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篇一

摘要：传统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借鉴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的孝慈文化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本文就对传统的孝慈文化以及当今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做一探讨研究。

关键词：传统孝慈；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

“孝”和“慈”作为传统家庭生活的核心规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孝慈精神。然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是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就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诚实守信的关系,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传统孝慈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早熟的文化,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过程中,保存了原始社会中的众多因素.而孝慈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促进家庭关系和谐、提高个人修养的润滑剂,也是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百善孝为先“孝”和“慈”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传统道德之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极其重要的道德规范。这些都逐步形成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孝慈精神。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孝”字,这说明公元前11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孝的概念。被后世推崇的尧舜禹三代圣君中的舜即以孝著称,一旦尊亲与尊过发生矛盾,孝道与国法发生矛盾,孟子坚持维护的原则,他主张抬高尊亲而不是尊国,抬高孝道而不是国法。孝为立身之本。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不强调孝，社会肯定乱套。中国古代选拔领导干部，称之为“举孝廉”[3]。这样就为孝道与忠道结合起来提供了有利条件。

2.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组织结构、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亦纷纷而至,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个人必备的道德品质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和应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能够更好地研究和揭示人们思想盆地形成发展的规律[7]。

2.1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社会责任的哲学意蕴：

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探求真、旨归善和创造美上。“探求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先要探求真，具体表现为：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构建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形成对现实、对生活、对学科的开放体系，保证学科获得持续发展的知识源泉，促进学科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真的探求，以使学科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必须合乎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创造美”。历史活动中的“美”，同时也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即“真”的'达到和对于历史合理性即“善”的实现；既研究建构学科的结构与内容之真，又研究创造人们的精神家园之美等等。对学科研究进行审美思考，超越单纯的真与善的层面，实现“真善美”的有机统一，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承担社会责任的更高境界。

2.2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人文意蕴

社会政治责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首要的责任是承担社会政治责任,即积极推进伦理道德的创新与发展，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新型道德规范，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意于个体价值观、人生观的引导，解决目前不同程度存在的“理想信念模糊、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等问题，引导人们参与道德实践，积极过道德生活，加速人的道德社会化，实现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再生产。

3.传统孝慈对当今思想教育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们面临着西方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不良价值导向的挑战，以及“信仰危机”，诚信，尊重等问题的考验，人们思想道德教育则成为他们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的路标，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3.1孝慈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现阶段正处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热潮之中，“小康”与“和谐”不仅语出先秦儒家，更为有意义的是，它确立了二千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目标，更加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确信。因此，孝慈是做人的基础，是从事社会活动的基础，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就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对社会稳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孝慈立足于个人如何应对人我关系和群己关系，它表现出一种对于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整体主义的心理体悟，“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是一种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的文化，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本体性及以民为本的社会本体性。一个国家要达到良好的治理，除了依托国家强力外，还得依托精神力量。

3.2孝慈是一种有利于治国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要得良好的治理，更必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作为治国主体的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式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战略规划，正是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有机结合.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效益经济,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唯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里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古人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现今社会也是如此。以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慈孝文化是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基础。慈孝文化是人际和谐的范导，引导并调节人际关系走向友善、平等、诚信、合作的新型人际关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都可以由慈孝文化推而广之，都属于大慈孝的范畴。

4.总结

传统孝慈文化不仅蕴涵了“民胞物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执著的理念，而且还有助于唤醒人们的伦理自觉，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并且有益于遏制道德衰退和生态破坏。它是中华文化的显著特色，体现了儒学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孝慈文化不仅是德的根本与起点，也是教化的根本与起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是人情陶冶、道德升华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全社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注意培养公民的孝道，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促进社会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篇二

诗词，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诗歌。也是汉字文化圈的特色之一。

对于古诗词的发展顺序可概括为：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现代诗。

楚辞：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楚辞发展了诗词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汉赋：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词形式。

唐诗：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

宋词：经过了唐诗不可逾越的高峰，宋诗无以为继。但是宋代诗人另辟蹊径，也走上了不逊色于唐诗的另一高峰。唐诗重在自身感情的迸发，文辞华美，故显得肥腴;而宋诗重在理趣，在平淡无华的诗句中见人生哲理和生活情趣，故显其瘦劲。北宋大家有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南宋出现了宋诗的顶尖的天才诗人陆游，酷肖李白的才华、强烈的爱国精神、多种的诗歌风格，使陆游成为宋诗第一人。同时期还有闲适自然的杨万里，后来南宋末出现松散的江湖诗人群。

元曲：在元代登坛树帜、独领风骚的文学样式是元曲。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元曲，包括剧曲与散曲。剧曲指的是杂剧的曲辞，它是戏剧这一在舞台表演的综合艺术的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散曲则是韵文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是继诗、词之后兴起的新诗体。

现代诗：“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诗词介绍

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中国诗起源于先秦，鼎盛于唐代。中国词起源于隋唐，流行于宋代。中华诗词源自民间，其实是一种草根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诗词仍然深受普通大众青睐。

基本含义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如今诗歌按照不同的表现形式分为白话诗和旧体诗词，白话诗更多称为新诗或自由诗，但“诗词”连称时一般指旧体格律诗、词。

词

简述

属于诗的一种韵文形式，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是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句子长短不一。注：“词”与“辞”在“言词”这个上是同代，一般只说“辞”，不说“词”。汉代以后逐渐以“词”代“辞”。“词”后来又逐渐按一定的曲调来填写，即词牌;如“满江红”“蝶恋花”“江城子”“西江月”“浪淘沙”等，它由曲名发展而成，例如“西江月”原本是唐朝教坊展柜唱的曲名，后来以这种形式填词，便逐渐成为一种词牌。

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词分为小令(58字内)，中调(59~90字)，大调亦称长调(91字以上)。词一般分上下两阕也称之为“片”。

诗后人奉为经典;楚辞以其忠君意志的一再表达、比兴手法的完整运用，影响后代诗歌创作，形成创作传统。《诗经》与《楚辞》因此也时常被认作古代诗歌将源头追溯到《诗经》与《楚辞》。

特点

**62字洞仙歌83字

更漏子46字甘草子4河传61字何满子74字

黄河清慢98字贺新郎116字

减字木兰花44字锦缠道66字江城子70字

浪淘沙54字临江字满庭芳95字摸鱼儿116字迈陂塘116字

南歌子52字南乡子56字念奴娇100字

卜算子44字菩萨蛮44字普天乐46字

清平乐46字鹊桥仙56字青玉案67字沁园春114字青门引42字

如梦45字苏幕遮62字水调歌头95字

双双浣溪沙48字太常引49字踏莎行58字

唐多令60字天仙子68字

乌夜啼36字望海潮107字武陵春49字

相见欢36字西江月50字小重山58字谢池春66字

忆江南27字忆王孙31字谒金门45字忆秦娥46字虞美人56字

一落索46字阮郎归47字一斛珠57字玉楼春56字一剪梅60字

诉衷情33字定西番35字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篇三

一、弓|言

“孝”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并且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内涵。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目前有关于“孝”的起源和内涵是孝文化研究探讨所涉及的最基本的问题，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我们如何使传统“孝”思想现代化、以及如何解决当前学术研究的视角相对较单一这一问题,学界经常性的忽视了有关“孝”哲学这一重要的角度;“孝”是“仁”之本，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孔子的“仁”,可目前却是探讨“仁”的多，而研究“孝”的少。

我们不能忽略早期学者所作的贡献。国外的学者们例如郝大维、罗思文对孔子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们主要介绍孔子以及孟子的思想，翻译《论语》《孝经》等著作。由于当时语言上直译的条件匮乏,导致了西方人经常用西方的思想来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后来中国哲学被西方哲学思想同化。这些学者们在对“仁”“孝”“忠”的思想上进行了全方面的注释，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本选题将在吸收前人先辈巳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亲亲相隐”的视角来解读《论语》中的孝道思想。

二、孝文化产生的渊源

这里所讲的就是把基于天道本源的男女作为社会最初始建的一种现实起点，男男女女组建成的家庭以繁衍后代的这一家国建构为要求，客观上要求基于这种亲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以及维系这种伦理的“孝道”，任何的生命个体,都是来源于父母的精血汇集而成。自然界当中生命个体的孕育成长，都离不开父母双亲的呵护哺育，自然界的动物尚且有跪乳之恩、反哺之义，我们作为人子，自然也会产生出这种原始“孝”的观念。从“孝”观念的起源来看,其最本来的含义就是“对于生命的延续”。由此逻辑发展而出的祭祀祖先的行为和敬老意识。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衍生出了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还应当包含繁衍后代、以及尊祖敬老等行为。

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天下”的中国社会当中，“孝”是人伦关系得以创建延续的基础,只有懂得了孝，才能够使得家庭和睦,使得社会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的繁荣。“孝”是人对人伦的一种深入的认识，要构建一个好的人伦关系体系，需要一种正直、真心、虔诚、尽心的品质，这种品质最基本的实现形式就是“孝”。只有遵循了人性中最本能、出于本心的道--孝道,个人意识到“孝”是人的本性，通过修身达到对孝的一种认同、践行和传承，这个过程是“成己”的，即先使自己成为一种为社会道德伦理所遵循的样子，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再推而广之才能使别人得到益处，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孝”不仅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而且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孝与仁，孝与忠，在孔子看来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是在道德实践当中共生的。孝悌是仁的根基。《论语》当中就讲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孔子看来,为人孝悌，也就做到了仁，这是一以贯之的。而“孝”与“忠”，自然就可以做到推而广之。“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从事父母可以推广至事君主,孔子在这里就将“孝”扩展提升到了社会、政治层面,赋予了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我们从孔子的表达中不难看出。孔子最终注重的还是民德之厚，而非单纯的政治教化，所以孔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2]“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作为人之本,“孝”贯穿于人类生活的始末，“孝”作为血亲伦理的基本元素，对家庭和社会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有句老话叫百善孝为先”,讲的就是这种血缘亲情所产生的“孝”。“孝”是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规范。血缘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核心的内容，“孝”是最重要的家庭伦理原则，孝亲观念乃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一脉。

“孝”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孔子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体系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之一。要认识孔子的孝道思想，就要先了解孝，“孝”并非只是对父母进行物质生活上的奉养，即孔子所要求的“能养”,这只是“孝”应该具有的本义，是最为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孝”的产生是必须以人类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作为基础。《论语》一书中，从“老”与“子”的家庭观念关系角度出发来阐述“孝”的两个基础。其一，就是从人类的自然血缘亲情出发，“老”产生“子”;其二，就是从社会等级的差别上出发老”与“子”之间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子”就应当守礼，对“老”敬孝。《论语》就是从这种人类最原始的自然亲情血缘关系出发，来确定“孝”产生的基础。

三、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践行孝敬的思路

在《论语》的记载当中,子谈论“孝”，有两个大的突破性观念是过去所没有的。在西周时期孝”这一观念主要是体现在我们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因此，它带有极其浓重的宗教色彩，在当时分封制的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孝”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族道德，而“孝”所蕴含的人伦意义，或者是“孝”作为家庭道德所具有的内涵并不突出。而孔子论孝，则实现了“孝”由宗族道德向家庭道德的转换，“孝”主要是用来规范以父子关系为主的家庭伦理关系,其过去尊祖敬宗的涵义尽管没有被“孝”完全的替代，但是分量也已经微乎其微了。

孔子所讲的“孝”，无论是讲“不远游”也好，知“父母之年”也好，其目的都是在于为了施孝，这里并不单单是指为人子女要在物质生活上奉养父母，更多的是要表达对父母所产生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敬爱之情。孔子对于“孝”的重视，当中也贯穿着仁的精神理念，他将“孝”与“敬”、“孝”与“礼”相互关联在一起,这极大的丰富了孝的内涵，这是过去的思想中所不曾有过的。

孔子认为，作为子女，我们应当从内心深处去尊敬父母,对父母行使孝心也是要求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敬重、奉养父母。“爱亲”与“敬亲”是相互的，“爱亲”可以从“敬亲”中表现出来，“敬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爱亲”的行为。孔子认为如果仅仅是在物质上x才父母进行赡养，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孝，孝亲的最基本要求便是要养亲、事亲。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孔子所讲的“孝”其实就是无违于礼、所讲的“仁”就是爱亲爱人、我们要能够做到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重、在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心的侍奉、做到不让父母挂念自己的安危、这就是孝的表现。孔子不遗余力地弘扬“孝”文化，孔子的一生，验证了从平凡到不平凡的过程。三岁丧父，由其母亲带回家养大,生活的十分贫困,地位也极其的卑微，孔子的青少年时代极其的平凡和普通。然而,孔子却立志求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间接的影响了其后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

在西方的启蒙时代，像孟德斯鸠、伏尔泰这样的大思想家们都非常崇拜孔子的思想，他们认为孔子的思想是理性、和平、以及人道的象征。法国的人权宣言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话“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名言现在同样也被刻在了联合国的大厦里面。这说明孔子的思想已经不单单只是属于中国的思想，孔子的思想已经开始超越国籍和国界。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以天、天道、天德为思想背景,将“孝”提升到了人文关怀的高度，身体力行的推广“孝”。孔子的“孝”思想以“礼”为外在表现形式忠”为内在的情感表达，通过外在的礼仪规范和内在的“忠恕之道”,最终达至“仁”的境界，实现“孝”的皈依。孝道的思想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了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溶进了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孔子因袭周礼,虽然继承了西周时期敬祖祭祖、慎终追远的净胜,但是对于“孝”思想含义当中这些观念涵义的表述则是尽力的淡化，更多的是在于强调“孝”在伦理思想上所蕴含的意义。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传统的孝道内容以及表现形式,是紧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而不断的演变着的。“孝”观念最早形成是在以血缘亲情作为基础的父系氏族社会。血缘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血统，它是人类因为生育后代而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血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组成体系的基础，而人既然知道血缘，那么就一定知道血缘至亲,也就会产生后来的报答生养之恩的观念,这种起源于自然的血缘亲情之爱，这便是最初孝的意识。孔子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孝悌爱亲是一种人之常情,如果处于每个血缘关系中的人都能够珍视这种感情,那么社会上的人自然就不会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处于这一温温脉络亲情关系之中的人，也会将这一温情扩散开来,温暖的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篇四

避讳是指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长辈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1]它是封建礼制的繁文缛节在语言使用中的体现。陈垣在《史讳举例》中这样描述中国的避讳制度：“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2]在中国古代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明确的等级观念的桎梏下，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许多的避讳规定和潜在的避讳规则，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避讳文化。

避讳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最早来源于古人对鬼神的信仰。原始社会的古人认为名字是身体的一部分，语言是福祸的根源，以避讳的方式趋利避害，避免说出一部分名字和事物，正好迎合了古人恐惧迷信的心理。因此避讳最早是通过避名来体现畏惧、尊敬的态度。这一认知也直接促进了“字”的出现。古代男子二十岁便举行冠礼，以“字”为称呼，为了表示尊敬，名则不再被同辈人使用。

周代把尊者、亲者、贤者作为避讳的对象。这种避讳制度是宗法关系在语言使用中的体现。《左传·桓公六年》就出现了“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的说法。[3]对于避讳的规则，也有详细的记载：“礼，不讳兼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4]这就将避讳作为人际交往中的基本礼仪。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后，开始实行较为严格的避讳制度。陈垣在《史讳举例》总结了秦汉的避讳制度：“大约上书言事，不得触犯庙讳，当为通例。至若临文不讳，礼有明训。汉时近古，宜尚自由，不能以后世之例绳之。”[5]可见当时避免谈及称皇帝父祖的名讳已经成为惯例，而写作时可以不避讳。

漢承秦制，所不同的是汉朝有一定的字来代替需避讳的字。汉朝为避高祖刘邦的名讳，将“协和万国”改为“协和万邦”。为避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将“秀才”改称“茂才”。不仅如此，汉朝的避讳范围扩大到皇后。吕后本名吕雉，“雉”本是一种野鸡，为避皇后名讳，改用“野鸡”代称。改字法在汉朝避讳制度中很普遍。

三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避讳制度发展迟滞。虽然根据《礼记·曲礼上》记载，“礼不讳嫌名”，根据古礼臣子避君父名讳时，不讳声音相近的字。但是这一时期不仅避讳同字也避讳讳嫌名。《吴志》：“魏晋时期，赤乌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6]这可以看作是避嫌名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门第观念盛行，避讳制度逐渐严密。两晋时期，人们特别重视家讳。《世说新语》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桓温的儿子桓玄设宴待客，有位宾客觉得就凉了，就命令侍者“温酒”，谁知桓玄听到自己父亲的名讳立刻痛苦不已，一时间席上颇为尴尬。为了避免言谈之中触犯他人的家讳，这一时期很对人专注于谱字研究。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都以善于避家讳为荣，南朝的刘宋太保王弘一天见近千名宾客都能避免谈及宾客家讳，一时间被传为美谈。

到了唐朝，避讳之风盛行，虽然唐太宗曾下令如果世及民两字不连续使用，并不算避讳，但是文人墨客习惯于用其他的字代替。到了高宗时期，“世”和“民”两个字都需避讳。为了避高宗名讳，凡是需要用“治”的.地方都用“理”和“化”代替，甚至同音的“稚”也改用“幼”代称。《唐律疏议》中还对犯讳行为做出了明确的惩罚规定。上书奏事犯庙讳的轻者要被杖责，重者还要面临服刑三年的惩治。严酷的避讳制度甚至影响着人才的选拔。唐朝制度规定，如果进士的家讳触犯了主考官的名讳，只能放弃考试。唐朝的著名诗人李贺就因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犯嫌名。尽管韩愈为其辩解，最终没能参加进士考试。值得一提的是，唐朝的避讳制度，除了采用代字法，还采用了缺省笔画的方法避讳，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经典文献的内容。

宋代是避讳制度最严苛的时代。仅宋高宗赵构的名讳就有五十多个，文人写作更是战战兢兢，唯恐忘记避讳而招来杀身之祸。除此之外，宋代还将轩辕黄帝、孔子、老子的名讳都当作是“圣人讳”，宋徽宗更是连自己的属相都要全国避讳。严苛的避讳制度下，人们对避讳制度难免讳莫如深。《宋史》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个名叫徐积的人，为了避父亲的名讳“石”字，竟然终生不用石头做的器具，就连过石桥也要人把他背过去。这可以说是严格避讳制度下的荒诞之举。

作为另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清朝起初的避讳制度非常宽松。到了康熙时期，作为思想文化的统治制度，明清的避讳制度开始逐渐严苛。雍正乾隆时期，避讳制度达到了顶峰，很多文字狱都是以诗文中对庙讳和御名的不避讳作为处罚的依据。乾隆时期的《字贯》一案，因避讳不当获罪的人不计其数。

总之，作为中国特有的语言使用方式，中国古代的避讳制度发源于中国古代的原始禁忌，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渐臻完善，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语用文化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江蓝生等.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74

[2]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5.189

[3]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5.189

[6]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5.193

[7]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5.222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论文题目篇五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属于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儒家伦理型文化,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价值,包涵着许多优秀的思想道德成果.本文从具有时代意义的和谐社会建设入手,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时代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与和谐社会相同活力的内容,同时也是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可以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继承儒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使之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对于塑造和培养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付亚樵(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