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的调研报告（模板22篇）

通过调研报告，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个特定问题或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果您需要参考一些优秀调研报告的写作范例，不妨看看下面我们为大家整理的相关材料。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形式，对全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区于2月起，全力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管理体系。截止9月底，全区共有社区矫正试点街镇8个，无脱漏管、不服从管理和重新犯罪情况。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一是在区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科，落实工作人员2名。二是8个街镇都建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司法所。三是社区（村）针对每名矫正对象分别建立矫正小组，安排2名矫正人员和1名监护人员进行矫正管理。四是各街镇广泛动员和吸收热心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经过培训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现我区共有社会志愿者119名。

（二）强化队伍机制建设。

一是8个街镇专门配备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协管员5名，配合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二是分级分类培训。今年1月，我区1名司法助理员参加了市司法局举办的为期4个月的三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并取得证书；区司法局于今年9月，组织全区司法助理员和社区矫正工作者就社区矫正的意义和人性化管理等内容进行了培训；每季度各街镇司法所组织辖区社会志愿者进行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培训，全年共培训354人（次）。

（三）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了《大渡口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就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引导、扶助、教育和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二是全面推广社区矫正工作“13589”重庆模式，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0.5%以内。三是试点开展心理测评，目前，建胜司法所和八桥司法所共测评社区服刑人员87名。四是创新矫正人性化管理，八桥司法所选取2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手机定位系统试点管理，拟采取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控，做到人性化服务管理。

（四）矫正管理工作规范化。

一是严把“五关”，即严把接收关、请假关、矫正关、教育关、解除关，使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评估、分类和委托制度，制定个案。八桥镇司法所对目前接收的12名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学习情况和心理测评等进行综合分析，分为严管类3名、普管类4名、宽管类5名，针对不同类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管理。三是坚持“日记录、周报到、月学习、月劳动、季总结鉴定”的“五个一制度”。四是制定“身份意识、制度规范、认罪服法、思想道德、法律常识、禁毒拒邪、心理健康和政策前途”的“八个主题教育”。五是实地走访。今年5月，对全区8个街镇33个社区（村）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核查，资料档案齐全，无脱漏管和重新犯罪。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尚处于探索创新阶段的社区矫正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法定职责与教育管理责任有脱节。

1.立法滞后。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过5年试点现正逐步转入全面推行阶段，工作主体由《刑法》规定的公安机关转变为司法行政机关，目前依据只有两院两部《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市公检法司等12家部门联合下发的《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工作开展缺少法律支撑，使社区矫正工作在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

2.工作主体目前不适宜。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和《重庆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管理、教育的一线工作，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但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与公安机关现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容易出现部分社区服刑人员不参加矫正活动、不向司法所报告、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处于尴尬和不力的地位。

社区矫正推进工作调研报告

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于xx年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今年以来，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矫正实施阶段。通过近三年的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和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的情况，目前的社区矫正取得了初步成效，可慨括为三个基本，一是基本上构筑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组织，具体表现为全市26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上对社区矫正工作给予保障；二是基本上按照中央、省、市上级部门的要求，认真贯彻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基本上制定了工作流程、职责、制度，部门衔接、队伍建设、保障措施等制度框架，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了有效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帮助服务。但由于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责权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不强，在社区矫正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1、执法与执行上分离。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则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工作。由此，社区矫正从过去的公安机关单一管理改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体制。从形式上说，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而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却没有刑罚的执行权。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社区矫正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

2、监督管理措施乏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的监管规定存在一定缺失，导致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必要的工作手段，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到位。一是奖惩考核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奖励的实际上只有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至于缓刑对象必须要“重大立功表现”才可以获得减刑，假释对象“一般不得减刑”，剥夺政治权利对象则没有减刑奖励。二是监督管理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违反监管规定可予以收监执行的只有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对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就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外出打工或下落不明时，见档不见人的，见人不见档的，占有相当比例而无相应处置措施。三是部分矫正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参加劳动的内容。虽然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该规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对象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3、衔接工作缺乏有效机制。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涉及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具有相对复杂性。实际运作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难度较大。目前，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法律文书的传递、社区服刑人员的交接、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等衔接工作，经常出现不到位、不合拍、不重视等情况，特别是乡镇司法所与派出所的协调、沟通，由于职能转变还存在思想认识上偏差，以及司法所人员装备上的严重不足，脱管、漏管对象还占相当大的比例，部分乡镇街道至今还没有移交档案，更不用说对下落不明的矫正对象的跟踪查找，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效率与质量，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常常比较被动。

4、社区矫正队伍素质不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仅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管理考核、奖惩及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还要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心理、生活、就业、上学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这就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但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结构看，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司法所因为受编制限制工作人员较少，部分工作人员学历、业务能力和文化素质较低；公安机关仍为执法机关，负有协助义务，但常因人员、经费等原因，工作衔接时常脱节；有的街道、乡镇领导思想不重视、派人不积极，组织领导、经费安排也存在问题，尤其是村（居）委会治安调解员的素质急待培训提高。

三、关于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1、明确社区矫正执行机制，构建统一的行刑权。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公诉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但现行法律又规定“五种对象”由公安机关执行，这种状况不利于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互相监督和制衡，也不符合国际上刑罚执行一般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惯例。从执行权的属性和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的分工负责和相互配合的司法体制看，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较为科学合理，有利于政法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制约，符合执行权的本质属性，符合我国刑罚执行的原则要求。因此，应当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将行刑权赋予司法行政机关行使，逐步规范我国行刑权的运作，形成监禁刑措施与非监禁刑措施良性互动的、统一的刑罚执行机制。同时，应在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与社区矫正工作相适应的，自上而下的统一协调的专门工作机构。可在司法部设立社区矫正管理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和协调；在省级设立社区矫正处，县级设立社区矫正科，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直接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具体地讲，就是要修改现行刑事法律，将“五种人”的非监禁刑罚权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

2、完善监督管理措施，促使监管有章可循。监督管理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监督管理措施的完善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显得尤为迫切，彰显重要。针对“五种对象”奖惩中存在的“惩处多、奖励难”现象，以及缓刑、假释在减刑方面，既存在条件过高，又有实际执行中认定“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比较困难的问题，应及时推动立法就奖惩原则、种类、考核、条件、办理及审批等内容和程序进行相应规定，适度突破完善。针对“五种对象”外出打工问题，在健全帮教小组、落实社区矫正责任人，严格请假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其动向的同时，切实加强与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目的地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等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联系和沟通，落实异地委托管理制度，对外出打工对象的个别谈话教育，要紧紧抓住其外出与回村两个时段以及传统节日时机实施相关教育。针对“五种对象”下落不明问题，可制度创设其严重违反监管规定，即构成重新犯罪，对其实施网上追捕。针对“五种对象”参加劳动的问题，仍可制度创设规定社区服务，由法院判决犯罪人到社区进行一定时间无偿劳动。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新生事物，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对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体系，推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为进一步推进我区社区矫正工作，通过座谈、走访相关部门、各街镇、社区(村)，询问社区服刑人员代表对社区矫正管理工作的意见等形式，对全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就调研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区全力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作、管理体系。全区共有社区矫正试点街镇x个，无脱漏管、不服从管理和重新犯罪情况。

(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一是在区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科，落实工作人员x名。二是x个街镇都建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有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司法所。三是社区(村)针对每名矫正对象分别建立矫正小组，安排2名矫正人员和1名监护人员进行矫正管理。四是各街镇广泛动员和吸收热心矫正工作的社会人员，经过培训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现我区共有社会志愿者xxx名。

(二)强化队伍机制建设。

一是x个街镇专门配备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协管员x名，配合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二是分级分类培训。我区x名司法助理员参加了市司法局举办的为期x个月的三级心理咨询师培训，并取得证书;区司法局组织全区司法助理员和社区矫正工作者就社区矫正的意义和人性化管理等内容进行了培训;每季度各街镇司法所组织辖区社会志愿者进行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培训，全年共培训xxx人(次)。

(三)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了《xx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就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如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引导、扶助、教育和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二是全面推广社区矫正工作“xxxxx”xx模式，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控制在x%以内。三是试点开展心理测评，目前，建胜司法所和八桥司法所共测评社区服刑人员xx名。四是创新矫正人性化管理，八桥司法所选取x名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手机定位系统试点管理，拟采取信息化手段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控，做到人性化服务管理。

(四)矫正管理工作规范化。

一是严把“五关”，即严把接收关、请假关、矫正关、教育关、解除关，使社区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评估、分类和委托制度，制定个案。八桥镇司法所对目前接收的12名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学习情况和心理测评等进行综合分析，分为严管类x名、普管类x名、宽管类x名，针对不同类别采取不同方式进行管理。三是坚持“日记录、周报到、月学习、月劳动、季总结鉴定”的“五个一制度”。四是制定“身份意识、制度规范、认罪服法、思想道德、法律常识、禁毒拒邪、心理健康和政策前途”的“八个主题教育”。五是实地走访。对全区x个街镇xx个社区(村)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核查，资料档案齐全，无脱漏管和重新犯罪。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员流动性增强，尚处于探索创新阶段的社区矫正管理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

(一)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法定职责与教育管理责任有脱节。

1.立法滞后。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过5年试点现正逐步转入全面推行阶段，工作主体由《刑法》规定的公安机关转变为司法行政机关，目前依据只有两院两部《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和市公检法司等12家部门联合下发的《xx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工作开展缺少法律支撑，使社区矫正工作在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

2.工作主体目前不适宜。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和《xx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管理、教育的一线工作，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但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与公安机关现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容易出现部分社区服刑人员不参加矫正活动、不向司法所报告、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处于尴尬和不力的地位。

3.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目前，我区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管理工作，由各街镇派出所直接通知辖区司法所接收，各司法所按照“两个要素”(法律文书齐全、人员到位)的要求予以接收。由于实际工作中，常常存在矫正对象已报到登记，而相关法律文书、材料未送达或遗失的现象，司法所因不符合接收条件不予接，而派出所又认为应当属于司法所管，最后出现两不管的现象。

4.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社区矫正组织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好的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社区服刑人员，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等因素，实施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就业安置难，部门和社会资源有待整合目前，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安置渠道窄、资源少，在我区的xx名社区服刑人员中，有xx名就业、xx名待业。

1.缺乏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区矫正对象中的困难人员，目前尚未纳入困难群体进行帮扶，涉及落实低保、住房和社会救济政策以及就业、养老、医疗保险时，主要靠基层司法所与相关部门反复协调，实际落实较难。

2.社会包容度不够。部分居民认为将大量的罪犯放于社区内服刑，给社区内的居住环境埋下安全隐患，增加社区内的不安定因素，志愿者的招募工作开展困难。社会对社区服刑人员存在歧视和排斥，90%的已就业社区服刑人员在参加每月学习请假时，都怕用人单位知道自己是服刑人员后而被解雇，出现学习请假难的问题，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3.安置对象技能差，就业难度大。有的社区服刑人员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匮乏，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例如：目前正在我区服刑的社区矫正对象小学文化的xx名、中学文化的xx名、大专以上的xx名、在校读书的xx名，基本上无一技之长，就业相当困难。有的就业愿望不强烈，一味等待政府救济安置。

4.教育管理方式相对陈旧。公益劳动形式单一，教育方式靠谈话、人格感化和念读法律法条等，教育的效果难以抵消社会歧视的负面效应。

(三)专职队伍人员不足，基层工作力量薄弱。

1.人少事多任务重。司法所承担普法教育、法制宣传、矛盾纠纷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等多项职能，其中仅社区矫正每月就要完成召集学习、思想汇报、组织公益劳动等多项工作，有时还要承担街镇拆迁、安全、综治等临时性任务，司法所人员工作任务繁重。

2.专业化程度不高。除了日常监管、掌握动态，司法所还要疏导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指导解决其生活、就业。目前，我区各街镇司法所工作人员中有法律专业文凭xx人、其他专业xx人，取得心理咨询师证1人;社区(村)矫正工作者中法律专业占总人数xx%，从知识结构、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还不能达到社区矫正工作需要。

(一)提高认识，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参与的良好氛围。

把宣传工作中的重点放在利于罪犯改造、降低国家刑罚成本等积极方面，对社区矫正的专业知识、工作业绩、成功典范等及时进行报道，紧紧抓住社区(村)这个平台，充分利用宣传橱窗、宣传画、制作光盘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真正让每位居民(村民)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建议在全区创建公益劳动基地1个，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公益劳动，让人民群众逐步接纳社区服刑人员，相信社区矫正这种管理模式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

(二)总结经验，推动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出台。

针对当前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健全的现实情况，建议首先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和两院两部试点工作意见、通知及市级12家部门联合下发的《xx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暂行办法》的要求规范运行。同时，探索新形势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总结我区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以来的工作程序、监督管理措施、公益劳动、日常奖罚等方面形成的经验，为将要出台的《社区矫正法》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完善机制，加强各职能部门工作的沟通衔接。

将信息沟通工作贯穿于犯罪嫌疑人审前、审中、判后，建议建立“核查脱漏管理专项行动小组协调联席会”平台，互通各种接收渠道、互补各自没有的社区服刑人员档案和底数。建议人民法院在判决前加强与社区矫正机构的联系沟通;人民检察院介入社区矫正所有环节，对涉及社区矫正的案件严格把关，及时查处社区矫正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紧密合作，保证社区矫正移交衔接关口的顺畅、监督考察关口的严格，对违反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对象，及时依法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做好与有关部门的联络，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研究，及时提出工作建议，依法监管社区矫正对象，及时将矫正期满的社区服刑人员转为帮教安置对象，实现社区矫正工作与帮教安置工作之间的无缝对接。最终形成政法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

(四)整合资源，探索创新社区矫正工作措施。

建议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协调，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整合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资源，重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作用，细化分解成员单位工作任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建议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三个层次的心理矫正模式，探索建立不同形式的心理矫正工作室。建议区民政局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管理，指导基层组织参与矫正工作，将符合低保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纳入低保范围，将帮扶工作延伸到社区服刑人员家庭中的子女就学、亲人就医等困难上，帮助其稳定家庭安心接受改造。各群团组织协助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政治、法制、文化、技术辅导。建议司法行政机关与人社部门密切配合，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就业创业培训计划，举办专门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等服务工作，适当安置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服务、后勤保障、清洁、绿化等面向公共服务的岗位上就业谋生。

(五)重视基础建设，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保障机制。

建议在各街镇司法所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配备2-3名具有扎实法律专业知识和一定心理学知识的人员。建议财政部门做好财力保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社区矫正临时救助资金，用于无家无业无经济来源社区矫正对象的临时生活救助。建议聘用专职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组成专职社工队伍，并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充实志愿者队伍和邀请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法律服务工作者加入到社会志愿者的队伍中，弥补司法所人才资源不足。加强业务指导培训，通过邀请法学、心理学教授讲课、实地观摩学习等方式，增强基层工作者的法律政策水平和对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的掌握，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能力。

社区矫正推进工作调研报告

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于20xx年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今年以来，在全市26个乡(镇、街道)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进入矫正实施阶段。通过近三年的社区矫正实践探索和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的情况，目前的社区矫正取得了初步成效，可慨括为三个基本，一是基本上构筑了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组织，具体表现为全市26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从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上对社区矫正工作给予保障；二是基本上按照中央、省、市上级部门的要求，认真贯彻宣威市社区矫正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基本上制定了工作流程、职责、制度，部门衔接、队伍建设、保障措施等制度框架，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了有效的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帮助服务。但由于社区矫正立法滞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管理和工作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责权不够明确，实际操作性不强，在社区矫正推进过程中，时常会在制度设计和实际操作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

1、执法与执行上分离。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对象”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则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工作。由此，社区矫正从过去的公安机关单一管理改为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管理体制。从形式上说，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不再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但仍然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而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却没有刑罚的执行权。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社区矫正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影响了刑罚执行工作的严肃性和实际效果。

2、监督管理措施乏力。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的监管规定存在一定缺失，导致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必要的工作手段，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到位。一是奖惩考核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能够获得减刑、假释奖励的实际上只有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至于缓刑对象必须要“重大立功表现”才可以获得减刑，假释对象“一般不得减刑”，剥夺政治权利对象则没有减刑奖励。二是监督管理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五种对象”违反监管规定可予以收监执行的只有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对象。对判处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就没有相关规定，实践中，外出打工或下落不明时，见档不见人的，见人不见档的，占有相当比例而无相应处置措施。三是部分矫正手段乏力，现行法律法规对“五种对象”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相关规定中，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参加劳动的内容。虽然刑法第4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该规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对象以及目前适用社区矫正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对象是否属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还存在比较大的争议。

3、衔接工作缺乏有效机制。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涉及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具有相对复杂性。实际运作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难度较大。目前，相关职能部门之间法律文书的传递、社区服刑人员的交接、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等衔接工作，经常出现不到位、不合拍、不重视等情况，特别是乡镇司法所与派出所的协调、沟通，由于职能转变还存在思想认识上偏差，以及司法所人员装备上的严重不足，脱管、漏管对象还占相当大的比例，部分乡镇街道至今还没有移交档案，更不用说对下落不明的矫正对象的跟踪查找，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效率与质量，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也常常比较被动。

4、社区矫正队伍素质不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不仅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管理考核、奖惩及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还要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心理、生活、就业、上学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这就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但从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结构看，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司法所因为受编制限制工作人员较少，部分工作人员学历、业务能力和文化素质较低；公安机关仍为执法机关，负有协助义务，但常因人员、经费等原因，工作衔接时常脱节；有的街道、乡镇领导思想不重视、派人不积极，组织领导、经费安排也存在问题，尤其是村（居）委会治安调解员的素质急待培训提高。

三、关于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1、明确社区矫正执行机制，构建统一的行刑权。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公诉权，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行使部分刑罚执行权。但现行法律又规定“五种对象”由公安机关执行，这种状况不利于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互相监督和制衡，也不符合国际上刑罚执行一般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的惯例。从执行权的属性和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的分工负责和相互配合的司法体制看，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较为科学合理，有利于政法各部门的相互监督制约，符合执行权的本质属性，符合我国刑罚执行的原则要求。因此，应当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将行刑权赋予司法行政机关行使，逐步规范我国行刑权的运作，形成监禁刑措施与非监禁刑措施良性互动的、统一的刑罚执行机制。同时，应在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与社区矫正工作相适应的，自上而下的统一协调的专门工作机构。可在司法部设立社区矫正管理局，负责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和协调；在省级设立社区矫正处，县级设立社区矫正科，管理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直接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具体地讲，就是要修改现行刑事法律，将“五种人”的非监禁刑罚权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

2、完善监督管理措施，促使监管有章可循。监督管理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监督管理措施的完善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显得尤为迫切，彰显重要。针对“五种对象”奖惩中存在的“惩处多、奖励难”现象，以及缓刑、假释在减刑方面，既存在条件过高，又有实际执行中认定“立功表现”或“重大立功表现”比较困难的问题，应及时推动立法就奖惩原则、种类、考核、条件、办理及审批等内容和程序进行相应规定，适度突破完善。针对“五种对象”外出打工问题，在健全帮教小组、落实社区矫正责任人，严格请假报告制度，及时掌握其动向的同时，切实加强与社区矫正对象外出目的地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等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联系和沟通，落实异地委托管理制度，对外出打工对象的个别谈话教育，要紧紧抓住其外出与回村两个时段以及传统节日时机实施相关教育。针对“五种对象”下落不明问题，可制度创设其严重违反监管规定，即构成重新犯罪，对其实施网上追捕。针对“五种对象”参加劳动的问题，仍可制度创设规定社区服务，由法院判决犯罪人到社区进行一定时间无偿劳动。

3、加大部门衔接工作，确保对象接收和矫正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离不开相关职能部门的参与，特别是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大部门衔接工作，关键要做到两个确保。

一要确保具备“两个要素”（户在人在、法律文书齐全）的社区矫正对象全部接收。采取集中交接和日常交接方式进行接收，统一由移交方向社区矫正对象宣读社区矫正宣告书，告知其必须接受社区矫正，责令其做出书面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向居住地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并移送相关法律文书。对社区矫正工作启动时现有社区矫正对象的集中交接，由派出所宣告，一次性移交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工作启动后新增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交接，属于本地人民法院判处或决定的，由本地人民法院在宣判或作出决定时宣告；属于本地看守所出所的，由本地看守所宣告；属于外地人民法院判处、决定、裁定，或属于监狱出监，或属于外地看守所出所，向居住地派出所报到登记的，由派出所宣告；原不具备“两个要素”的社区矫正对象，经派出所继续查找回所报到的，由派出所宣告。

二要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接受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在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配合时期，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大衔接工作力度，制定规范性文件界定具体职责和工作程序。凡涉及社区矫正对象的报到、请销假、行为和心理矫正、参加公益劳动、汇报思想以及就学、就业、家庭事务等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凡社区矫正对象不接受、不服从监管或违反监管规定，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提请收监、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的，则由公安机关负责。

4、强化队伍建设，培育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强化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是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对于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非常重要。重点把好三大关：

一是严把选人关。司法行政机关要整合现有工作人员，把政治业务素质强的同志充实到司法所；公安机关要抽调专人协助司法行政机关指导司法所和派出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派出所也要确定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民警主动搞好对接；街道、乡镇要抽调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的人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针对本地实际，认真做好对社会志愿者的选聘工作，广泛动员和吸收社区内热心矫正工作的社会团体人员、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社区干部等，充实社区矫正工作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二是严把学习关。积极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学习培训，掌握专业知识，或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的方法，汲取借鉴各地的成功经验。及时调整工作方法上的偏差，弥补工作措施上的不足。

三是严把管理关。严格遵守各项工作制度，制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并将其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奖惩、提拔、评优的重要标准。

社区矫正监督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调研报告精选_

矫正已经在我国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对象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两部”)联合确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式启动。2005年初，“两院两部”联合将河北等12个省(区、市)列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吉林等9个非试点省份也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至2009年6月，全国共有27个省(区1市)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覆盖全国四分之一的街道(乡镇)，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5.8万人。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一直控制在较低水平，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2009年7月底，为扩大这项改革成果，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中央政法委同意“两院两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已于2009年9月2日下发。2009年10月，“两院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针对意见的贯彻实施对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实践证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需要，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在教育改造罪犯方面的积极作用，既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又降低刑罚执行成本，从而形成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相辅相成的刑罚执行体系，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几年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法制化方面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现状。

我国没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法，也没有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社区矫正五类适用对象的规定散见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监狱法》里。为了解决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不足问题，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的实践，自200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社区矫正试点以来，相关国家机关联合发布了一些规范性文件。如2003年7月1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两院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两院两部”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同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等各部门也在各自系统内制定下发了一些指导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文件。例如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此外，各试点省(市)也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带有政策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如2002年8月，上海市委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治工作试点的意见》、《关于推进本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印发了《社区矫治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2003年4月，北京市政法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5月制定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江苏省于2003年10月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方案》；浙江省于2004年4月制定了《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浙江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山东省于2004年9月制定了《山东省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以及各种社区矫正的措施及要求，但由于该文件只是司法行政系统内部的文件，其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对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则没有约束力。

中央21号文件提出要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法律制度。2008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又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根据分工分案，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此项工作。近期，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有关文件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绩。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其背后最根本的问题是法律依据不足，在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人员配备等诸方面都存在着无法可依的现象。

（一）法律主体不明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五种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权的全部为公安机关。如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而按照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两高两部的规定是符合行刑权统一行使观念与公、检、法、司各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的。但由此在实际执行中产生了执法与执行相分离，责与权相脱节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在法律上没有刑罚的执行权，却从事社区矫正具体指导、管理、组织工作，是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而公安机关是“五种对象”监督管理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的责任单位。这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缺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这种立法与实践工作的脱节造成社区矫正工作关系复杂、程序繁琐，导致社区矫正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缺乏应有的强制力，一些具体的监督管理措施和教育矫正手段难以落实，职责不清、效率低下，具体承办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相互扯皮、推卸责任、消极应酬等现象时有发生，个别地方还因此引起了对部分矫正对象的脱管，给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这种执法主体和矫正主体分离的模式，短期内可行，但从长远来讲，如果不从法律的高度对此作出规定，一直保持现实与法律的矛盾，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造成影响，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制度化建设和功能发挥。因此，从法律的高度上统一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是当务之急。

（二）工作内容不健全。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较迟，涉及到社区矫正五种对象的刑种、刑制及执行的内容是按监禁刑的行刑与监督考察来予以规定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例如，仅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的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等项目内容；社区矫正对象的法定义务不明确；也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如在对撤销缓刑、假释决定不服的上诉以及听证方面的权利；对于刑事被害人的参与监督考察的地位也未作考虑。再如，增加和健全社区矫正的激励机制是激发社区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一些限制性规定却制约了社区矫正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作用的发挥，导致对社区服刑人员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

（三）工作程序不完善。在试点工作中，各试点工作的省(市、自治区)积极探索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实际效果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注重与强调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工作环节的衔接与协作。各试点单位根据“两高两部”联合《通知》规定，结合本地的情况，做了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力图衔接登记工作，做到规范有序。尽管试点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个别做法比较可行，但是目前，对于社区矫正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流程与职责衔接，均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2004年司法部出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尽管其较详细地规定了社区矫正具体的接收与终止工作程序，但该文件的法律效力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这就导致在社区矫正工作程序上、部门之间工作衔接上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衔接不力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法院、检察院、监狱系统在对社区矫正的配合、制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四）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不足，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的效果如何，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质量。而目前，我国尚缺乏一支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在矫正资源和矫正力量的利用上社会化程度也不高。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权利义务不明确，矫正队伍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矫正工作的需要。从全国社区矫正试点中工作人员的现状来看，普遍存在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例如思想观念亟待进一步转变，工作方法亟待进一步改进，专业化程度亟待加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待遇需提高。而西方国家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是相当完备的，参与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主要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两部分组成，而且对于专业人员都有严格的学历要求，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都有严格的考核标准。相比之下，我国具备高素质的、专业化的、相对稳定条件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配备明显不足。

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如社区矫正工作经费配备不足，没有保障，也与社区矫正工作没有法律依据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区矫正的效果。以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刑罚成本的降低，还可能会成为犯罪率增长的因素之一。不抓紧社区矫正立法，不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地位，就难以确保社区矫正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在健全完善的机制下有效地运行，就无法彻底解决制约社区矫正顺利发展的法律问题。为了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充分发挥社区矫正工作在教育矫正服刑罪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降低刑罚执行成本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迫切需要社区矫正的法制化。

三、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制化的建议。

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这些规范通常有四种形式：即专门的社区矫正的法律、专门的刑事执行的法律、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国际性的社区矫正法规。那么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究竟应该采取哪种立法形式呢？学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2007年5月28日司法部在京召开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专家小组会议，对于如何推进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作了专题性研讨。其中对于社区矫正的立法形式和步骤，专家们认为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先对社区矫正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第二步，起草一个刑法修正案，专题规定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第三步，待条件成熟后，制定与《监狱法》并列的《社区矫正法》或将两者通盘考虑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专家们还建议，修改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宜粗不宜细，以便为将来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提供空间。

2008年5月，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立法工作领导小组，对立法涉及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09年3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司法部及中央编办、最高法、最高捡、公安部等9部门联合开展社区矫正立法调研。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于2009年6月向中央政法委报送了《关于报送的函》(国法秘政函[2009]233号)，提出要“抓紧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非监禁刑执行和暂予监外执行规定的研究论证工作。

关于社区矫正立法的步骤和形式，笔者赞同上述“三步走”的意见。司法实务界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制化进程的实际操作也是先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待条件成熟时再行专门立法。如2009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复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草案建议稿涉及影响和制约社区矫正开展的最突出问题和确立社区矫正基本制度最关键的内容：

（一）关于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草案建议稿遵循了2003年“两院两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性定位，即社区矫正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

（二）关于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草案建议稿维持现行试点的做法为宜，即社区矫正适用的对象范围确定为5种，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执行的罪犯(以下统称“五种人”)。

（三）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草案建议稿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文中的执行主体统一替换为司法行政杌关。

（四）关于执行机关的职责权限。草案建议稿在《刑法》有关条文中增加了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执行机关或者监督机关有关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的规定，同时，明确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应当收监批行的，由执行机关决定收监；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有依法应当撤销情形的，由执行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

（五）关于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与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问题。鉴于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治安管理及采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职能和手段，在确立司法行政机关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同时应当相应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中，一旦被矫正对象拒绝接受社区矫正，不服从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甚至出现违反监管规定及脱管失控、违法犯罪情形的，应当由执行机关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予以治安处罚或者进行通缉、执行逮捕。同时，在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困扶助方面，还需要得到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工商等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基层组织、罪犯所在单位、学校的支持配合。为此，草案建议稿增加了相应的规定。

（六）关于将社区矫正概念写入《刑事诉讼法》的问题。草案建议稿在《刑事诉讼法》增加一条，规定对被判处管制、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被宣告缓刑、被栽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的社区矫正。

纵观《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建议稿，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问题没有提及、社区矫正的程序性规定缺失等，笔者以为还有不足之处，同时认为不论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或《刑法》，还是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或统一的《刑罚执行法》，社区矫正立法内容的重点都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确立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主体地位、健全社区矫正的工作内容、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以及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具体而言：

首先，要明确法律主体。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这是解决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最大法律障碍，即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问题。

其次，要健全工作内容。要完善社区矫正的具体激励机制，例如许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建议对缓刑罪犯的减刑作出具体规定；对有期徒刑罪犯附加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减刑作出规定，同时规定对主刑执行完毕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残余期限仍可酌减；建立缓刑的“延长考验期”制度等。同时，为了不只停留在监管层面，还要体现教育和矫正的一面，建议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人员的法定义务的考察内容等。

再次，要完善工作程序。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肃性。因此社区矫正的适用、接收、解除等都需要有规范的工作流程和衔接程序。通过这方面的规定，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操作提供依据。必须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实体内容的同时完善社区矫正的程序内容，既赋予社区矫正机构在程序上的一定强制权力，作为做好矫正工作的保障，又对其矫正行为进行程序的制约，保证矫正工作中的公正执法，防止滥用权力、保护人权。因此，需要对试点中工作程序的好的做法予以研究和借鉴，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明确规定，以在宏观上更好地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

最后，要配足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人员配备机制。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应当由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以及一定的警力组成。社会工作者可以被聘为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也可以作为社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体现行刑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除了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会力量以外，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有较高的素质要求。要有必要的教育背景、品质和心理素质，要有良好的专业业务素质，还要有创新能力。国家要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资格认证、培训、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配备问题上升为法律的规范，会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内容的可操作性。

上述修正案如果经全国人大批准，社区矫正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的解决就有了法律上的依据，社区矫正的推进也就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但要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仅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够的，必须对社区矫正制度予以进一步全面而具体的规范。笔者认为，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根据实际再制定社区矫正法的专门立法。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方面的具体问题可以在社区矫正专门立法时作出明确规定，以进一步增强社区矫正制度的可操作性。总之，我国最终要建立起以刑法和刑诉法为基础，以社区矫正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规章为重要补充的中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体系，以便为社区矫正的稳步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确保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模版

摘要：随着《社区矫正法》的正式实施，填补了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统领性主干法律依据的空白，在完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体系的进程中迈出关键性一步，对于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依然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推进并加以完善，从而使社区矫正全方位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社区矫正行刑社会化理念制度技术。

社区矫正(communitycorrection)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刑事执行制度，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宽严相济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体现，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xxxx年x月x日《社区矫正法》正式实施，填补了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统领性主干法律依据的空白，在完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体系的进程中迈出关键性一步，对于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充分体现了保障人权、宽严相济、科学矫正、社会参与、修复融入的现代刑罚执行精神。

为进一步推动xx县社区矫正工作健康有序发展，xx县司法局x月份以来先后组织工作人员到xx省xxx县司法局、xx省xx市xx区司法局、xx省xx市xx县司法局学习社区矫正工作先进经验，以及通过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实地考察等方式，对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调查研究，现将调研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xx县地处xx北部，xx江北绕东环，西南丝绸古道穿境而过，自古就是xx要塞，素有“中国xx城，xx大门，绿色生态县，xx装源”的美称。全县现有国土面积xxxx平方公里，辖x乡x镇、xx个村委会(社区)、xxx个村民小组，有汉、彝、傣、回、傈僳等xx个民族，万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xx.x%，其中彝族人口占总人口的xx.x%，是xx内人口最少、面积较小、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xxxx年和xxxx年，先后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二批xxx个(全省xx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各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关心帮助下，xx县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狠抓社区矫正中心提升改造建设，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对象管控教育新模式，强化监督管理、深化教育帮扶，着力提升执法水平和保障能力，全县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持续有效的良好发展态势。

截止xxxx年x月中旬，全县共有在册社区矫正对象xx人，缓刑xx人，累计接收各类社区矫正对象xxx人，累计解除xxx人。

目前所有在矫对象无责任性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事件发生，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的教育，在矫对象均增强了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积极改过自新，争取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

(一)创新举措，实力助推监督管理。

1.开展“七个一”活动，上好入矫第一课。

一次宣告，增强身份意识。对报到的社区矫正对象，工作人员核查其身份及法律文书无误后，对其进行宣告。庄严的宣告台、严格的入矫流程、法定的入矫宣告词，使新入矫的社区矫正对象牢记身份、矫正规定，解决了社区矫正对象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

一次宣誓，增强矫正意识。统一制作印有入矫宣誓词的宣誓牌、解矫宣誓词的宣誓牌各x块，分别发放到x个乡镇司法所及社区矫正股，要求各所对报到入矫和解矫对象分别开展入(解)矫宣誓，增强了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意识及回归社会意识。

一堂警示教育课，增强监管意识。宣告入矫后，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观看警示教育片，通过反面案例，为社区矫正对象敲响警钟，鞭策社区矫正对象遵纪守法，服从监管。

一次体会，增强思想意识。看完警示教育片，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谈谈自己的体会，结合心理测评结果，了解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犯罪动机、是否服从法院判决及其目前认罪悔罪的态度，为社区矫正对象“把脉问诊”开良方，“矫心矫行”打基础。

一次心理辅导，增强自信意识。与社区矫正对象谈家庭、谈生活、谈法律，使社区矫正对象心理压力得到充分释放，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培养了团队意识，增强了自信心，为社区矫正对象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工作和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有效提高了社区矫正质量。

一张联系卡，增强纪律意识。统一制作正面印有全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背面印有社区矫正规矩顺口溜联系卡xxxx张，向每名入矫的社区矫正对象发放。通过公开身份、电话、纪律，便于社区矫正对象懂规矩、守纪律及时与工作人员沟通交流，xx小时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便捷优质的服务。

一本“以案释法”读本，增强学法意识。编印《xx县社区矫正对象以案释法读本》xxxxx册，向社区矫正对象发放，该读本收录了xx省、xx县社区矫正对象违反规定被警告或被收监的真实案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为xx县社区矫正对象敲响警钟，结束了社区矫正对象教育学习无教材的历史。

2.探索xx监管模式，打通监管“神经末梢”。依托健全的组织网络，探索新形势下村(社区)委会依法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监管新模式。在永定镇xx个村(社区)开展试点工作，即“矫正对象到司法所报到、每周向司法所汇报个人工作生活情况时，同时向村(社区)治保员报到，汇报个人工作生活情况的镇、村(社区)两级共同监管的“双管理”工作模式。目前，永定镇在册社区矫正对象xx人“双管理”工作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已实现全镇全村(社区)委会全覆盖，为《社区矫正法》更好的实施，探索适合xx做法的监管模式打下扎实基础。

3.巩固“互联网+微信+社区矫正”xx监管模式，助力监管，确保特殊时期监管不下线不掉岗。例如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发挥x个县级、x个乡镇社区矫正微信群“微教育”“微帮扶”作用，实时抽查社区矫正对象的实时地理位置，实现了隔空管理，并推送法律法规知识、疫情防控知识、招工信息、天气预报等适用知识，节省人力物力，增强矫正对象法律意识，充分发挥了“互联网+微信+社区矫正”监管作用。

(二)强化措施，逐步健全管理制度。

一是成立社区矫正委员会。xx县在xx率先成立以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为主任的xx县社区矫正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x个乡镇、xx个村(社区)委会也成立了以党组织书记为主任的社区矫正委员会，县、乡、村组织网络已健全，体现了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绝对领导，形成新形势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格局，为探索新形势下村(社区)委会依法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打下领导基础，为全面推进xx县社区矫正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有力推进了xx县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二是严格落实日常监管措施。报到矫正对象均按规范流程予以接收。工作人员及时校对，对未按时到司法局办理入矫手续的社区矫正对象，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及时查找，避免了见法律文书不见人的现象发生，杜绝脱管、漏管。xxxx年x月—x月中旬，xx县共接收登记社区矫正对象xx名，均有完善的台账档案，记录真实、分类细致，记载规范。各司法所严格执行电话汇报、书面汇报、集中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日常管理规定，严格规范社区矫正对象请销假、考核奖惩、解除矫正、死亡通知等审批手续，x月—x月中旬，审批期满解除xx人，警告x人。社区矫正对象未出现脱管、漏管、虚管情况。

三是xx县司法局与xx县公安局联发《xx县社区矫正命案防控工作方案》，贯彻落实省、州、县关于命案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司法所与派出所建立联络员、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共享、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参与、社区矫正联合走访帮教机制，要求各乡镇按工作步骤深入排查、发现、消除可能引发命案的各类隐患和薄弱环节，各乡镇集中开展对全体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切实摸清社区矫正对象面临的矛盾纠纷及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安全隐患。同时，xx县司法局联合xx县人民检察院分两个组开展交叉互评，查看是否存在“错、漏、缺”等问题，对所有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执法档案进行集中评查“体检”，列出问题清单，对日常监管方面存在的填写不规范问题，强化业务培训，限期整改，各司法所逐一填补、逐一完善、逐一规范，发挥了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作用，取得较好的效果。四是对重点管控对象的管控情况。对x名严管对象通过微信定位、电话汇报、走访、个别谈话、与相关部门联合管控、家属协助等形式落实严管措施。五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完善和组织演练情况。制定《xx县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试行)》下发至各乡镇进行演练。

(三)狠抓落实，夯实基础蓄积动能。

一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每天登陆维护xx省社区矫正管理系统，及时、准确录入社区矫正对象信息，录入率和准确率达xxx%。

二是更新配齐钉钉考勤机(考勤、定位、请假等多种功能为一体)、执法记录仪、录音电话、录音笔、照相机等执法必备设备，为规范执法行为创造条件。

三是积极开展便民服务，开展远程探视工作，累计提供探视xxx场次，疏解罪犯心理情绪，帮助其早日顺利融入社会，减轻罪犯家属的经济负担。

四是积极开展心理测评工作，xxxx年x月—x月中旬，共开展测评xx人次，测评率达xxx%。通过测评结果，调整矫正方案，为不同犯罪类型、不同心理特征、不同家庭环境的社区矫正对象制定了因人制宜的矫正方案。对测评异常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约谈、教育，并严加监管。

一是xx县人民政府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乡镇的大比拼(综合绩效)目标责任状考核，压紧压实责任。调整充实县、乡镇两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机构，并针对每个村(社区)委会矫正对象建立了社区矫正小组，形成县、乡、村三级组织网络。

二是完善执法协作机制。建立了法、检、公、司定期召开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互通信息，共享共治，及时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问题。

三是加强经费保障。xx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从xxxx年以来，按社矫对象人均不低于xxxx元标准列入财政预算，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证。

四是细化社区矫正工作各项制度，xx县司法局与x个司法所签订了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抓实各项制度、措施的落实。目前，按照《xx社区矫正目标责任书》工作要求，xx县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六是利用两微一端、走访入户、法治宣传等方式，宣传好《社区矫正法》、《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有效的宣传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性化的重要表现，从而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理解、关心、支持，促使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作出贡献。

xx县将专项整治、隐患排查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有机结合，严格按照“接得上、管得住、矫正好”的原则，不断加大对“两类对象”的管控力度，认真做好“双清零”工作。

一是深入开展信息摸排工作，及时走访社区矫正对象家庭、工作单位、所在社区(村)，每月司法所与派出所作信息比对，全面掌握社区矫正对象在当地现实表现和行为动向，逐一排查，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二是与全县在册社区矫正对象签订不参与涉黑涉恶承诺书。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学习涉黑涉恶知识，做到每月学习必讲扫黑除恶，让矫正对象认清涉黑涉恶的危害性，坚决不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发现身边有黑恶势力检举、揭发。

三是依托科技手段，充分利用手机定位、每日电话核查、微信报告等监管手段加大管控力度，实行日报告制，了解掌握其思想、行为动态，要求发现“两类对象”涉黑涉恶事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

(一)部门缺乏协作，制约监督效果。

司法行政机关与相关职能部门间的配合协作、信息互通、共享平台以及工作对接、反馈的长效工作机制未有效落实，司法、行政资源未能有效整合和统筹，影响了执行监督效果。如对提请收监、减刑的社区矫正对象也因各部门协调不力难落实;在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管上，当有些社区矫正象不服从管教需公安机关配合时，因种种原因而难落实;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采取的是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检查监督方式，监督手段单一，监督效果不佳。

(二)执法手段有限，影响实施效果。

从全县实践来看，执法手段有限，影响实施效果。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少，正式行政编工作人员往往不止从事社区矫正一项工作，还身兼法治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律咨询与援助等各类司法行政工作任务和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任务，社区矫正辅导员虽承担着大部分社区矫正日常工作，但因相关身份问题、待遇问题，既无执法权限，地位也非常尴尬。由于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少、执法手段有限、劳动基地缺乏，在日常管理中，有的司法所组织集中教育只是教条式的学习，有的根本没有落实教育时间，矫正劳动基地大都是养老院、乡镇街道公共场所，社区矫正对象去无非是搞卫生，使得学习矫正变成形式化，起不到实质的教育作用，社区矫正对象尤其是禁止令的贯彻执行难度大。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行活动，理应比税务、城管、工商等一般行政执法活动更严肃、更规范、更有权威，但在实践中执法手段有限，影响实施效果。

(三)调查评估的虚化，导致流于形式或效力存疑。

根据xxxx年x月x日实施的《社区矫正法》第十八条之规定，社会调查评估程序的执行机构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变为“社区矫正机构或者有关社会组织”。因此xxxx年x月x日起，除了司法行政机关外，“有关社会组织”也将具有进行社会调查评估的权限。但目前为止，审前社会调查的结果对缓刑适用的法律约束力并不明确，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法规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意见的法律效力进行界定，比如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在xx县的实践中，经常出现司法行政机关的调查意见不被审判机关采纳的情况，例如司法行政机关在社会调查评估意见(法院和检察院的委托)中指出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前科、社会危害性大，不建议对其适用非监禁刑，法院最后宣判缓刑;司法行政机关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中指出犯罪嫌疑人在辖区内不具备监管条件，法院最终决定缓刑人员在不具备监管条件的辖区内接受社区矫正;更有甚者存在法院判决、裁定在前，委托司法行政机关的社会调查评估在后。从司法行政机关的角度而言，很难不认为审前调查就是法院或检察院一种走过场的委托一种程序上的形式，自己的调查不仅没起到应有的作用，不受尊重，没有采信时还会遭受广泛质疑，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

(四)经费保障较低，人员力量薄弱，队伍不稳定。

xx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从xxxx年以来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不低于xxxx元标准列入财政预算，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财力保证，但每年县局安排到每个司法所的全部经费较少，对于要承担社区矫正工作以外，还要承担法治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等工作的司法所来说所拨经费难以为继。目前，xx县x个司法所中，正式行政编工作人员较少，大部分司法所只有x名正式行政编工作人员，全县x名社区矫正辅导员均为购买服务的临时性工作对象，每月工资扣除个人保险金不足xxxx元，工资待遇低、对象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水平。

(五)技术支撑和宣传力度不够。

在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技术层面的保障相对来说是滞后的，要确保社区矫正高质高效有序进行，实现社区矫正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必须得有强而有力的技术支撑。例如信息共享平台的衔接搭建、突发事件防控体系创建、跨区域协作框架构建、社区矫正工作各类人才的吸纳培养等仍需进一步加强和重视。以信息共享来说，法、检、公、司、监狱等部门信息系统多为内部系统，很难与其他部门衔接共享，从而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高质高效运行。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广泛向社会宣传与发动，只有监管、执法等部门掌握，群众不了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内容、目的、意义，不理解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方式、方法，社区矫正工作未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理解、关心、支持，从而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执行方式，蕴涵着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不仅体现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更重要的是满足了罪犯再社会化和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从社区矫正的法律价值和正义的取向来看，它是以惩罚为基础，以矫正(恢复)为主的刑事执行制度，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冲突，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公平正义，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应当从理念、制度、技术三维层面来加以完善。

(一)理念层面。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牢牢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工作体系总要求，正确认识、精准定位社区矫正。刑事执法的理念逐渐由低级走向高级，由野蛮走向文明，人权保障思想是法治社会、法治世界最高的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公正、严格执法的同时，日常社区矫正工作中重视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充分得到保障。

一是从人道主义上保障社区矫正对象的衣食住行，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强与民政、人社、教育、卫健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协调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就学、就业、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医疗保障等问题，确保社区矫正对象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生活标准，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二是从心理精神上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充分了解社区矫正对象的成长、生活、工作等环境，对社区矫正对象有心理情绪低落或不健康的，有针对性的进行关怀，制定心理矫治方案，提供心理咨询辅导，帮助他们重塑健全人格，以健康阳光向上的心态融入社会回归社会。

(二)制度层面。

以矫正正义为核心，破除当前瓶颈，贯彻实施《社区矫正法》，结合当前工作实际，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各个工作环节的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

1.尽快草拟并出台各地工作规范，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强化法、检、公、司、监狱、社区矫正机构衔接配合，确保刑事判决、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决定的公正执行，明确社区矫正法的操作性，充分发挥监管教育作用，切实提高改造质量、预防重新犯罪、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功能功效。

2.加强配套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场地、管理装备、信息技术设备等完善有保障，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中心规范化建设，依照中心建设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按照“教育为本、监管为重;法治引领、科技支撑;凝聚合力、广泛参与;夯实基础、强化保障”的工作思路，将功能室进行重新定位，科学界定各室功能，使之功能科学、分层合理，方便使用。全方面、多维度、立体化改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场所，确保社区矫正工作实现流程化、高效化、便捷化。

3.加强执法监督。执法公正是衡量执法力度和水平的重要标尺，加强监督则是推进执法公正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司法行政机关以及社区矫正机构须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检察机关要由被动监督变为主动监督，使监督成为常态化，要把监督渗透到适用非监禁刑的各步骤和程序中去。

4.保障经费投入。进一步加强经费投入，保障矫正工作队伍稳定，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议事日程，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配备，吸纳各类人才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并在经费装备上给予保障。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社区矫正对象人均不低于xxxx元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提高基层司法所司法干警的待遇，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增加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社区矫正辅导员)的待遇，建议增加收入与其他政法单位政府购买服务岗位保持一致，激发每个政府购买服务岗位(社区矫正辅导员)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热情，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稳定，从而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执法水平。

(三)技术层面。

1.进一步规范完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体系。xxxx年x月x日《xx省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办法》开始施行，但在效力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质疑，社会调查评估存在较多争议。建议进一步规范完善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体系，从国家层面尽快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社会调查评估办法》。社会调查评估应当作为法院审判或监狱裁定的重要证据，可以进行质证，具有法律效力，法院或监狱在宣判或裁定适用社区矫正时，应当将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作为重要量刑依据，社会调查评估应该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实施，杜绝事后“查缺补漏”等现象。

2.逐步完善风险控制体系及救济途径。由政法委牵头，加强与法、检、公、监狱等部门沟通协调，相互配合，整合运用有效的社会资源互通信息，全面提升社区矫正管理模式。建立统一、快速、协调、高效、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增强防范水平和能力，落细落实体系机制，有效研判预防，扎实做细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安全和谐稳定。

3.提高工作人员的法律和业务素质。

一是建议上级部门多为基层争取政法编制，或参照公安机关辅警的管理办法，争取联合财政、人社等部门出台司法行政辅助人员的管理办法。

二是广泛吸纳律师、心理医生、专业技术人员、政法部门离退休工作者等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正帮扶。三是加大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培训教育力度，着力提高其政治素质、业务技能和工作水平;同时，要建立工作绩效考核机制，奖优罚劣，提升工作质量和效果。

4.强化分类管理及探索异地监管。成立矫正劳动基地试点，将相近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对象集中至矫正劳动基地进行公益劳动教育学习，全面改造教育。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的成长经历、心理特点、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悔罪表现等有针对性的制定矫正方案，以“存同求异”的方式对社区矫正对象分类管理与矫正方案个性化实施。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考虑增加司法所的人员编制及经费，进而将同犯罪类型的社区矫正对象统一到某一司法所进行集中监管，异地社区矫正机构和相关的组织部门协调配合监管帮扶。

社区矫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

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启动后，迅速在我市两个试点区展开。从两个区的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到位。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市（区）后，区委、区政府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两个区司法局均制订了严密的计划，确定了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并派专人随省厅和市局同志一起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

（二）领导机构健全。目前，两城区的33个街办(乡镇)都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

（三）社矫工作者队伍加强。两城区各司法所多是一人所，为适应工作需要，两城区采取聘用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的办法，选聘具有法律经验、心理学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充实到社矫办公室，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发动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同志加入到社区矫正志愿者行列，使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两城区33个街办（乡镇）司法所共有专职人员33人，社矫辅助人员39人，社矫志愿者147人。

（四）工作措施有力。两城区各司法所均能坚持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详细记载了矫正方案、监护人协议书、公益劳动记录、每月小结、谈话记录、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基础性台帐。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道（镇）、社区（村、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发展和司法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上，两个区都出台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方案）》、《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矫正对象须知》等规章制度，力求工作规范。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矫正试点期间两个区共117人接受社区矫正，经过矫正工作人员扎实有效的矫正帮教，没有发生一起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现象。矫正对象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部分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还走上了致富路。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

二是工作主体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两城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两城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目前多数街办的社矫对象人数已呈逐年萎缩的地步。常此以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能将难以为继。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一一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两城区各司法所基础建设均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街办(乡镇)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有的街道办公经费较为紧张。目前，两城区大多数司法所无车辆、无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工作装备，个别所连基本的独立办公用房也未解决。在办公经费上，我市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市两城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在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会上，省、市领导强调：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按照“做表率、走前列”的要求，振奋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贵阳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建议市、区两级成立党委分管领导为主任、分管副市长（副区长）为副主任、公、检、法、司、财政、人事等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局，以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相关事宜，指导、督促、检查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各街办（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改造以及考核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明确权责。

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年度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

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其次，配齐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现在云岩区配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做法是一个司法所招聘一至二名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经过培训后上岗，但因待遇太低（每月每人500元标准）而无法稳定队伍。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两城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1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

(五)规范执法身份。

建议由省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协调省政府法制办，统一制作社区矫正工作执法证件，或由市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统一制作工作证件，同时为社矫工作者统一制服，以便于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示例

万年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南岸，南邻华东交通枢纽鹰潭，北靠瓷都景德镇，皖赣铁路纵贯南北，国道206线穿境而过。县始建于明朝正德7年(公元15)，因县治于万年峰下而得名。全县辖6镇6乡，现有人口36.5万人，幅员1139.65平方公里。其中4—7岁学龄前儿童2万多人，他们的学前教育现状牵动人心。

一、农村学前儿童教育现状。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等多种经济形态的出现，不但改变了旧有的生产经营模式、思维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儿童的教育状况，相比较城镇同龄儿童的学前教育情况而言，当前我县农村学前儿童的教育状况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家庭指导落后，学前教育意识差。

万年县农村28万人口中，初中文化普及率达56%，高中文化普及率达26%，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庭中夫妻二人文化水平均达不到九年义务教育程度。这种文化水平现状直接影响并制约着他们对下一代的学前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夺了学前儿童接受早期教育的权利，使农村儿童的教育输在了整个教育体系的赛程起跑线上。

2、师资力量薄弱，学前教育普及率低。

经调研统计，当前我县农村儿童的学龄前教育场所大部分是各种小型托儿所、幼儿班，师资力量较为匮乏，既有师范类毕业生,也有高、初中毕业生，甚至还有30、40岁的农村家庭妇女;教学设备和教学场地有正规的,也有十分简陋的，一个农家小院、十几张小桌、几个塑料玩具、几本小人书就是农村孩子们对童年时光的全部回忆，而卫生、安全设备就更无法达到应有的标准水平，这样的师资教育资源对正在成长发育、迫切渴求感知外界事物的孩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对家长而言，也是不能够让孩子放心入托的重要原因之一。

3、社会关注缺失，学前教育提升速度慢。

随着全社会对《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的逐步贯彻、实施，更多的人开始关心、关注妇女儿童发展事业，但相对贫困儿童就学、弱势妇女维权等较为热点的话题，农村儿童的学前教育还没有受到其应有的重视和关注，从而在农村中无法营造学前教育的良好氛围，导致学前教育十几年如一日，进展缓慢。

4、制度建设松散，学前教育缺乏统一标准。

在我国，学龄前儿童主要指3—7岁未达到上学年龄的儿童，这样的儿童应该在什么时候进入学前教育、接受何种科目的学前教育以及学前教育应分几个阶段在当前都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也缺乏一定的指导参考，对于生活条件较为坚苦的农村而言，难免使家长产生受不受学前教育都行，接受好的教育和一般的没有差别的想法。

二、形成当前现状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掌握材料的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当前农村儿童学前教育另人堪忧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多因素的，既有个体思想认识上的，也有经济发展环境诱因产生的，就我县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农村经济相对落实，家长不愿支付儿童学前费用。

在我县农村,3—7岁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一般生活在祖孙几代的多人口家庭中，父母和祖父母均有时间和能力照顾、扶养，他们在育儿中考虑更多的是孩子是否吃饱、穿暖、身体健康，而很少考虑到孩子在幼儿阶段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启萌教育。在我县农村中，一个孩子每个月的托儿费大约在几十元左右，很多农村家庭不愿将孩子送入到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认为这是一笔可以节省的费用，不想花冤枉钱。

2、农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对学前教育意识不强。

通过入户走访统计，认为孩子不必进行学前教育，只要能正确数数，背几首唐诗，等上小学后再正规学习也不晚的农村家庭占60%，认为孩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接受学前教育的占25%，认为孩子必须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只占15%，这个数字充分体现了当前我县农村整体对儿童学前教育观念的滞后，反映了各有关部门对农村儿童学前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做的还不到位，全民儿童学前教育意识还有待加强。

3、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对特殊儿童管理不善。

近年来，劳务输出逐渐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实现致富的重要途径，国家及全县各级政府也提供了相应的优惠政策，确保农民能够走出贫困、发展劳务经济。在农村经济及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农村“留守儿童、流出儿童、流散儿童”越来越多，这部分孩子一般都由父母托付给亲属、朋友照顾，因此无法进入正规的学前教育机构，或者是因为和父母共同生活在异地而很难进入当地的正规学前教育机构，所以大部分特殊儿童都处在了学前教育的夹缝之中，无论是在思想道德教育、品质性格塑造都是百害无一利的。

4、农村性别差异仍然存在，两性儿童受教育不均衡。

在农村接受正规学前教育的儿童中，我们看到男童的数量大约为女童的2倍还多，通过访谈我们也了解到，在农村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确实仍然存在，很多家长在对孩子接受学前教育的问题上也存在男女选择现象，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女童到正规学前教育机构就学，因此经常在农村看到小女孩照看着更小的孩子，或是帮助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这种现象不但反映了当前农村在宣传、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上还存在的问题，更将导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性儿童乃至两性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降低整个民族素质的发展潜力。

三、针对农村儿童学前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是孩子接受正规教育的第一步，是孩子体验集体生活、树立人生品格的开端，是九年义务教育体系的基础，至关重要。要想改变当前农村儿童学前教育现状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能搞“一刀切”的方式，密切关注、不断尝试、符合实际才是可行之道，下面浅谈几点建议：

1、加强宣传力度，形成良好氛围。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儿童高尚的心灵是在劳动集体生活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良好的学前教育不但可以让孩子在集体生活中学习知识，同时也能让他们从小就树立高尚的心灵，在人生的征程中树立正确的目标，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加大农村儿童学前教育宣传是当前首要工作，只要每个农村家庭都能够充分认识到学前教育的重要性，那么这项事业将会大有可为，同时加大宣传也必将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帮助更多的父母明确积极求学的目的和意义。

2、联系职能部门，关注学前教育发展。

妇儿工委、教育、妇联、青年团等相关职能部门应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发挥职能作用，体现服务特色，充分协调，密切联系，在农村儿童学前教育工作中找到切合实际的突破口，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进程。

3、拔付专项资金，建立贫困救助机制。

当前在我县还没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机制，只有建立健全了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措施和针对贫困家庭的救助机制，才能把儿童学前教育这项工作更好的规范化、系统化、合理化、人性化。同时通过拔付专项资金专款专用，还可以确保整个学前教育机制的建立运行，更从社会救助的角度帮助农村的贫困学龄前儿童就学、入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4、开展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针对农村学前教育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可以通过劳动、职业教育等部门开设幼儿师范教育课堂，聘请专业讲师开展专业技能培训的方法予以解决，对部分边远地区的幼儿学前教育机构也可以采取专业人员下乡指导，帮助提高幼儿教学水平的措施得以改变，幼儿师资力量的整体提高将会推动该项从业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提升，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游戏环境。

5、加强审批审核，整合学前教育资源。

万年县农村儿童学前教育班还存在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规模达标的不多，建议有关部门今后对于营利性托儿班的营业审批中，明确标准，提高门槛，对不符合的一概不予批准营业，同时加大现有幼儿机构的整合管理，适当撤销、合并，继续加强安全、卫生、教学设备上监督检查，努力做到每一家幼儿园都成为家长放心满意的幼儿之家。

总体看来，当前我县农村学前儿童的教育情况不容乐观，各项配套措施、制度还不够完善，在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相关部门还应该在农村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上下大力气、用真功夫、施有效手段，迅速使这种状况得以改善，使城里的孩子和乡下的孩子一样拥有科学幼教的童年，站在发育成长的同一起跑线上，让祖国的每一朵花蕾都绽放的更加鲜艳。

社区矫正推进工作调研报告

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启动后，迅速在我市两个试点区展开。从两个区的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到位。

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市（区）后，区委、区政府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两个区司法局均制订了严密的计划，确定了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并派专人随省厅和市局同志一起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

（二）领导机构健全。

目前，两城区的xx个街办(乡镇)都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

（三）社矫工作者队伍加强。

两城区各司法所多是一人所，为适应工作需要，两城区采取聘用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的办法，选聘具有法律经验、心理学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充实到社矫办公室，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发动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同志加入到社区矫正志愿者行列，使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两城区xx个街办（乡镇）司法所共有专职人员xx人，社矫辅助人员xx人，社矫志愿者xx人。

（四）工作措施有力。

两城区各司法所均能坚持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详细记载了矫正方案、监护人协议书、公益劳动记录、每月小结、谈话记录、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基础性台帐。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道（镇）、社区（村、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发展和司法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上，两个区都出台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方案）》、《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矫正对象须知》等规章制度，力求工作规范。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矫正试点期间两个区共117人接受社区矫正，经过矫正工作人员扎实有效的矫正帮教，没有发生一起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现象。矫正对象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部分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还走上了致富路。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1、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

2、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

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

3、工作主体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

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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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社区矫正是司法行政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为了解县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从2009年12月23日，我院与县司法局社区矫正部门相互配合，对被我院判处非监禁刑的部分罪犯进行回访，同时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基本情况。

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县建立了社区矫正组织，成立了以县委常委、县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公、检、法、司等部门领导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司法局，由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在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截止目前，我院共审结非监禁刑事案件29件32人（其中本辖区内9件11人），我院及时将执行通知书、罪犯结案登记表、判决书等法律文书都送给县司法局（即县社区矫正部门），并收到社区矫正部门调研报告2份，现在在我辖区社区服刑的矫正对象思想稳定，人心思进，预计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

二、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衔接不够。被监管人员的法律文书不能及时送达。调查发现，本地法院和外地法院判决书送达时间均有滞后现象，特别是由外地法院判决的，被监管人员回来后，有的一年多了，我们基层政法单位依然不能掌握。因此在衔接关节上造成脱管现象的发生。

（二）管理脱节。作为直接管理被监管人员的公安机关，在调查过程中，也提出公安事务繁多，难免有顾暇不及的地方，对履行监管职责缺乏相应指导；政法部门的协调也还不够密切。(1)在对监外执行条件丧失的情况下，如女犯哺乳期满，生病犯人病愈之后，再行收监环节无人管。尽管被监管人员无犯罪行为。但这类人长期无人管会导致思想上产生误解，认为已不需再负法律责任，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擅自离开原住地，致使不能及时收监执行。按规定应作为脱逃犯处理。(2)对剥夺政治权利的被监管人员管理较难，由于此类人员的主刑已满，不存在再行收监的方法手段，这些人员不再遵守每月一次思想汇报、定期到派出所报到的规定，此类行为最高处罚可为治安拘留。

（三）程序不完善。公安机关接到有关部门的法律文书之后，须对被监管人员的罪行、期限、应遵守的规定在其居住地内向居民张榜公开，以便群众监督。但当被监管人员监管期限届满后，没有一纸法律文书，没有任何一家单位来宣告执行届满，体现不出法律的严肃性、完整性。

（四）在执行法律法规上不够严格。如按有关法律规定，被监管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在其住所地以外的处所夜宿；对未经批准擅自外出或超过许可的时间，其外出期间或超过许可的时间不计入执行期，扣除的执行期、由执行地公安机关在其法律文书上注明，加盖公章，并通知本人。但具体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放松，有时甚至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三、下一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领导。成立县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指导和。

管领导担任。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司法局。

（二）明确职责。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事、财政等部门要依法切实履行各自职责，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尤其在各个工作环节的衔接上一定要紧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三）规范程序。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建立和。

完善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规范送达、接受、登记、建档、制定矫正个案、监护、考核、奖惩等工作程序，使各个环节的工作有章可循。要建立例会、请示报告、档案管理、学习培训、检查监督等各项工作制度，保证矫正工作的有序进行。在具体执行中，应将法院、检察院每年对“五类”人员的回访考察结合起来，综合对该矫正对象的评估，记录在案。结合其表现，可以考虑对其减刑建议，由有权减刑机关裁定。矫正人员执行期届满，建议统一发放书面文书。假释、监外执行由执行地中级法院制作，交本区司法机关送达矫正人员手中，并在社区张榜公布。其他几类由司法行政机关制作，送达矫正人员手中，并在社区张榜公布。对矫正期间表现不好，符合收监条件的应由劳改单位及时收监，缓刑犯又犯新罪的人，由公安机关侦察，检察院起诉，法院予以数罪并罚收监。

（四）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

4、在审理判处非监禁刑案件的人员中，要加强对这类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教育其自觉接受社区矫正，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早日融入社会。

社区矫正

为了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进一步提高教育转化效果，帮助矫正对象树立学法、守法意识，提高矫正工作质量。8月23日上午，马山司法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一次工作总结。司法所闫所长针对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社区矫正工作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社区矫正必须敢于创新社区矫正工作，要坚持“责其罪、帮其心、挽其人、促其进”的工作思路，以法制教育、思想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参加健康有益的社会公益活动和开展心理矫治等有效手段，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矫正、监督改造，帮助他们修复人格上、心理上的缺陷，消除心理上的失落感和自卑感，认真接受改造和监督，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更好地回归社会。

二是法律上注重管理，强化社区服刑人员在刑意识。严格规范管理程序，细化管理工作制度，落实各项矫正规定，做到有章可循。特别是要通过入矫谈话教育这一关键环节，使矫正对象明白自己的在刑身份，找准自己的定位，端正态度，认罪服判。

象的资料信息。

四是思想上注重关心，强化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部分矫正对象或因在狱中服刑与外界隔离多年，或因犯罪后受到歧视，或自身心理上的自卑心态及愧疚感，或对法院判决不能理解，导致其心理上出现一定的障碍，甚至少数矫正对象对改造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

社会的关怀，更快地融入社会。

员迅速迈向自己的新人生。

社区矫正

2010年12月，康平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按照康平城市人口中进行社区矫正的比例比农村相对较多的特点，设立了康平镇和东关屯镇两个乡镇进行试点矫正。试点地区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性，并认真落实上级会议的指示精神，较好的完成了社区矫正工作。至2011年9月，康平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1人：其中缓刑38人，剥夺政治权利2人，保外就医1人；东关屯镇共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9人，其中缓刑8人，剥夺政治权利1人；为其他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鉴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收效良好，2011年10月份，依据上级文件的指示精神，要求在全县范围内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

回其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到司法所报到。司法所要及时对刑释解教人员落实接续帮教措施，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其解决生活、就业等实际困难。对于个别未能按期报到的刑释解教人员，司法所要上门办理登记手续，并对流动和人户分离的刑释解教人员建立动态信息登记制度，落实“双列管”和异地帮教措施。

（三）切实加强督查和责任追究。

要切实加强对衔接管理工作的检查监督，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查处失职单位和人员。各司法所每月30日前将本月释解人员衔接情况统计表报县社区矫正办公室，社区矫正办公室每季度将存在的问题通报有关单位。对严重违反规定的司法所要给予批评警告，并限期整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犯罪：

基本法律常识、刑事常用法律条文和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学习，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观念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四）加强对市区矫正人员的心理治疗，增强他们感恩心理。

通过心理治疗，加上教育过程中主打“亲情”牌，增强社区服刑人员的感恩意识，使他们改变以前错误想法，从内心深处感恩父母、感恩家庭、感恩社会；珍惜在社会服刑的机会，以良好的表现回报父母、家庭和社会。

（五）增强社区服刑人员勤劳致富观念。

引导社区服刑人员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观念，克服不劳而获或一夜暴富的思想。着重加强对犯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的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清醒认识到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

四、做好后期档案建立工作。

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决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行刑发展的趋势。今年政法工作的三项重点工作是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社区服刑人员，而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是“特殊人群”的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些特殊人员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工作，是贯彻落实“首要标准”要求，也是当前司法行政系统落实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点任务，这对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融入“平安、法治”建设工作，以及做好世博会期间“护城河”工程安保工作，最在限度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具有积极意义。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通过我们对矫正工作的认识理念、工作机制、工作措施手段等创新，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和监管水平，是摆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需要加以思考和探索问题。我区自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坚持依法、实效、稳步推进的工作原则，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进展顺利，已基本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实施，成员单位密切配合，司法所为工作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新格局。至2010年8月底，全区共累计接受531名社区矫正对象，按期解除矫正280名，无一人再犯新罪。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效果明显。但在工作的实践上还处于探索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做法、各项制度的完善，仍然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本文就如何完善监管手段，采取行之有效的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谈点肤浅认识和体会。

一、突出重点，完善监管措施，预防和减少矫正对象再犯新罪。

对社区矫正对象日常的监管教育方法很多，除了执行每月报到汇报制度，各司法所还要组织集中法制教育和公益劳动外，围绕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法制意识，增强悔罪和服管意识，还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对象动态管理新思路新方法，尝试包括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方法在内的适用不同矫正对象情况的新举措，逐步形成门类齐全、手段多样、实用性强的管理方法体系。严格执行各项监管制度，注意查找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对本地矫正对象的动态情况定期进行分析，高度重视矫正对象的思想教育和行为矫治工作，将个别教育与集中教育相结合，正面教育与反面教育相结合，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专题教育，丰富教育内容，提高矫正效果，如新矸司法所组织的集中法制教育，邀请区远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有关刑法内容上课，区“矫正办”组织重点对象到宁波望春监狱开展的警示教育，通过参观监狱改造环境、犯人现身说法、监狱警察训诫等形式，内外对比，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灵产生很大的震撼，效果非常明显。一是狠抓重点对象分类、分级处遇管理。在日常工作中，做到分门别类，因人施矫、区别对待。将暴力犯罪、盗窃等财产性罪犯、假释犯、监外执行犯以及请假外出对象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强化监管措施，定期不定期开展走访，防止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二是注重审前调查环节，把好“入口关”。对法院拟判缓刑的矫正对象，审前调查启动的时间、被告人类型、调查方法、判决后的监管帮教、措施落实等方面进行积极进行调查核实，严防出具人情证明材料,确保经评估进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发生或少发生再犯新罪现象。三是对新进入社区服刑的对象要把好“入矫关”。对法院新判决和监狱释放的矫正对象（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和假释），司法所要做到“四个一”:即发一本社区服刑人员须知、进行一次训诫谈话、走访一次家庭、制定一份切合其特点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个性矫正方案。四是强化矫正对象外出请销假管理。各镇（街道）司法所要严格执行矫正对象请销假管理规定，对重点对象要控制其外出的时间和范围，可以尝试矫正对象提供必要的担保(包括试行收取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对再犯罪风险较大、又未落实好监督措施的矫正对象，不予批假。监外执行(保外就医)对象除请假外出看病一般不予准假外出。对不请假外出的应责令其补办手续，并在月度考核和季度考评中予以扣分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行政惩处。各司法所必须督促外出矫正对象自觉履行请销假手续，对擅自批假造成矫正对象外出期间脱管或重新犯罪的，将按有关规定追究必要的行政责任。五是要形成规范的考核评议机制。各镇乡(街道)司法所要总结经验，继续积极探索合理有效考核评议方法和程序，既要做好集中对象的考核更要抓好分散对象(特别是外出对象)的考核评议工作，形成正常考核评议机制，促进考核奖惩结果真正起到激励矫正对象积极改造的作用。

二、舍得投入，运用高科技手段，着力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新模式。

针对社区服刑人员行踪掌握难、实时监管难等问题，借助社市、区两级矫正信息化管理平台，按照“目视跟踪、有线查控、无线遥控”的三控要求，紧密结合社区矫正安全监管的实际，立足现有的政策法规，把社区矫正脱漏管、重新违法犯罪作为推动社区矫正安全监管重要指标的抓手，实现安全监管与推动工作相互促进，使监管工作收到理想效果。积极探索建立对社区矫正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信息管理方法，与当地中国移动公司,开展技术合作，投入资金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支付重点对象定位费用，制定社区矫正对象定位手机管理规定，对必须定位的矫正对象、对定位手机的配置要求及费用支付、定位手机的使用及奖惩等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运用信息管理平台，规范和完善社区服刑人员的区域监管、信息交互、越界警告、考核管理、档案管理等服务功能，使社区监管实现“人防”向“技防”转变。通过调查摸底,对重点对象实施手机定位,同时设定电子围墙的范围,达到对社区服刑人员中的重点人员实施随时随地跟踪监管帮教,对外出管理环节实现了防范关口前移，变事后掌握为事前事中管理，动动电脑鼠标，就可以掌握重点人员的行踪和活动轨迹，对违反规定的人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管控，提高监控的效能，对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越界，及时给予短信提醒和警告，通知相关工作人员查明情况等方法止于未萌、禁于未发，有效地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行踪。

三、重在帮教，完善“五大基地”建设，促进矫正对象尽快回归社会。

在落实日常监管外，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关注和开展一系列的帮困难活动亦是提高矫正人员矫正积极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一是完善现有公益劳动、警示教育、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五大基地”建设和功能作用的发挥。特别要加大就业技能培训和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力度，过渡性就业基地建设可与安置帮教就业基地有机结合。二是拓展心理矫正的途径。要积极在未成年矫正对象和少数重点对象中积极开展心理矫治辅导，通过定期走访、心理辅导、开设讲座等方法进行疏导帮教。区矫正办与区心理健康平台建立挂钩联系,邀请心理专家对司法所长进行心理矫正培训，提高矫正质量和社会效果。三是多途径促进就业。与区劳动保障局等单位开展信息的沟通和共享，提供就业信息，开展劳动技能培和教育。农村矫正对象责任田落实要达到99%以上；推荐有专业技能或一技之长的矫正对象就业；鼓励、帮助、扶持矫正对象自主创业;定期开展对服刑人员走访活动,了解思想状况和家庭生活实际困难,帮助部分“三无”特困对象落实低保或给予其他救助。

四、理顺关系，强化制度执行力度，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需要成员单位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力。一是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每季例会制度。加强部门间的协调沟通，切实处理好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二是矫正对象回访制度。区矫正办与区法院、检察院定期或不定期联合开展2-3次矫正对象回访活动，掌握矫正对象思想、工作、生活动态情况，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和监督人的工作开展情况，引导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督查制度。区矫正办将建立“不定期督查制度”，督查内容包括经费保障、队伍建设、矫正监管措施落实、工作纪律执行等。四是请示报告制度。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逐级、及时、如实上报，特别是矫正对象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受到治安处罚、收监执行、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以及需要与周边地区协调或不能准确把握的事项等要及时了解情况，及时上报。遇有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要边处置边上报。五是定期排查制度。镇（街道）矫正机构要有计划地对所辖区域内矫正对象报到情况、人数、动态、监管措施的落实以及矫正效果等进行定期排查。对表现不好、再犯罪风险较高的对象、脱管漏管对象要严格监管，并及时将名单通报检察和公安机关，确保矫正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六是矫正期满提示制度。对即将期满的社区矫正对象由区司法局矫正办通过期满提示函的形式提前一个月通知所在司法所，切实做好解矫准备，防止超期解矫现象发生。七是进一步完善档案台帐管理制度。街道镇乡矫正办的工作台帐要确保规范、资料齐全、查找方便。按照矫正对象一人一档的要求，对矫正对象档案资料认真细致地整理、归档，并妥善保存。要确保矫正对象档案卷宗资料真实有效，坚决杜绝工作台帐特别是矫正对象日常监管表现记录资料弄虚作假的现象。要加强矫正工作资料的保密性，对矫正对象进行分类分级管理的评估以及相关分析资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随意泄露。

五、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切实在社区服刑人员中开展心理矫正工作。

在坚持对社区服刑人员严格监管教育的同时，为提高矫正质量，探索心理矫治工作，在调查的基础上，就开展心理矫正工作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工作职责任务、运作方式、工作要求都作明确的要求。一是制定心理矫正实施意见，明确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提高矫正质量为根本，以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为特征，积极运用心理学方法，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不良心理，消除心理障碍，促进其悔罪自新，顺利融入社会，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新罪。二是建立心理矫正工作队伍。搭建工作平台，建立区心理矫正咨询指导小组，聘请三位专家为指导小组成员，为各镇乡、街道开展心理矫正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并对患有心理障碍或心理疾病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治疗。挖掘社会资源，依托区志愿者协会、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平台，建立一支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的20多名志愿者参与心理矫正工作的队伍，与专家配合一起开展心理矫正工作。三是开展心理咨询和辅助活动。针对大多数矫正对象的心理问题存有共性的特点，适时将具有相同心理困扰问题的矫正对象集中起来进行团体心理咨询，既有感染气氛和支持效应，有利于心理问题的解决，节约了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咨询效果。四是通过心理测评量表评估服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对有需求的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对患有严重心理疾病或有心理危机的进行心理治疗。对于服刑人员转变对立情绪、正确认识自身和社会、逐步改变不良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教育矫正效果的提高。

六、建立和培养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是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前提。

做好工作，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要根据专业矫正力量与社会矫正力量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社区矫正专业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包括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从矫正工作者情况看，目前我区司法所工作人员数量明显不足，有些同志还身兼数职。随着矫正对象数量的逐渐增加，司法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责任也越来越大，而且，部分司法所人员变动较为频繁，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些同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业务生疏，责任心不强，制度不落实等问题，矫正工作者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志愿者具有高素质的人士不多，人员结构相对单一，影响效果的发挥。社会矫正力量主要是社会志愿者，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委会成员、老师、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人员等。其次，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对矫正工作者的能力、素质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组建矫正工作者专业队伍，必须重视选拔工作，把那些热爱社区矫正工作的热心人士吸收过来。在区级层面，由政法委、共青团牵头组建社区矫正志愿者大队，在街道、镇乡组建志愿者中队，区局派一名指导员负责工作的协调培训等工作。对志愿者招聘、使用、培训、待遇、人身伤害保险等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规范志愿者的工作，提高志愿者荣誉感和工作积极性。再次，要做到责权利明确、管理科学，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执法保障力度，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和矫正工作者的待遇。最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业务培训，可选择定期和短期的矫正业务培训班，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努力创建政治坚定、业务素质高的专业化的社区矫正队伍，为顺利启动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坚持建设与落实并重，逐步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首要的任务是如何依法落实和规范的问题。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教育矫正和工作管理制度，形成环环相扣、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形成权责明确，严密高效的管理格局，做到社区矫正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各项工作都能规范有序的运行。进一步完善教育矫正措施，努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一是加强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要对矫正对象做到“摸得准、管得住”，切实加强控管措施，防止脱管失控现象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管理与教育相结合，惩罚与帮助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确保矫正效果。二是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完善教育矫正方法，保证矫正工作质量。要对社区矫正对象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从犯罪类型、人身危险性、回归社区趋向程度、接受矫正的阶段性心理特征等不同角度，探索分类矫正、分级别矫正、分阶段矫正、个案矫正、心理矫正等矫正措施，提高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城市和农村地区不同特征，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不同工作方法，努力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就是指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罪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司法所)，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时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覆盖面逐年扩大。并且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把社区矫正写入了想《刑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同时也预示着现价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将进一步向着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也更多的暴露了出来，比如说矫正人员外出打工脱离管理现象不断增多，还有就是随着社区矫正法规、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司法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愈发繁重而相应人员、装备、经费却不能配套。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该如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解决好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在今年4月，笔者结合梁河县司法局河西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一些想法。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河西司法所自2009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8人次，累计为期满社区矫正人员解除矫正18人次，现在册管理的社区矫正人数为30人。在这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男性有26人、女性4人;未满18周岁的2人、18至45周岁的21人、46至60周岁的5人、61周岁以上的2人;高中文化的1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的29人;被宣告缓刑的26人、被裁定假释的2人、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2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6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11人、侵犯财产罪的6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7人。30名社区矫正人员分别居住在河西乡8个行政村的94个村民小组中。

通过对这些在册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30名社区矫正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在87%)的人员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而且男性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或重要成员，承担着家庭里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同时他们本身却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多数人是属于故意犯罪。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主要工作机制。

一是对所有在册的社区矫正人员建立档案包括执刑档案(主要包括法院、监狱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和工作档案(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责任书、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矫正方案、通话记录、走访记录、谈话记录等)，做到一人一档、一事一表，及时登记、及时记录、及时总结。

二是在接收社区矫正人员时，为其制定对应的矫正方案，成立一对一进行帮教的矫正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一般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人员所居住的村委会干部、矫正人员所居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干部、矫正人员的近亲属)。明确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明确矫正监督人、明确矫正志愿者，并与之签订相关协议，明确责任，加强沟通联系，协同管理，各司其职。

三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做到周闻其声，月见其人，司法所要求矫正对象每个星期给我们至少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生活情况。同时，每个月至少到司法所来一次进行思想汇报，并接受月度考核。同时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外出或变更居住地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请假外出在七天以内的由司法所登记和审批，并报县司法局备案;请假外出超过七天的司法所登记、签署意见后报县司法局进行审批。针对部分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外出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先向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包括电话联系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和向矫正人员亲属发送告知书)要求其限期(一般为两周)返家，如若逾期未归的，司法所将向县司法局提请给予矫正人员警告。

四是积极走访，掌握动态。我们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的力量，定期不定期地于小组成员进行走访沟通，从侧面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五是加强对拟假释罪犯和可能被判处缓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评估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征求罪犯家人、罪犯居住地村民小组、村委会的村民、干部的意见;其次要对罪犯以往的社会经历和一贯表现进行认真了解;最后征求所在地派出所得意见。

二、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要求外出打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增多。

近年以来，随着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主要承担家庭经济重任的社矫人员不断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矫正人员的家庭和矫正人员本人都希望外出到发达的省份进行打工赚钱。而他们外出的想法和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当前的环境不好(如毒品比较泛滥、周边朋友亲戚吸毒的较多、没有固定工作的机会)，到新的环境去，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避免和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接触，可能更容易改正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赌博、好吃懒做、酗酒);第二能通过赚钱偿还一些债务(比如一些因故意伤害而获刑的矫正人员，他们在被刑事处罚的同时很多也都承担了较高的民事赔偿，往往他们的民事赔偿责任都会把家里的经济掏空有的甚至因此背上债务);第三家庭主要成员(如妻子、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整个家庭可以说都已在打工地，自己外出打工就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按照目前的管理规定矫正人员请假外出最多就是一个月，而且也不可能给予矫正人员连续请假。而希望通过变更居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矫正人员，又要面临着比较严格复杂的程序和原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变更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态度(是否批准、是否接受)等问题，所以往往很多矫正人员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机关之间缺乏联系沟通。

社区矫正工作虽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与多个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如果各部门之间联系不够，不能各自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往往就会影响到矫正工作的质量，列如，一名矫正人员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可能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在联系不到矫正人员的情况下就会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进行查找，这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而且有可能让矫正人员逃避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给予的相应处罚。

(三)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与之相配套工作人员、装备、经费存在矛盾。

当前这一矛盾在基层司法所表现最为突出。司法所承接着社区矫正的所有日常工作，但是现司法所工作人员较少，工作装备也比较滞后，其它各项工作任务又比较繁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质量。以河西司法所为例，河西乡国土面积为102平方公里，司法所共有两名工作人员，有摩托车一张，而现管理的30名社区矫正人员又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村民小组内。以致于每月的走访都要耗尽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司法所还管理着47名刑释解教人员，还要开展司法所其它业务工作如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以及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在对工作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就会打折扣，就会影响到工作质量。

(四)社会重视程度不够。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规范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当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已对社区矫正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是笔者认为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让全国的社矫工作规范和同步起来。因为由于各省的情况不同，各省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遇到一些需要跨省份处理解决的问题时，就会遇到困难。如社矫人员要求跨省份变更居住地的情况时，就会有因为依据不同，口径不一等问题实质上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一些确实符合变更居住地的社矫人员在实际办理中遇到困难导致擅自外出现象增加。

(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和帮扶。

由于社区矫正是一个新的事物，很多人都对其缺乏认识，在寻求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时候就会产生困难，就会加重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帮扶，让社区矫正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认知，提高影响力。可能就会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里倾斜，这样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困难如经费、人员等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三)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首先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待社区矫正工作，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其次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如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各自通报工作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

(四)强化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参考。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在整个矫正期间，是要完全依赖于矫正地的各项资源来对其进行帮扶和教育的。而这些资源的优与劣则是体现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超出了当地本身的承载能力，势必就会影响到该项工作的开展。如果能在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前，在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矫正地的各项情况、罪犯的家庭情况等)，我想这样可以给好的发挥社区矫正的职能，真正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

3月5日，为提高管理效率，确保安全管理，市矫正办制定并下发了《社区服刑人员动态分析工作暂行规定》，《规定》明确规定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动态分析、管理的方法和时限，同时还届定了“重点人”范围，明确了对“重点人”监督控制及教育的方法和措施。随后，市矫正修订了《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试行）》。制定下发了《社区服刑人员接收工作暂行规定》、《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工作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公益劳动管理暂行规定》、《社区服刑人员考核奖惩暂行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档案管理规定》、《社区服刑人员解除矫正工作暂行规定》、《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关于防范社区服刑人员脱管和重新犯罪的若干意见》、《社区矫正工作文书格式》、《关于进一步做好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工作的试行意见》等，全年共修订、制发的13项制度形成了较严密的社区矫正制度体系，为基层提供了工作的操作准则，规范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使我市社区矫正管理制度体系逐步完善。

2、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全面开展。

4月1日“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工作经过半年试点后，在我市全面铺开，此举标致标志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迈入科学化管理的轨道。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是我市创新管理教育模式，探寻教育矫正规律，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一次积极有效探索。分类管理借鉴国外经验，以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为标准，结合其回归社会的趋向程度，将服刑人员分为三类，并分别实施不同强度的管理。分阶段教育是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心理、行为特点和需求变化的规律，结合教育矫正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将教育矫正全程分为初始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确保全程教育质量。

3、全市各区县全部建立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

成立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是我市社区矫正工作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社区服刑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积极探索。全市各区县高度重视，精心策划，立足地区实际，突出特色，努力探索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科学有效的构建模式和运行机制，相继成立了社区矫正服务中心。截止05年年底，全市已经建立了11家区县级、7家街道（乡镇）级矫正中心。

今年上半年大兴区利用劳动就业政策，与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开展合作，共同开拓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新渠道----招聘社区矫正协管员。随后，平谷区、延庆、顺义等区县相继开展了社区矫正协管员招聘工作，逐步建立了一支有组织的、相对稳定的社区矫正社会力量，扩大了社会参与的程度，缓解了司法所的工作压力，加强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了教育矫正质量。这一做法被市委、市政府肯定，并作为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的一条重要措施写入市委文件。

5、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视察北京社区矫正工作。

4月11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肖建章等一行到京视察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司法部张军副部长、市政协王长连副主席陪同视察。市矫正办全面介绍了北京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情况、取得和经验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罗副主席充分肯定了北京的工作并提出殷切的希望，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的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是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与模式，初步建立了一支矫正力量，积累了一定经验，整体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罗豪才副主席的视察表明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成效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

6、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调研北京社区矫正工作。

5月23日，由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苏军为组长，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相关部门领导组成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社区矫正专题调研组一行十人来京调研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市矫正办介绍了我市社区工作整体情况，并就社区矫正立法及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等问题做了专题汇报。调研组组长张苏军主任在讲话指出：此次调研的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的精神，总结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为社区矫正立法做好准备。北京试点工作启动早、覆盖范围大，在社区服刑人员组织机构、管理等方面建立较完善的体系，为全国社区试点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取得较好成果，并希望北京继续发扬进取精神，积累更多的经验。

7、在全市开展社区矫正联合大检查为了规范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落实各项矫正制度和措施，全面提高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水平，05年6月市矫正办组织市公、检、法、司、民政、劳动、监狱等成员单位相关部门领导对全市十八个区县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通过检查，我市社区矫正工作整体情况良好，工作开展程序规范，社区矫正取得初步效果，并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各级党委、政府认识统一，高度重视，二是组织机构、工作队伍健全，协调有力，三是规章制度明确、工作程序规范，四是矫正教育方法多样，矫正效果初步显现。通过此次检查，进一步找准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确定下阶段工作重点提供了依据，奠定了基础。

8、联合国人权办公室高级专员考察北京社区矫正工作。

8月30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高级专员路易斯.阿博尔女士、高专特别助理、高专办能力建设司司长、高专项目办官员等一行在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张苏军及外交部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一行听取了市矫正办关于全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情况，参观了朝阳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并与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了座谈。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来京考察充分表明北京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9、开展我市社区矫正试点两周年系列活动。

在我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两周年之际，市矫正办精心策划组织了两周年系列活动。一是8月16日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召开阶段工作会，吉林副市长主持会议，市委宣传部、公、检、法、司、民政、劳动、财政、监狱、劳教等10个成员单位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市矫正办关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北京市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进行了调整，吉林副市长对下阶段试点工作作出了指示；二是组织召开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市、区县矫正办成员、抽调干警领队、基层工作代表等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邀请研究所、大学的专家分别就“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分阶段教育工作开展”做了专题报告。部分区县和代表汇报了本区组织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部分抽调干警代表汇报了有关做好缓刑罪犯和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矫正工作的体会。三是隆重召开北京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苏军，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强卫，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凤山、副市长吉林等部、市领导出席大会。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矫正领导小组成员及有关同志近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对一年来北京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交流了工作经验，表彰了在试点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部署了下阶段任务；四是9月集中开展了“社区矫正宣传周”活动，以内外宣传相结合、工作与宣传结合、教育与宣传相结合为原则，采用研讨会、交流会，现场咨询、媒体宣传、社区宣传及各类活动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全面深入地开展社区矫正宣传，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为了全面了解北京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两年多来的公众认知度和社会成效，市矫正办与零点调查公司开展了社区矫正社会公众调查活动。调查活动历时一个多月，地域范围覆盖全市十八个区县，采用入户访问、电话访问和深度访谈的形式随机访问了普通居民、社区服刑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村（居）委会干部及专家学者。此次调查显示，67.8%的居民接受社区矫正制度，40.3%的居民愿意成为志愿者，85%的居民认为社区矫正取得明显效果，97.2%的社区服刑人员对矫正工作表示满意。

我市开展的社区矫正公众调查在全国尚属首次，调查结果充分表明我市社区矫正开展两年来效果显著，而且标志着我市社区矫正效果评估机制的初步确立。

----北京市司法局。

如北京市建立起三级矫正组织网络，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在天津，成立了由市公、检、法、司、监狱、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分管领导和部门参加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上海则形成了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政法各部门紧密配合的工作体制，并在市司法局下设了“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

12、通过建章立制促进社区矫正规范运作。

为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依法和规范进行，六省(市)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十分重视建章立制工作，相继出台了四十余个相关规范性文件。如北京制定了《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江苏制定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试行)》。在总结各试点省(市)经验的基础上，司法部于2004年5月出台了《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进一步统一和规范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各个环节的工作，包括机构和职责划分、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管理措施适用、解除矫正等。

13、在队伍建设方面初见成效。

社区矫正的发展有赖于高素质的矫正工作队伍。为此，各试点省(市)都很重视队伍建设工作。北京市在所有乡镇(街道)建立了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力量，同时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分批分期进行培训。在上海，已分批对全市各区县司法局、司法所(科)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并委托有关高校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各地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借助社团力量，实行社会化管理。如上海成立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运作模式参与社区矫正。“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实行董事会负责制，按照政府的委托和授权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社团组织在各区设立社工工作站，依靠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者，协助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跟踪帮教、就业指导等服务。

15、注重对矫正对象的权利保障。

在北京，社区矫正机构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帮助矫正对象解决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对符合低保条件的矫正对象办理低保，为矫正对象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和安置就业或就学。在江苏，建立了专门的教育基地和职业培训基地，对矫正对象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优先推荐就业，并建立过渡性的就业基地，安置暂时无工作的矫正对象。

各地在试点工作中，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特点，强调“宽松式管理、引导式教育、人性化改造”的矫正理念，积极探索各种矫正手段与措施，如制定矫治个案、定期谈话、专家心理咨询、社会帮教、公益劳动，等等。

上海在社区矫正试点中，进行了风险评估工作的探索，运用统计学知识，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转化为直观的数字，确定危险等级，如“稳定”、“一般”、“重点关注”、“高危”，从而为服刑人员“度身定做”阶段性的社区矫正方案提供参考。上海还积极探索心理矫正，在心理学专家指导下，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测试、评估，根据测试结果，制定相应的心理矫正计划。在北京，除了探索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外，还进行了分阶段教育的探索，即根据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矫正过程中心理、行为特点和需求变化的规律，结合教育矫正阶段性目标的设定，将教育矫正全程分为初始教育、常规教育和解矫前教育三个阶段，根据服刑人员在三个阶段不同的心理、行为特征和需求，设定相应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冯卫国文集17健全机构，建章立制。从全市层面上，成立由市委政法委和市政法部门的领导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司法局。在区和街道层面上成立了相应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矫正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监狱警察予以配合。同时《社区矫正工作细则》《社区矫正工作者手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办法》等一系列的制度得到了初步的落实和建立。扎实开展社区矫正的基础工作，规范矫正对象本人和档案的同步接受，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较完整的矫正档案，统一印章，并进行规范化管理。因人而异的制定矫正方案。定期家访和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在不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同时促使其完成社区义务劳动。同时给予矫正对象实际意义的生活帮助和尽可能的解决其就业的困难。

成效：一是把握刑罚执行活动性质，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规范；二是以司法所为工作主体，队伍专业化建设进一步加强；三是以社区为载体，社会化运作进一步推进；四是紧紧围绕矫正质量核心，矫正效果进一步显现。在取得了明显成效的同时，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区县、街道乡镇之间工作发展还不平衡，对社区矫正规律的研究还不够深，矫正的方法和手段还比较单一，矫正工作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等等。下一阶段，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将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根据现存问题，在确保试点工作依法规范运行的基础上，以继续提高矫正质量为核心，重点加强社会力量多元化、工作队伍专业化、矫正工作规范化、矫正方法科学化、管理工作信息化等“五化”建设，不断推进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

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张苏军对北京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北京市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动手早，起点高，运作规范。北京市的经验和做法对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一年来，北京市的社区矫正试点的规范化、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基层司法所和专业矫正工作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建立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效机制，开展了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建立了评估体系，深入扎实做好对服刑人员的帮困扶助工作，各项制度措施得到进一步落实。张苏军主任结合全国社区矫正的开展情况，对下一步的试点工作提了四点要求：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和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精神，进一步加大试点工作指导管理力度，不断探索总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经验。二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规范制度建设，保证试点工作顺利进行。三是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制度。四是切实加强基层司法所建设，努力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素质。

最后，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强卫同志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全市上下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的时候，召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十分及时，也十分必要。希望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抓住机遇，扎实工作，齐心协力，开拓进取，推动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强卫书记就如何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工作，讲了四点意见：一是要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大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认识做好社区矫正工作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促进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建设的密切关系，充分认识能否做好这项工作是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能力和水平的一种检验，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扎扎实实把社区矫正工作引向深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做出贡献。二是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各项投入和保障力度。各级党委政府要经常听取工作情况的汇报，对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帮助解决，要认真督促各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在这项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进一步加强各项投入，不断强化人力、物力、财力保障，高度重视基层司法所建设，认真解决司法所业务经费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司法所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主体作用。三是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各有关部门都必须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高度，克服与己无关的思想，克服为难情绪，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齐抓共管、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尤其是公、检、法等政法机关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认真履行职责、发挥职能作用，是政法系统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探索，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更加积极履行职能、更加积极主动配合。四是要紧紧围绕提高矫正质量这一核心，不断加强和改进各项工作。牢牢把握社区矫正是在社区进行刑罚执行的特点，进一步挖掘和发动社会力量。牢牢把握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性质，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和执法环节。正确处理好宽与严的关系，做到宽严相济。正确处理好落实与创新的关系，在狠抓落实的基础上图创新、谋发展。正确处理专业化与社会化的关系，做到专业化与社会化并重。

自2012年2月项目启动后，工作组通过开展面谈、家访、小组活动、督导会、专项培训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给社区服刑人员关注希望、建立信心、反思自我、连接社会支持网络，搭建起更生的桥梁，引导出其社会恢复的力量。通过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六名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增强了抗逆力，并发现了各自的生活目标，转化成效显著。另一方面，工作组参与人员也通过参与此次项目认识到如何把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贯穿到整个矫正过程，从而进一步提升社区矫正工作专业化、科学化水平。

二、社区矫正取得成效的原因：(一)党政领导牵头,各部门密切配合。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伊始,上至市、区县,下至街乡镇,都成立了以党委、政府主管领导牵头,公、检、法、司、民政、劳动、财政、宣传等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司法局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本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推进,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的工作格局。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不仅保障必要的人财物,而且将试点工作纳入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安排,试点工作经费全部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各相关部门依法履行职责,主动参与,相互配合,形成了上下贯通、相互衔接的“一体化”工作链条。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保证了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建立专业矫正队伍,积极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需要专业的矫正队伍对罪犯进行惩罚和改造。为加强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责任和力量,市司法局从监狱局和劳教局抽调365名警察到全市各街乡镇司法所,与司法助理员共同组成专业矫正队伍。同时全市招聘了751名司法社工,协助管理和帮教罪犯。形成了以司法助理员、抽调民警为主,司法社工为辅的“三结合”工作队伍。社区矫正工作,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各区县相继成立了公益性社团组织———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中心由各区县司法局负责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组织发动社会力量,为社区服刑罪犯提供技能培训、临时救助等各类服务。中心成立以来,在罪犯的心理矫正、帮助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朝阳区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建立了专职社会工作者协助司法所工作人员、监狱警察开展社区矫正的“3+n”工作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和矫正志愿者为代表的社会力量,逐渐成为协助政府部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

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手段，整合政法部门、社区等各方力量，着力对社区范围内的假释、监（所）外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罪犯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的手段和方法。

我县紧紧围绕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要求，大胆创新实践，不断在破解难题中求发展。按照“收得下、管得住、联得上、矫正好”的工作目标，始终坚持严格管教与诚心关爱相结合、严肃执法与热心帮扶相结合、日常管理与心理矫正相结合的理念，通过规范管理、帮助教育、心理疏导三管齐下，着力在探索创新管理教育方式方法上下功夫，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形成了“富源模式”并在全省推广。

一、取得的成效。

信息管理平台，为我县社区服刑人员配发了303部gps定位手机，并为每部手机每月交纳30元的基本信息费；建立了完备的社区服刑人员数据库，建立县、乡（镇）两级社区矫正数字化监管指挥系统，实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情况准确、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实现对辖区内所有社区服刑人员动态管理、实时教育的网络化管理模式，实现了由单纯的“人防”方式向“人防”、“技防”相结合方式的根本转变，改善了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人员不足的制约社区矫正工作的瓶颈问题，有效防止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

（三）成立“社区矫正执法大队”，构建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实体。

按照寓社区矫正于社会管理创新之中的要求，在县司法局成立全省首家社区矫正执法大队,内设宣告室、综合室、管理教育室、刑罚执行室、心理矫治室，构成集入矫宣告、管理教育、心理咨询等功能为一体的社区矫正常设机构。在11个乡镇司法所成立社区矫正执法中队，作为刑罚执行的实体，制定工作制度，明确工作职责。具体履行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帮困扶助等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职能。为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规范的平台，彰显了社区矫正的法治理念，体现了社区矫正的严肃规范，落实了社区矫正的根本要求，提高了矫正质量和效果，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充实社区矫正工作力量。

险，以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扎实开展、稳步推进、取得实效。

（六）成立社区矫正检察室，依法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县检察院在县执法大队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室，以实现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主要是对监外执行罪犯的刑罚交付执行、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环节和监管措施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并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七）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创新教育矫正工作。

2011年11月10日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中央办公厅联合督查组的督查活动中，我县的社区矫正工作得到公安部常务副部长一行领导的高度肯定。我县2009以来我县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883人，累计解除矫正345人。目前在册社区服刑人员538人，其中缓刑469人，假释30人，管制2人，暂予监外执行20人，剥夺政治权利17人。共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益劳动792人次、集中学习686人次、个别谈话教育834人次、心理矫治专题教育834人次。社区服刑人员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重新违法犯罪率从2009年的3%下降到2010年的1%，2011年以来无重新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了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存在的问题。

（一）电信部门网络覆盖面不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手机与“司法e通”信息管理平台的对接不相匹配，导致社区矫正工作者在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无法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管。

（二）制度不规范，执法与执行上分离。

成共识难度较大。法律文书的传递、社区服刑人员的交接、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等衔接工作，经常出现不到位、不合拍、不重视等情况。特别是乡镇司法所与派出所的协调、沟通，由于职能转变还存在思想认识上偏差，司法所人员装备上的严重不足，影响了刑罚执行的效率与质量，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非常被动。

（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少，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负责日常监督管理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只有基层司法所干警及少数聘用人员，在工作中不仅要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管理考核、奖惩及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公益劳动，还要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心理、生活、就业、上学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这就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较好地胜任工作。

三、对策和建议。

（一）电信部门从技术层面解决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工作手机与“司法e通”信息管理平台的对接问题，同时拓宽网络覆盖面，建设更多的信号基站，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者能全方位、更有效的全面监管社区服刑人员。

社区服刑人员，经派出所继续查找回所报到的，由派出所宣告。二要确保社区服刑人员接受监督管理，防止脱管漏管。在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适度分离、配合时期，法、检、公、司各部门应加大衔接工作力度，制定规范性文件界定具体职责和工作程序。凡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报到、请销假、行为和心理矫正、参加公益劳动、汇报思想以及就学、就业、家庭事务等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凡社区服刑人员不接受、不服从监管或违反监管规定，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提请收监、重新追究刑事责任的，则由公安机关负责。

112-。

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

作实施方案》和《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明确了。

公检法司各单位的任务及相互之间配合的要求。

截止目前，我县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17名，95%属于缓。

刑人员。我们在城关、小店、三屯、上店等乡镇开展第一批。

移交工作，四个乡镇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28人，占总数的23%。

接管的社区矫正对象截止目前无重新犯罪情况，为我县。

社区矫正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二、搞好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成立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

长任第一副组长，县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为成员的县社区矫。

正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指导和协调全县社区矫正工作。

（二）建立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完善各项工作制度。

多方协调，与综治办、司法所、公安派出所、劳动和社会保障所、财经所、民政办等部门负责人联系，使资源得到优化管理，为做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便利的服务。

（三）出台文件指导具体工作。

出台了《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方案》和《汝阳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办法》。两个文件对我县的社区矫正相关制度作了细化和完善，重点解决了矫正对象衔接、矫正执行、管理监督、考核奖惩、期满解除矫正等环节和各成员单位职责的明确和相互之间的配合，并在实践中构筑协调的工作机制。

（四）统一安排部署。

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正式启动后，各司法所在县局的领导下，在公安局派出所、检察院、检索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对社区矫正对象人员信息进行了排查摸底。排查出我县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17名，95%属缓刑人员。

（五）组织学习。

我们组织基层司法所长赴湖北荆门、四川郫县、成都市成华区等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比较早和比较好的省市单位参观学习，学习外地单位好的做法和先进的经验。

（六）加强宣传。

层干部群众认识、理解、参与和支持，通过各种媒体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大力宣传，县社区矫正办公室在县区及各乡镇发放社区矫正宣传资料。

为了便于管理，县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为每位社区矫正人员制定台账，规范了社区矫正的各种法律文书，规范了社区矫正的工作台帐，统一印制了社区矫正的各种制式文书。

（八）利用科技手段科学管理。

为及时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实际状况和活动规律，与电信部门积极沟通，电信部门为我们提供了司法e通管理模式，社区矫正办投资5000多元为10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了gps定位手机。

司法e通系统的开通，为我们向矫正对象下发通知、矫正对象上传图片、思想汇报提供了更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

三、存在问题。

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试行阶段，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工作也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衔接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

乏。

（三）工作人员整体素质较弱，特别是学习法律及相关专业的人才较少，从而使社区矫正工作相对滞后。

（四）司法行政人员的执法地位没有确定，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四、提出建议。

（一）社区矫正工作是司法部门一项新的工作内容，涉及人员复杂，管理难度较大，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增加编制，配备专业人员。

（二）此项工作业务量大，工作经费应纳入政府财政预算。

（三）省市应根据相应政策和辖区实际情况出台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以便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应有上级配发的社区矫正工作证件、服装、交通工具等。

二〇一一年三月。

社区矫正

一、名词解释：

1、深度访问法：

又称临床式访问，它是为搜集个人特定经验（例如：偷窃、吸毒、自杀）的过程及其动机和情感资料所作的访问。最初常用于个案工作的调查、囚犯的调查和精神病人的调查，其目的时作出临床诊断，挽救罪犯和患有精神、心理疾病的人，后来广泛应用于对一般个人生活史及有关个人行为、动机态度等的深入调查。

2、重点访问法（集中访问法）。

它是集中对某一经验及其影响的访问。重点访问法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即透过某种刺激可使调查对象在情景中产生特殊反应，矫正工作者从这些反应中获得信息，再加以解释。

3、结构功能分析法。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就是把事物看作一个系统，通过分析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关系，以及这些要素的不同关系、使系统表现出来的补同特征、发挥出来的不同作用，探讨事物存在原因的一种分析方法。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心，并促进其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参考）：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平台，以科学的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恢复矫正对象的社会功能，促进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制度和过程。

5、非理性信念。

指把那些特定场景中的经验绝对、普遍、抽象化之后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想法和观点。

6、自我效能感。

由班杜拉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所谓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在特定情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某个行为的期望，它包括两个成分，即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其中结果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的某种行为可能导致什么样结果的推测，效能预期是指个体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的主观判断。

7、因果分析法。

因果关系是世界上各种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分析矫正对象的各种资料，其目的就是为了弄清这些资料中存在的因果关系，找出形成矫正对象偏差行为或观念的根本原因。因此，因果分析是分析矫正对象资料的重要方法。

二、简答。

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被置于社区内进行改造、矫正的罪犯。具体来说包括5中罪犯。

1、被判处管制的；

2、被宣告缓刑的；

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具体包括：（1）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3）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4、被裁定假释的；

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在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2、矫正对象面对的一般问题类型。

矫正对象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矫正对象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及社会问题三类。

（1）个人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自身在生理、认知、心理、生存、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2）家庭问题主要是指矫正对象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及由此形成的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问题。

（3）社会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对矫正对象改变的支持性问题；二是社会中存在的可能诱发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一些问题；三是矫正对象与社会互动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

3、社会支持程度的影响要素包括发展因素、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发展因素是指个人过去经验会影响现在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支持程度；个人因素指个人特质例如自尊程度、社会性、自主性、控制力等；环境因素指个人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环境。（发展：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社会支持，其关键问题在于过去的经验如何影响其今后的社会生活；个人：主要是指个人的人格因素对发展和使用社会支持的影响；环境：在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中的作用体现于不同类型的生活环境）。

4、矫正社会工作介入理念和价值伦理。

（1）人与环境的构成状态时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介入理念。即从矫正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入寻，了解环境对个人的要求，个人与环境的互动，个人在环境中的资源。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工作理念——问题导向；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矫正对象参与矫正过程；

矫正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理——平等、尊重；

矫正社会工作最基本的伦理——保密。

5、如何培养自我效能。

6、质疑非理性信念的方法。

三、案例和论述。

（一）个人层面的资料收集。

1、个人的基本资料。

3、收集解决问题的动机资料。

动机是解决问题，改善现状的内驱力，也是社工最重要的改变现状的资源。例如：对象有希望获得改变的动机，高某希望在有生之年提早完成服刑期；陈某对于所犯错误十分悔恨，其父母也希望能够改变教育方式，一起帮助陈某度过服刑期。

4、需要探索矫正对象生理、心理、情感、智力等方面的能力如果发现矫正对象的实际能力与表现之间出现明显的差距，矫正社会工作者要仔细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原因。

（二）环境层面的资料收集。

环境是指矫正对象生活中的重要社会系统，以及可以得到的各种资源系统，社会系统：对象的家庭、亲属、邻居、学校、单位等（重要人物对于矫正对象持有希望和支持，以及他们帮助矫正对象的能力对矫正对象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个人与环境交互层面的资料。

资料收集：

1、周某的个人基本资料（年龄、文化程度、服刑经历）。

2、周某的环境资料（家庭环境：父母的关系、周某与父母的关系、周某与哥哥的关系、家中的主要支持资源）（与原来各门的关系、与现在邻居的关系、同事、居委会的关系）。

3、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3）居委会是目前给予帮助的主要组织。

（4）最低生活补助是目前获得的重要生活资源（5）同事的和睦关系给予周某较大的支持。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

（2）社会资源：个人社会网络中的人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个人关系网络的广度，网络中的人能够发挥支持功能的程度）。

（二）社会支持是由社区、社会网络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

1、感知支持：

（2）社会网络：个人可以接触到的一些人（亲戚、同事、朋友）。

（3）亲密伙伴：个人生活中的一种紧密关系（关系中的人认可和期待彼此负有责任感）。

2、实际支持：

（2）表达性支持：既可以是手段也可以使目的，它涉及分享感受、发泄情绪和挫折、寻求对问题或议题的了解、肯定自己和他人的价值与尊严等。包括心理支持、情绪支持、自尊支持、情感支持和认可等。

（三）介入：

评估社会支持网络：

（1）个人层面：网络所包括的人员的生活领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人员对服务对象的重要性）。

（2）社会层面：（所生活的社区、一般社区）（正式、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资源）（两者之间的关系，现有资源能够解决哪些问题）。

建立专业关系，秉守平等、接纳、尊重的原则。

（一）专业助人关系。

2、专业助人关系式一个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这种关系不是双方见面就能建立的，它将矫正关系融入社会工作专业助人关系的元素，矫正社会工作者凭借其专业技能，给矫正对象注入了一种改变的动力。通过这个过程，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矫正对象之间会建立一种良好的相互信任的关系，这对形成矫正对象积极配合社区矫正观念、对矫正对象形成自我矫正动力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矫正工作者与对象是双向互动过程）。

3、专业助人关系的特点（目标性、非平等性、控制性、代表性）。

（二）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矫正对象的角色。

（三）专业关系建立阶段。

（四）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影响专业关系建立的因素。

1、矫正社会工作者（专业技能、技巧；对自身角色的把握；自身资源；价值理念、与对象互动、对对象问题的评估）。

2、矫正对象（自我认识、配合与否、态度）。

3、与其他系统的关系。

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加大，由于衔接、监管等原因导致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新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社区稳定的隐患。强化对社区服刑人员等特殊人群的管控，是中央确定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工作。社区矫正监管安全是衡量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准，事关我国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关整个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监管水平，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我县共有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77人（司法局专职工作人员3人，专职司法助理员74人），社会志愿者422人。截至5月底，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695人，累计解除矫正290人，因迁居移交外地3人，正在接受矫正的社区矫正人员402人。所列管的社区服刑人员在家庭里、工作中及社会上表现良好，无重新违法犯罪现象。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县委县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二、具体做法。

牢固树立“矫正为本，安全为先”的意识，认真抓好社区矫正衔接配合、排查整治、日常监管、教育帮扶、应急处置、执法监督等项工作，积极完善社区矫正监管制度建设，最大限度地消除影响监管安全的各类隐患，减少脱管、漏管现象，确保社会安全稳定。

（一）加强社区矫正衔接配合。严格执行社区矫正衔接工作制度，积极探索衔接配合新机制。一是建立法律文书交接回执和服刑人员交付执行制度，明确工作责任。太和县法院判决缓刑或决定监外执行的，法律文书和服刑人员一并在太和县司法局进行交接；外地法院判决缓刑或裁定假释的，社区矫正人员直接到县司法局或司法所报到而法律文书未送达的，县司法局或司法所依据社区矫正人员本人提供的法律文书先行办理登记接收手续，纳入监管；收到外地法院或监狱寄送的法律文书后，县司法局及时登记建档并将法律文书复印件转送到辖区司法所，由辖区司法所按照法律文书提供的姓名、地址通知社区矫正人员按规定时限到县司法局或司法所办理报到登记手续；见档不见人的，司法所及时向县司法局和辖区派出所通报，并通过社区矫正人员家人或村委会干部进行查找，督促社区矫正人员本人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查找不到的，及时通报决定机关。二是加大执法工作力度。对列管的社区矫正人员违反《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符合警告、治安拘留、撤销缓刑、假释条件的，我局及时给予警告、提请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向原判法院提出撤销撤销缓刑、假释建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后，我局对违反社区矫正有关规定的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1人，提请原判法院撤销缓刑1人。三是充分发挥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协调作用，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加强公检法司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建立定期排查整治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定期排查制度。做到每月一排查，重大节日必须排查，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加密排查。二是认真做好动态分析。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和情况，认真进行梳理归纳，根据不同情况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努力将安全隐患的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有的社区矫正人员因为不能外出务工，对采取的监管措施不理解，司法所就积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主动帮助社区矫正人员联系在本地就业。有的矫正人员因为长期在监狱服刑导致家庭关系出现紧张时，司法所工作人员及时与其家人沟通，并教育矫正人员端正思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取家人的谅解等等。三是积极查找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如我局赵庙司法所在社区矫正监管安全排查整治工作中，共排查出4名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在核实基本情况后，及时将其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全县累计排查出13名脱管、漏管社区服刑人员，共责令32名社区服刑人员按时接受教育矫正，将30名社区服刑人员列入重点人员监管。

了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的开展。2012年2月21日，xx市司法局以《关于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调查工作注意事项及要求的通知》（阜司通【2012】10号）文件，在全市推广实施。

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并要求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必须符合以下要求：（1）要有2-3份规范的调查笔录（按《评估办法》规定的调查内容进行调查询问）；（2）要有担保人。要求同时具备有责任心、威信高的村干部担保和拟适用非监禁刑被告人或罪犯亲属进行担保。（3）要有被调查对象的户籍证明或户口本复印件，证明被调查对象的身份。（4）要按照《评估办法》的要求（第八、九、十、十一条）填写《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经县局审核后寄送委托机关。

针对外省或监狱要求的评估调查表格与我省评估调查表格不一致的情况，要求司法所严格按照外地要求出具《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连同我省统一要求的《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一同报县局审核后寄送委托机关。不允许以司法所的名义，不经县局审核，私自为当事人提供的表格盖章（有的省和监狱不要求县局盖章）。截止目前，我县共成功办理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案件75件，收到良好工作效果。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坚持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认真落实社区矫正人员周汇报、月总结、季评议、年鉴定以及走访帮教、个别谈话、集中教育、社区服务等制度。对每一名矫正人员实行“5+1”的监管模式（由司法所、公安民警、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区矫正监督人、社区矫正对象家属或亲属结对帮教一个矫正人员），进一步强化监管，确保矫正质量。注重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考核奖惩工作，提高社区矫正对象改造的积极性。同时，建立重点人员监管工作机制。对重新犯罪风险较高、有故意脱离监管或有抗拒改造倾向、判处禁止令的社区服刑人员加强管控力度，预防其重新违法犯罪。

（五）加强社区矫正人员帮困扶助工作。建立社区矫正人员帮扶解困体系，完善了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安置生活保障制度，加大社区矫正人员就业安置基地建设力度，积极引导和扶持社区矫正人员在本地就业。同时，经常组织社区矫正工作者、志愿者定期走访、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帮助解决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困难社区矫正人员家庭的帮困解难工作，争取社区矫正人员家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和配合。

（六）提升社区矫正信息化应用水平。要求司法所按时登录司法所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对照书面档案材料，查漏补缺，逐一核实，及时增补、更新社区服刑人员个人信息，做到书面档案与电子档案同步、数据与信息准确无误。同时，积极推行技术防范手段，加强社区矫正人员手机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的应用，实现对矫正人员实时动态跟踪管理。目前，司法所拥有社区矫正手机29部，全部安装了社区矫正人员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并加强学习应用，进一步强化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度。

（七）提高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2011年12月5日，我局制定下发了《太和县社区矫正工作应急处置预案（试行）》，各乡镇根据《急处置预案（试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将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纳入司法所节假日值班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值班报告制度；明确了突发事件的防范措施和处置程序，提高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八）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加强监管安全。由县政法委、综治办牵头，公、检、法、司四家单位相关人员参加，每年定期两次对全县社区服刑人员的刑罚执行进行专项工作检查。所检查的单位包括法院刑庭、公安派出所和基层司法所，检查范围包括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矫正教育等工作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对整改不及时的单位，由县检察院及时发出检察建议书。

为深入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6月7日至8日，我局会同县检察院对部分乡镇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采取将县司法局、检察院监所科登记台帐与司法所登记台帐进行对照，检查是否存在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现象；查阅社区矫正卷宗，检查社区服刑人员日常监管情况；将社区矫正卷宗与社区服刑人员本人相对照，并进行谈话教育，检查是否存在违反规定私自允许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现象以及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是否履行请假审批手续等。同时，检查组还分别在部分乡镇开展社区矫正人员集中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提高了司法所人员的监管安全意识和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我县社区矫正监管工作水平。

（一）司法所工作人员偏少，力量配备不足。我局基层司法所政法专项编制73人，事业编制1人，每所平均2.3人。目前，大部分乡镇正在接受矫正的社区服刑人员多达20人以上，城关、坟台镇的社区服刑人员多达30人以上。全县社区服刑矫正人员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平均比例是6：1。部分司法所平均比例超过10：1。司法所工作人员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法律援助、安置帮教、依法治理、参与信访综治维稳等工作，大部分司法所人员还要参与乡镇中心工作。基层司法行政队伍现状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工作难到位、容易出问题。

（二）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难管理。目前,对于外出务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如何进行日常矫正的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人员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旗）。社区矫正人员因外出就医、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请假不超过7天的，由司法所批准；七天以上一个月以内的由县司法局批准。那么，对于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因家庭困难提出外出务工申请的，我们只能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禁止其外出。目前，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不经批准擅自外出务工现象普遍。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籍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管，我们还是缺乏较好的监管措施。

（三）法律文书传递不畅，造成脱管漏管。异地审判机关、监狱对监外罪犯执行的法律文书的交接过程存在脱节现象。一是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社区矫正人员已到司法局或司法所报到，而执行文书、法律文书未到；二是有的根本没有送达，司法行政机关没有收到执行文书和法律文书。三是有的收到法律文书而社区服刑人员未按规定到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司法所接到法律文书后只能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查找，出现见档不见人现象。

（四）社区矫正工作部门之间相互配合还有待加强。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和重新犯罪的社区矫正人员及时依法处理。司法行政机关在从事这项工作时，如果没有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就会显得力不从心，工作中也时常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尴尬境况。

如我县蔡庙镇有一名因开设赌场罪被判处八个月缓刑一年的社区服刑人员，该名社区服刑人员脱管长达5个多月。2012年5月29日，我局派员赴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提请撤销缓刑。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相当重视，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对太和县司法局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进行了认定，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出撤销罪犯吴某缓刑一年的执行部分，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八个月的刑事裁定书。这也是《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全省首例司法行政机关提请撤销缓刑建议被法院采纳的案件。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缓刑、假释或者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决定收监执行的，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罪犯送交监狱或者看守所，公安机关予以协助。问题是该名社区服刑人员人员犯罪地在淮北，户籍地、矫正地在我县蔡庙镇。如收监，罪犯是在犯罪地看守所执行，还是在户籍地看守所执行？况且，该名社区服刑目前下落不明。如无公安部门协助配合，刑事裁定书也无法执行。为保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我局目前正在积极协调县公安局查找该名社区矫正人员。

（五）对社区矫正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各乡镇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不平衡，村（社区）基层组织作用发挥不够，一些乡镇社区矫正机构未能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六）社会力量参与效果有待提高。目前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村（居）、社区干部等。社区矫正志愿者可用资源较少，缺少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精神鼓励和物质待遇引导。实际工作中，社会志愿者帮扶教育持续性不强，作用发挥有限。

（七）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严重不足。我县是人口大县，社区服刑人员越来越多，工作任务重、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开展业务培训、社区矫正手机定位系统、社区矫正人员监管、审前调查评估、档案卷宗等等，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出。按照市委市政府（阜办发【2007】10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应按每名社区矫正每年1000元的工作经费予以保障，但从现实来看，财政保障力度还远不能达到标准。

四、对策和建议。

（一）认真贯彻落实《xx省高级人民法院xx省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3月16日，省“两院两厅”《评估暂行办法》颁布实施后，我省只有蚌埠监狱和xx监狱依据《评估暂行办法》委托我局开展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工作。到目前为止，我局尚未接到省内法院的社区影响评估委托。自开展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以来，我局接受委托调查评估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监狱和法院发函委托的。浙江省、江苏省非监禁刑审前评估工作开展较好，而我省“两院两厅”《评估暂行办法》未得到认真执行。建议县法院按照省两院两厅《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要求，启动社区影响评估工作，使社区矫正提前介入审判程序，进一步提高矫正效果和刑罚执行效果。

（二）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公、检、法、司各机关应明确工作职责，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明确工作机构，配备工作人员，落实工作经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议太和县检察院设立驻司法行政系统检察室，定期监督、检查、指导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如绩溪县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室，颖泉区设立检察官办公室。

（三）针对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不足，应增加投入，优化保障。按照xx市委、市政府的文件要求，按上社区服刑人员数每人每年1000元，纳入县级财政预算。同时，解决司法所人员编制、专职专用问题，确保有专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有效开展。

（四）积极探索采取政府购买公益岗位等形式，进一步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或称社区矫正协管员），是指具备一定条件专门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全日制专业人员，属于政府编外聘用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全额拨款。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司法所接收社区服刑人员，办理衔接手续；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基础性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定矫正个案工作计划，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犯罪心理矫正等；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完成司法所交办的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工作任务。在现有条件下，如增加80到100名专职社工（按照上级要求的标准，要按县总人口的万分之二配置社区矫正专职社工），可有效解决司法行政干警不足的矛盾。

（五）由政法委、综治办牵头，定期召开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加强工作指导，定期组织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进一步促进公、检、法、司之间衔接配合，规范社区矫正刑罚执行行为。

（六）将监外执行工作、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综治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严格落实属地管辖、谁主管谁负责原则。

（七）由县财政拨付专项资金，推广实施技术防范手段，争取每个司法所配备社区矫正手机2至3部，加强社区服刑人员手机定位及通讯管理系统的应用，实现对重点社区矫正人员定位监控，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失控，确保社区矫正监管安全。

社区矫正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实践和理念，引起了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适用的方法体系。文章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模式特点。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起,我国建立了青少年矫正制度,通过建立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机构以及假释制度,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教育违法或有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改过自新。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1979年颁布的《刑法》确定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对象、内容与执行机关。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逐渐发展,相关的法规逐渐完善。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2003年我国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2]。矫正的目的一是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对矫正对象的矫正功能主要有惩罚、教育、塑造、感化、治疗和控制功能。

一、行政主导型－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

目前,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深圳模式等；同时也有社区矫正“1+x”这样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特点的特色模式。

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认为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利,其次是社区的权利,最后才是国家的法律秩序。

根据《试点通知》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义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此可见,我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是转换行刑空间的国家机关行政主导模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行政主导模式下执行主体之规范缺陷。

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试点通知》《暂行办法》的规定不一致[5]。对被管制、假释、暂于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但在缓刑方面,两者规定却不一致,《刑法》别挂靠于司法局、团市委和上海市戒毒办公室将专业社工纳入到规章制度的建设中来。

[7]。

通过这种挂靠的方式，充分地（3）公安部门应将执法权交给司法所，避免执法权与执法主体分离和相互扯皮，以免造成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4）社区矫正机构应重新设置，对不同的矫正对象采取的方式过于笼统，而专业社工则能通过专业理论上的一些“矫正模式”，如人本模式、任务中心模式、行为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更具针对性地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差异化矫正。

（2）群体层面的直接介入路径。群体层面的介入主要是矫正工作者针对矫正对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的共同需要或问题做出回应、辅导，虽然在目前的“司法模式”中也有所体现，但在运用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多数的矫正者还是运用传统的公益劳动安排或“上大课”的方式[9]，很难体现互动性和自助性。而专业社工通过组织小组活动，从中引起生活目标的建立，然后帮助矫正对象分析要达到这些目标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矫正对象认识其自我价值，为避免二次犯罪打下了牢固基础。

（3）社区层面的间接介入路径。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介入可以帮助矫正对象建立和改善社区关系，使矫正对象每月上交的思想汇报不再放任自流，而且还可以动员社区各类资源，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在资源调配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上的专业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社区矫正工作调研报告

吴恒伟（2013年4月）。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在我国，社区矫正就是指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符合条件的罪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类罪犯）臵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司法所），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在2003年开始试点，2009年时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覆盖面逐年扩大。并且在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把社区矫正写入了想《刑法》，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同时也预示着现价段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将进一步向着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逐步发展和完善。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各种矛盾、困难和问题也更多的暴露了出来，比如说矫正人员外出打工脱离管理现象不断增多，还有就是随着社区矫正法规、政策、制度的不断完善司法所面临的工作任务愈发繁重而相应人员、装备、经费却不能配套。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该如何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解决好这些困难、问题和矛盾，笔者结合对河西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和自己的工作实践，提出了一些想法。具体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阶段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

河西司法所自2009年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xx人次，累计为期满社区矫正人员解除矫正xx人次，现在册管理的社区矫正人数为xx人。在这xx名社区矫正人员中，男性有xx人、女性xx人；未满xx周岁的x人、18至45周岁的xx人、46至60周岁的x人、61周岁以上的x人；高中文化的x人，初中及以下文化的xx人；被宣告缓刑的xx人、被裁定假释的x人、被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x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x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xx人、侵犯财产罪的xx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xx人。xx名社区矫正人员分别居住在河西乡8个行政村的94个村民小组中。

通过对这些在册社区矫正人员的各项情况进行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xx名社区矫正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大概在87%）的人员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而且男性居多，他们往往是一个家庭的支柱或重要成员，承担着家庭里很大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同时他们本身却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并且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多数人是属于故意犯罪。

（二）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些主要工作机制一是对所有在册的社区矫正人员建立档案包括执刑档案（主要包括法院、监狱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等）和工作档案（主要包括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责任书、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矫正方案、通话记录、走访记录、谈话记录等），做到一人一档、一事一表，及时登记、及时记录、及时总结。

二是在接收社区矫正人员时，为其制定对应的矫正方案，成立一对一进行帮教的矫正工作小组（小组成员一般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矫正人员所居住的村委会干部、矫正人员所居住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干部、矫正人员的近亲属）。明确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明确矫正监督人、明确矫正志愿者，并与之签订相关协议，明确责任，加强沟通联系，协同管理，各司其职。

三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做到周闻其声，月见其人，司法所要求矫正对象每个星期给我们至少打一次电话，汇报工作生活情况。同时，每个月至少到司法所来一次进行思想汇报，并接受月度考核。同时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外出或变更居住地的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管理，请假外出在七天以内的由司法所登记和审批，并报县司法局备案；请假外出超过七天的司法所登记、签署意见后报县司法局进行审批。针对部分未办理请假手续擅自外出的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先向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包括电话联系矫正人员进行告知和向矫正人员亲属发送告知书）要求其限期（一般为两周）返家，如若逾期未归的，司法所将向县司法局提请给予矫正人员警告。

四是积极走访，掌握动态。我们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的力量，定期不定期地于小组成员进行走访沟通，从侧面及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五是加强对拟假释罪犯和可能被判处缓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评估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征求罪犯家人、罪犯居住地村民小组、村委会的村民、干部的意见；其次要对罪犯以往的社会经历和一贯表现进行认真了解；最后征求所在地派出所得意见。

二、当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要求外出打工的社区矫正人员增多。

近年以来，随着正处在中年、壮年时期，主要承担家庭经济重任的社矫人员不断增多，导致越来越多的矫正人员的家庭和矫正人员本人都希望外出到发达的省份进行打工赚钱。而他们外出的想法和理由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认为当前的环境不好（如毒品比较泛滥、周边朋友亲戚吸毒的较多、没有固定工作的机会），到新的环境去，能够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避免和一些有不良行为的人接触，可能更容易改正自己的一些不良习惯（比如赌博、好吃懒做、酗酒）；第二能通过赚钱偿还一些债务（比如一些因故意伤害而获刑的矫正人员，他们在被刑事处罚的同时很多也都承担了较高的民事赔偿，往往他们的民事赔偿责任都会把家里的经济掏空有的甚至因此背上债务）；第三家庭主要成员（如妻子、孩子）都在外面打工，整个家庭可以说都已在打工地，自己外出打工就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按照目前的管理规定矫正人员请假外出最多就是一个月，而且也不可能给予矫正人员连续请假。而希望通过变更居住地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矫正人员，又要面临着比较严格复杂的程序和原居住地司法行政机关、变更地司法行政机关的态度（是否批准、是否接受）等问题，所以往往很多矫正人员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去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外出打工人员逐渐增多。

（二）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各机关之间缺乏联系沟通社区矫正工作虽然是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与多个部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如果各部门之间联系不够，不能各自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往往就会影响到矫正工作的质量，列如，一名矫正人员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导致可能重新犯罪被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如果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向司法行政机关通报，司法行政机关在联系不到矫正人员的情况下就会动用大量的行政资源进行查找，这不仅浪费了行政资源还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而且有可能让矫正人员逃避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给予的相应处罚。

（三）日益加重的工作任务和与之相配套工作人员、装备、经费存在矛盾。

当前这一矛盾在基层司法所表现最为突出。司法所承接着社区矫正的所有日常工作，但是司法所工作人员较少，工作装备也比较滞后，其它各项工作任务又比较繁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质量。以河西司法所为例，河西乡国土面积为102平方公里，司法所共有两名工作人员，有摩托车一张，而现管理的xx名社区矫正人员又分别居住在不同的村民小组内。以致于每月的走访都要耗尽工作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司法所还管理着xx名刑释解教人员，还要开展司法所其它业务工作如法制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以及乡党委政府安排的各项中心工作。可想而知工作人员在分身无术的情况下，在对工作的深入推进过程中就会打折扣，就会影响到工作质量。

（4）社会重视程度不够社区矫正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社会对其的认知程度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社会参与社区矫正管理的积极性，相对的也就加重了该项工作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加重了主管机关的工作负担。如社区矫正中的志愿者队伍建设比较滞后，缺乏一直拥有专业专业素质（熟悉我国法律、拥有专业心理辅导能力）的志愿者队伍，民众缺乏义务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

二、一些想法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规范全国社区矫正工作制度。

当前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已对社区矫正有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是笔者认为还不够，还需进一步让全国的社矫工作规范和同步起来。因为由于各省的情况不同，各省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细则》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当遇到一些需要跨省份处理解决的问题时，就会遇到困难。如社矫人员要求跨省份变更居住地的情况时，就会有因为依据不同，口径不一等问题实质上影响到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一些确实符合变更居住地的社矫人员在实际办理中遇到困难导致擅自外出现象增加。

（二）各级地方政府加强对社区矫正的宣传和帮扶由于社区矫正是一个新的事物，很多人都对其缺乏认识，在寻求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时候就会产生困难，就会加重对行政资源的依赖。如果能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和帮扶，让社区矫正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认知，提高影响力。可能就会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向这里倾斜，这样现阶段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困难如经费、人员等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三）进一步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衔接，和明确各部门之间的职责。

首先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对待社区矫正工作，认真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其次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如每月或每季度召开联席会议，各自通报工作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

（四）强化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参考。

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在整个矫正期间，是要完全依赖于矫正地的各项资源来对其进行帮扶和教育的。而这些资源的优与劣则是体现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上。如果超出了当地本身的承载能力，势必就会影响到该项工作的开展。如果能在对拟判处缓刑和拟假释罪犯，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前，在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罪犯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包括矫正地的各项情况、罪犯的家庭情况等），我想这样可以给好的发挥社区矫正的职能，真正让罪犯早日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调研报告

——对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的进步。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求下，在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中，在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下，如何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执法规范化、管理社会化、教育人性化，对于构建“和谐**”、“平安**”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近期，市委政研室、市司法局联合对全市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情况。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立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自2007年推行社区矫正工作以来，我市始终坚持“夯基础、重创新、求实效”的工作思路，结合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依法规范运作与管理，积极探索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新经验新做法，走在了**市前列。截止2013年7月底，全市累计接受各类社区服刑人员1264人，按期解除矫正869人。目前，仍在矫395人。在矫期间，无一例因脱管漏管而重新犯罪，矫正工作成效明显。六年来的社区矫正实践，着重把握好了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理顺关系。社区矫正工作是项系统工程，只有各成员单位切实做到密切配合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才能真正形成工作合力，将各项矫正措施落到实处。**市在具体实践中，把握好了两个方面关系。一方面理顺横向的协同合作关系。在多年的实际操作中，市公、检、法、司四个主要成员单位逐渐摸索出一套协调的工作机制。要求各单位在严格履行组织实施、判决裁定、依法监督和刑罚执行职能的同时，各部门在交叉执法过程中必须坚持积极沟通，力求配合默契。如法院在审判前，会委托市司法局开展审前评估，并认真采纳评估意见；司法局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管理中也积极邀请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监督和支持。另一方面理顺纵向的业务管理关系。《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了“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明确了司法局和基层司法所在矫正业务管理中的指导与隶属关系。2012年7月份，市司法局成立了社区矫正联合执法大队，负责全市的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工作。今年4月份，市委、市政府批准了司法局对基层司法的“三权上收”，实行完全垂直的管理方式，进一步理顺了社区矫正的业务管理关系。

二是规范执法。在市司法局的牵头协调下，各部门紧紧围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个核心，全面抓好了衔接接收、监督管理等工作流程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社区服刑人员报到、会客、请销假、迁居权利行使限制等工作制度，统一规范社区服刑人员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工作环节，加强社区服刑人员档案和社区矫正刑罚执行档案管理，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是力求创新。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在我国仍然属于新生事物，积极探索、力求创新是我市社区矫正工作走向良性运行的重要动力。在创新工作理念上，针对我市基层司法所干警不足的现状，市司法局积极更新观念、创新思维，在宽严相济的的工作理念指导下，按日常表现情况将社区服刑人员分为宽松、普通和严格管理三类，实行区别对待，对部分家庭条件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尝试特殊帮扶，体现人性关怀。在创新管理手段上，我市在**地区率先尝试使用社区服刑人员gps手机定位系统，及时掌握部分严格管控对象的行踪，并作出反馈。同时，市司法局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在金神镇一园林企业建立社区矫正教育培训基地，对在矫人员进行定期集中开展职业培训、公益劳动和法制教育，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安臵帮教过渡性安臵基地，目前各项尝试已初见成效。

二、当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这种社会化、人性化的刑罚方式加速了罪犯的再社会化进程，有效降低了刑罚执行成本和犯罪人员再犯罪率，维护了社会稳定。但是随着工作的逐步深入，我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实际操作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矫正环境方面，社会认同与群众支持不足。从全市的社区矫正推行情况看，无论是价值理念取向还是社会意识接纳方面，都没有很好的环境支持，矫正工作缺乏必要的社会群众基础。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多数群众认为罪犯就永远是“坏人”，损害他人危害社会，所以关押、重罚是“最解恨”的处理方式，认为监禁是理所当然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是对“坏人”的迁就和放纵，是对被害人的不公平，是对社会的不负责，甚至对社区服刑人员产生“恐慌”和“抵触”心理，敬而远之，更遑论日常工作生活中帮助支持矫正工作。在这种认知环境下，非监禁的社区矫正思想很难引起民众的共鸣，缺乏公众基础，加上我市大多数农村地区社区承载力偏低，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功能大大削弱。

二是矫正对象方面，法律意识与思想认识淡薄。社区服刑人员在思想状态、认罪态度和再次危害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部分社区服刑人员会认为执行日常矫正管理的司法局（所）缺乏强制力，对执行机关的监管行为心存抵触，不服从监管改造;有的社区服刑人员认为自己犯了罪，没有脸面继续在居住地抛头露面，想尽办法逃避监管;还有的矫正对象迫于生计，外出务工，以致不能按时报告活动情况、数月不交思想汇报，甚至不请假外出，脱离监管。

三是矫正执行方面，强制执法与重新收监困难。按照《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配合实施，司法所具体执行。由于《社区矫正法》还在研讨之中，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刑罚过程中，处于“责任很重、依据不足、手段不硬”的状况。当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需要抓捕时，只能依靠公安部门执行。对不服从日常管理，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收监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认定，收集证据更是困难重重。缺少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规，强制力不足，从根本上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

四是矫正力量方面，专业队伍与经费保障缺乏。目前，我市15个基层司法所警力普遍不足，多数司法所仅配有1名干警，他们需要承担普法宣传、人民调解、法律援助、安臵帮教及综治维稳等多项职能任务，人手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运作。在经费保障上，我市从2011年将每年8万元的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了财政预算，按照现有的在矫人员规模，每名罪犯的管理经费仅200元左右，与省政府规定的年人均管理经费2000元的标准相差甚远，难以维持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经费的需要。

三、多维视角下完善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社区矫正制度是当前刑罚社会化和人性化的集中体现和必然需求，只有紧随社会管理创新步伐，及时更新工作理念，积极夯实群众基础，才能进一步激发社区矫正工作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从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环境来看：

一要变“管控”为“管理”。从“管控”到“管理”，表面看是一字之差，实质上是从“控制得住”到“管理得好”的理念革新。实现这一转变，要增强人力保障和财力投入。人力财力不足是调研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从管控到管理将意味着要做更多、更深入、更细致的工作，就要求从人力和财力上予以保障，以投入成本的增加来换取矫正者再次犯罪的社会成本的降低。实现这一转变，要探索部门善管和矫正者服管的体制机制。逐步摒弃原有“监控-维稳”的管控理念，积极探索建立政府管理、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调研中，基层司法所提出可要求矫正对象交纳“社区矫正保证金”，从而对不主动积极服从管理的矫正人员有一定的惩戒手段。

二要变“对接”为“链接”。我市公、检、法、司等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联动格局中基本做到了“无缝对接”，但在社区服刑人员动态信息共享方面，还没有做到“实时链接”，这容易导致社区服刑人员再犯被公安机关逮捕时，刑罚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却不知情。实现这一转变，迫切需要建立社区矫正信息平台，整合档案管理、矫正操作、工作审批等社区矫正工作日常管理内容，真正的推进部门间“工作对接”向“信息链接”转变，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全天候在线”。

从群众工作路线的具体实践来看：

一要变“抵触”为“接触”。群众是服刑人员的“监督者”，更是社区矫正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参与，紧紧依靠群众支持，社区矫正工作才能真正的接“地气”、显成效。要通过各种途径加强社区矫正的法制宣传工作，促进公众法治理念的转变，理解和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理解和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要在矫正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力求群众参与，在审前评估阶段要充分征求和听取社区居民的意见，在矫正日常管理中积极邀请社区群众参与监督，在整个社区营造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与帮扶氛围，培养社区居民对矫正管理的主动参与意识，变平时“抵触”为主动“接触”。

二要变“来访”为“走访”。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执行者，更是帮扶者；矫正的对象是服刑人员，也是一名“特殊群众”。这就要求刑罚执行机关用新时期群众工作方法来进一步提升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与水平。要在社区服刑人员“定时来访”报告情况的同时，主动“登门走访”，及时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与困难，从而拉近与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距离，营造和谐的社区矫正氛围。

从以人为本理念的时代主题来看：

一要变“服从”为“服务”。受传统理念及维稳、防脱管等因素影响，社区矫正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一般更重视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是被动的服从。然而，对于一些因犯罪而导致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陷入贫困的社区服刑人员，维持生计将成为其在矫期间面临的首要问题，往往也是导致其不得不暂时“脱管、漏管”现象的客观原因。对于这类矫正对象，积极探索建立“社区服刑人员创业就业基地”，协助其在本地解决就业问题，比加重监管更能有效转变其思想观点，更能促使其主动配合矫正工作。

二要变“关注”为“关怀”。思想上的教育、心理上的帮助和日常矫正监管是社区矫正的三大功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这一特殊群众，在社区中将会被更多的予以关注，但是对一些社区服刑人员特别是青少年矫正对象，思想与精神上的关怀比关注更为重要。在矫正过程中，要积极关注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及时为部分情绪消极、容易动怒甚至仇视社会的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健康心理治疗服务，协助他们学会调节自身情绪，缓解社会压力，切实改变长期关注为日常关怀，让其真切的感受到思想和心理上的支持，转变自身思想认识，以便高质量的完成矫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