学习等义务。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如不能动辄对监狱人民警察、甚至对罪犯乱施“罚款”（无论是监狱管理机关，还是监狱都没有这一行政处罚权。否则，即是行政违法）。依法治监还要求监狱及其管理机关在制定规章制度时不能违背、违反有关法律，否则是无效的。
（6）监督规范：监狱法治的保证。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能实现的。换句话说，完整意义上的监狱法治，包括了执法监督。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有的流于形式。在新形势下，应当大力加强。从监督形式上看，应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监狱、舆论监督；从过程上看，应包括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从监督内容上看，应包括执法监督、管理监督等。一些地方还结合实际，从具体的监督上有了突破，如编制罪犯手册，将罪犯从入监到出监，从劳动、学习到接受管理，从减刑、假释到处分、加刑等有关权利、义务进行浓缩，条理清楚，提高了执法透明度；如实行狱务公开制度，将监狱工作有关内容、流程、期限、幅度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群众监督；如聘请社会名流、党政人士做行风监督员，定期视察监狱，不仅沟通了与社会的联系，也消除了社会误解，促进了监狱事业的发展等。
2．权利。
提高了法定刑。这从立法原意上理解是将罪犯列为与普遍公民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先进行刑思想的影响，罪犯作为权利易受侵犯的一类弱势公民，罪犯权利保护方面的法律将应运而生。同时，罪犯权利受到侵害后，应该得到及时救济，如罪犯被体罚虐待造成一定后果的，受刑讯逼供造成一定后果的，应得到国家赔偿。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外，外界的挤压、逼迫将会促使这种局面的早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监狱的法治模式将是“挤逼”型模式，是一种被动式。“法与权利往往是同一个词，二者是处于同等序列的概念”在现代法治中，权利在立法中居于核心地位。“当代中国的立法也应是以保护人民权力和公民权利为主旨、为重心，并要求建立与完善法定权利保障体系。”“立法应以保障权利为目的”。要确立现代的法治观念，权利必须得到广泛的尊重；权力必须得到一定的制约。作为监狱的管理者――监狱人民警察，也应当尊重并保障罪犯的权利。“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治而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监狱以及监狱警察应当保障罪犯的合法权利。这种保障，其实质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罪犯是少数人在现代文明社会，尊重、宽容少数人应当是文明社会的标尺。
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罪犯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自由被限制。也正是如此，他们的权利才需要加以特别的保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权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以国家的名义立法，以国家的强力、国家机器去维护，但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权利，那是难上加难的，少数人是那样的微不足道，那样的不置一谈，以至可以忽略不计。尤其是我们已经习惯“少数服从多数”思维的民族。然而，现代理念告诉我们，对少数人的保护是一个文明、民主社会的自觉选择。
罪犯还是弱势群体。他们面对的是监狱这样的国家暴力机器、专政工具；他们面对的是警察这样的政府代表、国家法律化身。他们在高墙电网的特殊天地里劳动、学习、生活，他们失去了自由、他们剥夺了权利，他们不再有普通人的生存模式。固然，他们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这甚至是法律的报应、是社会正义的必然选择。但，文明社会的表达是对他们惩罚的同时，对他们的生存还应给予足够的关爱，对他们的权利给予充分的维护和保障。因为，他们是人、他们是公民。
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这样表述刑罚的存在：犯罪是禁止的恶；而刑罚同样也是恶，是必要的恶，是不得已的恶。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刑罚的使用，更不得随意扩大刑罚。在当代，刑罚的伟大在于刑罚所蕴涵的对罪犯的矫正价值。监狱警察如果认为自己具有可以对罪犯实行“惩罚具有不确定性”的威慑，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在法治国的框架里，很难想象，监狱警察除了依法对罪犯惩罚外，还有什么权力去诠释“不确定性”；监狱警察作为法律的化身，除了模范地执行法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罪犯管理外，还有什么权力可以“言出法随”。那些动辄对罪犯惩罚、惩罚、再惩罚的论者，那些言必对罪犯权利剥夺、剥夺、再剥夺的论者，那些号称对罪犯自由限制、限制、再限制的论者，自以为是在代表监狱警察的权利，维护法律的威严，其实，充其量不过是封建色彩的特权思想流露。现代法理学告诉我们，罪犯在监狱服刑是因为惩罚，而不是为了惩罚。现代监狱的伟大价值就在于“源于报应，表于惩罚，载于改造，止于自由”“不自由，勿宁死”已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法治格言。在这里，自由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更是法律意义上的。在现实工作中，有一些罪犯确实表现不好，有的还重新犯罪。对这样的罪犯，必须惩处。但除了依法之外，似乎还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很难想出还有比法律更好的办法。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全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体罚虐待罪犯的情况只是个别现象；随着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法治化、科学化、人性化的理念深入人心，改造罪犯的文明化程度大大提高，体罚虐待罪犯不仅是法律所不容，也是监狱警察无能的表现。
罪犯是人，罪犯是公民，罪犯是我们的同类。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去善待他们，而没有一条理由去体罚虐待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小看、蔑视他们的权利。
我理解，公民的权利、罪犯的权利，都是法律一视同仁要保护的权利，保护罪犯的权利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一样，都是法律的要求，都是法治的最高价值。罪犯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一样神圣。
3．科学。
监狱存在的法律意义是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贯彻落实“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不仅是一项法律任务，而且是现代监狱制度的根本标志。
当下，我们所面对的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大背景。在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的条件下，押犯的构成、思想、心理、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对此，我们必须以变应变，调整视角，以更加务实、更加严谨、更加科学的作风和态度，把改造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改造工作必须由传统、经验逐步走向现代、科学，这是建立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传统的监狱理念中，罪犯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对罪犯的教育强调的是战斗性、进攻性、强制性，因而教育中“我说你听”的填鸭式教育，罪犯成了没有思想的被动客体角色。这种状况极不适应押犯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罪犯是人，是犯了罪的人。他们的犯罪是法律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的低下的必然反映。但他们的人性尚未泯灭。改造科学化的意义在于恢复他们的人性和良知，提高他们的素质。改造科学化必须以“人性化”为原则，尊重罪犯人格，维护罪犯人权，善待罪犯，满足罪犯合理需要，使罪犯减少与干警的对立，消除戒备，建立信任。对他们进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化、技能以及法制、道德教育，努力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在教育改造罪犯过程中，罪犯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主动的接受教育的角色，他们在接受教育中有选择性、有表达需要的权利。对罪犯的改造应体现针对性、渗透性、可接受性、可操作性。惩罚的意义在于形成正义，而实现正义在于改造罪犯。我们要科学认识罪犯，遵循罪犯改造规律，努力挖掘自身改造积极性的要求，积极实现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的目标。因此，改造科学化是监狱干警在教育改造过程中，认识和遵循罪犯改造规律，坚持科学施教的原则，实现从以经验、粗放为主的传统改造向以科学、精细为主的改造转变的过程。改造科学化主要包括创新的理念、完善的体制、良性的机制、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和有力的保障等内容。
激发罪犯的学习兴趣和增强学习自觉性。广泛推广电化教育手段为罪犯提供形象、直观、现实的教育。对罪犯进行心理常识教育和心理测试对少数心理障碍明显的罪犯邀请社会上的心理学专家会诊矫治。利用亲情会餐、亲情热线、亲情帮教、特优会见、特困帮扶、离监探亲等多种形式进行亲情教育充分发挥亲情的吸引力、亲和力、期盼力让罪犯在希望中改造。着力营造积极向上的监区文化。努力形成主题鲜明导向正确制度化、大众化的特色。
改造科学化，首要的问题在于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重视；基础的问题在于树立科学的理念；根本的问题在于建立科学的机制；关键的问题在于提高干警素质。
改造科学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有：
一是监狱职能多元化的挑战。从理论意义和法律意义上说，监狱就是监狱，其职能是贯彻党的“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这可以被认为是监狱的“天然属性”。然而，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体制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监狱工作的不正确认识和定位，监狱的职能至今仍呈现出监狱、企业以及办社会高度合一的格局。客观地说，这种高度合一体制的监狱职能多元化曾经作过历史性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职能分化日益纯化的情况下，很显然，监狱职能多元化已成为制约监狱工作未来发展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我们必须从改造人的大局出发，从社会主义监狱惩罚与改造人的职能出发，尽快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为改造科学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二是押犯结构恶性化的挑战。罪犯是监狱教育改造的对象，押犯结构变化是探索推进教育改造科学化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随着社会刑事犯罪出现的新情况，特别是大要案居高不下，流窜犯罪、涉恶涉黑涉毒犯罪、经济犯罪等上升的趋势，押犯结构呈现出恶性化的趋势，这给改造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三是教育改造工作自身的挑战。改造科学化的推进受制于监狱工作的刑罚执行、狱政管理以及监狱生产、队伍建设等项工作。近几年来“妥协执法”现象屡禁不止，不少罪犯对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存在疑虑。这给改造科学化的推进带来致命冲击。现实中，各种改造手段的协调与整合常常发生冲撞，致使监狱工作的评价体系不合理、不科学。教育改造本身的形式主义。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的高要求、严考核，常常使得改造科学化相形见绌。
其次，应将改造科学化纳入监狱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没有改造科学化，监狱发展战略是不完整的，监狱工作方针就难以贯彻好，现代监狱制度就无从建立，要完善和实现监狱职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再次，完善相应法律制度。法治带有强制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推进监狱法治化进程中，加强改造的制度化建设，将与改造科学化有关的经费、方法、手段、内容、评价体系、保障、责任等等纳入《监狱法实施条例》的框架里，推进改造科学化的健康发展。
在微观层面：要着力形成协调高效运转的良性机制。改造科学化必须有协调、高效运转的良性机制。一是管理体制科学。二是教育制度完善。三是保障措施到位。
大力开发监狱干警人力资源。提高素质。着重提高法律业务、管教业务素质，更新知识、优化结构。搞好分类。对基层监狱干警按生产、管教、后勤、保障进行分类。实行不同的管理、训练、教育，尤为重要的是要逐步培养一支教育改造的专家型干警队伍，推进专家治监。同时，要落实从优待警的各项政策。
推进改造科学化，理论的成熟是不言而喻的。要以监狱工作的发展战略为重点，以改造人为目标，以实现监狱职能单一化、推进改造科学化为两翼，全方位创新与发展，为现代监狱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改造的价值：改造（西方社会称为矫正）是惩罚的目的。当代监狱贯彻的“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方针，强调的是将绝大多数罪犯改造成为“守法”的和“有责任”的公民。监狱的全部工作是以改造为载体、统揽的。这在新中国的监狱史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经常摇摇摆摆。
自由的价值：现代社会的监狱是以限制、剥夺自由为形式，以教育为目的教育刑。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监狱对罪犯剥夺自由其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获得自由。由“必然”走向“自由”正是人类矢志追求的目标。这是哲学上的自由，政治上的自由，社会学的自由，理性状态下的自由，而不是我们曾经批判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那种自由主义的自由。因此，刑罚的目的、监狱的目的是止于自由。
文明的价值：在监狱管理教育中，监狱警察的举止言行必须体现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准。
宽容的价值：怒其不正，哀其不幸，恨其行，爱其人，齐之以礼，导之以规，疏之以心，授之以能。
谦抑的价值：监狱以其有限的资源，改造那些最需要改造的罪犯，抓住“关键的少数”。
以及效率的价值，秩序的价值，民主的价值等都是当代监狱的重要价值，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我们不厌其烦的解析现代监狱价值的价值在于，我们要表明：现代监狱价值是我们推进中国现代监狱制度的核心基石。离开了这一点，监狱就可以灰飞湮灭了，而保留监狱与其说是统治社会的要求，不如说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对。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常州213001)。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第199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年。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第186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1）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2）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第5期。
（2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第10页。
（2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355页。
（2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83页。
作者简介：
email:gdhzgaojun@。
中国式现代化论文题目一等奖
“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党的领导”方向，坚守“人民至上”初心，坚持“敢于斗争”奋斗，始终与党同心、与民同行、与时俱进，以“摸着石头过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坚定“党的领导”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策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历史和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对党忠诚，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保持政治定力、校准前进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决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不偏航、不歇气，才能真正走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踏上新的赶考路，党员干部要紧跟党的步伐“正步走”，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会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弄通做实__，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之基，沉下心，定下神，在急难险重、爬坡过坎甚至面临惊涛骇浪的艰难关头，凝聚起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昂扬斗志，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紧跟着党走向中国式现代化“复兴”路。
坚守“人民至上”初心，“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方法。“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历史和实践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中国式现代式发展道路上离不开人民的力量。从“一个都不能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共同富裕，无不体现中国共产党“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人民情怀。走进新时代，党员干部要紧跟人民步伐“齐步走”，务实肯干乐奉献，置顶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以“人民满意”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结对子、认亲戚，手牵手，用一张笑脸、一杯浓茶拉近距离、温暖民心，不搞“花拳绣腿”，不讲“空话套话”，让自己“多流汗”，让百姓“少跑腿”，实实在在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闹心事，不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携手人民赴向中国式现代化“赶考”路。
坚持“敢于斗争”奋进，“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路径。“风好正是扬帆时，不待扬鞭自奋蹄。”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而是党和人民“摸着石头过河”，走弯路、历磨难，抛头颅、洒热血，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在实践中千锤百炼最终造就的。奋进新征程，党员干部要担当于身，以“干”的信心、“冲”的劲头，不畏艰险敢斗争，铆足“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闯劲、“宝剑锋从磨砺出”的拼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冲劲、“越是艰险越向前”的韧劲，敢于“啃硬骨”“搬山石”，敢接“最烫手的山芋”、勇挑“最沉重的担子”，以勇于担当的“宽肩膀”挑起“能斗争”的时代大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铆足劲头犇向中国式现代化“奋斗”路。
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贡献论文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天下熙熙攘攘名利来往。有什么好提倡呢。大多名不符实徒有虚名。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
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儒家就不像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个嗷嗷待哺婴儿，所以嗷嗷哭哭的哇哇大，让别人替他做事，他就逼逼赖赖还逼逼赖赖出优越感。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分内之事和分外之事本身就有待商议，知命有没有强加的意志?又当又立。
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称做宗教。多少有些宗教的影子。
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热衷于造神运动，借由神的存在完成某些不可告人的真是目的。儒家尤如此，满口仁义道德实际道貌岸然。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广大党员干部应坚定道路自信，回溯“昨日中国”，深思“中国道路从何来”;着眼“今日中国”，细悟“中国方案何以能”;建设“明日中国”，明辨“中国巨轮向哪去”。读懂“何以中国”，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中国道路从何来”：千年蜗行摸索，百年筚路蓝缕，十年砥砺奋进。千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百姓孜孜以求的伟大梦想。它植根上下五千年深厚历史，从奴隶制到封建王朝，从小农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诸多尝试、百般探索，为中国道路厚植理论沃土。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宏伟目标。把准中国国情之脉，汲取苏联模式经验教训，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高屋建瓴、步线行针，为中国道路奠定实践基石。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打赢脱贫攻坚战，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键一步……稳扎稳打、久久为功，为中国道路提供有力保障。
“中国方案何以能”：坚强制度保证、打破西方迷思、创新发展途径。“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我国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得起治国理政实践检验，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着眼今日中国，优越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避免大国崛起路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既吸收借鉴其他现代化文明成果，遵循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又注重“走自己的路”，顺应时代发展大势，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多样的途径。
“中国巨轮向哪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中心，坚持斗争精神。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党的领导。“越是壮阔的征程，越需要领航的力量”。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认真把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坚定不移跟党走，矢志不渝树忠诚，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责任担当。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众智谋事必明，众力举事必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将人民群众的关切和利益放在心中、落在实处，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明日中国，要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党员干部要积极主动投身到伟大斗争实践中去，经受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在斗争中经风雨、壮筋骨，坚定斗争意志，锤炼斗争本领，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新业绩、展现新作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
回望历史，实现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展望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的__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吹响的冲锋号角。坚持是最有效的发展，奋进是最有力的回答。新时代党员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力军，要肩负光荣使命，勇担历史重任，坚定信念、敢于斗争、担当为民，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阔步前行。
迈开“对党忠诚”的坚定步伐，走得正。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坚持党的领导是对党忠诚的根本要求和鲜明体现。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无数次从困难中站起、于磨难中奋起，没有被压垮，没有被打倒，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然需要信念的领航、忠诚的保障。广大党员干部要牢牢把握对党忠诚这一首要标准，自觉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坚持把__作为必修课、主修课，做到常学常新、常悟常新、常用常新，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政治历练，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时刻保持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真正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以对党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展现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新气象、新作为。
迈开“顽强斗争”的勇毅步伐，走得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每逢攻坚克难阶段我们依靠斗争“渡难关”，每逢闯关夺隘时刻我们依靠斗争“化风险”，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踏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必胜信念，始终做到道不变、志不改，勇于迎击狂风暴雨、战胜惊涛骇浪。要保持战略主动，自觉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敢于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不断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意识和本领，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迈开“人民至上”的稳健步伐，走得远。党的__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寄托民族梦想、承载人民期待，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厚植人民情怀，时时依靠人民、事事为了人民，处处造福人民，始终将人民群众在心中“置顶”，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真抓实干、埋头苦干。要常念“民之所忧”、常行“民之所盼”，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事，做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确保让“干的事”精准对接“盼的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农村现代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性选择
内容提要：法制现代化是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现代法治型社会的转型过程。党的十一届三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承袭近代中国仁人志士的传统，又迈开了新的步伐。但是，中国法制现代化面对着发展经济的内外压力，背负着传统的人治包袱，还面对着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起步阶段都面对的社会稳定问题，使这一过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轨迹。这就是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目标选择的阶段性，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以及实现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非协调性。认识这些特征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认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尊重传统又不囿于传统，学习外国，又不照搬西方。这是我们走过的路，也是既将走下去的路。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1][2][3]。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读懂党的__报告背后的“人民情怀”，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人民的“信仰伟力”、厚植人民的“斗争伟力”、凝聚人民的“发展伟力”，将“人民至上”贯穿本职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伟力”，准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信仰伟力”，要坚持一切从人民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不离群众左右，确保理论有“高度”、学习有“进度”、实践有“力度”、民生有“温度”，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聚焦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确保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把“中国式现代化”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坚持“人民至上”，厚植“斗争伟力”，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反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妥协求安全则安全亡;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以妥协谋发展则发展衰。”坚持“人民至上”，厚植“斗争伟力”，要善始善终依靠人民力量，激发民族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壮士割腕捐躯的正气、勇气、锐气和爱心、信心、决心，着力提高自身本领，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唯有紧紧依靠人民，前进道路上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需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心心相印，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变为精神和物质食粮，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发展伟力”，准确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持“人民至上”，凝聚“发展伟力”，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准确对标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深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制定的规划和政策体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心得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共同富裕，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大梦想”，一头连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小梦想”。奋斗铸就辉煌，实干赢得未来，党员干部，要把“__时间”当做答卷的新节点，深入领会，化理解为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实践行动，以实干奋进中国式现代化，答好共同富裕的“__答卷”。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下好“先手棋”。全国__，以民主聚共识，以共识凝力量，吹响了“追梦号角”。党员干部，要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洞见，谋篇布局、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要心往一处想，从形势发展变化中发现问题苗头、预见发展走向、把握工作重心，从困难和挑战中找准破题思路和解题关键，打好主动仗。要劲往一处使，以一致步调、顽强意志、坚决行动把“全国__精神”和各项工作部署转化为履职尽责、团结奋进“追梦”行动，织密共同富裕的“兜底”体系，创新共同富裕的“带动”机制，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推进“施工图”。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主体力量，要牢牢把握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等中心任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推进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落地。要以实干开路、用实绩说话，深入调查研究，摸清摸透基层情况，办实办好群众“急难愁盼”事，跑出为民办事“加速度”。要靠实干立身、凭实干破题，勇于开拓创新，结合工作实际探索创新，把工作痛点堵点变成创新亮点，以创造性工作让共同富裕的“施工图”落到实处。
一路逐梦，勇毅前行，共圆“同心梦”。政府工作报告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就是一个个催人奋进的追梦故事。点点星火，汇聚成炬，每一份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的努力，都是把__“新蓝图”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施工图”的力量。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中，党员干部，既是共同富裕的追梦者，又是圆梦人。要坚定“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信念，将小我融入大我，在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在热火朝天的项目工地，在机器轰鸣的企业车间……充分迸发个人能量，让人生理想同党和人民事业同频共振，努力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在谱写“__答卷”中实现自我价值。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和指示精神，读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信念密码”“奋进密码”“民心密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蹄疾步稳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许党报国、矢志不渝”的忠诚之道，解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密码”。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回顾百年__，从呕心沥血传播真理的《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模范夏明瀚，再到战功显赫却60余载深藏功名的战斗英雄张富清，对党忠诚是他们永葆一生的政治本色。我们党一路走来，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如果没有对党忠诚作为政治上的“定海神针”，就很有可能在各种考验面前败下阵来。党员干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奋斗之道，解锁“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奋进密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回望百年__，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带领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真抓实干得来的。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延长石油厂题词“埋头苦干”，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激励了全党和边区人民克服困难、艰苦创业、夺取胜利。通过苦干实干，共产党人一路“大步流星”“风雨兼程”，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员干部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勇于“当主攻”、敢于“登险峰”、善于“破难关”，积极主动勇往直前、奋发图强，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担当，不负韶华、披荆斩棘的气魄，夺下一个个“腊子口”、攻下一个个“娄山关”，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早日变成现实。
从“中国式现代化”中读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为民之道，解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心密码”。“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回望百年征程，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一个又一个“东方奇迹”，就是因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民心为大、民生为重、民苦为忧，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明白“我是谁”、弄清“为了谁”、弄懂“依靠谁”，主动走进群众、深入基层，真心实意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说真话、见实情，始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办，真正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论文
“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我们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拓展和深化。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对深入开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和极强影响力，因此全体党员干部应以“理想信念”“民本情怀”“斗争精神”之笔，继续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华美新篇章，助力中国的巍巍巨轮在“复兴之海”中行稳致远。
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理想信念”为笔，绘制出“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忠诚”新篇章。党的__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党在祖国发展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回望过去，可以发现，以胜利和成功为结果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策略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以其丰富的经验、清醒的政治头脑及科学的规划，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斩除了无数“荆棘”，最终凝聚了磅礴力量，为人民交出了满意答卷。展望未来，党员干部们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诚心向党、忠心向党，以铁一般的信仰、铁一般的意志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忠诚落实到行动上，继而积极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建设中去。
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民本情怀”之笔，绘制出“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新篇章。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谋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征途上，党中央也始终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在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伟大事业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应继续坚守“人民至上”原则，切实树立公仆意识、群众意识和良好服务意识，不能脱离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面对未来，面对挑战，一定永怀赤子之心，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深入到群众中去，当好求真务实的“领头雁”，做好群众利益的忠实守护者，永葆为民服务的初心，同时还要注重扎根基层，深入群众，用心倾听其心声和需求，切实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及人民实际所需，制定科学的发展方案，勤于作为、干出实绩。只有坚持群众路线，科学规划发展建设走向，用心利民惠民，才能彰显实干底色，继续唱响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壮歌!
以“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为笔，绘制出“一往无前虎山行”的“奋斗”新篇章。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也是依靠无数能人志士一同探索奋斗，在实践中拼出来、闯出来，最终得到的伟大成果，它惠及全人民。新时代新征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努力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取得闪亮新成绩，需要党员干部们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冲劲，时刻保持敢于斗争、敢于创新、敢于付出的“战斗精神”，永葆共产党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奋进姿态，敢于消除固步自封、安于现状的消极思想，突破思想禁锢、打破一贯思维，凝聚创新意识，激发创新激情，直面挑战、开拓创新，展现创新实力，用硬脊梁和铁肩膀扛起新征程中的发展重任，以实干作风践行责任担当，以艰苦奋斗绘制“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蓝图。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高速发展这条道路上，必然存在无数风雨坎坷，作为党永葆活力的“生命之源”，广大党员要主动扛起责任，践行初心使命，敢于和一切困难做斗争，从而切实为国家、为人民创造更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