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论文（优秀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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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语文古代文化常识：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精选】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形成。唐朝承袭隋制。唐太宗增加考试科目；武则天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并首创武举和殿试；唐玄宗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用高官主考，以后成为定制。科举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北宋时期，对科举制度本身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和调整，严格了科举考试的程序；分乡试、省试、殿试三级，殿试成为定制；减少考试科目，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改进考试方法，实行糊名制，防止考官舞弊；不断增加科举录取名额；王安石变法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宋朝科学制度比唐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科举考试内容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严格规定答卷的文体，分为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清朝基本上是承袭明制，改变不大。

古代科举制度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八股文起到了束缚思想、摧残人才的作用。

【金榜】。

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

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训俭示康》：“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

【校】。

夏代学校的名称，举行祭祀礼仪和教习射御、传授书数的场所。

【庠xiang】。

殷商时代学校的名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序】。

周代学校的名称。《孟子?滕文公》：“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古人常以庠序称地方学校，或泛指学校或教育事业。

【国学】。

先秦学校分为两大类：国学和乡学。国学为天子或诸侯所设，包括太学和小学两种。太学、小学教学内容都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主，小学尤以书、数为主。

【乡学】。

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

【稷下学宫】。

战国时期齐国的高等学府，因设于都城临淄稷下而得名。当时的儒、法、墨、道、阴阳等各学派都汇集于此，他们兴学论战、评论时政和传授生徒，孟子和荀子等大师都曾来此讲学，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重要园地。

【太学】。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但都是教授王公贵族子弟的最高学府，就学的生员皆称太学生、国子生。《张衡传》：“因入京师，观太学。”《送东阳马生序》：“东阳马生君则在太学已二年。”

【国子监jian】。

参见“太学”条。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都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如明代设“国子监”，而《送东阳马生序》中则称之为“太学”。

【书院】。

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学官】。

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祭酒】。

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博士】。

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从事教授生徒的官职。《三国志?吕蒙传》：“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

【司业】。

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政】。

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教授】。

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助教】。

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教授生徒，又称国子助教。

【监生】。

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诸生】。

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送东阳马生序》“今诸生学于太学”，则是指在国子监学习的各类监生。

【察举】。

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张衡传》：“永元中，举孝廉不行。”《陈情表》：“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汉代避刘秀讳，称秀才为茂才)。

【征辟】。

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张衡传》：“连辟公府，不就。”“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

【孝廉】。

汉代察举制的科目之一。孝廉是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意思。实际上察举多为世族大家垄断，互相吹捧，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科举】。

【童生试】。

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左忠毅公逸事》“及试，吏呼名至史公”，这里就是指童生试，在这次考试中左光斗录取史可法为生员(秀才)，当时史可法二十岁。《促织》“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操童子业”是说正在准备参加童生试。

【乡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秋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布正、副榜，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e)元。

【会试】。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

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鼎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

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

参见“殿试”条。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98749人。古代许多著名作家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

【状元】。

参见“殿试”条。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

参见“会试”条。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

参见“乡试”条。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欧阳修《卖油翁》中提到的“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与其兄陈尧叟都曾考中状元，而陈尧叟则是连中三元。

【鼎甲】。

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

参见“会试”条。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

参见“乡试”条。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儒林外史》第三回写范进中举后，张乡绅立即送贺仪银和房屋，范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嘴脸吹捧女婿“是天上的星宿”，而范得了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说明古代中举后便可升官发财。

【生员】。

即秀才，参见“童生试”条。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如王安石《伤仲永》“传一乡秀才观之”。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而称秀才为茂才，《阿q正传》中称赵少爷“茂才公”，表示讽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科举制度从它诞生之初，就预示着它的必然衰亡。

封建统治者采用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笼络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的统治。狭隘的阶级利益，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消极因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在榜前列队走过时，就非常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在吾彀矣！”（入彀就是入圈套）可见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使英雄就范的手段。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日益显露。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中，考试问文体必须用八股文，考八股文时，必须以四书五经来命题。这就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将他们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他们只能“代圣贤之言”，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阻碍了思维的独创性，更不能联系实际。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外先进思想的不断传入，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思潮，这种死板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

科举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丧失，是其衰亡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世袭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上述无论哪一种选官制度，大多以门第为主要依据，一般人根本没有做官的希望。而科举制从其诞生之初，就一改以前选官重门第的做法，它将选拔官员和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选拔官员中的长官主观意志，为一般士人和平民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确实使一些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得到任用，因而科举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它得到了普通读书人的欢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和走进上流阶层的桥梁。

到了近代，外敌的入侵、领土的割让、赔款的支付，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从中自省，认识到，四书五经固然重要，但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近代技术，使国家早日强大，则更加重要。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入，许多接受民主思想的学生们，感受到民族危难的刺激，逐渐走上朝廷的对立面，这样，科举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进一步地受到削弱，并最终丧失。社会基础的丧失之时，就成了科举制度的衰亡之时。

古代科举制度的文学常识

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为士大夫的主要途径。明清俗称举人为孝廉。

：汉代士人通过察举和征辟人仁做官，主持州郡察举的列侯、剌吏、郡称为举主，被举、被辟的贤士便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后科举考试及第一者对主考官亦自称门生。

古代向朝延荐举人才的制度。自唐以后，经乡贡考试合格的.叫贡士，清代，会试考中的为贡士。

意即贡举的人员。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被重视，明、清两代，始以进士为考中者的名称，凡是举人(乡试考中者)经过会试考中者为贡士，由贡士经过殿试录取者为进士。

：原指被推荐之人，为历代对各地乡贡人京应试者的通称。明、清两代，为乡试考中者的专称，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中了举人叫“发解”、“发达”、简称“发”。习惯上俗称为“老爷”。

别称“茂才”。本系优秀人才的通称。汉代以后，成为荐举人才的科目之一。南北朝时，最重此科。唐代初期，设秀才科，后采渐渐废去，仅作为对一般儒生的泛称。明太祖曾采取荐举的方法，举秀才数十人，反以知府为官，明、清两代，专门用来称府、州、县的学员。习惯上也称为“相公”。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唐代举人赴京应礼部考试都须投状，因为称进士科及第的第一名为状元，也叫状头，宋代以殿试首名称状元明、清会试以后，贡士须作殿试，分三甲取士，一甲三名，第一名为状元。

科举殿试一甲第二名称榜眼p北宋初期，殿试录取的一甲第二三名都称榜眼，意思是指榜中双眼。明、清两代专指第二名，第三名称探花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科举殿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唐代进士曲江杏园初宴，称“控花宴”，以同榜俊秀少年进士二三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探采名花，探花之名负于此，宋代又称探花郎。南宋以后，专指殿试一甲第三名。元、明、清三代沿袭不改。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唐代，举进士者皆由地方解送人试，故相沿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宋以前称解头。

科举制度中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会试中式第一名为会元。

明、清府、州、县学的科举称谓知识。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精选】

1、科举制度的`基本特征：第一，根据政治、军事、学术研究等方面所需要的人才类型，朝廷分别设立科目，通过考试进行选拔，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实效性。第二，允许士人（读书人）向所在州县官府报名应考，无名额限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性。第三，通过逐级考试的方法，筛选人才。在人才选拔上，基本上体现了公开、公平的原则。

2、科举制度的进行作用：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吏，在世界上为首创。它的创立是我国古代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

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主要有：第一，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手里收归朝廷，起到了抑制门阀势力的作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第二，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各阶层的读书人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开辟了道路，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第三，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地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第四，不断更新封建政府中官吏的结构成分，主动调整部分吏治，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第五，根据考试成绩，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客观标准。有利于调动整个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第六，调动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3、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明朝中叶以后，日益走向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所需要的是孝子、顺民、忠臣。因而有意识地利用科举考试中的缺陷，以“八股取士”，达到统治士人思想的目的。这样，科举制度就逐渐从选拔人才的工具蜕变为摧毁人才的罪恶手段。

其消极影响集中表现在：第一，从内容到形式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把知识分子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废弃了对经、史及其他各种技术知识的学习，使他们陷入愚昧的深渊，成为顺从皇帝的奴仆，最终成为封建制度的殉葬品。第二，导致官风和文风日下。政治上的腐败导致科mm场上的派别斗争，营私舞弊；读书人为了做官，拼命诵读四书五经，追求八股文死板的作文形式，严重伤害了人才的选拔和成长。第三，科举指挥学校，使学校失去了培养人才的意义，并成了科举的附庸。明朝以后实质上就是八股文章指挥学校教学，一代复一代地制造愚民和庸才。当新兴的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时，理所当然地就要“废科举，兴学校”了。

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价值体现分析论文

分析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从逻辑上讲，如果法律上或政治上的某些变化可能会使制度环境发生变迁，并导致利用现存的外部利润机会获利成为可能，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安排就会处于非均衡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或在其边界进行制度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制度选择从功能上使得金融实际上成了政府的财政的一部分。社会资金大都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分配，银行的作用只是充当政府的“出纳”，金融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在此阶段，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被普遍禁止；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货币化水平低，人们在解决其基本生活需要后几乎没有多少货币剩余。因此，虽然我国存在深度的金融抑制，但在这种制度环境下，金融制度的供给与制度需求是相适应的，整个金融制度处于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根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

1979年以后，我国开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协调。我国的私营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对经济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但在金融资源分配方面，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仍是我国正规金融机构的首要任务，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无暇顾及，个私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变得十分困难。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当正规金融的进人变得更昂贵时，中小企业必然会寻找新的金融服务机会、形成相应的规则和约束并使之合理化，即从非正规金融部门筹集资金。

其次，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有所改变。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政府利用其在政治、经济资源上的绝对的控制权，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管制。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在制度的供给方面长期居于垄断地位，未得到政府允许的任何制度创新都是非法的，以此将其他个人或团体排除在制度创新的空间之外。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逐渐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将一部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部门，为权利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最后，经济运行的货币化程度日益提高。改革开放后，收入的货币化分配逐渐取代了传统经济制度下的实物分配，我国居民在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之后，积累了大量的剩余货币。为使其货币资产保值增值，社会居民或组织在运用其货币资产时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非正规金融正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因此，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所有者受利益驱动而成为非正规金融的供给者或中介人，将小规模的短期储蓄集中起来，为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企业提供资金供给，促进货币或资本向投资转化，对正规金融产生“挤出”效应。

2.2正规金融制度变迁：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供给因素分析。

虽然在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变迁中成长起来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金融制度服务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我国，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只是正规金融制度的接受者。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它是由政府通过法令等手段进行的，政府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变革中处于主动地位，是正规金融制度的决定者。由于制度供求主体的地位不同，两者的制度效益分析的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于作为制度接受者的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来说，只要现有的制度安排使得其净效益不是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最大的一个，就会使其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和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以及新制度的潜在供给，即原有的制度安排因供给不能满足需求而处于非均衡状态。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其制度变迁的供给虽然也是建立在制度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个别净效益，而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由于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中存在个人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因制度变迁的供给不足而导致的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这一点在我国的正规金融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改革开放后，国民收入的大部分以各种金融资产的形式，经过银行完成由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原有的“大财政、小银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利用财政手段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使得国家在金融制度安排和变迁过程中必然要加强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通过国有金融系统对金融活动垄断，从居民储蓄中获得大量的资金剩余，为公有制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对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采取制度性歧视政策，尽量少地满足其融资需求。由此可见，政府作为金融制度的供给者，由于受到自身偏好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进行金融制度安排时并不一定以国民财富最大化为目标，必然会导致制度供给结构扭曲。即使政府能够克服以上影响，但由于其有界理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设计、建立金融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它仍然不能校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此外，由于政府缺乏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对变革的金融制度供给采取“摸着石头过河”方式逐步进行的，对正规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存在着认识和组织、发明或引进、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等四重时滞，因此这种强制性的金融制度变迁并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的需求。

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即使政府放松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金融行业的经营特点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供给不足。首先，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正规金融机构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兼顾成为其经营目标。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市场化原则对贷款行为进行规范，信贷标准日趋严格。而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比大企业要高得多。正规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群体自然会抑制其贷款冲动。另外，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额度小”的特点，正规金融部门贷款手续繁杂，不能及时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频率高、额度小”的资金需求也提高了银行提供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

由于政府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特点，使得我国的银行信贷分配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据资料显示，在我国整非国有经济部门从国家银行系统中获得的贷款不足银行贷款的20%，有组织的银行系统中80%多的信贷都被分配给了国有经济部门。而在直接投融资中，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被定位于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在股票发行中，有限的额度基本都被分配给国有企业，迄今为止，股票市场中，上市的民营企业不足10%，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比重则更低。

3结语。

总之，在我国经济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制度环境的变迁不仅生产出对非正规金融有着强烈需求的中小企业，也生产出拥有大量货币剩余的私人部门和允许多样化权利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正规金融制度的供给不足，金融制度供求失衡意味着现存制度下的巨大利益空间，因而孕育着巨大的制度变迁收益。为了争取现有制度安排下不能获得的外部利润，他们必然会在现有制度的边际进行金融制度创新，导致我国非正规金融最终得以产生，发展和壮大。由此可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具有内生性，因此对非正规金融不能采取简单的取缔态度，必须通过立法途径引导非正规金融合法化，正规化，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联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性金融危机冲击的现实，政府更应当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的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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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价值体现分析论文

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中为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纵观中国历史比较完备成型的各种正规制度，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体系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范形最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广泛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制度文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教育制度的角度，理性地考察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制度影响。

科举制度不仅满足了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君主专制的坚实基础。因此，它与封建统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纵观我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君主专制主义；二是中央集权制；三是官僚政治。[1]某种程度上，科举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上述三大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长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是其能否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统治者重视的前提。

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之下，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久盛不衰，在于它网得天下杰出人才尽入皇帝手中。常有人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进行不断地争论，但科举制度却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广纳贤才为中央王朝效命尽忠的有效手段。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就官僚政治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相结合，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科举制成为了中国官僚社会的制度基础，同时又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巩固和加强作用。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因此导致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官员选拔录用标准的混乱与失序。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影响之大。

古代社会以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也就等于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作为价值取向。而这恰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联系紧密。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贯穿整个社会，古代社会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因此，科举考试便成为教育强有力的推动者，它左右了教育的内容、方法、目的，起着对教育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虽然查阅资料显示，从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程考察，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如果从“储才以应科目”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今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十分明显。

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之后，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建立。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对教育深刻影响的存在，形成了当时晚清政府发展新式学堂的强大阻力。晚清政府从不得已而实施教育改革，直到最后完全废除了科举制。直至今天，人们有时仍把有些功利的应试教育归咎于科举制度，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种种论争矛头也指向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科举制度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树立了一系列的文化理念来为封建社会的主流儒家文化服务。如建立了“用考试来选拔人才”的机制，给全国人民一种平等的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建立了“以‘四书五经’作为出题来源，并以‘八股’形式作文”的机制，以“愚民”的形式来维护封建统治，等等。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考试选拔人才”的文化机制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这样的机制不但可以选拔人才，还可以给公民一种“平等”的观念和感受，让他们不论贫贱富贵都有一个向上的机会，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次，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借鉴了科举制度的相关理念和规定。科举制度设立以前，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教育，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受到了局限，教育在当时只是一种贵族的奢侈品。然而，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大，使得教育变成了一种适合普通大众的“大众教育”。公民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中国的“大众教育”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与科举制度的产生。同时，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有着消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大大宣扬了“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在科举制度下，参加科举考试是广大知识分子改变命运、升官加爵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人都为了科举而毕生拼搏，读书是毕生至高无上的事情，做官是每个人最终的梦想。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这种思想的作祟。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没有一个家长不望子成龙。有很多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不惜投入血本，自己节衣缩食只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地教育。每年的高考之时，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父母在传统的文化熏陶下，想让子女通过高考而飞黄腾达的观念。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民族，我们的教育在不断普及，民族素质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读书、考试、做官”的固定模式在暗暗作崇，根深蒂固。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有更高的文凭可以在更好的单位谋得一份更好的差事。可以说，科举制度中“读书为做官”的传统思想不断影响这着现代的教育制度和观念。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延续了千年的选拔人才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总体来讲，科举制度加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使得教育趋于大众化，为众多寒门学子提供了晋升的可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阻碍了经济制度的发展，抑制了经济人才的产生。科举制度从隋唐时代一直延续至清朝光绪年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合理积极的因素，将科举制度中有益的智慧运用于当今的社会制度之中。

参考文献：

[1]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32—42。

[2]高桂娟。科举制度的文化意义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266。

[3]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m]。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42。

[4]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价值体现分析论文

方志档案被提出至今已三十余年，学界对其研究已较为成熟。然而，实际开展该项工作的方志机构却很少，主要原因是方志机构对方志档案的重要价值认识不到位。本文旨在探析方志档案的重要价值，以期提高方志机构对方志档案的重视程度，建立、保存方志档案，充分发挥其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

方志档案是在编修志书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国家档案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志档案价值存在多个维度：从作用上看，它具有历史价值、经验价值、资料价值、科研价值等。从价值性质上看，它具有凭证价值。从时间上看，它具有现实价值与长远价值。本文仅从作用的角度研究方志档案的价值。

一、方志档案价值。

1.历史价值。

方志档案记录了某一行政区域内从有记载人类活动开始至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演进，为历史真实情况提供证明，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或者事物本身有特殊意义。方志档案是历史凭证，具有历史价值，它是方志档案最为重要且最为根本的价值。黑龙江的旧志文献资料，如明正统《辽东志》、弘治《辽东志》、嘉靖《全辽志》、康熙《盛京通志》等，这些方志档案资料都记述了该历史时期黑龙江区域内包括龙江、景星、泰莱等24个县旗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2.资料价值。

方志档案的内容涉及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同时也包括当地的民情风俗、方言、姓氏、人物等，具有范围广、内容全特点，被人誉为“信息库”，为修志提供重要资料基础，为各项科专业领域工作也提供资料支持。目前多数方志机构的资料工作普遍存在“重用轻管”的现象，致使资料边用边丢，需复核时难明出处;资料还没用就遗失。若这些方志资料继续因不被重视而遗失，将是方志界重大的资料损失。

3.经验价值。

一是对修志工作的经验价值。方志档案包含方志机构的文件和其他文书材料,如修志工作中拟发的计划、意见、规定、简报、总结、守则、制度等，既含有理论研究成果也有现实编纂经验，是指导修志工作的重要文献，对发展方志理论、建立新方志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二是对其他专业工作的经验价值。方志档案中涉及各个专业领域的工作材料、技术情况说明等，这对各个专业领域更新技术、发明创造都有着借鉴意义。

4.科研价值。

方志档案中包含的旧志、旧文献、古籍档案是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是从事史学研究和公众寻根访祖的重要材料;包含的各专业的原始档案材料，形式上包括文献、图表、图片、碑文、资料汇编等，蕴含丰富的信息，对各专业科研人员开展创新工作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

二、方志档案价值特点。

1.方志档案价值的潜在性。

方志档案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只有被开发利用时，才能得以实现。因此，方志档案在被开发、应用前，其价值处于沉睡状态，需要在社会需求下，通过主体开发、利用，才能将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2.方志档案价值的相对性。

方志档案的价值大小是有一定客观标准的，但也受环境的影响发生升降。譬如，当社会对非常关注经济领域时，公众对经济领域的方志档案需求度升高，该项方志档案的价值大于其他领域的方志档案，同理，当社会关注度与需求度降低时，其价值也会随之降低。

三、对开展方志档案工作的启示。

1.去伪存真，完整留存。

方志档案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推进方志事业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发展贡献不可估量，建立、管理方志档案势在必行且刻不容缓。由于方志档案的价值具有多维性、潜在性和相对性，其真实价值难以判断，况且，目前广大方志工作者的档案意识薄弱、档案知识储备匮乏。因此，对尚未开展方志档案工作的方志机构来说，首要任务是对方志资料进行真伪辨别，对通过论证，直接可以推出为错误、不实的材料予以剔除;对正确和存疑的材料直接完整留存，将其作为方志档案资料。

2.制度先行，有序归档。

建议各方志机构结合方志档案资料的存储量和存储特点以及档案人力资源配置情况的实际，制定方志档案鉴别、归档、管理规划方案及相关制度，按照方志档案分类，分批次有序开展方志档案工作。

3.开发方志档案。

开发方志档案是最大限度实现方志档案价值的途径之一。在开发方志资源与各专业领域科研工作上，结合社会公众的需求点，整合分散、零散的方志档案，深入研究灵活创新，形成成果，推进方志工作与各专业工作的发展。

综上，方志档案是修志过程中形成的宝贵财富，蕴含着丰富的信息资源，需要学界高度重视其价值及作用，建立、管理、开发方志档案，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服务。

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价值体现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世界体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文化，它蕴含了我国特有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内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体育全球化的影响下，开始被传承、保护和发展，实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通过不断的创新与发展，来推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持续性发展，早日与世界体育文化接轨。

关键词：民族体育文化；体育文化价值；发展。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为了满足、身心发展的需要积累下来的文化遗产，其经过不同时期的传承与发展，所以具有丰富的体育文化内涵。另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体育文化形态中也大力弘扬了民族精神及民族情感，发扬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能起到振奋国人的民族精神，同时又能够增强各个民族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1]。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综述。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概念。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方式中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意义。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在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孕育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各民族人民生活的需求，已经融入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另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依靠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以及体育文化的内涵从而受到社会群众的喜爱。在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迅速提升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但具有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竞技比赛、休闲娱乐、观赏等社会文化价值，它还涉及到了市场各经济领域的发展，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我国体育文化形态中宝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

（二）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藏的内涵。

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是各族人民在不同时期的生产和实践中不断创新与发展提炼而成的一种具有独立性特征的文化形态，具有丰富的名民族传统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由于本身的民族性和传统性，在其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会深受到当地的传统习俗、道德以及教育等相关传统文化形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武术、太极、舞狮、舞龙、骑射、赛龙舟、马术、击剑等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综合形态，始终与技艺、健身、智力等文化体系有着紧密联系，在经过五千年历史长河的发展和传承下，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演绎成属于中华民族的国粹。比如民族传统体育中最为经典的是中华武术。武术让人们在练武的时候，除了健强体魄和掌握好武术动作的特征之外，还让人们领略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传承下来的道德理性以及和谐统一的精神，成为一种可以与外界自由进行物质和信息交换的体育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的种类源于社会生活，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帮助人们调节情绪、陶冶性情、强身健体为主要目的，都是利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人们在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中不断地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改进和完善，不但将民族传统体育渗透到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还致使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成为体育比赛场上正规的比赛项目。

（三）传统体育文化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现了民族的精神文化，民族传统体育从出现至今已经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其体育项目的种类已经有977种，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民族文化的体育体系。这种民族体育文化过了五千年还经久不衰，其原因还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发展与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以及思想意识等紧密联系，它与各个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现了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传承了民族的宗教信仰，也促进了社会信息交流等文化内涵。即使是在体育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彰显出了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的价值。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但能够强身健体，最重要的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体育文化的特殊形态中发扬了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以及民族社会文化的发展。另外，民族传统体育不限制人数，也不受时间、环境的限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民族传统体育，在运动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还能够调整人们的心理状态，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使人的心情变舒畅。其次，民族传统体育不像现代体育运动那样，运动强度大，而且且趣味性比较强，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不但改善了人们身体器官的功能，在帮着人们增强适应外界的能力以及增强了对疾病的抵抗力。传统民族体育文化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体育文化的价值推向了高境界，从而激发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和自豪感。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价值。

首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从民族传统文化中独立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在人类不断的完善和创新下，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其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是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重要保障[3]。此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传统体育文化在经历了沧桑后仍被传承与弘扬，虽然传统的民族体育文化在不断被发展，但是其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其体育文化以及形式仍然被各族人民受用，并在其体育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加以研究创新。相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实践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为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趋势。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精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在文化迅速变迁的背景下被社会认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在现在这个发展迅速的社会，无论哪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和开发都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前提，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各方支持下，将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个宝贵的遗产，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的俱乐部或者协会，建立以社会大众为主的体育组织和民族传统体育商品市场，形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全方位体系，鼓励体育产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共同营造民族传统体育普及大众化的格局。第二，加强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多培养懂民族传统传统体育又会经营管理的人才，满足传统体育不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为我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可以利用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等有效的传播途径宣传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这种方式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走进人们的身边，通过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识来激发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发扬的热情。

四、结论。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逐渐得到提高。而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成为我国发展体育事业的重中之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且加强了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了国民的身体素质和思想观念，对发扬体育精神及增强民族情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2]百晋湘.全球化视野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6).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对当今监察工作的启示论文

[摘要]国土资源监察工作，是保护国土资源，打击各种违法用地的有效途径。文章将就国土资源的检测监督工作，进行相关的阐述，就如何做好国土资源的监察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城市管理；国土资源；监察管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我国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多，但随之而来也出现了地方对土地任意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使土地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各种危害国土资源的违法事件不断涌现，这不仅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态环境，也对城市的发展及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在新时期下，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力度，势在必行。国土资源监察工作中，需要探索一条有特色的工作思路，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加强对执法队伍的建设力度。

执法人员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就需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实际的国土监察工作中，培养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是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因此，国土资源局相关部门需要组织本地区国土执法人员进行法制培训和法律讲座，通过对《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农业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集中培训和相关的国土资源管理业务知识的学习，保证系统内干部职工的法律和业务水平有更高的水准。

当然，提高法律意识，只是建设执法队伍的一个部分，要搞好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组织就需要健全执法机构。

事实上，土地管理工作的成败，决定了土地执法监察机构建设的好坏。要做好国土监察工作，就必须要健全土地执法监察工作机构，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违法占地案件的发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一）健全执法队伍。

1、从各部门抽调业务精、素质高的干部，经过业务考核，组建土地执法监察队。干部力量对执法工作的开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首先要建设好干部队伍，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到人，保证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全面性，不留死角。以干部队伍带动整个队伍，为土地执法监察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2、以“严而又严，紧而又紧”的国土资源管理政策为核心，按照业务职能，将责、权、利挂钩，再逐一落实到局领导班子成员及各室负责人，最终实现分级负责制，同时，还需要把全年任务按月份、季度进行分解，并且要和工资挂钩。

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以事论事，统一标准，做到“四要”，即办案人员要秉公执法；负责人要依法按程序查处；执法大队要对案件的处理直接审核把关；分管领导要对分管范围内的工作全面负责，通过层层负责，建立完善的执法体系。

此外，还需要在工作流程上进行完善，从立案、调查、取证、听证、送达每个环节都要做到有记录、有档案，实现一案一卷，有始有终。

3、组建执法办公室。执法办公室要在国土监察的过程中，对执法监察案件的查处、调查、取证、处理、听证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如果是重点案件，那就由局领导班子带头集体研究，集体讨论审议。

二、抓住重点，重点监察。

国土监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其有多个部分组成，需要监管部门协调各方进行组织管理，而采取“抓重点”的策略，是搞好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关键所在。

要紧紧围绕着土地市场秩序展开整顿工作，对重点区域进行加强执法，认真履行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职能，如重点清理各类违法的开发园区。在城市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各种经济园区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是也存在各种违法用地问题。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可以把园区的监察工作作为工作的重点。

首先，是要认真梳理以来的所有卷宗、票据等。对执法过程中，处罚不到位的，进行相关的.处理。对新上项目建设用地，特别是近3年来的新上项目，要专门成立工作组，抽调精干人员，逐卷逐宗进行审核登记，扎实有效地开展清理整顿，对没有按要求进行办结的，进行处理。通过这样的重点监察，确保了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工作的效果。此外，对重点区域，重点监察对象，要实行巡回监察。为及时查处违法案件，不仅要依靠群众举报，同时还应该采取执法巡回监察的方法。在工作组内部绘制动态巡回检查图，然后让各个负责人分片包干，问题一经发现，立即查处。

三、建立立体监察系统。

事实上，各地国土监察的难度在于，所辖地区面积大，地形多样，要实现全面监控，就需要建立立体的监管络。因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监察系统：

（一）聘请监督员。

鉴于复杂地理环境，为了执法工作能够到位，不留死角，各地监察部门可以考虑聘请监督员，帮助执法监察。如可以聘请离退休回乡的干部和村民代表任兼职执法监察员，建设县、乡、村三级立体监察信息网络。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在监察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土地违法案件的监控，能够让许多土地违法案件发现于苗头，解决于萌芽，在实际的监察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二）土地信访。

其实，从中国国土监察的工作情况看，信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涉及到千家万户，也是部门与群众联系的纽带，更是土地监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信访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土地管理工作的好坏。因此，国土监察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土地信访案件，实行领导包乡、包村、包案，定期会诊制度，保证信访工作有效性。采取执法与信访相结合的联动制度，针对不同的信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限期答复。

（三）建立土地信息网络。

为了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国土资源的情况，各级国土管理部门需要建立相应的土地信息制度。在信息的采集上，要实现村、镇、县、区、市、省立体化的信息系统，各个系统之间信息流通，从整体到局部，形成流通的信息网络，保证整个片区的国土资源状况得到很好的监控。

四、加大宣传力度。

在国土监控中，宣传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工作方式。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能够减少工作的难度，也能够在全社会形成自觉维护国土安全的良好局面。这就要求监察部门在工作中的采取多种形式的宣传方式，努力抓出实效。

首先，要认真扎实地搞好“6.25”宣传活动：宣讲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领导召开座谈会，研究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在各主要交通节点，悬挂宣传横幅，开办土地专刊；向各村镇街道办发放“土地日”宣传资料和国土资源法律法规；与电台、电视台、报社等联办“土地之声”专题节目。

其次，定期召开国土资源管理工作会议。在内部传达贯彻上级会议精神和安排部署检查工作任务。

再次，充分利用群众会议、村政务公开栏，大力宣传国土资源法律法规，通过宣传和培训等形式，取得了宣传法律法规的实效，让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用地采矿、取土建房都必须依法行事。

五、结语。

总而言之，国土监察工作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工作，对社会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做好国土监察工作是保证国土安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监察部门在提高自身执法能力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的执法体系，确保国土资源的安全。

[参考文献]。

[1]王立彬.国土资源部通报土地违法违规典型[n].新华每日电讯,.

[2]王英.关于改善我国土地利用管理问题的思考[d].山东大学,.

[3]石国玮.努力提高国土资源宣传工作质量和水平[j].南方国土资源,2011,(09).

科举制度对我国制度文化的价值体现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历来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我国的正规金融体系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但在改革开放后，这种制度供给已经不能满足私营企业和社会居民的制度需求，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正是以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为主体，进行制度创新的结果。

1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产生与兴起的原因，已有的文献大都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一条思路是沿着麦金农的非正规金融源于金融抑制的观点进行拓展，如史晋川、张军（）等的研究；另一条思路是沿着stiglitz和weiss（1981）的信贷配给均衡的框架进行研究，如林毅夫（2003）、林毅夫（2005）等认为，信贷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是非正规金融产生和广泛的根本原因，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应当说，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的非正规金融的起源问题，但他们都无法解释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壮大兴起。首先，金融抑制并非产生于改革之后，相反，改革前我国的金融抑制尤为突出；其次，不完全信息是银行信贷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不会因改革而有所改变；最后，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二重结构”的国家里，中央政府的强大控制力也不会因改革而失效，但非正规金融为什么会屡禁不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我国非正规金融的产生问题。

根据诺斯和托马斯的双层制度安排假说，制度安排可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次级制度安排。前者一般由政府充当制度供给主体，通过引入法律、法规、政令等手段加以实施。基础性制度安排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滞后性。

后者是个人或个人团体在获利机会诱导下自发倡导实施的，多表现为私人间的契约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在渐进改革进程中。次级制度安排大体上是对现存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弥补和修正，在某些范畴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导致对基础性制度安排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次级制度安排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在于基础性制度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我国经济制度转轨过程，因正规金融制度供给滞后于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对制度服务的需求，由中小企业和社会居民在正规金融制度边际进行非正式制度创新的结果。因此只有从我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入手，才能找到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原因，正确把握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