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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冥冥运古，当第一股充满活力的气息注入混沌的海洋，生命由此开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此生命有了大胸怀；“巍巍呼高山，汤汤呼流水”，自此生命有了知音；“有了锲而不舍”“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自此生命有了愁绪“所谓伊有，在水一方”，自此生命有了爱情的朝思暮想，生命，源于水。
苏子贬于黄州，泛舟赤壁，于是他的生命为水所占据，有了水的胸禁，“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上；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是水予他的豪迈，“惟江山之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是水赋他的胸襟〃情怀，他为水所成就。
“既生瑜，何生亮？何生亮？”秋风送去熊火，胜得赤壁战瑜气煞，羞终命丧黄泉。滚滚长江东逝水，无私，宽广，博大荡漾在江面，周儿你为何不给水一隙之地呢？涤荡你嫉妒的心。生命，为水所成就。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水诠释着李白的深情厚谊，“花白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水诠释着李清照的相思之痛；“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水诠释着愁的数量，“水何渗澹，山岛竦峙”水诠释着曹操的雄心壮志，生命，为水所诠释。
上善若水，感恩似泉。一树丁香灿烂的纷扬着，香气氤氲。人们吮吸着清香。拾起一片掉落的花瓣，放在鼻间上嗅嗅，感受生命，感受水的存在，树安静的沉睡着，安静的接纳着“从今若许闲来月，拄杖无时夜叩门”。生命，为水所包容。
水的鼻息，你感触到了吗？
水静静的流着，带着它的灵魂，带着它的气息缓缓流动。遗留的脚印上，生命聚其精华开始成长。撷一叶草，苍翠欲滴；拈一片藓，翠色、欲流，生命，无人不充斥着水的鼻息。
生命，为水所成就。
哲学的毕业论文
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关于哲学毕业论文范文一：哲学视角下生存与生活研究。
文章将从哲学的角度，探讨“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二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的转变与出路。
哲学不是超乎于人类世界之外的遐想，它总是深切地关注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大都对人类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他们苦苦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寻找着人们生活的意义及价值。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最为矛盾性的存在，人类既与其他物种一样自然而然地生物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又是能够自我意识、自我改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有人类特殊性的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一、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内涵。
“生存”，是指动物(包括人)本能地无意识地去适应环境来维持其生存的生命活动，是一种纯粹性的自然反映。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对其门徒说：“人就是没有羽毛的两条腿动物。
”强调了人的动物性与自然属性。
近代法国哲学家拉美特里在其名著《人是机器》中提出：“人归根结底却是一些动物和一些在地面上直立着爬行的机器而已。
人的身体是一架钟表，不过这是一架巨大的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
心脏是什么?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人的欲望、快乐、爱情、痛苦等等都是受到机械规律支配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多几个齿轮，多几根弹簧而已。
”指出了人的动物性和机械性。
我国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也说道：“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表明了人与动物一样也具有生理层面的自然反映。
动物式的“生存”活动是没有意识的生命适应行为，它们依据与生俱来的本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因此动物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性”、“自在性”的存在。
“生活”，是指人类有意识地认识自我与世界、改造自我与世界以及能动地从事物质生产的生命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本能的反映。
“生活”是人类特有的生命存在方式，同动物的存在是相区别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曾用神话的方式说明了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特征是在于人类拥有技术和智慧，他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
”该命题虽带有主观唯心主义的因素，但却肯定了人的思维的能动性，有别于动物的本能式反映。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表明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即“人是理性的动物。
”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它们对世界的认知是出于本能的感性，人类自身虽并不完全排除了本能的感性，但却可以能动地发挥着自己的理性，凭借自己的意识和意志去“生活”。
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创造行为，人类依据自己的意识与理性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与改造着自己和世界，因此人类可以说是一种“自觉性”、“自为性”的存在。
人类的生命是“生存”与“生活”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存在方式，是自在自为的双重存在。
人类既服从着宇宙的规律、以大自然所赋予的本能去适应自然，又以后天发展起来的意识在实践中去实现着理想、改造着世界、刷新着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生存”与“生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哲学的主题从宇宙本体转向了人类世界，它寻求着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据，探索着人类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运用了实践的观点去把握人类世界，指出了人类的生命活动是用实践的方式去创造有意义的“生活”活动，而不单纯是动物式的无意义的“生存”活动。
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代表霍布斯认为人是一种“自然物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而生活，这种本性不仅包括本能，也包括“自然情欲”(如自我保存、趋利避害等);以费尔巴哈为典型代表的人本唯物主义流派虽强调人的作用、人的情感、人的意志、人的精神、人的理性，但强调的却是抽象的人、非现实的人。
马克思批评这些旧唯物主义只是从纯客观的角度去把握世界，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见物不见人”的、忽视人的主体地位的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篇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摒弃了前人观点中的错误因子，开创性地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和人类世界都需要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和把握。
实践活动使人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把自然对象成为客体，使之成为“属人的自然”;另外，人类还通过实践活动来改变世界以满足自我发展的需要，突破本能的“生存”反映，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首先，“生存”与“生活”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生命活动同样具有“生存”的层面，“生存”是“生活”的基础。
我国春秋时期思想家管仲曾提出著名论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强调了本能生存需求对高层次道德意识的基础性作用。
无独有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
”其次，“生存”与“生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而实践则使人类的生命活动从“生存”上升到了“生活”。
动物只是本能地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命活动，而人类却能按照双重尺度去改变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即“任何物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固有的尺度”。
因此，动物式的“生存”是适应自然的一代又一代的种族复制，是非历史性的存在，而人类“生活”则是通过自我意识用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性的存在。
三、人的异化活动下的“生存”与“生活”
有意识的、能动的生命活动把动物单一化的“生存”模式与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区分开来，然而伴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出现，人的能动性却遭到了异己力量的的奴役，使人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甚至非人的状态之中。
马克思认为，人的异化是人类通过劳动所得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而后的法兰克福学派知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单向度的人”，认为在当代工业社会的极权下，人们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在当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分工和生存竞争下，人类不同程度的被“扩大了的生产力”所制约，丧失了其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性，人类的种种能动性与创造性得不到机会激发或生成，其生命活动也逐渐沦为了同动物一般的单一机械式的“生存”。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了五个层次，提出人要在满足了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基本要素的基础之上，才能去实现较高层次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哲学的毕业论文
四年的读书生活在这个季节即将划上一个句号，而于我的人生却只是一个逗号，我将面对又一次征程的开始。
四年的求学生涯在师长、亲友的大力支持下，走得辛苦却也收获满囊，在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伟人、名人为我所崇拜，可是我更急切地要把我的敬意和赞美献给一位平凡的人，我的'导师。
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而您却是我最尊敬的老师。
您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视野雄阔，为我营造了一种良好的精神氛围。
从论文题目的选定到论文写作的指导,经由您悉心的点拨,再经思考后的领悟,常常让我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养育之恩，无以回报，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有多少可敬的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无言的帮助，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谢意!
同时也感谢学院为我提供良好的做毕业设计的环境。
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设计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着的作者。
弹指一挥间，大学四年已经接近了尾声。
回想自己的十几年的求学生涯，虽然只是一个本科毕业，但也实属不容易。
没有他们的勤勤恳恳和细心安排，我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学生活。
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经济学第二专业的学习。
当然，一个农民家庭要同时供两个大学生上学，没有别人的帮助和接济是相当困难的。
因此我要感谢那些在我求学时对我经济和精神上帮助的亲戚、朋友、老师和同学们，我的生活因你们而精彩和充实。
xx大学，这里严谨的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使我大学四年过的很充实和愉快。
我第一学期是在哲学系度过的。
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我有幸和许多优秀的同学一起学习，听睿智的哲学老师讲授哲学。
后来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时冲动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哲学系，离开了亲爱的哲学系的老师和同学们。
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时光，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对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导。
这些有用的东西一直对我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伴随我走完整个人生的道路。
现在回想起在哲学班的日子，还是那么的温馨和惬意，我不能不感谢当时哲学班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跟你们在一起学习、生活，那真是其乐融融，妙不可言!
哲学的毕业论文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发端于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在萧公权、萨孟武等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也都包含了政治哲学层面的研究，只是涉足不多且不深。
在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政治学被错误取消期间，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及意义，而附属于历史哲学层面的社会形态理论，主要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选定思想家思想中体现阶级性及历史走向的部分议题为政治思想议题，其中就包含着政治哲学议题，譬如人性论及政治理想国等。
随着政治学的恢复及初步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渐次展开，但又总摆脱不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阴影，从而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同各种各样涉及中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讨论混杂在一起，其研究方法则主要有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哲学及历史学的方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体现两个基本研究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较为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性特征，着力于发掘现代政治的传统政治哲学基础，论证现代政治的中国版本所必需的某些来自传统政治观念的支撑，竭尽全力论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地转向现代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或已经有了某些现代政治哲学观念的雏形。
其研究结果认为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就其历史内容而言并无趋向现代民主的趋势，在其已有的历史中也没有与现代民主和谐共存的经历，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仍然较多地发生着阻滞民主发展的消极作用。
一、路径与特色：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有三种基本范式：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者从一般哲学的研究进入政治哲学的研究，比较注重概念和范畴等的解释和演绎，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政治意义明显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等进行了初步梳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周桂钿教授。
周桂钿教授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一书力图从范畴和命题的解释方面着手，研究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几对主要范畴或命题，其贡献及局限一如前述。
通过研究，周桂钿教授提出了三点最基本的看法，即儒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政治哲学是儒家的中心，民本论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
周教授没有对政治哲学的概念及研究对象与方法等进行描述式的处理，而只是将传统哲学中政治性内容进行了罗列或排比，既没有回到思想现场进行思想事实发掘，也没有着力于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及推理等的系统分析，结论虽缺乏政治哲学研究所要求的近乎苛刻的严谨与缜密，但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其二是结合中国社会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主要从民族文化自尊和历史发展普遍法则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某些范畴进行了历史哲学的解释，其主要的代表是李存山。
李存山等主要是通过民本与民主关系的讨论，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局部进行了重点探索，意在寻求中国政治民主的内在依据或源头活水，着力在中国古代寻求民主思想或民主思想的萌芽等。
张岱年的《黄梨洲与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一文指出，“中国自殷商以来没有民主制度，但在学术史、思想史上也还是有民主思想的。
……中国在先秦时代就已有了民主思想的萌芽。
”四李存山认为黄宗羲思想是“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李存山的结论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片面性。
一、他的研究模式属于“六经注我”，既不太关注黄宗羲等人的原始思想问题，也没有触及到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概念，而过多地关注与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比较，过多关注梁启超等人承认的黄宗羲思想对他们接受民主思想的所谓影响。
二、他对现代民主的发生与传播机制缺少必要的了解，不仅置民主观念的悠久历史于不顾，而且还把民主看作任何民族都可以在某个阶段自然形成，从而确定中国的民主也可以在某个阶段通过思想家的努力，在没有任何民主思想资源及制度资源的情况下出现，断定民本可以自然而然地冲决君主制的束缚而走向民主。
其三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者从政治思想的研究中逐渐衍生出政治哲学研究，注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等的社会学或历史学解释，其主要代表是刘泽华。
刘泽华继承了萧公权的研究传统，在政治观上率先突破僵化的阶级政治模式，能够“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就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要概念及范畴等进行了社会分析，并描述了主要概念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重要政治判断的普遍社会影响力，其中对纲领性概念的关注使之更接近政治哲学探讨问题的方式。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要有三种范式：其一是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式的研究，注重挖掘晚明以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意义，力图将中国思想或社会的近代化看作是传统社会主要成分的内在延续，其研究风格和旨趣与李存山等比较接近，旨在寻求东亚现代化的内在依据。
他认为李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重要过渡性人物，将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展开描述为一定肯定人欲的过程，并整理出了一个从李贽到孙中山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线索，再结合他视域中的明清之际以来反专制思想中的地方自治，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近代是可以在其文明的进程中内生。
其二是以牟宗三、杜维明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中国政治哲学研究，他们以儒家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为题材，探讨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尝试将儒家传统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进行嫁接，提出了“返本开新”、“新外王”等理论，对于探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如何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杜维明极力推崇现代民主而反对传统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为君主专制服务的成分，主张继承儒家的同时还需继承批判儒家的五四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找出儒家思想中与现代民主相适应的普遍部分。
杜维明认为宗教伦理层面的儒家学说具有超越历史的普遍性，不仅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伦理基础，确保民主政治的中国属性，而且对其他文明如西方文明解决伦理危机也有重要意义。
海外新儒家面对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成功植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东方伦理的关系问题，并着力于寻找中国儒家伦理中能与民主政治相融通的部分，并且从有利于民主政治的方面发掘、解释和论证了儒家伦理的普遍意义。
处理两者是否相融通的问。
起码在民主政治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可以让它更加民族化。
其三是美国和西欧的海外汉学家，以现代化为主要问题，探讨了中国传统政治及政治哲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良或不利影响，其主要代表是列文森。
列文森注意到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受到了儒家、道家及法家等的影响，但他否认了儒家等传统政治观念能够顺利生出现代政治观念。
尽管上述范式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都极为相信自己研究的必要性及正确性，但各自得出的结论竟至于截然不同。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迥异，特别是在中国民主如何发生及处理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方法与价值取向对于结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没有民主实践并没有民主思想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思想如何独立开始其形成的过程，是个颇为关键的问题，窃以为从思想到思想的文本研究及抽象推理难以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特别是当我们全过程地追踪了“民主”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含义演变后，大概才能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哲学的毕业论文
摘要：在我国的大学教育中,都应用了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这种教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的大学教育,能够把现实中的人作为教近代教学的出发点.这种教育学思想的实质是“人”.在这种思想的帮助下.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关注教育是提高社会人文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传统马克思教育学、他的现状以及在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马克思教育学传统问题解析。
研究马克思教育学能够深化对人的本质和发展理论的探究,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教育发展方向和社会价值.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社会价值取向正确以及全面推荐你认得发展.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研究教育学中必须要从马克思教育学整体入手,把这个理论与认识论和价值论结合来实现两者的统一.
1.传统的马克思教育学研究意义。
研究教育学是从哲学角度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入手的,在培养一个人的时候是从人的本质开始入手的,这种培养的方式是以人为本质的.对于马克思教育学它的哲学效应更高,它能够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强调认识自然世界的产物,也能够改变自然世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对教育学有新的认识.不断的研究能够拓展方向,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第一,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中,也能够,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正义.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教育的转型阶段,从以往的应试教育转型到素质教育,这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会出现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只有运用马克思的教育学林论对教育部公平进行分析才能找到不公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社会根源.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不公的现象.并且通过在一定时期内的改变能够保证社会制度的完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
第二,研究马克思的教育学能够使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深埋藏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在人民群众价值追求中,一定要坚定人才培养,正确树立马克思教育学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目标.
第三,马克思的教育学是把科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相结合,高度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这样就过于重视人是主体这一方面.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仅是老师和学生,其中还包括了广大人民群众.这样这种教育学思想就与当代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了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2.马克思教育学是改善大学教育的根源。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国民素质这方面,这样要提高国家实力就必须要提高国民素质,而国民素质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发展.这样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从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各个阶段都不断的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学科知识实践.发展他们与社会联系,在大学教育中,有效的发展学生综合实践的能力是进行教育改革最根本的表现.
3.大学教育存在问题。
第一,在大学教育中,在遵守马克思教育学规律时缺乏一定的自觉性,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在大学教育中,很多学者对马克思教学学理论进行研究,但是没有得出很好的了理论,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忽视了马克思教育学与整个马克思理论整体的关系.忽视马克思教育学的学术价值和对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导向.这些是教育问题的关键.从总体上看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速度非常慢,这与主张利用马克思教育思想指导教育改革进程和教育发展不能够结合.根据一些书店的调查,目前只有一本书解释了以上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的教育学不是课本里边的抽象理论,他能够有效的通过教育实现自身价值.在当下马克思教育学研究缺乏问题意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教育学的关注度不高.同样也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研究方法.这就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它只是从概念逻辑进行分析,甚至用现代西方教学的观点来歪曲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这不符合马克思教育学的价值取向.
第三,在研究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教育学研究资料很少,这样就不能够完整的研究.就会造成很少从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这样虽然,这个问题的价值论和认识论有一点相符.但是更多方面是孤立了教育的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特点,这种单一性非常不可取,要从整个社会中入手,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更完整性.
4.马克思教育学在大学教育问题解决办法。
在大学教育中一定要深入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理论.对于以上问题我们首先,要把价值论和认识论两者相结合才能理解.从认识论或价值论角度研究来马克思的教育学思想的状况.应从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来讨论人实现价值的手段.
其次,马克思教育学的研究偏向主要表现在脱离人的价值,忽视人的个性发这两方面,只是在理论上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性,不利于人在社会中发挥,不能偏向于哪个价值论和认识论,这样就不能保证马克思教育学在起重工的应用.
在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的时候不能单一的进行研究,要从马克思理论的整体出发.马克思教育学理论把整个教育改革比喻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改革,这样就包括了马克思整体理论的方方面面.要准确的理解马克思教育学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大的范围去了解这个教育学理论,另外还要结合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用哲学的角度去分析研究这些理论,这样才能够改善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在研究中国大学马克思教育学中,要把这个理论与整体的马克思理论相结合,这样能够更深层次的研究,得到更深刻的理论.教育学理论关系到整个大学教育的发展,应用这个教育学理论进行大学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所以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要不断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教育学理论.
参考文献。
教育哲学的论文
哲学依据的选择，决定着教师教育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要表现为哲学依据的选择，依据不同的哲学观念，教师教育将会形成不同的基本走向。教师教育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教育，其基本走向与人性论主张、教育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进一步而言，人性论与教育哲学提供了教师教育的哲学依据。人性论从总体上提示了教师教育的发挥作用的方向，教育哲学解读了教师教育究竟要做什么及能做什么。忽视这两方面的哲学考虑，仅仅关注技术层面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教师教育的问题。人性论的善恶分歧演绎出的内发说与外铄论，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两种方向。基于内发说教师需要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能，最大限度调动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
基于外铄论教师需要加强对受教育者的约束和引导，充分发挥环境在受教育者成长中的主导作用。在实践中，人们并没有执著于一种人性论认识，往往是对内发说与外铄论加以同等重视，教师教育出于职业主张，更重视了从外而内的教育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从内而外的教育作用，这样的选择符合整体性哲学观念对受教育者的重视。教育哲学流派众多，古今中外主张各异，但有一个基本共识是都会剖析教育的本质，甚至包括那些明确反对教育本质存在的主张，也从另一个方面解析了教育的真谛。教育的本质必然决定教师教育的本质，这是我们思考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的基本前提。
此外，各种哲学主张也将直接影响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如“遵循教师生命的整体性、自主性、独特性、超越性是教师教育的前提性要求”，这类主张同样是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的反映，发生作用的途径依旧直指人性假设和教育本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理念与过程哲学渊源密切，虽然过程哲学并没有过多明确指出整体性的主张，但其理念的宗旨无不与整体性相关，此意义上的整体性与传统的认识，尤其是系统论的整体观点截然不同。后者重视的是事物整体与部分的相互关系，着眼于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关系，前者重视的是事物内部的过程性及外部的生成性关联。
事物不再是作为可以分解的部分组合，而是作为相互内在的过程存在。事物与外部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主体与环境的关系，而是相互生成的关系。这种整体性主张为教师教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对教师教育的考虑不再仅仅基于教育者的立场，而更多地开始关注受教育者的立场。在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置上，开始摆脱单纯的职业需求，回到教育的轨道上来。具体地说，教师教育不再是某种知识及传授技能的训练，而是体现教育理念的教育精神塑造和未来教育者的培育。在以往的教师教育中，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提法相对较少，原因在于缺失整体性的哲学指引，偏执于某种所谓满足实践需要的职业培训，丢失了教师教育的教育真义。在实际生活中，教师群体中存在的大量问题与当初的教师教育价值取向偏离不无关系。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奠定了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教师教育的主体是明确的，在倡导受教育者重要地位的今天，受教育者自然成为一切教育活动的主体，这种主张只是对某种教育理念的最为简单的实在化，从而将预设的主体进行了现实推演。既然主体是预设的，那么如何预设就影响着教师教育的现实品质。整体性的哲学理念根源于过程哲学的过程性，强调事物在过程中流变、展开，预设主体呈现过程性。预设主体是人为活动的前期建构，属于理论假设阶段，因为人为活动终将由预设主体掌控，最终决定着人为活动的性质和品质。一种教育活动之所以能够成为教师的教育活动，关键在于其预设主体担负的实际任务和职责，以及这些任务和职责背后折射的精神。
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将奠定教师教育的生成意识，生成意识是流变的，具有现时性和最强活力。过程性重视当下生成，生成具有最强大的创造性。传统的教师教育认为，几乎一切在实际活动开展前就预订了，实践者只能是模拟或实现预订。过程性的主体预设强调实际活动的开展只在当下生成，其间蕴含着无尽的变数和可能。教师教育的参与者能够最大可能地在过程中实现自己和体验自己，而实现和体验的方式就是生成，也是最具活力的创造。进一步而言，这样的过程既是接受教育的过程，更是自我更新和创造自我的过程，教育者在创造着自己，受教育者也在创造着自己。
事实上，所有的要素都在生成中，意义和价值只在生成中产生。解读教师教育共同体，促进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教师教育过程性的主体预设，解决了实施中的意义生成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师教育主体地位的实际确立，与教师教育共同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解读，将会促进受教育者主体地位的确立。在实践中，受教育者的地位取决于教师教育共同体的认识和行动。教师教育共同体是在一定的专业规范的基础上，旨在研究教师教育问题的固定的团体。教师教育共同体以整体的面貌出现，囊括了教师成长过程中的每一环节和所有相关人群，无论是职前教育或职后教育阶段，还是相关的认识者和实践者，在整个培育的过程中，都形成对受教育者培养的合力，这有助于教师教育的主体确立。
事实上，在不同阶段及不同人员眼里，教师教育的主体是存在分歧的，尤其在职前教育阶段，主张以教育者为主体的意见既是传统的呼声，也是现实的强有力主张。毕竟，在培养教师的起初阶段，教育者几乎控制了教师教育的整个过程和品质，表面上看来教育者是必然的主体，占据着决定性的位置。教师教育共同体的提出，为我们全方位地考察教师教育活动提供了过程性视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发现真正衔接教师教育整体的是受教育者而不是教育者，教育者的实际载体一直处于变化中，这只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的成长需要才出现的。
反省能力本位，回归教师教育的教育本义。传统的教师教育本位问题指向能力，塑造符合教师职业能力要求的专业队伍是教师教育的本位追求。基于能力本位，教师教育的体系是单一的，直指合格教师应该具有的素养，这些素养包罗万象、内容杂陈。在整体性哲学意蕴下，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是教育而非教师。合而言之，教师教育是为了培养合格教师的一种教育活动。既然是教育活动，能力培养就成为开展教育活动的依托，以能力为本位，单纯重视能力培养的教师教育活动就会偏离这一过程的本质追求，导致培养出来的教师只具有熟练的教学技能、技巧，而缺乏合格教师所应具备的教育精神和人格。对能力本位的反思突破了以往对能力取代知识的赞誉，反省能力决定一切的武断，明确提出教师职业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情感问题和信仰问题的具体提出，实质上反映的是教师教育的本义回归。
强调在以能力为基础的前提下，要注意培育“未来的教师”的健康的教育情感和笃定的教育信仰。也就是说，教师教育的能力本位不能准确反映实际的状况，作为职业教育的教师教育终究不能脱离教育的真义，否则就会沦落为简单的职业培训，无法给予“未来的教师”以足够的精神培育，进而影响到现实的学校教育生活。今天存在的学校问题已间接地反映了教师教育能力本位的严重后果。
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教师教育能力本位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依靠重建教师教育体系，开发教师教育的层级目标。“基于层级目标，教师教育目标应该是三级:一级目标———教师，二级目标———教育者，三级目标———教育研究者。”教师针对教学，教育者针对教育，教育研究者针对教师人生意义和教育工作改进。在这一体系中，教学与教育、教师与教育者、教育者与教育研究者有了明显的区分。
这种区分并没有割裂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而是使原本整体性的本位问题表现得更为准确而鲜明，使教师教育的部分之间相互内在地关联，使教师教育的整体蕴涵于每一具体部分之中，而不是混沌于单纯的、唯一合格的教师指标上。这样的教师教育本位，既全面反映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整体性哲学意蕴，又真实反映了教师教育的本位只能是教育，而不是传统所认为的能力。教师人生意义之所以能够纳入考虑范围，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解决教师职业倦怠问题的有益尝试。目前，学界对教师教育的思考，从趋势上折射了对教师教育本位问题认识的转向。比如有的学者提倡在教师教育中关注教师的幸福感问题，至于对教育信仰等问题的思考，已经从教育精神培育深入到操作层面，可以预言教师教育的本位问题将成为引领教师教育重建的首要问题。
追求模式创新，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解决了教师教育的哲学问题、主体问题、本位问题之后，就需要进入操作层面，依照整体性的哲学意蕴考虑教师教育的模式问题。表面上看，教师教育模式与其他性质的教育模式相比较具有统摄作用，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量教师教育的运行，实际上这种上位作用必需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或行为，才能够实现教师教育的目标追求。模式问题是教师教育理论向教师教育实践转化的中介，一种教师教育理论能否得到实际应用，取决于它能否形成相应的教师教育模式，体现为具有操作原则和规范的程序性方式、方法的集合。
教师教育模式演变的历史主要集中于教师教育主题的演变，不断演变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教师教育的整体性。从简单的职业培训到自由宽泛的选择性的教师教育，充分考虑了新时代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变化。任何环节的独特性都将在这一整体中得到体现，更不用说社会性需求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时至今日，教师教育模式需要走向多元化，追求模式的不断创新，因为只有多元化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满足社会的整体性需求，只有不断创新的教师教育模式才能实现教师教育的整体性取向，教师教育整体性的哲学意蕴终将体现为不断推进的具体的操作模式及操作行为。梳理教师知识结构，确立实践知识的核心地位。
教师教育模式的运行离不开教师素养的规划和规定，教师素养是随着时代演变的，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但其基本构成成分按照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大体可以分为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在此三种成分中，教师知识结构始终是教师素养中的基础部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的养成需要以专业知识的掌握为前提，否则技能的形成、情意的养成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按照知识的分类，教师专业知识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教师是个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实践性几乎贯穿了教育的各个要素。从目的、内容到方法都充满了实践性，实践知识必然成为教师知识结构中的核心成分。
对实践知识的重视与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也有关联，因为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练习，才能培育能够解决实践问题的“未来的教师”。目前，人们对实践教学的关注，从侧面反映了教师教育的实践取向是符合现实发展逻辑的。
总而言之，教师教育模式的实践取向在各个方面有所渗透，实践知识、实习及实训体系较为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实践取向，究其根源与教师职业强烈的实践性特色有关。因此，教师专业化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与教师教育实践性的实现密切相关。只有塑造具有类似医学、法学等实践取向鲜明的教师教育，才能切实解决教师教育的质量问题，最终为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对哲学的理解论文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洞穴比的喻来解释理念论。“设想一些生活在地下洞穴的人；从洞穴地步有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世界敞开的入口。他们从小就生活在洞穴里，他们的腿和脖子被绑缚在一个地方而被固定在那里，只许他们向前看，而不许回头。在他们身后较远的搞出有些燃烧的火光，在火与囚禁者之间的高处有一条路，你应该设想路边已经筑了一堵矮墙。”矮墙的另一边有人拿着各种雕刻的人像以及动物模型，都高于这堵矮墙，火光将这些人工制品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囚徒们都认为影子就是唯一现实。最后，一个囚徒挣脱了枷锁，走出了洞口。看见了太阳。在阳光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墙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洞外的比喻，就是柏拉图对世界的划分。柏拉图在其思想发展的后期，公开地揭露理念论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巴门尼德篇》前半部分中，柏拉图以巴门尼德之口揭露了理念论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困难。首先，在什么事物有理念的问题上遇到困难。柏拉图对存在公正、美、善等诸如此类的理念毫无疑问。对是否存在火。水等自然物的理念则表现得犹疑不决。而对头发、污泥等低贱的无价值的东西。则坚决否认它们有理念。其次，是分有说中存在的困难。具体事物分有理念只有两种方式，或者分有理念的整体，或者分有理念的部分。再次，证明理念是单一的方法也存在矛盾。最后，理念论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理念不可认识，既然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是分离的，那么理念只能与理念相互关系，可感事物只能与可感事物相互关系，理念不可能与可感事物发生联系。我们是处在可感事物中的，根本无法认识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论之所以产生上述困难和矛盾，是由于人们用课件物体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来讨论需要安全用理性思考的东西。而理念世界是独立的，不能以“现象世界”的规则来考虑。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他就从研究理念与事物的关系转到研究理念与理念的关系。柏拉图将太阳比作“善的儿子”是智慧的最高点。
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善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知能力。善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真理和知识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善的存在，但是它们臣服于善，它们虽是相，但是却是相的相，即善的某个个体，它们分有了善这一个相，却不是善这个相本身。这就好比眼睛和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世界万物，它们是太阳这个至高无上存在的具体存在，而太阳本身无法直视，只能通过形象去感受。我们为什么可以感受到？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善的种子，也就是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因为灵魂是不灭的。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人死了灵魂便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然后又从那里回来，所以它永远不会消灭。既然灵魂是不死的，已经投生了许多次，看到了理念世界的一切东西，因此他获得了所有一切理念的知识。因此，人的灵魂能够把它以前所得的关于美德及其他事物的知识回忆起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由于肉体遮蔽，人对理念的样子无法清晰容易的看出。就像莱布尼兹说的“现实的知识来说不是天赋的，但很多可以称为潜在的知识是天赋的，如大理石的纹路所构成的形象，在人通过工作发现它以前，就是在大理石之中的。”一定有一些理念是先天的存在在人的心中的。关于理念的知识就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获得，它只能是先天的。因为我们无法从感觉经验中得到理念，那么理念必然在感觉之先，就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了。只是以一种模糊的状态存在而已。
这两种不同的囚徒分别代表现实中两种不同的人群。一种是没有受过教育不知道理念世界的人，一种是受过教育知道理念世界的人。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一样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通过我们对事物的感觉经验是无法认识理念世界的。认识理念世界只能通过“灵魂回忆说”。我们的灵魂原本高居于天上的理念世界，“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但是后来灵魂附着于躯体之后，由于受到躯体的干扰和污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只有经过合适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所有的研究，所有的学习不过是回忆而已”。现实中不自由的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肉体和灵魂摆脱束缚，从而达到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以此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哲学就是学习死亡的学问。因为只有灵魂脱离了肉体，才能回到原本的理念世界。
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影子”。活在“洞穴”之中。应该透过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才是哲学家的使命。以至于康德甚至为哲学划界。他认为物自体是无法把握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的确身在洞穴是理解不了外面世界的，除非走出洞穴拥抱阳光。
哲学的对象论文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
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
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
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
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
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
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性趣。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
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
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
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
[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
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
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
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
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哲学的毕业论文
摘要：在当前高校教育中,无论学生的学习兴趣、专业方向,都在入学支持在学习好基础性文化课程的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在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最为明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成为了我们日常学习的必修课.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对于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一经问世,就以其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而这些特性归根到底只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有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被赋予了科学性、正义性和实践性,也才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品质和自觉发展的不竭动力.离开了这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结合呢?这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将两者联系和对接起来的“中介”.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走进人民群众内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因而,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即以马克思主义本身为内容向人民群众进行系统的“灌输”,这就是我们所找的“中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群众及其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我们要长期不懈地开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用先进的理论灌输给大学生群众,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学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大学生学习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加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一门较为高深的学问,涵盖哲学、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同时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意义.高校学生正处在人格趋于完善,思想接近成熟的重要时期,能够有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会使得学生的人格塑造更为完善,对于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开放,大学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中的象牙塔,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很多学生容易在经济大潮中迷失自己,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久经检验的真理,尤其在思想指导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学好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在学习一门学问,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吸取其思想精髓来提升改变自己,让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社会思维更加敏锐,以便学号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好的服务社会,服务国家,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一、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必要性。
首先,当前社会的发展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思想领域也有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与更方面的实绩来看,中国在指导思想领域并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舶来品的合适与否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被广泛的接受源于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并且都是经历过实践与时间检验的,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自主的道路,从宏观上来看中国适合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利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人们实践方式的多元化,然而中国的今天和平稳定,多则生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其次,高校学生处于理解力与辨别能力突飞猛进的阶段,也是走向工作岗位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什么样的思想指导能被其接受,对于其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单单是贡献大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方向路线的正确.坚持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懂得正确的索取与奉献,明晰自己肩膀上的责任,学会向着更崇高的理想而迈进,缓解当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对学生们思想的不良影响.
最后,高校作为大部分学生的学业终端,是其学习生涯的结束,也是社会角色的开始,不少学生在走向社会前就已经有了形形色色的实践经历,在初次接触这些时很多人会感到迷茫与彷徨,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来对其进行指导,一旦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很有可能使其行为方式产生错误,从而影响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一旦在其头脑中形成正确的意识,以此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能更好的保证其健康的发展,社会的良性循环.
二、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现状。
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已有多年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生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指导性同学生们的专业知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学与实践的良性循环,使得教育成果不断,教育教学质量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来自于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教学环境的不断优化,指导思想在其中的贡献尤为突出,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教育才有了当前高校和谐稳定的现状,当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还有一些不足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大的形式是好的,小的方面仍然需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微调整.
(一)一定程度的形式化。
高校所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相当大的部分是卓有成效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形式主义,存在只灌输知识,不解释原理,只照本宣科,不深挖精髓等等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有很多学生从思想上想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但由于自身理解力,社会阅历的有限对其深层次的理解难以到位,这就需要我们的高校授课老师予以深层次的讲解,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其学、任其用.
(二)理论与实践的相分离。
究,同时重要的还是为了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高校在开展马克思教育时要重视理论与时间的同步发展,使得马克思主义能真正为学生们所用.
三、如何更好的在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
高校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状况,直接反应到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效而深入的教学与实践,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开花结果,反之则是一种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学生思想进步教育的忽视,认真研究怎样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对学生的负责,更是对社会的负责.
(一)避免形式化教育,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思想的交流,不以机械化考试为目的对学生进行检验,考试的目的是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以便其进行自学研究,提升自己的思想,完善个人人格.能够避免形式化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行为相结合,避免空洞的理论引起学生的迷茫已经学习兴趣的缺失,有效的开展实践活动,哪怕范围小形式简单,只要达到让学生懂得如何利用理论武器来开展实践活动,就已经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好的发挥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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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信砚.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的思考〔j〕哲学动态,,(05)。
[3]贾松青.马克思主义永具生命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哲学的对象论文
[摘要]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两个方面。
公共活动领域问题的实质就是公共性问题，对公共活动领域的关注也就是对公共性的关注。
对人类活动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性问题加以思考，是哲学最重要的使命。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是哲学的一个必要的维度。
所谓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应仅仅是向私人生活回归，更重要是向公共生活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通过政府改革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或危机为标志的公共活动领域的当代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
[关键词]哲学;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国家;政府。
回归生活世界，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时代话题。
人类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
强调哲学回归生活世界，不是要人们沉醉于现实生活之中，而是要以一种哲学态度或观念来看待生活。
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是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成为立足现实而又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就成为由人无尽的生活实践而无限生成的过程。
人类的现实生活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说的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如果所谓回归生活世界仅仅意味着回归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动领域，不再关心公共活动领域，那么，这种回归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更严重的疏离。
这样的哲学不仅不能对以往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历史的解释，还将丧失哲学本来的意义，导致哲学真正被生活遗忘。
关注公共活动领域，这是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或必要的维度。
哲学总是力图以更理性、更智慧的方式对待公共活动领域和公共性问题。
一
公共活动领域是每一个人都生活于其中、不可能完全摆脱的领域，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公众不能不关心的公共领域。
哲学的毕业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houseof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
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
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
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
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
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
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
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
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中西方哲学的对比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苏联双簧管专家的到来，让国人第一次见到了来自西方的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方法。当时苏联专家的教学风格是注重手指技巧，轻视对音色的控制和基本功训练，哨片偏薄，音色也薄而亮。当时国内乐团因急需双簧管演奏员，多从唢呐演奏员里挑选人员转学双簧管演奏。到了上世纪50年代，我国聘请了德国演奏家魏切西和捷克演奏家亨邓塔在北京开办大师班，经他们培训出的双簧管学员，首次接触到了有别于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演奏技巧，使我国双簧管演奏和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我国文艺事业翻开了新篇章，大量西方古典音乐唱片、磁带以及cd出现在市场上，音乐爱好者们见到了不同演奏家、不同演奏风格的音乐作品。双簧管作品录音在当时的市场上虽数量极少，但以霍利格尔、谢林博格为代表的德国体系演奏家录音资料的出现，仍然极大地开拓了国内双簧管爱好者的眼界。能够赴欧洲特别是西欧学习，成为了当时国内双簧管学者的梦想。有个别学者通过罕有的机会得以赴欧美留学，如今这些学者除个别留在欧美工作外，大部分都已归国任教，并成为第一批将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带回国内的教师。他们经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已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科学方法，他们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双簧管教学领域的顶梁柱。进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大批国内音乐学院学生得以赴欧美学习双簧管，这其中又以赴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居多。他们大多在国外学习多年，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到西方音乐和教学方法的精髓，这些学者归国后大多成为了当今各大音乐院校和乐团的青年教师与演奏员，为中国双簧管事业注入了新的血液和生机。更有甚者，通过自身努力已与欧美著名演奏家、教育家比肩而立，例如现担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家的王亮，以及年纪轻轻就已获得德国著名音乐学府莱比锡音乐学院双簧管教授职位的林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开放，当代国内各大音乐院校的双簧管学习者既能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音乐资料，也有机会在学习期间参加国内外各类双簧管专家的大师课，学习到更多先进的演奏技巧和方法，最终通过科学的练习达到更高的演奏水平。经过几代双簧管教育者的努力，中国双簧管学者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二、哨片和基本功训练。
哨片对于双簧管演奏者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发声载体，它就好比人体声带对于歌唱者一样重要。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双簧管教学体系非常重视学生对哨片的控制以及基本功训练。通常学生在初学阶段，必须掌握单独吹奏哨片的技能。一般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在哨片上练习从低音到高音，再由高音返回低音的长音、音阶以及滑音，学生需要通过哨片尽可能吹奏出最低音(通常是低至小字一组的so或升fa)至最高音(通常为小字二组的re或升re)的每个半音，直到能够将音阶节奏吹奏得平稳均匀且音准准确，然后再练习由最低音到最高音的上下行滑音，有的教师还要求学生能够在哨片上吹奏出部分乐曲的旋律。这一练习旨在提高学生对哨片的掌控能力，体会如何使用嘴型和气息的变化去控制音高和音量，因为在单独吹奏哨片时，嘴和气息的压力要远大于在乐器上吹奏，所以当学生能够很好地掌握吹奏哨片的方法时，也就能在吹奏乐器时更加轻松。近年来，此种哨片练习法已逐渐被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熟知并加以运用，对于快速提升我国双簧管初学者演奏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哨片制作方面，西方双簧管教师一直主张学生自己动手制作哨片，并在课堂上为学生讲解哨片制作的全过程，有些音乐院校还会定期举办哨片制作研讨会。反观国内在此方面的现状，虽然教师们特别是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大都具备教授学生制作哨片的能力，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学生们更多地选择直接购买成品哨片，很多学生甚至不具备对哨片做细微修整的技能，这不得不说是极其遗憾的。哨片制作虽然工序繁琐，耗时费力且成品优质率较低，但通过制作哨片，学生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哨片的发声原理，并明白在吹奏时哪些问题出自哨片，又应该如何调整而使吹奏变得更容易。笔者认为，只有通过亲手实践，才能充分了解哨片乃至乐器的工作原理，从而提升自己的演奏水平。值得庆幸的是，近两年来，国内出现了以葛克迅先生为代表的具备工匠精神的发明人才，研发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技术的做哨机。他研发的做哨机可在法式和德式哨片模具中切换，且体积小巧，容易操作，在哨片精修步骤中为双簧管学习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使哨片制作变得更轻松、灵活且具有很高的成功率。这一研发成果得到了中西方双簧管演奏者和教育家们的广泛认可，成为中国双簧管人对全球双簧管爱好者的一大贡献。基本功训练主要指强化学生在气息、音色、音准、节奏等方面的训练，此类训练对学生掌握优美的音色、正确的音准和稳定准确的节奏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的训练尤其以德国教学体系最为系统和科学，德国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交响乐团和双簧管演奏家，这和他们历来在教学中注重学生基本功训练密不可分。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强化基本功训练已成为国内双簧管教育者的共识，并着力在提升学生气息、音色、音准等专业素养上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方法。首先，在强化学生气息运用上，中西方双簧管教育者有着一致的方法和见解，即通过有节奏的吐气、吸气练习，以及运用吹吸管、吹纸巾、变换站姿和坐姿等方法，让学生充分了解到吹奏双簧管的呼吸原理和控制气息的能力，然后将这种呼吸法逐渐运用到长音、音阶和乐曲的练习中去。其次，在熟练掌握气息运用的前提下，通过嘴型的配合让学生吹奏出圆润而优美的音色，同时加强训练学生的听力，让其逐步摆脱对校音器的依赖，最终靠听力分辨所奏音符的音准。在节奏训练方面，由浅入深地使学生掌握好每一种节奏型，从最简单的四分音符开始，运用各类教材上的节奏练习，强化学生对每种节奏型的记忆。在练习乐曲时，应让学生分段、慢速练习，当学生在慢奏时既能做到节奏准确，又能做到运指清晰，接下来便可提升到下一个更快的速度，如此反复练习。最后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演奏中既拥有优美松驰的音色，又让听众在音准、节奏上找不出问题，从而达到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演奏水准。
三、乐感的培养。
双簧管的演奏既要有“器”，更要有“乐”，要使二者融为一体。[2]如何培养学生在演奏时的音乐感觉和处理方式，一直是音乐教育者的重要课题。在此方面，中西方具有各自的教学特点。在西方，以德国、法国为例，德国的双簧管教师往往要求学生熟知所吹奏乐曲的时代背景、作曲家和作品特点以及当时的音乐风格，并在遵循乐曲时代风格的前提下进一步分析和声变化，从而确定乐句的走向。学生对乐句的处理和衔接，以及对音准、节奏的准确把握，是他们所看重的。而在法国乐派，教师们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更偏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在音乐处理上的个性化，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时强调突出重音、强弱对比以及音头音尾的细节处理。由此可见，在乐感的培养方法上，中国的教学模式与法国体系相近，擅长采用启发式教育，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更多的是通过给学生讲故事或营造画面感的方式，调动学生想象力。当然，这种教学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对乐曲和声、旋律的分析，音乐处理过于自由，容易出现学生每次演奏同一首乐曲时都有不一致的处理，并且音乐线条不够连贯，乐句走向不够清晰，学生受自身情绪和心理状态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音乐处理时好时坏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该结合学生实际来确定教学方法。如果学生具备较好的基本功，即拥有优美圆润的音色，能很好地控制节奏和音准，则应对其在音乐处理上着重进行启发式教学，在学生分析完作品背景和乐句走向的前提下，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和画面感，增加学生在演奏时的肢体动作。应针对不同风格的乐曲段落，营造不同的场景和故事。如果要演奏一段忧伤的旋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想象出一个忧伤的故事情节或回忆一段忧伤往事。而如果要演奏一段节奏明快的舞曲，则可以在演奏前先带领学生编排一段相同节奏和速度的简单舞蹈，用脚步或手掌击打出重音的位置，帮助学生找到所演奏舞曲的`韵律和节奏特点，在吹奏时也可以加上之前编排的肢体动作，从而演奏出作曲家想要传达的效果。反之，如果学生基本功较差，在演奏时需要顾及诸如呼吸、音色、音准、节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演奏负担较重，则应在加强学生基本功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从作曲家、乐曲时代、乐句走向入手分析，在乐谱上为学生明确规划好音乐处理的细节并加以标注，尽力让学生在演奏时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和轻松的状态。
四、重奏、合奏课程及舞台艺术实践。
重奏、合奏课是音乐演奏专业不可或缺的课程，它能够帮助学生增强对音准、节奏、音乐处理等全方位的控制能力，训练学生在与其他乐器一同演奏时协调音量平衡、强弱对比等方面的合作技能，为学生毕业后加入职业演奏团体打下基础。现今中西方的音乐院校普遍都开设了重奏、合奏课，中西方在课程开展方式上也基本相同。重奏课多是由指导教师布置乐曲，牵头组织不同专业学生搭建重奏组，也可由同一专业的多名学生组建重奏组或室内乐团。西方音乐院校极其重视学生的重奏课程，除要求学生每学期必修此门课程并完成学分外，还鼓励学生登台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免费音乐会，还是在校外的商业演出，抑或在教堂里的公益性演出中，经常可以见到学生重奏组或室内乐团的表演。在国内，近些年来重奏课程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生们登台演出的机会，特别是在校外舞台展示的机会仍然不多，社会中还没有形成一个偏爱室内乐重奏的观众群体，学生们的重奏技能和曲目难度也与西方院校有较大差距。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与国内院校较少邀请国外重奏专家来做有关重奏技巧的专题讲座有一定关系。在合奏课程的设置方面，中西方均是以学生乐团的形式来开展这一课程的，不同的是，国内院校的学生乐团多采用标准的乐团编制并只选拔优秀学生参加乐团，虽有个别院校设立了不只一支学生乐团，但仍然会出现一部分学生难有机会加入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情况，特别是像双簧管这样在乐团里只需两到三人编制的声部。针对此问题，西方大型音乐院校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方式，比如将乐团双簧管声部由双管编制扩大到四管甚至更大编制，或者每学期轮换不同的学生加入乐团，通过这种灵活的方式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有参加乐团排练和演出的机会，增强他们的舞台实践经验。除此之外，西方音乐院校还普遍开设有乐队片段课程，由具有丰富乐团工作经验的教授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演奏交响乐中的困难独奏片段，这一课程不仅是为学生加入学生乐团作准备，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提前学习职业交响乐团招聘考试必吹的乐队片段，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近几年，一些国内音乐院校也开设了此类课程，以期达到同样的教学目的。在舞台艺术实践方面，除了中西方共有的重奏、合奏演出形式，更重要的是还举办学生独奏音乐会。在西方院校，每一位双簧管教师在每个学期都会组织一至两场教学班音乐会，音乐会多以免票入场的形式在校内音乐厅举办，目的是吸引社会群众和学生的亲朋校友前来欣赏教学班的教学成果，同时也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进步。学生需演奏一至两首完整的或节选的乐曲，积累舞台经验，也为未来登上更大的舞台或其职业生涯做准备。国内院校也常常举办双簧管教学班音乐会，但举办频率不及欧美院校，且国内部分教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认识:学生登台演出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所以在曲目选择上往往要求学生演奏难度较高的曲目，或必须完整演奏整首乐曲。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对学生登台演奏设置过高的门槛。此类教学班音乐会的主要目的应为展示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学习成果，如果学生在演奏中有较多失误等不理想的状况发生，或者通过演出发现与其他同学存在较大差距，也许他们会因此自责或产生一定的挫折感，但带给他们更多的是在心底暗自与自己较劲，从而增强与同学的竞争意识，也找到了在下一次演出时应注意的问题，从而带给他们长远的专业进步和舞台经验。
中西方在传统的双簧管演奏和练习曲目上并无太大差异，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兴起，双簧管乐谱和教材都更容易分享与获得，但中西方在曲目选择上仍然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区别。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在选择双簧管独奏曲目时，除选择传统的从巴洛克到古典再到浪漫主义时期曲目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新音乐曲目被演奏家演奏或被国际双簧管比赛选作规定曲目。这些新音乐乐曲多由当代作曲家(大多是西方音乐院校的作曲系教授们)创作，乐曲往往并不悦耳，所表达的意境多与当代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如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内心的挣扎、现实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战争与饥荒、环境保护等，甚至有模仿现实生活中各种噪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被当今大众所接受，但仍然是西方严肃音乐未来发展的趋势。许多西方作曲家认为，这类新音乐实质上并非为讨好现代人而作，而是面向未来的人类听众，相信它们终有被理解并接受的一天。这类作品对双簧管演奏来说极其困难，需要用到多种新指法、新技巧，作曲者大多要求演奏者通过夸张的形式吹奏诸如颤音、顿音、重音、弱音、滑音、范音、多音以及二分之一音、四分之一音等音型，以期达到作曲家所想表达的意境或诉求。在中国，音乐院校的严肃音乐作曲家们也在创作新音乐作品，但他们通常会在作品中加入中华民族音乐元素，并且不会过多使用西方新音乐式的极端技巧。可惜的是，在这类新音乐作品中，为双簧管而作的曲目极其稀少。当今可供双簧管演奏的中国曲目大多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民族音乐作品，其中有反映民族生活题材的作品，如辛沪光的《黄昏牧归》、黎国荃的《牧羊姑娘》《小放牛》、祝盾编曲的《蓝花花》、赵季平的《陕南素描三首》等，还有自然风格主题的作品，诸如朱践耳的《春天的歌》、何占豪的《草原上》、钱恺的《伊犁之歌》等，此外还有孙亦林的《喜讯传到瑶山寨》等社会题材的乐曲。[3]笔者经过多年教学观察发现，当国内学生演奏这类民族作品时，往往能较好地把握乐曲的曲风、节奏和韵律，吹奏起来也比吹奏西方乐曲时更加从容自信，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生长在这片文化土壤上，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了解，但也从侧面证明，若想演奏好西方音乐，也必须从学习西方文化和历史入手，充分了解西方音乐产生的背景和乐曲所要表达的思想。结语综合以上几方面来看，近些年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与西方学术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在双簧管教学方法上大都与西方主流教学方法接轨，并且在某些方面保留了中国特色。虽然在针对学生的基本功训练和艺术实践等方面还需努力，但总体上我们的教学水平正在快速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双簧管这一来源于西方的乐器一定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中国人享受到它纯美的韵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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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用科学的哲学思想指导科技创新
教学活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教材、教师、学生三元素组成的。其中，教材是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蓝本，它限定了知识的`范围，控制了教学的标高，是教学大纲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脱离教材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但教师完全照本宣科，即使学生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也无法适应培育人才的需要。因此，教师的重要作用是吃透教材的知识结构，合理地组编知识专题进行教学。
1.按知识的有序性调整章节顺序。
2.按知识的网络性组编知识专题。
二、根据学生的认识规律加强思维能力的培养。
1.克服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通过一题多变，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三、挖掘知识的内在规律注重学习方法的指导。
化学知识的特点是“多、乱、杂”。难学、难记，学生视为“第二门外语”。为了消除学生的这一心理障碍，我们应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帮助学生整理归纳，力求使抽象知识具体化；微观知识宏观化；零乱知识条理化。使之循序渐进，强化掌握。
此外，我们还不断地总结解题方法和解题规律，以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
哲学的毕业论文
问题缘起司马迁、刘安及班固全都注意到屈原的心志。司马迁曾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及其作品的志意是否可以用“与日月爭光可也”来赞扬，对此班固是持保留态度，他的说法是:“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但在下面的话语里他的态度就很肯定了，他的批评也变得激烈起来:“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間，以离谗贼”，“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说屈原的志意“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否“过矣”，是否在班固所说的意义上“过矣”，这是可以争辩的，只是我们这里不能进行。司马迁赞屈原的志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在如下文本内:“《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
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段文字里“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否是司马迁《屈原列传》所固有，是否是司马迁自己所写入，从而是否可以视为司马迁所怀有或赞同，这点在屈原研究内长期以来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屈原研究家认为连同其他一些话语，这一赞扬是后人“羼入”太史公《屈原列传》本文之内的。张叶芦在《屈原列传误解辨正》一文内详细描述了有关分歧，他不同意说那是后人从外面加入的，说“我们只能说司马迁《屈原列传》对《离骚》及其作者屈原的评论和颂扬，吸取有刘安《离骚经章句》序文的话，这才符合实际。”[1]笔者是外行，不能断定孰是孰非，但倾向于接受张叶芦所作的那些论证，进而试来展示屈原心志具有的广崇维度。原则蕴含屈原的心志，这是理解屈原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屈原的心志，较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卜居》这首诗着手。在这首诗里，屈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来问太卜郑詹尹。这些问题具有两难抉择的性质，集中在这一发问:“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太卜郑詹尹的回答集中在这句话:“用君之心行君之志”。屈原不只是接受了这句话，而且这句话本也就是屈原自己的意向。我们现在的课题是试图从哲学上把这句话阐释为一条道德原则。如果这是必要的，在语义学和语用学上也能够成立，那就应当对其内蕴做进一步说明，因为其中确实含有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此外我们相信，如果与此相联系谈谈屈原的死，将可使我们的理解更为充实。太卜郑詹尹的这一回答直接是作为对屈原的建议给出，但它在诗意的脉络内也含有一条哲学伦理学原理。通过对它的表达，标示出一个巨大的精神转折，它可以评价成一种思想革命。在时间上这一转折是前此从未以这一方式表述出的东西，更不要说已经普遍得到了承认。此前作为道德伦理原则确立的毋宁是一种人格神，是被崇拜的祖先，是传袭而来的伦常与程式化的礼仪，是愈益强化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某些传说的和历史的政治个人。
“用君之心行君之志”。个体的主体性觉醒在此获得了确证，自律事实上已经成为道德原则。个体的心志通过个体确立为有效。我们看到我们的诗人试图对直到他的时代的主体性与自律理念提供某种的总结。以此他确乎已做出他特有的东西。通过他以诗与思获致的这一原则性言谈，他不是在把过时的伦常与礼仪权威化，使之成为定制。他所重视的是个体意志在广大意域内自己立规的尊严性。适如他不是儒家与法家，他也不是道家，但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却能够融汇各家。他在世界内寻求他的自律与自由，但是同时也超越世界，直面他的时代的各种冲突。他不企求单单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津津自得地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让我们理解有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有价值，有尊严，有色彩，有寓意，而不是漠然的，阿世的，犬儒式的。恪守着他的原则，我们的诗人是他自己，而他自己是恪守他的原则的。在他的原则和他个人之间有一种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使他成为一种一次性的历史现象，并赋予他以意义。这样的一种同一性及其展开，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诗与思对于他同时是生活与行动。在他的原则所在的地方，他自己也在场:一种分离完全不在考虑之列。而这意味着他的`原则被他自己高高敬仰着。他的原则对于他之为个体，构成根基，比之他单单个人的东西总归是某种更高的东西，他甘愿听从它的声音。当屈原谈论“正则”、“常度”等等的语词，乃是合乎逻辑的事。事情关乎某种普遍有效的原则，一种向他给出、由他立定，并且由他恪守的原则。这样，“他的”原则同时也是能以推普的原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哲学的毕业论文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我们首先不要误解了“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本身。
它并不预设政治哲学具有绝对的本质，等待着我们发现并且揭示出来。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共识和差异，它要求提供的是我们各自对政治哲学范畴的理解，并且通过对话来明确差异和共识。
在我看来，在今天后形而上学的思想氛围中，政治哲学应该成为第一哲学。
在这里，政治哲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个提法并不是说政治哲学成了哲学的首要部门从而获得某种统治地位，而是说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哲学存在论的政治性和政治本身具有的存在论意义。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在统一，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存在论的当代形态。
因此，下面我们将从政治与哲学的当代变迁来阐释这一命题，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阐释我们对政治哲学这一范畴的基本理解。
我们都知道，哲学有一个耳熟能详的简洁定义，也是最高定义，这就是爱智慧，就是对智慧的追求。
但问题在于对智慧本身的理解。
就作为哲学典型发端的古希腊来说，智慧被明确地规定为理论知识，其基本的目标就是揭示绝对真理。
不仅哲学的功能被理解为认识，而且认识的目的被把握为揭示真理。
我们把这样一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传统称为认识论路线的哲学。
在这条路线上，哲学被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沉思，追寻不受经验和现象干扰的自在真理。
哲学以理论的方式面对存在世界，以期达到对存在世界本身的理解。
在这条路线上，不论观念与对象符合，还是对象与观念符合，哲学真理只能被理解为符合论的知识。
关于存在是什么并且我们如何知道存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成为传统西方哲学的核心。
在这一哲学传统中，哲学与政治之间产生必然的二元论划分和实践中难以解开的纠结。
既然哲学事关存在的绝对真理，而政治是统治的技艺，政治中的艺术和经验就只是某种不确定的意见，没有真理性。
而且权力可能干扰人们认识真理，只有在没有政治权力的地方才有真理性的认识，因此哲学高于并且远离政治。
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管理城邦是从理念世界下降到经验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牺牲和贡献。
柏拉图的哲学王，并不是说当上了统治者是哲学家的荣耀，而是说政治只有服从哲学提供的绝对原则才是好的政治。
而近代的康德认为，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
很显然，不论是柏拉图的哲学王还是康德的哲学家不能为王，都是肯定了哲学优先于政治的绝对地位。
在西方认识论哲学传统中，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情，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
然而，这个认识论哲学传统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关于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不少的地方谈论过，核心的问题是自在概念和绝对概念的瓦解。
存在是在实践与认识中与我们相关联的对象性存在，现实是实践中的生成，而不是自在存在和自在运动。
因此我们只能形成对象性的认识，而不是无时间的绝对真理。
知识是被构成的，而且知识的对象也是在实践中被构成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视域中，哲学不是现实之外对现实的理论直观，而是在实践中面对现实并且超越实存的那样一种批判性的思想维度。
它要反思的是人作为存在怎么存在，并且怎么样去存在，因此是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存在智慧，是我们应该依循它去生活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再被把握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科学。
哲学从来就在生活世界之中，并且要自觉地立足于生活世界。
洞穴之外的理念世界诸如绝对正义、理想城邦等等只是观念的幻想，存在的异化。
在自觉地以生存的实践为基础和目的的哲学中，不再有关于经验和现象之外的关于存在的冥思(本体论问题)，也不再有内在的意识如何可能抓住外在对象的思辨困境(认识论问题)。
关键的是：在物性世界生存的人作为个体和作为类如何面对现实并且超越他的实存。
哲学就是超越性的批判和建构。
诸如正义、平等、自由、至善、良知，乃至于宗教的上帝、天堂、来世等等本质上只是超越实存的观念建构，虽然对于生活实践具有根本的导向意义，使存在超越单纯的物性成为人的世界，但是，它们本身不是自在存在，也不是绝对的生存原则，而是历史性的思想建构。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一种发明观念的活动。
有一本政治哲学导论的书名就叫做《观念的发明者》，这一书名恰当地表明了哲学的功能和性质。
实证的真理让渡给了科学，哲学的任务就是发明观念、创造意义、思考价值，自觉地将自己看成超越性实践内在的构成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指向异常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问题在于不要将这样一种实践的理论阐释为脱离时间的绝对真理和抽象教条，而是以实践思维为基础，将思想导向生存的世界。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思想趋向现实的同时，现实也要趋向思想。
这是一种存在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有哲学，当然有政治。
由此我们能够理解，“革命”乃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
随着哲学从认识论路线向实践论路线的转型，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哲学既然不是实践之外的理论直观，而是生存的智慧，哲学不在政治之外而是在政治之中发生。
不是说哲学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发现真理，政治只有远离哲学才能抓住现实。
正好。
相反，哲学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形成，政治权力应该在哲学理念的引导下运行。
政治与哲学相互规定和相互构成。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变迁意味着哲学存在论必须具备政治的维度。
今天关于哲学存在论的谈论远离了这一维度，将退回到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思辨。
只是从哲学形态和哲学性质的变迁来看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还是一个初步的认识。
它讲的还是思想史内部的事情。
真正说来，思想发展不是思想史内部自我推动的结果，而是思想与现实交汇作用的产物。
今天，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不仅是哲学形态变迁的结果，而且是政治作为社会历史维度的当代转型在思想上的一种体现、一种要求。
随着政治内涵和功能在当代的变化，政治不再是社会历史的附属结构，而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构成维度，日益发挥着维系人类存在和推动人类发展的存在论功能，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具有哲学高度的政治理解。
关于政治的谈论离开了存在论的高度，将变成一种关于统治的技术科学，难以理解政治的现实和意义。
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讲的是适应政治变迁的当代趋势，将对政治的理解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存在论高度。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说的是人天生地要过一种社会性的生活，并且天生地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当我们今天来谈论人的政治性的时候，其广度和深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与启蒙开启的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政治已经真正地成为了普遍的政治，成为人类存在基本的构成维度。
所以，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说，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传统对于政治的理解立足于公共与私人、国家与社会等等二元论结构，好像政治仅只是社会结构中的一块，可以并且必须划定自己的边界。
但是，如今政治具有越来越强劲的渗透力，已经作为一种基本的力量构成生活的内在维度，我们的呼吸、我们的饮食乃至于我们的性爱都在政治中被构成。
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政治因素的中介。
我们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构成生存的条件。
这种政治的普遍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治成为普遍政治的同时，政治也成为总体政治。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哲学从米利都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便被历代哲学家所关注、探索,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奠基石.而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家对理性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又各有差异、形成了各种流派和观点.今天,我们从源头上再一次弄清楚理性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于我们以理性的哲学方式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王文臣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科学院,上海,44刊名：理论界英文刊名：theoryhorizon年，卷(期)：“”(12)分类号：b502关键词：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
俄国哲学的产生论文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