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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是我国最大的实际，也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从萌芽走向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也越来越明显，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越来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有利于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一切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搞“一大、二公、三纯”的计划经济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为了解决过去计划经济的问题，是为了解放人们的思想，实事求是一切按照客观规律办。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普遍贫穷，贫穷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是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
正是基于此，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呼之欲出。在当时提出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难题。计划经济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深入的分析了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并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社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都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
邓小平作为提出中国应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他曾经在南方谈话中明确的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调节资源配置的手段，两者没有制度属性”这一精辟论述，为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赋予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这样就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相互区别。邓小平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以下几个特点即“中国特色”：
1、在所有制结构当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应占社会的主体地位。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成了鲜明的不同。
2、在分配关系当中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相对应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的方针。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此在分配关系上实行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分配的方针。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我们都可以利用，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们国家服务。“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在深刻理解和领悟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判断改革利弊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三个有利于”标准也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的性质就决定了，一切为资本主义服务，一切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与资产阶级的相对富有形成鲜明的对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两级分化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
社会主义社会从社会制度上说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这是从社会制度上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发达阶段。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期准备阶段，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通过革命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变革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形式，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形式。
宏观调控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有缺陷，这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调节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只有这样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才能起决定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更加稳定。其次，市场调节资源分配关系，不是说全部资源都需要市场调节，有些资源关乎国计民生的就不能由市场进行调节，否则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就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规范，整顿不合理的市场秩序，倡导公平、公正的市场行为。政府面对市场同样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更不能错位，否则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损失。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的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王梦奎等。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毛概论文
xx大在总结改革开放近30年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把们党在新时期以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中相继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整合为一个统一整体，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进行了科学阐释。这是xx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十分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覆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独创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的特定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
(二)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指出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没有出路。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应当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
(三)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四)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五)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
(六)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指出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强调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轨道上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
(七)提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八)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
(九)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十)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十一)提出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理论。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十二)提出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强调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加强军队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提出人民军队要肩负起“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十三)提出“一国两制”和祖国和平统一理论。指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中国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强调全力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十四)提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指出党必须适应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加强和改善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政治、依法执政。强调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做到“三个代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这些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最根本的就在于它既破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既继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再一次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是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锐利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奋斗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理论概括，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进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命题做出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
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理论自信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提供行动指南，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系的思想逻辑，反映了党心民心所向。根植人民的道路自信引领前进方向。“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道路自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以人为本，任何时候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来源于历史和实践的根基。这条道路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历经90多年的奋斗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国之路，是深深扎根于亿万人民群众实践中的富民之路。在当代中国，走老路没有前途，走邪路是死路一条，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强国富民的正确选择。由于各国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在走向文明进步过程中，必然会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不同，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的多样性。没有哪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普世样板，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价值观念可以成为其他国家必须遵循的准则。正是这样一种深刻认识，强化着中国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自信。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应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自信。当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应该是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总体上来讲，这套制度体系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制度安排，又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根本区别。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们就一直行进在这样的制度变迁路径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一制度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回顾制度嬗变的历程，不难发现，这套制度体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苏联模式为代表，其显著特征是实行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压抑，结果是缺乏经济活力，经济效率效益低下。但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打入冷宫，彻底抛弃，而是不断地扬弃和超越。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乃至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了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并且保留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的所有制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其二，主动充分借鉴、积极吸收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成分，并且把其作为参照系，微观放活，宏观调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能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了一套新的、与国际市场经济通行规则接轨的经济制度体系。如，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现代产权制度，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制度，反映国民经济循环全貌以及各环节间衔接情况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等。
三、如何增强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首先，我们要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有：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转变为全国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
其次，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政策改革，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教育、民生、医疗、体制的完善和健全。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必将拉开新的序幕。
总结为一句话：我们的发展和繁荣需要正确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支撑，我们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也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最终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帮、贫有所济、失业者能解困等目标，才能说明、证明我们的理论体系、道路和制度是正确的，我们才能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文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对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结合笔者长期从事的“概论”课教学中的认识，仅就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在长期探索怎样建。
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理论深层次上，对建国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众所周知，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有没有优越性以及优越性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能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是，所交出的是一份很不理想的答卷，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不够理想，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了，如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78年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1976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达到5.8亿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和提高，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体现；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先后发生了像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那样的严重失误，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
造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曲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迅速到来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的四个方面：
一是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在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应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曾以为公有制越公越纯越好，因此在所有制方面，我们曾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每一次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搞“穷过渡”,用行政命令扩大公有制范围，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反由于社会生产力赖于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频繁变更，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社会生产力正常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也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是我们曾经一度把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神圣化，照搬照抄了前苏联的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如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们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三是我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任务是什么？发展动力是什么？等等，我们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清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不可避免走了不少弯路。
四是受小农思想的影响，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由于这些对社会主义的片面认识和错误观念，这就造成我们过去离开了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突破苏联模式，如何来建设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早在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就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12在此基础上，同年5月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就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313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6以后，邓小平又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步步深入地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论述。所以，深刻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的最直接原因。
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迫切需要。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需要，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但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总会有新问题产生，特别是每项关键举措的推出，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先后遇到了种种疑虑和困惑。如改革之初，我们选择农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对此，人们不理解、困惑过，担心“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又如，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试办经济特区，人们茫然过，怀疑经济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后来所说的：设立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着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因此，这一在社会主义国家尚属首列的尝试，必然要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传统观念发生冲突，预示了办经济特区的艰巨性。
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曾出现过一场特区要不要办、该不该办的争论，核心问题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有人把经济特区比拟为旧中国的“租界”.有不少人甚至认为是搞“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复活”,把经济特区看作“异端”,等等，各种说法竞相而出。一时间，对经济特区的责难和非议很多。个别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的老同志甚至手捧五星红旗老泪纵横：“这里只剩下这面红旗是红色的了！”[3]135再如，要发展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国有资产有偿转让和拍卖，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人们更是困惑不解，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要丢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吗？可见，不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迈不开步子。
面对着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政治家的敏锐告诉邓小平，要想真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以便理直气壮地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就必须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作出科学的说明。这就产生了究竟应当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
正是基于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在不断深化。1986年12月30日他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195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地把共同富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针对长期以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着名论断。
三、结语。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很久，一步一步丰富，一步一步完善，确实来之不易！邓小平科学地、深刻地、精辟地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构建了邓小平理论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它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起，为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有了可靠保证，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邓小平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我们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成就，来纪念这位世纪伟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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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是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道路选择之中的价值信仰和精神支柱，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走向和性质的核心和灵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有着根本性决定作用和政治文化定力功效。要想增强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就必须充分发掘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让这个优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中充分展示其凝心聚气的独特魅力和政治文化的战略定力。
所谓政治优势就是指一个国家或政党或政治组织等政治主体的政治信念、政治决策、政治制度、政治路线和公共政策等政治行为在社会生活和国家行动中所体现和展示出来的独特魅力和成功经验，它是这些政治主体对长期的政治实践历程的总结和政治文化思想的凝练，也是这些政治主体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凭借自己的政治功绩在人民心目中积累沉淀起来的政治优越性，是这些政治主体对历史的回答和人民群众对政治主体的历史抉择的充分信赖。
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团结和协调自己的同盟力量，使自己的力量和盟友的力量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走到一起，有利于推动和促进政治主体的政治实践进程；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可以增强自己的政治信心，获得巨大的精神力量，因为政治优势是在过去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经过实践证明是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总结，是政治实践经验的真理性升华，因而可以赢得广大政治同盟的信赖和认同，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无形的政治凝聚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信念的实践过程，在她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积淀成了许多宝贵的政治优势，需要我们好好总结和发掘，充分发挥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坚定信仰、增强认同、凝聚力量的巨大作用。
一、政治自觉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觉优势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上。所谓自觉是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客观对象对于主体而言是“人们支配和控制生活条件”，“熟练运用规律”、“人们的社会结合成为自己的自由行动”、“人们自己控制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1](441)，因而，主体的能动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得以充分体现，自我的价值也可以通过合适的社会实践形式体现出来。
主体能够理性地“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153-154)。主体对客观对象的判断、对客观对象的反映、决定自己行为选择的目的和所采取的行动不会完全受制于客观对象的必然性支配了，“理性与自由就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2]。因而，主体通过认识客体的规律性，“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2]，是人们“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的自由王国的自觉自愿状态[3](926-927)。
总的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客观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的理性把握和深刻认知的自由王国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过程与规律、复杂形势和根本任务等客观对象是我们党“支配”和“控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活条件”，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被我们党“熟练运用规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了“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行动”，因而，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规律性、客观性和复杂性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大幅度地深化了，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和把握从历史的“无可奈何的状态”变成了认知过程不断深化、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应对措施不断丰富的自觉状态。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性、规律性、复杂性认知和把握得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性、能动性、自觉性程度就更加高了。
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是国家政治实践中的战略构想，是社会进步的指导原则，关涉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战略全局和发展模式，是国家政治主体治国理政方略的具体体现。只有国家治理者———政治主体对社会发展战略局势有比较全面的理性认知，才会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深刻把握和准确判断，对包括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战略在内的政治实践决策及其顶层设计理念呈现出科学理性和高度自觉性特征，国家政治主体的理性判断与客观的发展进程才会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主体的政治价值目的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把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情况的应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层次矛盾的化解等方面已经从“一片茫然、无从下手”的“无可奈何的状态”逐步变得从容应对、游刃有余了。
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考，到社会主义要如何发展、怎样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再到如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到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思想的贯彻和落实，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全面建立，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个文明”、再到“五位一体幸福中国建设纲要”的战略部署，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发展战略和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自觉性，这是我们党政治自觉的充分体现和理论自觉的根本标志，也是我们党全面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复杂局势能力提升和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自信最宝贵的政治优势。
二、政治制度优势。
着名的耗散结构理论有一个经典的原理，就是在一个基本上不均匀非平衡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中(也叫做远离平衡态)，不管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都一样具有这种特性：如果这个系统通过不断地与该系统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这个系统内部某个参量或因素的变化达到某个特定的范围或阈值时，这时通过系统内部某些因素或变量的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结构上、功能上或发展秩序上呈现出的某种有序状态。这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该系统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和消化，必须有一个能够呈现出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的可能性内在因子，否则就不会产生系统内部某些因素或变量的无限涨落或功能放大的客观效应。这不是回到片面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指标，着重分析某个因变量的还原论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走向综合兼容、辩证还原的方法论基础和新思维模式。
上述理论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从这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中，准确发现和善于把握那个起决定作用而又无限涨落和功能放大的变量因素，以便充分利用它对系统的积极的有效的质量改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这个理论也同样有着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就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因为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整体的还是局部的因素永远都是复杂多变的，一般不会呈现出与时间年代形成某种线性的规则的状态或变量关系，是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的制度体系就是在这个系统的无数变量中那个充满自我更新活力而又不断完善的无限涨落和功能放大的变量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发现和有效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这个根本因变量的意义、作用和规律，并牢牢地控制和引导着这个因变量的魔法力为社会发展系统产生积极有效的质量改变。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和不断学习国外党外先进做法基础上———信息、能量的交换和消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制度学说而提炼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制度哲学思想：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性的政治制度体系，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起着战略性、决定性和历史性的作用。
新制度经济学派基于人们具有有限经济人理性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制度哲学思想，一个国家和社会里，“人们的各种行为和活动要有效运行就必须遵守某种制度和规则，否则就不能降低社会的无政府行为，就无法抑制经济理性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4](3，67)。新制度经济学派还有一个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是由制度环境和制度选择构成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法律基础规则”，“可以说是对于可供人们选择的制度安排的范围设置了一个基本的界限，从而使人们通过选择制度安排来追求自身利益的增进受到特定的限制”[5](27-28)。制度环境就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体制得以建立的政治基础和基本制度形式，包括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是人们社会行为活动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前提。
所谓制度选择就是人们基于自己特定的价值目标，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讲就是支配人们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可能的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例如特定制度环境下具体的党派活动体制、政府组织形式、企业的组织形式、社会的治理模式等等。制度选择是制度环境下国家和政党政治意志的体现，制度环境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要义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制度选择是政治行为主体可以根据各自历史时期的不同任务和价值目标，在基本制度环境下作最有效益的选择和最有价值的安排。评价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的优劣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效能的最大化。当然这个效能的内涵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主体的政治效能、经济效能、文化效能和社会效能，还包括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效能。所以，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布坎南认为，“促进效率的增长、不断满足人的根本需要、不断促进人的潜能的充分发挥和实现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6]。
相反，如果一种制度选择，是“一个由于缺乏一套把人们的最大化行为不断引向社会性生产的活动、激励主体发挥自身潜能的制度选择，因而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不仅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反而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诱发大量的机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导致资源配置浪费和社会利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扭曲及人们利益心理预期的错位，从而使经济增长长期陷入无效率的状态”[6]，这样的制度就不应是合理和道德的制度了，这样的话“维护它就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至少是不人道的”[5]。
三、政治基础优势。
一个政权或政治组织，有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和牢固的群众基础，就能在纷繁复杂的革命岁月和艰难困苦的建设实践中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凝聚巨大的政治力量、树立崇高的政治威望、发挥无穷的政治优势，就能产生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社会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奉行人民主体的价值目标，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利益”的价值原则[8]，认真贯彻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的主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牢固的阶级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才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无穷力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和展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战胜敌人夺取政权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主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118-119)。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英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验证。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保护是我们革命事业发展和胜利的必要条件和基本法则，中国共产党人就是遵循了这一真理法则，凭借着小米加步枪和英勇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战胜了强大的反动统治势力，夺得了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朱德同志深刻地总结道：“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10](13)没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所以胡锦涛同志告诫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11]。我们党正是靠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依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坚持走好群众路线，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自肺腑的情感倾向和衷心拥护的情绪反映才会油然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有可能确立”[12]。这个最大的政治基础优势才会发挥其巨大的无穷力量，才不至于成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危险”因素。
四、政治资源优势。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告诉我们，某一个政治组织要想获得政治实践的成功就必须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必须获得在政治实践中可供使用的政治资源。
政治资源是可以为不同的政治主体所利用的，政治资源的使用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它的表现形式是可以以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政治道德传统和政治作风风范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物质的政治资源，政治组织机构和政治武装力量等则是非常重要的物质形态的政治资源。一种政治资源可以为不同人群所利用，剥削阶级利用它可以为剥削阶级服务，打击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被剥削阶级利用它就可以为被剥削阶级服务，用来打击剥削阶级势力，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在消灭了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同一种政治资源其能量的发挥和作用，对于特定政治主体来说可能形成正效应，也可能形成负效应。政治资源的有效可整合性是把政治资源看作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政治资源文化系统内，以各式各样的资源形式出现，不同的政治资源其作用大小和性质优劣也是不同的，不同政治资源的优化组合可以起到不同的政治效应，多种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会产生单项资源所不能起到的政治效应，从而提高政治实践中政治资源的整体效能。
当然，这种效能的整合一定是以主体政治价值目标为核心的，在主观动机上决不会去为了减小政治主体政治价值目标实现的正效应而进行整合。当然，在消除了对抗性特质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政治资源还具有广泛的公平性和公共性的特征，在民主政治实践中，每一个政治主体对政治资源的占有、分配和交换都是平等的，例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不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其公民权以及公民所享有的政治资源一律均等[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等等，包括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成就，已经形成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积极影响的运行机制和社会资源等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积极影响的国际国内社会关系和政治盟友等等，包括国内拥护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切人们，国际上理解和同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团体和友好人士，海外和港澳台中理解和同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爱国人士等等。
政治资源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启动与积极有效的推进都必须全面发掘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来凝聚自己国家和国家以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凝心聚力，同心同德，为了共同目标奋力前行。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14](129)。亨廷顿这里所说的“新的社会势力”其实就是特定社会中的政治资源，虽然它是在传统社会中产生和形成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在新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会以新的社会势力的形式出现，对新的社会发展进程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要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就必须全面发掘和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资源的积极效能。
首先要保护好和发掘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防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优质政治资源的流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原有的和现有的政治资源进行加工整理和优化配置；其次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进行准确而有效的宣传和弘扬，教育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研究学习优质政治资源，以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资源形成正确的认知、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认同，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文化定力和牵引力；再次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建设实践中积极主动地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开发和培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政治资源，促进新时期政治资源的增量提质，开拓和创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资源发挥巨大作用的新途径，让这些新的政治资源发挥出无穷的政治魅力。
五、政治舆论优势。
舆论工具是社会管理者通过特定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的灌输和教育、对社情民意和社会思潮的引导和控制，将主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潜移默化为人们的自觉言行，以实现主体特定的价值理念和战略思想，不仅是宏观社会管理和国家战略实践的有力杠杆，也是社会运行实际中微观社会治理的调节手段，是社会管理者和国家执政者普遍认同和高度重视的社会掌控手段，在社会发展和特定战略目标的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实际意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社会舆论工具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作用和社会发展的掌控质量，无论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内困外忧的环境下动员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宣传动员中，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号召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建设动员中，无论是1978年以后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战略转移的宣传动员中，无论是本世纪初国际经济危机复杂形势和国内经济发展困难重重背景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稳中求进的宣传动员中，还是在党的十八以后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反对社会腐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宣传动员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积累了一系列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凝聚力量、传播正能量的社会舆论政治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质和实践效应的政治舆论优势。
社会舆论的产生是广大社会民众思想交流的过程和对社会现象有所反映的结果，“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15](1)。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宣传思想教育在社会舆论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作用，强调宣传思想工作的党性原则是社会舆论的根本和灵魂，强调新闻媒体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提高对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掌控能力，总结和凝练出“五个有利于”[16]的社会舆论政治标准。
强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来引领舆论导向，构建舆论主体的价值认同是发挥政治舆论优势的基础和前提。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和意义做过深刻的论述，他认为“思想和文化风格并不改变历史———至少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历史。但是它们是变革的必然序幕，因为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说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17](527)。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是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基础和文化前提，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安排和体制”的发展动力[18]。
核心价值体系的这种文化张力和精神影响力最直接而又现实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意义就是在社会舆论中得以体现和反映的。由于舆论在传播中具有扩散速度快和扩散面广的特点，特别是在现代多媒体时代，互联网的作用“无所不能”，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和震慑力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有前所未有的增强，社会舆论通常以其特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有时候特定社会舆论会随着“别有用意”的“网络大亨”的推波助澜，使社会舆论功能加以无限放大，舆论所反映的事件真相和本质会不断走样变味，酿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有社会主流价值观支配下的社会舆论会产生巨大的正能量和积极效应。“媒体作为宣传者对受众的认知与态度是可以产生影响的，一个具有正常公信力的媒体在恰当的宣传内容和技巧作用下，一般都能对改变受众认知和态度的方向与强度产生一定的积极效用。”
[19]因此，把主流媒体办成社会舆论的方向标和稳定器，体现着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营造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良好舆论环境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的独有的价值文化魅力和政治舆论优势。作为各类舆论的主体，特别是社会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要求在舆论的传播和扩散中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应有的社会良知，需要广大主流媒体的从业人员不断树立起正确的思想理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为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提供强有力的文化定力和深厚的思想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明确主流媒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重要责任和神圣使命，有效提高党和国家引导社会舆论的能力和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条件和有效保障，这一点在社会舆论媒体纷繁复杂、媒体主体杂乱丛生的新形势下尤为重要，也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终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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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摘要：作为保障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的倒逼机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环境立法的不断更新而逐步发展，虽然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存在着缺乏龙头法、缺乏公众参与、制度合力若、智库分配不均等问题。为走出当前困境，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生态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三个方面进行优化，以此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法制建设。
广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在我国一直没有中断过。国内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一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理论界目前将生态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并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其研究重点是对生态文明全方位建设的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环境保护这个单一的层面。二是高度认同应摒弃以点源化、末端化和碎片化调整机制为特征的传统生态法治布局，由点到面，认为应该建立健全系统化、法治化、科学化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三是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正在逐步开展。但客观上说，目前，还没有对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完整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无法查漏补缺，因而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的整体推进。
第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还须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经济转型等既是环保法得以实现的结果，也是其顺利推进的原因。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找出更明确的症结，开出更有效的药方。当前的研究还存在局部和碎片化的特征，规范的应然逻辑还有待进一步关注。
第二，具体环保法律制度的研究有待深化、细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水环境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绿色发展评估制度等，都是环保法实现的重要环节或重要方面。这些具体制度的研究目前还略为粗糙，特别是结合地方实际和具体实践的研究，还表现得较为薄弱。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的“地方化”研究有待强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传统的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与经济问题、环境污染的整体性与经济效益的局部性等）与新问题（如公益诉讼、技术评估意见、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及其使用、监督问题等）还须要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准确应对。
二
（一）缺乏龙头法，机械复制与宏观宣示的地方立法较多。
《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被废止后，生态环境具体立法“群龙无首”，整个法律体系出现了紊乱状态。同时，江苏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也大多偏向原则性的宏观宣示，缺乏细致规范与深入落实。设区的市在立法结构片面追求“高大上”的情况较为严重，各种生态环境地方立法片面追求结构的完整性，许多能够通过“决定”等立法形式解决的事项却在立法时追求“条例”等“结构完整”的立法形式，造成立法的机械复制、重复立法。
（二）公众参与不足。
江苏在生态环境立法中已经高度重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专业性意见，在立法过程中也将他们积极吸纳进来。但是，江苏在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种不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参与渠道的不足;二是公众参与能力的不足。
（三）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制度合力，有别于传统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分割，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分割，将各环节内部各要素分割，而是应该将各个部分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合力，在这种合力中，行政权无疑处于核心地位，围绕行政权形成与其他权力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更好地提升法治核心竞争力。然而，江苏在形成更为强大的制度合力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就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情况来看，仍然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尚未完全形成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合力;二是尚未完全形成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法律执行之间的合力主要指执法与司法之间的合力，即通过完善执法与司法的衔接、加强行政应诉能力，形成执法与司法的相互配合与制约。反之，则两者自然不能形成合力。主要表现为：行政应诉能力不够;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全民守法的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行政执法与行政监督之间的合力。
（四）智库资源分布不均衡。
江苏作为科教文化大省，省内具有丰富的专业的高端人才资源，这些人才资源可以作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智库的储备资源，以为地方生态环境立法提供人力与智力支持。但是这种资源在省内分布极不均衡，如南京、苏州等地区高校、研究机构林立，必然可以为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立法提供巨大帮助;反观苏北地区高校、研究机构稀少，人才短缺，这些都将制约苏北地区生态环境立法的发展与进步。
（一）生态环境规划。
促进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须在立法中明确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主要包括总体目标、指标体系、重点领域及重点工程、重点任务、保障机制和措施等）的编制、批准、效力及其实施，及其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并据此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红线制度。
（二）生态环境保护。
首先，“生态环境保护”应规定生产生活中的一般性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包括生态安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除此之外，还应含纳其他方面，以较为全面的保护措施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
其次，“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特殊性保护对象作出规范。以江苏为例，从对象上看，江苏生态环境治理的地理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一江、一海、两河、两湖”。“一江、一海、两河”构成一个巨大的“井”字，与“两湖”共同组成江苏省主要的生态环境建设区域。因此，政府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立法应针对地方生态环境治理的特殊地理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还应该提升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建设，这是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同时，立法应对地方的特殊保护对象，如生态保护特区、生态保护引领区、开发区、产业园区、国家级新区、自贸区以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等作出立法回应，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强有力的生态保护。
最后，“生态环境保护”还应就其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作出规范。生態环境重大决策、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及其执行情况、生态功能区范围及规范要求、生态环境建设指标体系及绩效考核结果、财政资金保障的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及实施情况、生态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社会反映强烈的违法行为查处情况、生态保护红线的范围和内容等都应当听取公众意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权举报。
（三）生态环境治理。
首先，“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其行政保护这一最基本的手段进行规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处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许可;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征收、征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收费;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强制;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行政约谈;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磋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其他执法手段。
其次，“生态环境治理”应就区域生态环境治理联动机制及其司法治理等作出规范，主要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修复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等，通过多制度联动，来推进区域水污染、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最后，“生态环境治理”可以引入一些新的治理手段，如生态环境行政裁决。生态环境纠纷自身的特点为行政裁决提供了现实需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行政裁决制度的回归与嵌入需要进行全面的体系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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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
一、“生态文明”的提出。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1]华民族永续发展。
胡锦涛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句深刻的揭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内涵和本质。
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性。
2.1是人类文明演替的方向。
演替的历史规律：在社会发展史上，一个文明时代都是由于它的社会运动规则把矛盾激化到了它自己无法解决的程度时才被取代，而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的出现则是因为它能克服前一个文明时代的弊端，缓解危机，才具有生命力，工业文明时代，将矛盾激化为两大危机：资源环境危机、社会公正危机。
工业文明自身无法克服这两大危机，十世纪中叶以来，先期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曾做出巨大努力试图消除上述两大危机，但事实证明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所以生态文明必将代替工业文明。
[2]2.2是解决中国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当前中国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保护的意识仍然还比较薄弱，环境污染事件层出不穷、资源浪费随处可见、生态系统退化地令人震惊。基本上每年都能听到类似于巢湖水藻爆发、洞庭湖鼠患、癌症村等等这样的新闻，这些无一不是跟我们生态环境恶化有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我们生活环境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然选择！
2.3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生态文明是人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涵盖了全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涵盖了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全部内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人类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要素。在遵循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把建设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只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公民在一个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和谐相处，人们才能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才能增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能推动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2.5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3]。
三、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面对的几个主要挑战[5]。
3.1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3.1.1充分认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建设生态文明要求文明彻底消除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摒弃旧的观念，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只看重经济增长的观念。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更需要文明转变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消费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3.1.2积极宣传生态文明知识，高全社会生态意识。
生态文明意识的普及和提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生态文明的提出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要在全社会确立这个思想观念，文明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和宣传生态文明，要通过各种媒体，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告诉广大民众，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健康成长的物质基础，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能够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品格，净化人的心理，推动人的现代化和人类文明向高层次进化。
3.1.3严格执法，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建设生态文明要健全和完善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制，使生态保护有法可依。要切实采取行政，法律手段对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处，同时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要严格落实生态治理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环保干部队伍建设。
3.1.4协调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
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二者的矛盾并不是对立的，二者应该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供给和环境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环境的双重任务。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理论落实到实践中，与经济建设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3.2区域间，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差别很大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我国应健全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对待不同情况要灵活应变，总体以建设美好的生态文明社会为目标。进行城乡规划，新农村建设，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等，生态环境建设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影响的，不同区域，城乡间经济水平和自然环境虽然有差别，但是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影响每个人的。要树立人们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每个人的利益的理念。
3.3如评价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如何在尚无法赋价的情况下建立起符合自然生态环。
[6]境有价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发布，《决定》指出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建立有效调节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合理比价机制，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环保市场，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见我国对目前生态环境的价值，以及目前情况下，经济结构，运行规则和社会运行秩序做了很多努力和探索，目前对这些问题，我国仍然处于探索和理论状态，并已经初步进行实践。要协调好这些问题，需要国家，个人，社会的协调配合。随着社会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快可以从初步的理论探索到现实中的实践。另外可以借鉴外国有用的经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完成好一系列任务。
3.5我国用30年左右的时间仿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大体完成了西方先期工业化国家用300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的任务，既尝到了“甜头”，又面临着严重的“时间压缩效应”，（生态环境迅速受到严重破坏），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如何才能花较少的代价去消除？[8]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很短时间里消除面对这些问题，国家应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继续制定和完善健全的政策制度与法律体系，社会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要积极相应国家的政策，大力宣扬与培育生态文明意识。使人们正确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由接受、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直至内化为内心的理想信念，最终外化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与技术革新，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意识，不要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对立起来，个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将由我们共享，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思想上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从我做起，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当中。
结语人类一直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更好地生存而努力，因此人类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在不断改变。当前人们所说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生存方式的改变。虽然发展是人的本能要求，无可非议，也应受到尊重，但从“可持续”的角度讲，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以损害自然环境为代价，不能以损害他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发展能力为代价，否则就要遭到报复。当前，以和谐与公正为旗帜的生态文明，正以巨大的魅力证明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探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和模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正确与成功，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对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http://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补偿问题。
http://从国际贸易角度看生态文明建设。
http:///xz_20***生态文明的必然性及出路探析1.2.3.4.5.6.7.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论文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实践勇气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科学水平，对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结合笔者长期从事的“概论”课教学中的认识，仅就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理论深层次上，对建国数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思考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众所周知，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有没有优越性以及优越性的大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能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能在多大范围内和多大程度上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我们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但是，所交出的是一份很不理想的答卷，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不够理想，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了，如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78年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78年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
1976年我国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达到5.8亿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和提高，不少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体现；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先后发生了像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那样的严重失误，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
造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曲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我党对社会主义的迅速到来没有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以下的四个方面：
一是我们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在认识上存在一些偏差，如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应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我们曾以为公有制越公越纯越好，因此在所有制方面，我们曾一味地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
每一次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搞“穷过渡”,用行政命令扩大公有制范围，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生产力的大发展，相反由于社会生产力赖于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频繁变更，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社会生产力正常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也就难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是我们曾经一度把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神圣化，照搬照抄了前苏联的模式及其相应的社会主义。如前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我们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体制。
三是我们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样的，我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本任务是什么？发展动力是什么？等等，我们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清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就不可避免走了不少弯路。
四是受小农思想的影响，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由于这些对社会主义的片面认识和错误观念，这就造成我们过去离开了具体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那么，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和突破苏联模式，如何来建设符合当代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早在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就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312在此基础上，同年5月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就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313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概念。1985年，邓小平又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116以后，邓小平又着重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步步深入地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论述。所以，深刻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概念的最直接原因。
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迫切需要。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需要，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但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前进一步总会有新问题产生，特别是每项关键举措的推出，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先后遇到了种种疑虑和困惑。如改革之初，我们选择农村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建立起以包产到户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对此，人们不理解、困惑过，担心“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又如，1979年实行对外开放，试办经济特区，人们茫然过，怀疑经济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据当时担任国务院副、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后来所说的：设立经济特区，“马列主义老祖宗的经典着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此先例。”因此，这一在社会主义国家尚属首列的尝试，必然要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传统观念发生冲突，预示了办经济特区的艰（)巨性。
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曾出现过一场特区要不要办、该不该办的争论，核心问题是特区姓“社”,还是姓“资”.有人把经济特区比拟为旧中国的“租界”.有不少人甚至认为是搞“殖民地”,是“资本主义的复活”,把经济特区看作“异端”,等等，各种说法竞相而出。一时间，对经济特区的责难和非议很多。个别到深圳经济特区参观的老同志甚至手捧五星红旗老泪纵横：“这里只剩下这面红旗是红色的了！”[3]135再如，要发展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允许国有资产有偿转让和拍卖，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人们更是困惑不解，怀疑中国是不是真的要丢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按照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吗？可见，不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迈不开步子。
面对着因国家重大政策调整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政治家的敏锐告诉邓小平，要想真正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以便理直气壮地把改革开放向前推进，就必须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的正确性作出科学的说明。这就产生了究竟应当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
正是基于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迫切需要，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探索和思考也在不断深化。1986年12月30日他指出：“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2]195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地把共同富裕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364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针对长期以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着名论断。
三、结语。
综上所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索和思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很久，一步一步丰富，一步一步完善，确实来之不易！邓小平科学地、深刻地、精辟地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构建了邓小平理论坚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它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起，为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指明了方向，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有了可靠保证，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出邓小平非凡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我们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成就，来纪念这位世纪伟人。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2版。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版。
[3]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论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这一专题，深入阐释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前进方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我们以坚定制度自信、激发制度活力、发挥制度优势为重要途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努力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坚定制度自信，奠定“中国之治”“总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单一的一项制度，而是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是中华民族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国无制不治。衡量国家制度的优劣、合适与否，关键要从紧要关头、危难时刻的组织力、凝聚力、实施力来评判。面对新冠疫情、抗洪防汛等各类大考，党和国家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各族人民毫不犹豫、团结一致，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以披荆斩棘的意志，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这些，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优势，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更加坚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信念。
激发制度活力，擘画“中国之治”“新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军事，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貌焕然一新，成就举世瞩目。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引领，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中国之治”，要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的制度建设方向，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基本遵循，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守正创新，不断激发制度活力，贡献“中国之治”的新智慧。
发挥制度优势，奏响“中国之治”“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一个制度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不断的思考与探索基础上形成的，是在不断的磨炼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制度的形成不易，对于我们党来说，坚持遵守和执行、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执行;时刻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制度成熟，切实将坚定制度自信的种子播撒进党员干部心中，将激发制度活力的使命贯穿工作始终，筑牢发挥制度优势的基础，不断将发展目标转化为强大动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论文
两会闭幕，成果丰硕。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军政军民团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显著政治优势，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充分彰显了这一点。
这次疫情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试金石”，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诚然，发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政治优势必须建立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上。把人民放在首位、融入血脉、刻在心中，是获取源源不断政治优势的必然选择，是获取不竭动力的实践源泉。
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方向不变，以民为本不偏离。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基本依据。“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一声令下，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在疫情防控救治中彰显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是发挥党的强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的综合体现。一方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做好民生领域“大文章”，“一盘棋”格局促进上下联动、部门协作，在战疫战贫、复工复产、复商复学多条“战线”上凝聚合力，充分释放制度威力，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硬核”战斗力。另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毫无畏惧、服从调度毫无怨言，强化“民本位”宗旨观念，浸润为民初心，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步锤炼党性和改进作风，始终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把统一思想转化为自觉行动。
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道路不偏，执政为民不落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更加坚定了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绝对自信。做到执政为民不落空，必须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线贯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辩证看待、统筹推进实现各项事业总体要求和具体举措、长期任务和短期目标，算好“大局”“整体”“长远”的“综合账”。“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盼和有力动员，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汲取群众智慧，在基层一线“拉家常”“看后院”“盯角落”中凝聚群众力量，要秉公用权脚踏实地，心无旁骛负重前行，满腔热情为民排忧解难，用心用力说好“群众话”，办好民生大事实事。
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力度不减，为民造福不松懈。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战疫实践中充分展现军政军民“鱼水之情”，其集结速度之快、防治效率之高，是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实际检验，也是在党的政治统领下，聚集“精准”常态化制度化执行到底的绝对优势。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倒计时”，要让农民挑上“金扁担”，就必须把现代化、科技化、信息化配套设施、农资物力注入到基础建设保障中，借鉴“非常时期”推进产销对路、人岗相适的经验做法，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好风凭借力，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优势让“中国之治”治理能力持续发力，共产党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鲜明政治品格在团结协作成长发展史上谱写出宏伟精神谱系，要用好为民造福的“制胜法宝”，一丝一毫不能松懈、一分一秒不能停顿，在担当中历练，在尽责中成长，让干部实绩经得起人民反复检验。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论文【精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理论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实践中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也有了系统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理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使得公民权利不断向纵深拓展，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更加广泛、更加具体、更加直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开始浮出水面。例如：收入差距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本来都是社会发展阶段所必须面临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趁虚而入，将所有的社会矛盾全部归根于我们民主制度缺陷，大肆宣扬西方的政党制度以及三权分立，有意的扩大矛盾并加速矛盾的激化，使我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现在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对比一下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我国的民主制度之间的异同，并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必须要结合实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路。
一、西方民主制度。
(一)西方古代民主观念起源。
古希腊城邦民主是西方历史上一种早期的民主政治形态。流传至今的古代西方典籍，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名著记述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雅典之所以能建立一个如此的奴隶制民主社会，并产生早期的民主观念，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实行公民大会、民众法庭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与自然地理条件及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雅典实行奴隶制，奴隶劳动维系支撑着整个社会，贵族和自由民不为日常生活操心，才有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古希腊城邦是小国寡民，公民基本生活都能够得到满足。
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古代希腊的民主制度真实的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各种人为的或者偶然的因素之后，当希腊式民主制度破灭后，取而代之的是罗马人所建立的综合君主制、贵族制以及民主制多种因素的混合政体。然而希腊的民主制度消失，并不代表着民主观念的消失。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中，这种民主观念已经渗入了西方人的骨髓。
(二)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产生。
近代西方民主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则是英国议会制度的起点。《大宪章》的签署是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必然的选择，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社会根源。
第一、当时正处于封建制度的上升期，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城市的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促使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并使得市民阶层力量不断壮大。国王、封建主以及城市贵族对市民的掠夺也不断加强，促使城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表面化。第二、大封建主依靠加强封建压榨过日子，大力发展养殖业和生产粮食活动，从而维持其世袭领地经济，使得农民与领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第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样非常激烈，国王的权力过于集中，使得贵族们人人自危。另外，“失地王”约翰为夺回失地，组织军队与法兰西开战，期间大肆向贵族和教会征收军费。1214年英格兰再次战败，收复失地的希望化为泡影，终于引起了贵族的不满，发起叛乱。翌年，反叛军进入伦敦得到中小贵族、教会以及市民的支持。1215年6月19日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到，西方的民主是历史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在历史的偶然中发现了一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的观念，并随着历史的推进过程有意识的将其发展完善和利用，从而达到表面的和谐。
二、中国的民主制度探索。
(一)中国古代的民主概念。
中国古代典籍中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过“民主”这个词。《书？多方》中记载“天惟时求民主，及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左传？文公十七年》中记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资治通鉴？晋惠帝太安二年》中记载“昌遂据江夏，造谣言云：“‘当有圣人出为民主。’”在这些记载中“民主”意为民之主宰者，多指帝王、君主。
虽然也会出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民主思想，但是都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的主流思维方式，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是如此。这一点从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换代口号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虎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毋庸置疑这些改朝换代的口号都体现了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民主的成分。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的皇帝、官员以及人民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近代民主建设的尝试。
要解释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社会一直以来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它所憧憬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既是平等、富裕的社会，亦是文明、和谐的社会。“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标准”。但清末的大儒们走出国门以后，发现西方国家内一片和谐的景象，即使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中依然能保持相当程度的秩序，而政府官员亦是和善待人，对自己的臣民予以安抚。相比国内的官暴民刁、官逼民反，这西方社会让大儒们为之震撼，欣然向往。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们所追寻的理想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度传入中国以后，前仆后继的仁人志士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西学的风潮，其中有主张循序渐进改革的保守派，也有主张立即全盘西化的激进派。但这些尝试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缺少直接实行西方民主的土壤，即群众基础。在那个年代广大的人民群众仅仅是要求平静安宁的生活，关于民主他们知之甚少，政府或革命家所宣传的“先进思想”很难与群众产生共鸣，所以他们的行动注定是失败的。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思人民之疾苦，虑人民之所求，以人民为根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华民族的民主建设之路才真正的走上了正轨。
三、当代中国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对比。
关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首先要将它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区别开来。正如之前所说过的，在古代中国是没有“民主”这个概念的，然而那并不代表我们没有民主的观念，我们所宣扬的民主是一种和谐的状态，追求的是一种事实上的和谐。而西方民主制度是通过不断的斗争和妥协而建立起来的，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他们所宣扬的代议制的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是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而存在的，是适合西方社会的制度，但在中华大地上是没有它生存的土壤的，这一点从历史的经验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必须立足国情，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实事求是的制定出适合我们自己的民主政策，这个政策必须要符合中国现实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式民主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类型的民主，具有自己的制度优势和鲜明的特点。我们必须把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统一起来，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总结人民创造的民主建设经验，即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包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中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又必须坚决反对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线，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并在实践中展现其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还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好、发展好，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指出，在非民主的政治体制中，国家的基础不是现实的人；而在民主制中，国家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大众。他说：“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是保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民主监督制度、一国两制等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系列制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国家的意志上升为普遍意志的人民意志，国家的规则由人民制定，并服务于人民。换句话说，在民主制中，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组成国家的活生生的人才是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政党合作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这一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民族区域制度是多民族国家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多民族国家里，民族平等、民族自主都是国家民主的重要内容，人民的民主权利，包括各民族的当家作主权利都是国家民主组成的一部分。民族区域制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民主政治表现形式。
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自治理论与我国的城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城市居民区的居民自治会制度和公有制企业的职工自治制度是中国的基层群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形式。人民大会制度是充分体现我国民主的表现，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必须保证充分的民主，才能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必须要坚决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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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论文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疫情防控中的规范指导作用，切实把党的强大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优势。
集中领导、统一行动的政治优势。一个决定，让1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夜封城;一声动员，全国近万名医务工作者逆行驰援武汉;一个号召，2所近11万平方米国际标准配备的医院10天内建成;一句倡议，全国14亿人口放弃过节变身“宅男宅女”。新冠疫情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审时度势，迅速部署，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短短一个月之内掌握主动权，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些行动充分彰显了党中央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的政治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的核心作用。
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优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党中央第一时间作出战略部署，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迅速开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集中收治医院和方舱医院，组织19个省份对口支援。各级党委全面加强本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保证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体系优势，统筹物业服务公司、网格员、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序参与基层疫情防控斗争，构筑群防群治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这些行动充分彰显了高效运转的组织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人民至上、全员参与的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按照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要求，全国上下在救援物资配置上，坚决把救治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医疗救助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生活保障上，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切实用一项项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的服务宗旨。“万夫一力，天下无敌。”疫情发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投身抗疫，日夜值守在防控点，纷纷捐款捐物，书写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人民抗疫篇章。这些行动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人民拥护的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及两者的关系，分析了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的转换，并针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及发展阶段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包括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在实践拓展中提供新路径、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四个方面。
中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十分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这就有了一个在现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正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和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才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但不能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在中国现实的社会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在现实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依据时代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科学社会主义是其质的规定，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其具体要求。从质的规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本质规定和根本原则。从具体要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进程和表现形式，同时还要反映时代特征和世界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统一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联系的过程。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推进于江泽民及其后继者，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活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活水的源头。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题转换。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和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此后50年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主题的第一次全面阐述。《共产党宣言》集中论述的就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被未来社会所代替，亦即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
（二）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和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广泛地运用于实际，科学社会主义由革命实践为主转变为建设实践、改革实践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逐渐转换为社会主义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共存、交流和冲突、对抗中发展自身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
同时，中国和苏联两党之间的裂缝已经显现，到60年代爆发了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引发了对原来苏联模式弊端的揭露和反思，也引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进而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而后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的思考，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借鉴、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机制中的合理因素，包括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交流和合作的空间得到极大的拓展。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意义。
（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是从最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由社会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并在实践中深化认识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基础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其理论支点是时代主题转换论和初级阶段论，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实现了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即“产品经济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空前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一些国家的探索和对历史经验的反思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引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径，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因而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产生，并将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不断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将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坚定我国人民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也向世界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将以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而成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范例，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
四、结论及展望。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又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追求“理性的王国”的希望之所在。
无论生产力如何发展，只要真理不倒、正义常在，科学社会主义就将永葆青春；无论生产关系如何变化，只要人类的平等和人权得到尊重，科学社会主义就将能面对任何挑战；只要社会主义执政党始终教育人民和自身反对“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社会主义执政党将永远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阳光就会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就会出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论文【】
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与执法监督，扩展与规范法律服务和援助，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内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管理和法的关系理论来说，社会管理是法存在和发生的前提，法从属于社会管理，是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从社会的普遍管理秩序回归社会的本质和功能来讲，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构建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与自由。所以，社会秩序管理回归社会依赖于法律制度，作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和途径，法律是现代社会实现规则整合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一、实现社会管理法制化。
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将法治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向社会的回归，也会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力。社会秩序的维持离不开法治的保障，是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支撑，并使该服务本身处于受规范之具体处境之下，使规范效力保持外在的合理运行时，又保证了其内在的合法性。在当前经济环境中，社会管理面临的是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要建立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民主、平等的社会合作关系，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就应当有一个公平正义的解决机制，而法治无疑最有效的制度形式，这是由法治的优越性决定的。
同时法治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和正义性等特点，将法治纳入社会管理机制，能够使社会管理合法化、程序化和效率化，使社会管理的整个过程有法可依，不因个别行政意志而改变，保障了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进而，社会管理法制化可以有效实现法律的社会治理效力，最大限度地确保社会管理的程序性与正义性，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参加社会管理的广泛的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人，这正是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本质涵义。可以认为，当前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推进，是实现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法治是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条件，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实现法制化。
二、保障人民依法行使社会管理之民主权利。
既然社会管理和法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平等地保护社会成员的利益和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管理和法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压迫人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政治任务就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力量，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使社会管理和法重新实现其社会性和共同性，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从社会主义实践上说，实现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也就是实现广大人民真正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使社会管理和法回归社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作为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管理必然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所以，当前的社会管理实质上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实现人本化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胡锦涛同志强调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三、规范政府的社会管理活动。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制中法的本质的揭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人民的民主愿望和法制的民主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法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在这里，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历来的体现少数剥削者意志的法，变成了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法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的法的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的法是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统治的工具，从而实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民主。
所以在法律的社会治理问题中，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特别是行政干部，必须遵守法律规则，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充分避免了政府社会管理过程的随意性，保障了其他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保障了他们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开创了新的共治型的社会管理格局。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法治一方面以法的权威力量保证人民充分地行使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也使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转化为一种规范化和秩序化的运作机制，确保了人民进行社会管理的真实性、平等性和可行性。可以看出，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保障民主原则在社会管理中的贯彻和落实、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是马克思法学中国化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