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读后感的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政治类读后感篇一
钱穆先生是史学界鼎鼎大名的大师，不过念书之时，也没读过他的几本书，印象寥寥。几日前师大一位故人在微信告诉我，近日正重读钱穆，然其满篇崇古，着实让人不忍卒读。在他的鼓动之下，我便挑了钱穆先生最薄的一本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探究竟。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宾四先生的讲稿整理而成。全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钱穆先生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钱穆先生在自序中便清楚地解释了他完成此书的意义，他谈到“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视中国传统政治。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而加深了对传统政治之误解。”可见，钱穆先生并非坚定不移的崇古，而只是作为一个严谨学者为中国传统政治正名，这是他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第一要务，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破除误解”。此外，钱穆先生还说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这一观点我想可以概括为“人事、制度配合论”，即人事与制度均不可偏废。
钱穆先生从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再到清代，一条线讲下来基本上中国王朝制度的脉络就十分清晰了。一个朝代不到两万字的篇幅，从阐述政府组织中皇室与政府之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关系，以及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一代政治制度之特点、政治之得失立现。环视当今，恐难再有人能出其右。
掩卷而思，从秦至清两千年的传统政治，不能简单说它是专制政治，但是客观而言，除了很多宝贵经验之外，也有很多流弊。中国传统政治的进程似乎是越走越狭隘，到最后的清代部族政权将之前的优良政治传统几近耗光。用钱穆先生的话说“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能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他又说“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回头来看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政令，方才明白原来每一项均有来历有出处，有出于公的制度，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私心的权术。历史、大众、精英、权谋与制度这一切具有裹挟力量的因素将国家的走向推向未知。钱穆先生从严谨的历史研究中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的四大走向或者说是趋势：
一是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国家统一是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
二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这一点可能与大家平日的想法有差距。钱穆先生说的平等并非西方普世价值中的“人生而平等”，而是指贵族、大门第的没落，中国社会自宋以下，造就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用句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中产阶级的消亡与缺失。
三是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实质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在绵连几世的皇权面前自感卑微。结果便是皇权的日益尊贵，而经铨选制度进来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政府之权的日益卑微。
四是中国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这也被当代的管理学家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而且钱穆还有一个可能与今天社会共识相矛盾的.观点，他认为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法治的，即制度化，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大师的书往往不仅让人学到一些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人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从古至今都在困扰着我们，或者说是今天的解决方案也未必让人满意。所谓读史以鉴今，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了一条新路，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依然有其现实意义。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减轻一点人的武断。”钱穆先生说：“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为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回顾自身，读书不多，武断不少，到如今方才正本清流，开始有些许独立思考。拉通来看，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种毁灭重生的螺旋趋势吧，只是悟的早与晚的问题。
政治类读后感篇二
经过这一学期的学习，在老师的详细讲解下，加上自己对《论语》研读，对于论语有了更系统、全面的认识，对其中所渗透的孝道的感悟也更加深切了。
课堂上，老师经常用一个个通俗易懂却震撼人心的小故事对《论语》中孔子的一些为人处事作了经典的诠释。还通过观看电影《孔子》，使我们对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再认识，也使孔子的形象在我们的眼中变得清晰、亲切而温暖。这对我的生活观、为人处事观、教育教学观等各方面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孝，是中国文化中最悠久、最根本、最重要而且影响最为深远的中华传统美德，是个人修身之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能摆脱三种人的关系，那就是长辈、平辈、晚辈。而孔子所向往的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即希望自己能做到让老人得到安顿，让朋友对自己信任，让年轻人对自己怀念。这其中，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孝。孔子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及其发展的前提。就我们个人而言，孝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体现在君子的品德中，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论语》中的孝义也是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道德和意志品质的形成。《论语》呼吁天下的儿女尊重父母，及时行孝，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下面，让我们走进《论语》，感受其中的孝义。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说父母健在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母去世了，就要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更改父母的为人之道，那么他的行为就能算是孝了。所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往往父母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父母去世之后，依然谨记父母的教导，那他就算是孝子。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就是说父母在的时候，不要出门远游，如果非得要远游在话，就要有一定的方向。近年来流行过年出去旅游，对于这种做法，大家的观念也不同。而我认为，过年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应用更多的时间陪父母在一起，不要等到父母不在了再取追悔。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是说父母的年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一来对他们的寿命感到喜悦，一来又时时刻刻为他们的衰老而担忧。通常，父母会把我们的生日记得清清楚楚，给我们庆祝，让我们每年都过一个开心快乐的生日。然而又有几个人能记清父母的生日呢?又有几个人能在父母生日这天给他们庆祝?父母的要求不多，哪怕是一条短信、一个小礼物、一句问候、回家的一杯水、一个小举动，就能让他们非常开心。当然，对于父母来说，生日是喜忧掺半的，喜的是父母高寿，得享天年，做儿女的现在还有机会孝敬他们;忧的则是父母年事又高了一岁，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在父母身边尽孝呢?我们还能够有多少心愿真正来得及完成呢?也许，现在的我们并不能完全体会这句话，我们可以看现在父母给爷爷奶奶过生日的样子。他们更多地是担忧，因为我们能做的太少，父母能给的太多。所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至深的悲怆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等到那一天，不管我们再怎么追悔，一切也来不及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以为孝乎。”是说，子夏问什么是孝，孔子回答说，孝之难就在于孝敬父母的时候的脸色一定要和颜悦色。有好的食物，要首先拿来孝敬父母。今年来，子女不孝的丑闻也经常搬上新闻，对于生我养我的父母，我们欠父母实在太多，唯有在我们懂事之际、父母有生之年尽足孝道才能报答父母的恩情。什么是孝?在我看来，能让父母天天开心就是孝。我们尽力做到父母满意，生活里多关心父母，这些并不是难事，但在父母看来，却十分欣慰。
政治类读后感篇三
新版课程标准聚焦核心素养，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创新导向，强化课程育人功能，在课程内容结构、学业质量标准等方面均有创新举措。研读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主要有以下心得体会：
一、本次课程标准修订改革重点：
1、强调素养导向，注重培育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特别是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核心素养确立课程目标，遴选课程内容，研制学业质量标准，推进考试评价改革。
2、优化课程内容组织形式，跳出学科知识罗列的窠臼，按照学生学习逻辑组织呈现课程内容，加强与学生经验、现实生活、社会实践的联系，通过主题、项目、任务等形式整合课程内容，突出主干、去除冗余。
3、是突出实践育人，强化课程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结合，强调知行合一，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注重引导学生参与学科探究活动，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建构知识、运用知识的过程，让认识基于实践、通过实践得到提升，克服认识与实践“两张皮”现象。
二、保证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思想性
1、细化培养要求，明确了道德与法治课程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
2、是充实更新课程内容，对课程标准做了进一步充实更新，补充了有关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等内容，规范了有关表述。
3、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精选学生听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志性成果、突破性进展和普遍性经验等，让学生感受体会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及新鲜经验。
三、注重学段有机衔接
课程实施不能用割裂的方式，要“关注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强化教材学段衔接”。新修订《标准》特别注重学段衔接与科目分工，注重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初高衔接，依据学生在认知、情感、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把握课程深度、广度的变化，合理安排不同学段内容，体现学习目标的连续性和进阶性，进行课程一体化设计。
“面向全体学生，因材施教”。教育教学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强化一体化设置，促进学段间的衔接，提升课程的科学性、系统性，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循序渐进地奠定基础、做好准备。
为此，课程实施中，要力避“铁路警察思维”把教育教学的所有元素统筹起来，对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认知水平科学研判，靶向精准、有效融合。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以新课标为导向，注重教学改革，所授课程形式按照新课标要求去做，上好道德与法治这门课。
政治类读后感篇四
每当大家滔滔不绝地谈论中国历代政治时，“封建君主专制”总是第一个被引用的词眼。我们已经习惯于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尤其在近代经历过黑暗的侵略史后，更全盘否定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光辉之处。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作者钱穆向大家说明了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也有它争奇斗艳的一面，让我们对古代政治有了另外的感悟。
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政治主要是两条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皇权与相权之争，这两股力量的交锋相错最终是中央战胜地方形成中央集权，皇权打败了相权导致丞相被废除。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领土之大，人口之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存在冗官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宋代冗兵冗官现象严重是导致其衰败的重要原因，明代时期也同时存在这样的问题。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又往上是省，即承宣布政使司，这三级之后还有三个分司。这样纷繁复杂的行政体系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对比起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也隐藏同样的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所以中国之将来，是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继续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改善，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勇往直前。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的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每项制度之变有其可变的限度，在变动中导出它不变的本源。纵观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每当改朝换代之后总会有新的制度来统治新的时代，不断地寻求与本时代相适应的制度。所以当我们回首历史时，我们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地否定或肯定。同时我们更明白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只有与时俱进，找到符合实际的才是最好的。
历史终是客观事实，是一个个的偶然与片段组成的结合点。历史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政治类读后感篇五
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主要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教育选举、经济赋税、国防兵役制度，从制度诞生的背景和历史的沿革演绎来分析，在历史中看历史，以其必然性、偶然性和当时的实际要求来检讨得失，读读此书也有利于把历史电视剧看得明白一点。由此我联想到了当代的中国。
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是否需要象中国目前这样，搞越来越加强的中央集权确实是个疑问，管理范围过大，层次繁冗，能否管好，能否根据各地不同情况来统筹兼顾，始终是个问题。这方面美国做的比较好，它的每个洲拥有足够的权利来根据自身条件来确定法律、财政、经济发展政策，这样能减少行政层极，提高行政效率，更好的完善地方政治。封建政治发展中，汉代的地方政治一直为后人所称道，应该值得借鉴。当然美国和中国有所不同，目前的我们毕竟改革开放才二十年，在国民经济还不太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太高的情况，集中力量办大事或许是个较好的选择。
接着是关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汉代君权和相权大致是并列的，而到了明代，朱元璋把相权的大部分拿到了自己的权利范围里。这些变革与制度本身特点、制度的发展以及人事都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符合现实需要。但是朱元璋对宰相的废止实际上是为维护个人权威和独裁服务的，那么作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如何让制度跟随现实而变迁，如何让制度的变迁真正为老百姓服务似乎应该作为目前的发展标竿。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上，对制度的完善和变革该如何做。八十年代，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无比伟大光荣正确，那么“实践标准论”同样适用于现在以及以后的制度变迁，只要充分把注意力放在人民群众那去，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而不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制度一定能够越来越适应现实，那样伟大光荣正确才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