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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篇一
这是世界本原论的进一步深化，与世界本原论紧密联系在一起。主要有“天人感应论”，“天道自然论”，“天人合一论”。天人感应论发端于春秋战国，全盛于汉代，西汉董仲舒是最典型的代表。天道自然论无分儒家与道家，老子，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都是著名的天道自然论者。坚持天道自然的哲学家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一部分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而提倡自然无为，如道家，特别是老庄；一部分既承认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宋代以降，“天人合一论”，即整体合观人与自然，成为各派哲学家的共识。所不同的是，气本论者合一于“气”，理本论者合一于“理”，性本论者合一于“性”，心本论者合一于心，实有论者合一于“实有”。
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篇二
清静，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具体地说，就是《道德经》所说的“少私寡欲”。这种清静无为以养神长寿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养生家所重视，浸透到养生学中养精神、调情志、气功导引、健身功法等各方面。
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篇三
无为相对有为而言。老子最先提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的命题，以说明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他认为道作为宇宙本体自然而然地生成天地万物，就其自然而然来说，天道自然无为；就其生成天地万物来说，天道又无不为。无为与无不为，即有为，无为为体，有为为用。也就是说，必须无为才能有为，无为之中产生有为。这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基本含义。老子哲学以无为为本。老子明确提出“道法自然”(二十五章)。意思是，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道本身自然而然；道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地发展，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万物而不自恃有功，长育万物而不作其主宰。老子还把天道自然无为推衍为人道自然无为，提出“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为而治”(五十七章)的政治主张。他建议统治者顺应自然，效法自然，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的政策，最终实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无为思想有其继承西周无神论，否定神学目的论，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遏制统治阶级掠夺本性的一面，也有其过于排斥有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这两面对后世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子将老子的“无”发展到极至，也将老子的“无为”发展到极至。这个极至就是“至人”与“逍遥”。庄子著《逍遥游》。所谓“逍遥”，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是无待，是任其自然。所谓无待，就是无条件限制，无条件约束。他例举小鸠、大鹏以至列子御风而行，都是各有所待，都是有条件的，所以都不是绝对的逍遥。他说：“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认为无为自然，有为徒劳；人只能顺应自然，不可能改变自然。又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应帝王》)认为只有凭借天地的正道，驾御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变化，以遨游于无穷者，才是无所待、无所累的至人。至人无我、无为、无名，与天道一体，达到了超越生死、物我两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是绝对的无待、无累，才是绝对的自由。至人是庄子的理想人格，逍遥游是庄子哲学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二者都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极端发展。
等都以黄老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一书，是汉初黄老学的理论总结。
黄老学兼容并包。一方面它继承了道家的无为政治，提出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思想，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君主治国掌握政治要领即可，不要作过多的干涉；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让百姓休生养息。一方面又吸取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名家的形名思想等，提出刑德并举，恩威并施，循名责实，赏罚必信，并认为“不争亦无成功”。《淮南子》还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反对离道而妄为，主张循理而举事，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因此黄老学的无为而治是道、法、儒、墨、名、阴阳诸家思想的融合，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在政治上具有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固然有多方原因，但统治思想中的无为而治，给饱经战乱的社会与人民带来休生养息的机会，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东汉时，一些方士把黄老学与神仙长生、鬼神祭褥、谶纬符箓等方术杂糅在一起，视黄帝、老子为神仙，形成原始道教。黄老学逐渐变为早期道教的前身。
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篇四
庄子养生倡导去物欲致虚静以养神，但也不否认有一定的养形作用。《庄子·刻意》说：“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从其产生开始就是用于健身、治病、防病的。
道家的自然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历代都有众多的崇拜者与继承者。他们一方面身体力行，体验效果，同时还阐述发挥补充老庄养生思想，撰述著作，指导后人。
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篇五
名称、概念与实在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孔子首倡“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必可言，言必可行，具有名实相符的思想。稍后的墨子重视对实际事物的选取，认为空泛地讨论事物之名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对实际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道家以其虚无之道否认名可表实的功用，认为道不可名。战国时代的公孙龙强调概念的确定性，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认为白马专指白色的马，马泛指马类，二者不同。后期墨家意识到不同的指实的范围不同，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专用名称。荀子提出“制名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主张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以实为制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