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报告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那么，我们要如何解读供给侧改革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带来的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1.1 “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11 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 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而中财办主任刘鹤、副主任杨伟民，以及国家部委领导人也均在不同场合强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2 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07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11 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12 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13 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15 年以来央行5 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 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投入结构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动力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分配结构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化解产能过剩、降低企业成本、消化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最为关键的4 个“歼灭战”， 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 条主线上推进。

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公立医院债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累积，至2000年总计为112亿元，至2017年达到369亿元，5年增长了229.5%，至2017年则达到980亿元，2017年则是快速增长至2631亿元。以上4个时间节点的长期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3%、6.4%、8.0%和11.7%，呈逐步上升之势。

从按分布来看，也有一定特点。从公立医院分布类型来看，一半以上的长期负债在城市公立医院。但近年来，县级医院的长期负债占比略有上升，这与本轮县级医院建设有关;从平均每家医院的长期负债规模计算来看，城市医院的长期负债规模明显超过县区级医院。从内容来看，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形成的负债占总量的70%以上。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医保制度不断推进，加之人口老龄化、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等多重背景下，医疗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仅就公立医院服务量，就可见一斑。2003年，公立医院门急诊人次还不足8亿人次，出院人次仅为0.37亿人次;2017年，则分别达到25.2亿人次和1.3亿人次，增加2倍多。相对而言，全社会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愈加凸显，为解决这一“供需”矛盾，作为服务体系主力军的公立医院，必然要动员各种资源扩大规模，应对需求。在现实投资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举债建设成为必然选择。

公立医院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居主体地位，扮演着主要角色，发挥着主要作用，占了约80%的医疗资源。的确，从我国国情出发，公立医院在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可动摇，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格局有其一定的优势。但是，面对资源严重不足的现状，如果不能充分动员非政府力量参与资源配置，过分依赖于公立医院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必然力不从心。

2012年，国务院关于《“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公立医院改革的当前工作重点是“合理确定公立医院(含国有企业所办医院)数量和布局，严格控制建设标准、规模和设备配备”。对于医院规模使用了“严格控制”一词，然而目前对公立医院适宜规模缺乏系统研究，也难以形成一套严格的、硬性的约束标准。医院在自身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超规划、超规模建设，成为普遍现象。

政府承诺对公立医院的六大投入责任，但是，财力的总体不足，部分地区地方财政十分薄弱，难以承担对公立医院的发展建设责任，公立医院只有依靠举债建设和添置医疗设备。同时，我国公立医院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主要投入责任的筹资机制，与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矛盾，也导致政府卫生投入的不足。发展建设责任难以履行。

对于公立医院和政府而言，一次性化解医院债务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巨大，大大增加财政现实负担。因此，一次性化债和多年化债相结合的方式可以缓解财政现实压力。为了逐步化解公立医院的历史债务，医院主体可以抽取当年的部分资金，政府也安排当年专项支出，共同设立债务化解基金。“化债基金”的建立，使在解决存量债务的同时，公立医院逐步从债务中解脱出，有利于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供给侧改革：治本之道——在经济领域，所谓供给侧改革，是通过激发供给侧活力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放到医疗卫生这一社会公共领域，同样要强调供给侧改革，有效缓解医疗资源供需矛盾、解决公立医院长期负债不断累积的.问题。既要增加医疗资源总量，又要提升服务体系运行效率，降低公立医院增加资源配置、扩大规模的压力。

也就是说，应着重在以下方面寻找出路。一是切实构建起多元化办医格局，并落实政府购买服务理念，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让其他主体愿意参与医疗资源配置。二是规范就医秩序，避免现有资源的低效或浪费。三是系统研究公立医院适宜规模，严格控制超规划、超标准建设。四是落实公立医院规划内建设的财政投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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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继“新常态”后已成中国经济名词新宠儿，作为我国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大创新，被视为应对经济下滑的一剂良方。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尤以钢铁、水泥、煤炭和化工等几个行业最为明显;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又在世界范围内疯狂购买，譬如疯抢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澳洲奶粉等等。深究内因，中国的产能过剩、供给过剩只是表面现象，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质量不过关导致民众对于中国产品品质的不信任才是问题的实质。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进行产品创新、服务技术创新、人才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

从企业和市场角度分析，不能创新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具备高品质、高效、绿色、安全、高附加值的产品或服务究其主原因有二：一个是“造不出”，一个是“想不到”，最终导致疲软的产品，疲软的心态，山寨的产品，山寨的心态。所谓疲软和山寨的心态就是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跟着别人走，长此只能通过打价格战占领或维持市场。因此要完成有效的供给侧改革，生产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最关键是解决‘想’与‘造’的短板。‘想’，需要颠覆性的创新思维;‘造’，需要坚实的技术支撑，需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而上述两者都在于企业的创新。

只有通过创新,真正做到满足消费者需求,企业才能不断地拥有市场,才能成就可持续发展。人们宁可花费几千元去买iphone，都不去购买国内手机，决不能用简单的崇洋媚外的心理来下定论，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核心技术，不能生产出品质过硬、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再以医药行业为例，辉瑞、礼来等国际知名药企崛起的秘诀就在于坚持以科研开发为基础，不断推出创新药、原研药。国内药企无法真正走出去的根本在于缺乏科研创新能力，缺乏核心药品;而单纯作为原料药出口商和仿制药生产商，永远不可能掌握国际市场的主动权，更遑论品牌的树立和全球化的发展。

只有疲软的产品、疲软的心态，没有疲软的市场。尽管中国经济有所放缓，但中国消费市场仍然是个强劲的市场，中国潜在的购买力还是很大的。企业需要做的就是推出原创的、自我的品牌产品，用创新的形态来激发和创造市场需求。备受热议的“互联网+”的思维本质就是推崇极致的“突破性创新”，以极致的“突破性的创新”满足用户全方位的品牌体验需求。企业只有通过前瞻性的思考，去研究客户的痛点、痒点、兴奋点，才能真正掌握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只有形成创新和品牌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才能使“made in china”成为真正的中国“智”造，实现供给侧改革的最终效果。

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督者、企业的引导者、民众的服务者，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承担起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推动市场创新活力、满足消费者创新需求的责任。供给侧改革的根本不仅在于企业要拥有创新的思维、能力和产品及服务;同时也在于它们有没有空间去创新，能不能得到足够的制度供给支持创新。

以医药行业为例，中国的生物药产品尤其是罕见病用药严重依赖进口，主要是目前我国的医药企业发展存在严重的“创新困境”。而事实上，我国生物医药技术近年来始终在不断发展，困境则主要源于我国缺乏创新药物产品的配套政策。与医药企业对科研、管理、质量的巨大投入相比，我国的新药审评审批速度太慢，一个1类新药申请临床需要等7年，加上3-5年的研制时间，新药问世即变旧药。在国外，药品审批的效率则要高的多，一种新药的审批，美国仅需要20个月左右，日本21个月，而欧盟最快，1年左右即可完成上市前的审批手续。这导致国内医药企业在承受巨大技术风险、资金风险之后，所研制的药物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应用到临床，如此情况，企业难以确保收回投资，长此以往，企业也就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创新积极性严重受挫。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兼顾发展，反之则无异于让企业戴着镣铐跳舞。

要把企业真正当作经济发展的主体，让企业去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要注重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政府要做的就是“放水养鱼”，通过创新的、有效率的制度供给和法制保障，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推动企业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打造让消费者满意、受市场欢迎、获社会认可的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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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在“供给侧”提前做好相关顶层设计，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比如，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税费负担，减少行政审批，改革财税、金融体制，等等。只有依托顶层设计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才可能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确保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做到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才能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好的环境和条件。

供给侧改革要成功，市场和政府都不能缺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供给侧改革要成功，市场和政府都不能缺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改革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与发展活力，让市场来说话;同时也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为供给侧改革创造一个好的经济环境。这个经济环境同时包括尊重市场规律，让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供给侧改革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主导，政府护航，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1.1“供给侧改革”横空出世

11月以来，“供给侧改革”成为高层讲话中的高频词。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两次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务院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称，“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1.2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1.3 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表象：需求不足。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外需中，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过去三年持续零增长，中国较难独善其身，而低成本优势不再，令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不可避免。内需中，2011年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人口抚养比见底回升，2017年地产销量增速持续下行，工业化步入后期，投资增速持续下行。

实质：供需错配。但需求刺激效果甚微，2017年以来央行5次降息降准、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规模超过2万亿，但投资依然萎靡。而在消费领域中，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错配：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国内航空客运增速缓慢下行，但跨境出游却持续高增长。这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

来自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美国曾在20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世纪70-80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 ，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2.供给侧改革的逻辑与路径

2.1 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如何打赢这四个“歼灭战”？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4条主线上推进。

2.2 供给侧改革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

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7 年底，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2017年7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户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双管齐下，不仅有助于提供有效供给、加快城镇化进程，也将创造需求、消化地产库存。

服务业大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万左右。而考察企业就业状况，2017年以来，服务业pmi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7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2017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按照这个标准，2017年末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要树立必胜信念，坚定不移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下面是关于学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心得体会。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的创新性理论概括，总结了中外发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更建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上，是为了解决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套用教科书中的理论，也不能简单比照别国的发展历程，而应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出发。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不能认为仅仅经济增速发生变化就是进入了新常态。一些深层次的、趋势性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依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需求不振。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趋势日益明显。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一些行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中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既是由我国工业化的基础、空间、任务决定的，也是由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国际市场的机会造就的。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发达国家依靠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锻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过去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强，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些变化既表明我国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

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过多年努力，服务业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迅速发展，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增强。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表现。同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这里面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矛盾既出现在需求侧，也出现在供给侧，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些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矛盾，很多是体制性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保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抓住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的创新性理论概括，总结了中外发展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更建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上，是为了解决我国现实经济社会问题提出来的。因此，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套用教科书中的理论，也不能简单比照别国的发展历程，而应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出发。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最直接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但不能认为仅仅经济增速发生变化就是进入了新常态。一些深层次的、趋势性的变化，是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依据。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弱、需求不振。国内消费结构升级加快，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趋势日益明显。过去多年形成的生产能力不适应变化了的需求，一些行业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有效供给不足。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中低端环节的国际分工，既是由我国工业化的基础、空间、任务决定的，也是由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国际市场的机会造就的。现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发达国家依靠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锻造新的竞争优势。同时，过去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不强，现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这些变化既表明我国国际分工地位逐步提升，也表明主要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发展方式到了非转变不可的时候。

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经过多年努力，服务业的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迅速发展，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增强。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积极表现。同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等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这里面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矛盾既出现在需求侧，也出现在供给侧，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这些结构性问题、供给侧矛盾，很多是体制性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保持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要抓住经济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供给侧，即供给方面。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取决于经济中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平衡。供给侧，相对于需求侧。本文是本站小编整理的供给侧改革论文，仅供参考。

双十一那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原话这样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或者说供给管理，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显然不同。这是否意味着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了重大的调整?看起来像是这么回事，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也许有了新的方向。宏观经济政策从“管理需求”这一端，跳到了“管理供给”那一端，这可不是小的政策调整，不是动一动基准利率或者搞一搞降准这些小玩意， 这可是大动作。

1.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不同

(1)需求管理好比西医

消除产生社会失业与经济危机的基础。举例来说，当经济增长减速时，可以多发点货币，刺激一下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就恢复了。历史上最成功的案例是上世纪美国大萧条中凯恩斯主义的应用，罗斯福总统用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来刺激市场需求，引领美国经济走出萧条。在中国，最典型的案例是前些年金融风暴时，中央政府用增加信贷的方式快速布局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这一举措硬是将中国经济增长拉出了下行的轨道。但是，需求管理好比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短期见效快，但不能根除问题。

(2)供给管理好比中医

供给管理理论主张通过对总供给的调节来达到宏观经济目标。供给学派的思想由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后来经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等人研究和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供给学派认为，市场存在自我调节的机能，供给自身能够创造和调节需求，要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治本之方是增加生产和供给，因为增加供给可以消除过剩的需求。而要增加生产和供给，首先必须减税，提高人们储蓄和投资能力，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侧重于需求端，要刺激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扩大需求，增加消费。事实上，供给一侧同样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比如北京出租车总量供给如果不增加，只是提价和增加油补，仍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再比如国内一线城市的楼市，政府调控楼市基本没有效果，原因是只着力于打压需求，而不是扩大房地产的有效供给。供给管理很像是中医，从整体国民经济的机理入手，从个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入手，来调节市场需求，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供给管理的思想和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见效也需要一段时间。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案例是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2.成功的“里根经济学”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当时的美国正遭受自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许多国民对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基础上的美国政经制度产生了很大的怀疑。1981年2月，美国总统里根向国会提出美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这个计划的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美国的经济停滞，以货币学派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对付通货膨胀。里根经济学就是这两个学派经济理论观点相结合的产物。在里根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削减政府开支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来降低通货膨胀率;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来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市场自由竞争的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说罗斯福用“新政”带领美国走出了萧条，而里根用开创性的供应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并赢得了冷战胜利。因此，里根经济学被称为“里根革命”，也是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3.中国经济遇到新问题：“供需错位”

对于中国供给学派的经济专家来说，“供需错位”——“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比如，在一些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供给严重不足。很多人为了购买满意的产品或一个马桶盖而远赴海外，这种短缺不可能依靠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去解决。在供给不足的同时，国内的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非常严重， ppi 指数已经连续43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的实质是产需不匹配，这种过剩也不可能凭凯恩斯主义从需求端加以解决。对于新供给学派来说，解决“供需错位”的问题不能依靠需求管理政策，要在供给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4.“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复制吗?

目前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有点滞涨，陷入某种困境，靠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和保持经济增长已经是强弩之末，而这个局势颇有点像当年里根面对的经济大环境。这是供给学派思想和所谓“供给侧改革”能在中国引起管理层高度关注的宏观背景。但是，里根经济学能在中国成功复制吗?或者说，这一成功的变革思路能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中作为一种参照吗? 回答这一问题前，让我们先了解清楚所谓“供给端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第一，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起作用，依靠市场来调节有效供给，梳理要素市场，最终激活有效需要;第二， 减税让利，让企业提升盈利能力，最终达到增加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的目的;第三，稳定货币供给，减少政府赤字，让经济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率的环境中复苏; 简要之，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可以归纳为以上三条。 这三条貌似都切中中国经济的时弊。而且，从近两年政府的经济改革的系列政策来看，这三点也正是主要内容。有些已经做了，有些正在实施，有些还在规划中。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当年在推行“里根经济学”变革的时候，里根有一句名言，他这么说：“在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的根本。”里根的意思是说，政府干预经济是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问题。要解决经济问题，要让市场繁荣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

5.供给侧改革难点

(1)消化产能过剩

2)继续降低房贷利率减少购房成本以刺激需求;

3)加快农村人口向市区的迁移聚居。

(2)服务业发展

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供给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的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当下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根本瓶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在教育、医疗、金融、旅游等领域，消费者抱怨声不断，大批消费者源源不断到国外消费，这跟国内服务业供给侧的乏力有关。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岗位。就此看来，中 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

(3)经济结构性改革

从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报道来看，“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带来结构性机会。结构性机会将体现在以下方面：企业重组并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行业的减税让利;房地产企业的转型;互联网+的产业发展机会，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比如新三板与将来的战略新兴板;不良资产的交易和转让，等等。

6.供给端可能发生真正的改革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正确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正确决策部署。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改革举措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在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侧短期刺激的理论基础在于：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形成增长缺口时，意味着生产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会出现周期性的失业率提高现象，因此要刺激总需求以使实际增长率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这种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用处很小。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误读，其理论来源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二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三是以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四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五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理论;六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但是，这些理论都不能成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萨伊定律所倡导的“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宏观经济不需要进行需求管理”等主张，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机理相冲突。从萨伊定律出发，市场不可能出现全面的生产过剩，这与目前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显然并不一致。萨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也显然难以治理当今时代的经济问题。

供给经济学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然而，目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滞胀”。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几大问题集中体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长动力源变化导致的增速下滑、产能过剩以及制度性与机制性问题累积下的结构扭曲等方面。供给学派所开出的减税和削减福利等药方，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和非均衡主义，明显与中国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均衡发展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改革目标相冲突。

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是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拉弗的供给主义的混合体和变种，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运行上的完全市场化不仅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与中国持续改善民生、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而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复杂问题。

华盛顿共识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观平衡”为内容，拉美和东欧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证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因此，以之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性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经济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开出的药方自然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

新制度主义虽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这一要点，但其简单的私有化逻辑难以适应当前中国多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肩负的“宏观稳定+消除扭曲+新动力机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调整任务，需要超越简单的产权体系改革。

深入研究这些理论误读，可以发现它们存在共同的问题和困境：

一是简单分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等同于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等同于制度主义。这种简单化表象化的理论解读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容易使公众认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于简单的减税、简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或者简单的政府管制或计划。事实上，这些简单化的政策主张都没有抓住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甚至与之南辕北辙。

二是先验假定需求管理和总量管理失灵了，因此各类政策应从需求侧管理全面转向供给侧管理，理论基础应当彻底转向各类反凯恩斯流派。这种观点显然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新兴市场汇率大动荡为主要内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以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工业品市场萧条、新兴经济体产能过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实体经济危机与上述理论流派所适用的20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具有本质性的区别;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同样不是“滞胀”问题。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不拒绝需求侧管理，而且在很多环节需要需求侧管理进行配合。

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把握三条原则

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必须超越各种类型的凯恩斯主义和供给经济学的对立与争论，跳出“用需求管理来处理需求问题”和“用供给管理来处理供给问题”的二元主义困境，强化结构性视角、制度性视角和增长模式转换视角。在短期，应关注市场失灵带来的供求失衡问题，以政府适度干预对冲世界经济波动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内需适度扩张弥补外需下滑带来的需求缺口并缓解产能过剩。在近期，适度启动供给侧调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整体规划积极处置僵尸企业。在中期，全面实施结构性改革，从制度层面重构市场，释放市场活力，推动政府主导型结构调整逐步过渡到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超越左和右、市场与政府的简单分类。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结为以“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归结为以“整体主义+政府干预+部分计划化”为核心的左派结构主义。必须清晰地看到，中国目前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不仅仅根源于市场失灵或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层次的多元叠加。

昨日"煤飞色舞"行情再现，钢铁、煤炭、有色等资源股大幅上涨，带动两市行情走势逆转。分析人士表示，供给侧改革的预期增强，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回升，驱动了相关板块的上涨。

但由于我国经济未来仍呈l型增长，周期股行情的高度仍然有限。

中原特钢、华菱钢铁等个股早盘率先封住涨停，带动了钢铁以及煤炭、有色等资源股的整体上涨，并在午后出现加速上行，两市股指最终收出中阳线。

截至昨日收盘，上证综指报收于3361.84点，上涨74.13点，涨幅2.25%;深证成指报收于11724.88点，上涨256.82点，涨幅 2.24%。随着市场悲观氛围减弱，创业板指数走势盘中也出现大幅逆转，由大跌1.14%转为上涨2.14%。

值得关注的是，上涨行情并未伴随成交放量，缩量上涨显示市场信心仍然不足。两市昨日共成交6994亿元，成交维持低位显示市场信心不足，增量资金有限，存量资金博弈格局明显。

周期股和次新股涨幅居前。钢铁板块上涨7.13%，安阳钢铁、山东钢铁等多只钢铁股涨停;煤炭石油板块上涨4.68%，山煤国际、大同煤业等个股涨停;小金属板块也涨幅居前，洛阳钼业、东方锆业等个股上涨7%以上。

小盘股昨日再度活跃，次新股受到资金追逐，读者传媒、邦宝益智等次新股继续收于涨停板;高送转预期板块昨日也表现抢眼。

供给侧改革预期增强，推动了"煤飞色舞"行情。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理论思考到具体实践，做了全面阐述，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直至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链条部署。

九洲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供给侧改革成为热点，产能过剩行业相关上市公司有望在改革过程中受益。

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将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进程，并可能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而上市公司作为相关领域的龙头企业，被淘汰产能可能性较小，其盈利能力有望在此过程中得到提升。

在供给侧改革发力、去产能加速的背景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上涨。沪锌、沪铝和沪铜等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近一个月的涨幅有10%左右。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成为周期股行情启动的催化剂。

但周期股行情上涨的高度可能有限。分析人士认为，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

而去产能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目前周期股的上涨更多是市场情绪所推动，未来行情高度可能有限。

虽然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空间仍在，但政策宽松的边际效用递减明显，同时考虑到目前供给侧改革的主基调，市场或许需要降低对今年货币大幅宽松的预期，降准降息仍在政策篮子之中，但节奏将明显不如去年。

央行日前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去年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139.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远超去年初设定的12%左右目标。但是，受到外币贷款大幅减少、表外融资明显萎缩、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因素影响，2019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5.41万亿元，比2019年略少 4675亿元。

不少机构认为，2019年货币供应的总体增速不低，但相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宽松力度还略显不够。随着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和经济下行趋势的持续，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还应该继续加大，2019年应该还有4至6次降准。

但是，观察去年底金融数据，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趋势。其一，2019年底，m1增速上升至15.2%。m1增速超越m2，说明货币乘数有所下降，也间接说明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目前环境下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效果在不断减弱。

其二，2019年全年，社会融资总额中新增人民币贷款所占比率上升至 73.1%，高于2019年的59.4%，这反映出实体经济持续的去杠杆过程。

再观察近期央行的政策操作，虽然外汇占款大幅下降，但央行更多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来熨平资金面，预期中的降准几度延后。此前两周，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分别净投放1900亿元和400亿元。

也有专家认为，2019年货币政策将主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总量工具的重要性将低于结构性工具。目前，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箱正在不断充实，货币政策框架也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定向降准、定向降息、psl、mlf、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创新工具频出，这些结构型工具本质上都是央行通过商业银行向三农、小微、棚改等领域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支持这些薄弱环节的发展。

而且，央行还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进行结构性优化，引导资金进入需要扶持的领域，而非单纯依靠降低利率或者无差别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在2019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也表态，将不会过分大幅宽松妨碍市场出清。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考量，总量政策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货币政策在“稳健”的主基调下，更倾向于结构性发力。

虽然央行今年仍将在支持结构调整、稳定经济增长、稳定汇率和防控风险等目标之间权衡，但政策操作将以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调控为主，以保持政策灵活性。

此前，有专家判断，货币宽松属于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只是跟随对冲，避免2019年和2019年时“方向正确、力度过猛”的失误，或许市场需要降低对今年政策大幅宽松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