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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带“*”的文章，尤其是作为鲁教版教材，这说明在语文教学中越来越倾向于学生的自学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就略读课文内容展开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成为现在语文教师首要的任务。以五四制的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参考，深入分析教材中略读课文的学习策略。
五四制；鲁教版；初中语文；略读课文；学习策略。
1.对五四制概念的简要说明。我国目前普遍见到的学制就是“六三制”，即小学教育六年、初中教育三年，相比于“六三制”学制的盛行，还有个别地区实行“五四制”，就是小学教育五年、初中教育四年，这是因为在很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素质相对较低，辍学问题严重，不能真正做到小学教育的普及。因此采取五年制小学教育，将课程内容有效压缩，且针对性更强，反而利于普及小学教育；而将初中教育延续为四年，则可缓解初中学习的高效压力，帮助学生扎实学习基础，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2.对略读课文学习的教学现状分析。现在的课堂教学中，普遍表示出对略读课文的不重视。包括教师学生在内，都没有正确认识略读课文的含义。这是受到传统应试教育影响的结果。略读课文的设置，其根源在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与自学习惯，在教师的带领下掌握阅读方法与技巧，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但是在现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这一点往往被忽视，很多教师为了节省时间，将略读课文的时间安排设置为一节课，且仍旧以教师主讲为主，学生跟随教师学习为辅。此外，对于阅读课文的要求也相对较低，部分教师认为只要掌握文章的主题思想即完成了这一内容的学习，严重损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不能达到学习略读课文的真正内涵。
1.以问题设置为引导，明确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明确才有利于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在略读课文中亦是如此。在学习鲁教版教材中略读课文《在山的那边》诗歌时，可以让学生在阅读完课文后思考分析文章讲了什么内容，是否可以运用故事化的语言将其描述出来，文章中是如何描述“山”的形态，而“我”具体又是怎么做的？让学生带着问题阅读文章，提高阅读效率的同时学会让学生自主分析文章内容。将上述问题解决后，学生自己就能明白文章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可由学生进行述说后再由教师进行点评，对于把握不确切的内容进一步讲解，如此则深化学生的理解。2.以掌握规律为前提，吸引学生自主学习。在学生掌握一定规律的基础上，教师就可以放任学生自主学习略读课文的内容。针对文章内容中的人物描写的几要素自己进行分析，了解人物性格特征。在学习鲁教版中略读课文《音乐巨人贝多芬》时，让学生分成小组自主学习，并选取代表上台充当小老师，将自己认为文章中需要明确掌握的重点讲述出来，并在学生完成后由其他学生补充，选出哪一小组的讲解更加清晰准确。鉴于时间关系，教师可以将此内容放在阅读课上或者自习课上进行，给学生留出充分的前期准备时间，从而进行讲解展示。为了最终的学习效果，教师可以从人物描写的方式有哪些、课文叙述的方式是怎样的、从哪里可以表现贝多芬的内心感受等问题中给学生提供参考，促使学生的准备更加充分。同时为了确保每名学生的活动参与性，教师可以让学生具体说明每位学生的工作职责，以此促进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这种形式的开展就是引导学生真正学会略读课文的学习方法的重要尝试，因此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与权利。3.以加强练习为根本，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才能练就，在学生掌握一定的阅读方法与阅读规律后，就可以由学生自己进行略读课文的练习，从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以鲁教版中略读课文为例，在学习文章《不求甚解》内容时，让学生通过自己掌握的方法进行全面的阅读，了解文章中的观点，了解知识的学习方法，了解“不求甚解”的典故应用及其真正内涵，让学生通过阅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时刻秉持谦逊，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且真正的好文章要随着阅历的丰富不断体会领悟的，由此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让学生真正了解略读课文设置的真谛。
略读课文在鲁教版教材中设置非常之多，也从侧面说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必须把握好略读课文的重点环节进而训练学生的阅读能力与自学能力，这对于学生语文阅读理解的掌握与整体的语文综合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教师还需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以便以更好的学习方法指导学生略读课文的学习。本文以鲁教版教材为内容进一步阐述说明，希望与其他语文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互动，如有叙述不周之处，还望海涵并与笔者及时沟通。
［1］李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策略探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6.
［2］妮娜.初中语文略读课文教学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1）.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相传，初唐杰出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过一首《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家鹅戏水很平常，而七岁的骆宾王却能用简练、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禁不住，我们会对小诗人充满情趣的审美感受发出由衷的赞叹。赞叹之余，我们自然会感到，唤起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培养孩子们的能力很重要。再说，“培养孩子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审美的情趣，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新的'教育理念，也是新时代的育人要求。同时我们也会认识到：美育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教育。
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心理特点。对美好事物感到惊奇和有趣，这是儿童共有的心理特点。蔚蓝的天空，闪烁的群星，广阔的原野，潺缓的流水，虽然没有生命却是美好的，这些事物对儿童来说也是有感情、有思想的。儿童不仅会用惊奇的眼光来看它们，而且会有趣地和它们对话，关心它们的现在和未来。这种对自然美的观察、感受和表达能力，无疑是与他们平日所受的熏陶分不开的。因为动植物是有生命的，在儿童的眼中，它们和人一样重要。
他们关心动植物的生长和各种变化，并为此喜怒哀乐，一朵小小的蒲公英足可以使他们忘掉整个世界，一条蚯蚓也可以使他们感到是最可爱的朋友。这说明，要使儿童真正学会欣赏自然、提高审美能力，在身临其境获得丰富感性认识的同时，还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知识传授，使他们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
其次是要认识到，审美教育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席勒说过：“从美的事物中找到美，这就是审美教育的任务。”儿童对艺术美的感受是从婴儿期开始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艺术美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感受也更深了。如课文《美丽的小兴安岭》，作者围绕小兴安岭森林一年四季景色变化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来描写了祖国大自然的雄伟壮丽、山河的多姿多彩，作者抓住两个特点“美丽的大花园”、“巨大的宝库”进行了描写。
再就是要带领儿童走进大自然，让他们在大自然中不断探索。如课文《草原》中，新鲜的空气，明朗的天空，翠色映目，使人惊叹，使人舒畅；如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描写了物产丰富的南疆风光；如课文《火烧云》，描写了瑰丽梦幻的自然气象……儿童总是感到自然界有许多奥秘，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河水为什么会奔流不息？是谁把早晨的天空染红了？诸如此类既是无穷遐想，又那么富有诗意。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内涵，对于培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简单阐述了审美人格概念的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其与小学语文教材两者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对相关研究有所帮助。
小学语文;教材分析;审美人格;关系探讨
小学语文教材由大量优美的诗歌文学作品构成，艺术感染力极强，具有较高的思想教育价值。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们对这些作品进行深度解读，使其充分领悟到文学艺术之美，从而有效提高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审美人格是个体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一种相对层次水平较高的人格。从广义角度来解读，人格是指与个体相关的各种特质的综合，包括品格、意志、气质、体格等。而从狭义角度来理解，人格是一种宝贵的自我意识，可以分为道德人格、法制人格和审美人格等。从美学意义上而言，审美人格特指一个人的格调和风度，是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高度统一，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便自由性和创造性，集中体现为对待生活的态度上。在审美体验过程中，审美人格深刻地感受着生命的历程，同时还对现实处境和生存状态不断地进行批判反思，以实现道德人格和理性人格的升华。
（一）通过阅读课文来渗透审美教育。根据小学语文新课程改革标准中的要求，教师要高度重视阅读教育，通过让学生朗读课文的方式来引导他们感悟世界，获得审美体验，从而达到涵养审美人格的目的。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阅读教学时，一方面，要认真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精心设计不同形式的阅读任务，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小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逐层深入，准确把握文章的情感内涵和审美品位，以诵读体味、细思默读、反复揣摩等方式不断净化自身心灵，为审美人格的塑造奠定良好的前提基础。
（二）通过分析文章提升审美感悟。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小学语文教师还应指导学生对文章进行全面详细的赏析，既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感悟能力和个性化思维，也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审美情趣水平。小学语文教材文本中包含多种形式的优秀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记叙文等，无一例外，文字都十分鲜活且极为精炼传神。因此，语文教师需引导小学生对这些文章进行仔细深入的推敲分析，准确把握文章所歌颂的美，以及作者通过文本想要表达的情感内涵。除此之外，小学语文教师还应注重营造出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使学生们长期浸润在优美的教材文本中，在潜移默化当中不断提高小学生们的想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其审美人格的形成，提高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三）通过欣赏插图培养审美情趣。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基本上每篇课文都会配有一幅或多幅插图，不仅增强了教材的趣味性，使刻板的文本内容变得生动形象起来，还有利于小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同时，这些丰富多彩的插图还以直观的视觉效果，激发了小学生的审美兴趣，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主动结合插图内容去赏析文章内容，有效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因此，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中除了要重点讲解文本内容，还应引导学生关注相应的插图，借助插图来深刻地体会作者所描述的场景，强化他们的审美体验。
（四）通过写作涵养审美人格。写作是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涵养小学生审美人格的必要途径之一。具体来说，写作训练和口语交际是促进学生内化吸收所学知识内容的有效手段。例如，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先播放一段与本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音乐或视频让学生们欣赏，然后要求学生们以书面形式或口头表达的方式将文章中的情感内涵概括出来，在与其他同学之间进行交互交流讨论的过程中不断深化自身的学习感悟。在写作训练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提升小学生写作表达的条理性，指导他们用清晰、简洁的语句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悟。通过这种内隐外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有效拓宽小学生的审美空间，提升他们主动与人交际的意识。同时，对于小学而言，在将文本素材转化为写作和口头表达的内容时，实质上也是其自身审美人格不断形成的过程。因此，小学语文教师要高度重视写作训练，灵活运用课本教材中的素材来涵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
综上所述，小学语文教材中包含十分丰富的审美教育素材，教师可以通过课本上的文学作品来涵养小学生的审美人格，不仅有助于强化他们的学习效果，还能有效提升他们的知识文化底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从而有效促进小学生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
[1]钟艳丽.论古典诗文对青少年人格的教育作用[j].职业.2013(15)
[2]侯秋霞.小学语文教材的人格特质及人物性格分析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3(08)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一）对语文教材进行创新在编写语文教材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好的语文选修教材，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及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例如《语言文字应用》、《演讲与辩论》、《文章写作与修改》等，语文课程是学习过程中重要的一门学科，其是培养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然后在编写教材时，给学生及教师更多的选择空间，让学生选择喜欢及需要的教材。
（二）教材种类多样化新课程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定，包括小说、诗歌和戏剧、散文、新闻与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等，有很多出版社依照新课改的制定进行一系列的教材改编。由编写种类的多样化可以看出，出版社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重视，不论是长远的发展还是整体性发展，多样化教材都是现代教育非常需要的。
（三）教材编制的灵活性在编写语文选修教材时，除了借鉴经典教材之外，还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在编写专题设置的时候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与语言实践内容等因素。另外，还要遵循汉语特点改变编写模式，重视编写的灵活性。编写包括：合编、分编、统编及专编，在编写内部单元的过程中要把各自特点都展现出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及综合应用能力。
（四）体现教材内容的时代性语文选修教材的改革要求教材中要具有时代性，要在进行编写的过程中把时代性很好地展现出来，把选修教材与时代性进行整合。例如广东出版社在《论语选读》的过程中，便设计一些教材与时代性内容进行结合：孔子所说的“信”包括哪些内容？结合现实谈谈你对“信”的理解。或者，怎样从现代意义上理解孔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很好地把孔子时代与现代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
（五）体现教材“生本”性在编写选修教材的过程中，要以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置，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及自主性学习能力，以学生为中心，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及实际应用能力。在编写语言文字和新闻传记教材时，从实际课堂为主，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做到活学活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
（一）缺少优质教材目前有超多七十种的语文选修教材，对于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不同的出版社之间的体制要求不同，但是教材内容都是大同小异，大多数选修教材都是重复使用，多套用，并没有真正体现教材多样化，造成教材资源浪费，很多优秀的教材资源难以实现共享。
（二）编写中缺乏一线教师现在看选修教材都是由一些研究机构的教授及专家之类的进行编写，很少看到有一线的教师参与其中，在民国时期就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语文教材编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新课改的挑战，专家对于现实教学的问题不如中学教师那么了解。翻开现在的选修教材都是学术论文或者研究成果，例如《汉语的经济性和艺术性》等这些专业性的文章，就容易形成学生的学业压力，因为新的研究成果，教师要有一个理解消化的过程，何况是学业过重的高中生。
（三）重视“考本”而轻视“生本”在进行教材选择时，都是学校或者教研机构自主帮助学生进行选择，学生没有选择的机会，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完全是学校给什么样的教材就学习什么样内容，完全丧失主动权，连选择选修课教材的权力都没有，如何满足学生对于学生的需求，所以在所谓的选修课中教师都是打着选修课的幌子上必修课的内容，完全没有发挥生本应有的作用。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之间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确保新课改的有效实施。选修课程内容包含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编写与使用，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新鲜的事物，都在进行不断的研究与分析，所以我们要吸取以往的教材编写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新的经验，提高编写的质量，进一步完善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以上是我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分析和总结，希望对选修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高中语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论文
摘要：高中语文的学习对于学生的整体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如今，在新课程的改革与实施下，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运用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新时代多媒体等把学生置于课堂的主体已成为当前语文教学的主要方式，语文课堂也出现了较大的改动。新课程提出了自主、合作与探究的新理念，要求改变传统古老的教学方式，从而适应时代与学生的要求，自主学习也受到了很多学校的重视。在教学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成了高中语文教师探究学习的新形势。
对于语文这门课来说，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起引导作用，尤其是在高中语文的学习中，学生已经拥有较强的思维能力，对一些知识或现象都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这个较为活跃的时期，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当前，在许多高中语文课堂，师生一体、师生结合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因此，做到尊重学生和鼓励学生是教师在高中语文课堂中应尽力做到的。让每一个学生积极、乐观，成为自主探究学习的人才，是高中语文教师的目标与宗旨，而要让学生做到这些，离不开教师的引导。因此，教师要从自身出发，首先改变自己的学习观念，这样在学生心中才能树立威信，同时有足够的能力引导高中学生。对于每位高中学生来说，通过积极主动、自主创造性学习达到探究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学习的关键。所以创造自主探究高质量的学习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激发动机、培养兴趣。
没有兴趣就不会自主探究的学习，自主、合作与探究学习是高中学生最为重要的学习方式。高中学生学习任务繁重、时间紧张，让学生对语文充满兴趣是提高他们学习效率的前提，也是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因此，作为高中语文教师，要从高中学生的基本特点出发，找出学生学习兴趣的切入点，有计划有目的引导学生学习，加强他们的自主探究以及合作学习能力。例如在讲解文言文时，教师为了避免学生无聊，也为了课堂气氛活跃，就要提前做好功课，把整个文言文了解透彻，包括时代背景、相关人物以及故事情节，这样在课上教师就能随时指导学生，学生在探究提出问题时也能游刃有余，整个课堂自主学习的氛围就会特别好。
二、改变模式、新型教学。
学校的教学方式在大数据时代的引领下无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对于教师教学来说，多媒体已经成为教学不可缺的一部分，由于多媒体兼具简单与方便的特点，不仅随时能够播放各种音乐、视频以及图片，而且可以完整保存。这对于提升课堂气氛、丰富高中语文教学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高中学生来说，学习任务繁重，在语文课中运用多媒体教学，就能活跃学生思维，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使高中学生加深了他们对于所学语文内容的理解，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欲望。同时，在高中语文课中让学生自由发挥，就会极大的增加学生的自信。这样学生就能最大限度自主学习，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制造浓厚欢乐的学习氛围是自主轻松学习的前提。
三、重视探究、倡导合作。
合作学习对于学习任务繁重的高中学生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学习方式，因为高中语文内容相对枯燥、篇幅相对较长，尤其是文言文，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这就需要教师提前做好课堂准备，可以提前将学生分成小组，在有疑问或者有心得时可以互相交流，这种小组的合作交流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也能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找到学习的存在感，这种组合的新型学习方式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通过这种合作学习的过程，互相交流，了解了小组成员思考的不同视角，同时倾听他人的意见，得到多种观点，从而使整个高中语文课堂充满学习的动力。
四、启发思维、鼓励质疑。
尽信书不如无书。在整个高中语文教学中，学生如果有疑问，教师不仅要全力回答学生的问题，更要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在语文课中，不论是诗歌、文言文还是小说鉴赏，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看法，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向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每位学生的观点都不要轻易否定，在其他学生有不同观点的时候，教师也应该积极鼓励，最后在多种观点中大家可以讨论出最有价值的结论。在这整个过程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的过程，在这样轻松的氛围中，即使是腼腆内向的学生也会被整个教室学习和讨论的热情气氛所感染，自然全班学生在高中语文课中就会充满动力，自主学习的热情就会大大增强。总之，高中语文课堂中教师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在整个课堂中，教师是最直接的引导者，学生只有在教师的作用下才能自如的掌握自主学习的要领，才能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做学习的主人。为了使每个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教师要结合多种教学方法，把所得到的资源分享给每一个学生，这样学生就能感受到教师的温暖，在整个枯燥的高中生活中充满热情，从而积极主动，实现自主学习。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材是语文课程的根本，教师对语文教材的研究和使用是语文教学的关键。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深入研究教材，领会教材编写意图，明确教材呈现方式。通过分析现行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表达交流”模块编排的优势和不足，提出“表达交流”模块编排的改进建议。
人教版；语文教材；表达交流；模块编排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表达交流”模块包括写作和口语交际两部分。写作是指导学生写什么、怎么写，使学生在人文素养和写作方面都得到提高。口语交际通过朗诵、演讲、讨论等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口语训练。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表达交流”部分经常被忽视，难以很好地发挥其价值。
（一）遵循课标要求，体现语文课程的根本属性。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部分开宗明义地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同时，在“课程目标”中的“表达交流”部分列出11个教学目标，这些目标指导教材的编写，教材的编写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些目标。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表达交流”部分共五册，每一册又分为四个专题，这四个专题构成有机的整体，引导学生集中掌握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并能够很好地将这一方式运用到写作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二）集中编排，科学分布。
写作部分在“表达交流”模块按单元集中编排，每个单元都由话题探讨、写法借鉴和写作练习三部分组成。教材在“阅读鉴赏”模块，将课后阅读与写作训练相结合，实现了科学编排。此外，阅读部分的课后习题还设置了一些实践活动，如墙报、科普讲座、读书研讨会等，引导学生联系自身生活实际，从生活中汲取写作的素材。“梳理探究”当中有很多写作训练，主要是训练学生写探究性的作文,有助于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这些写作练习共同构成教材的写作系统，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口语交际”部分的编排包括三大子系统：在“表达交流”模块设计专门的口语交际单元，依次是朗诵、演讲、讨论、辩论和访谈，强调给学生更多的锻炼机会；在“阅读鉴赏”模块的“研讨与练习”中，设计相关的口语交际练习，如朗读、复述、背诵、讨论等；在“梳理探究”的专题活动中设计相关的口语交际练习。
（三）科学安排，大体有序。
高中必修五册教材按文体编排教学单元，以读、写、听、说能力训练为主，分配均衡。各个“表达交流”模块之间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同时，该教材注重语言实践，加强了作文训练和听说训练。从纵向来看，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编排，从朗诵、讨论、演讲、辩论直到访谈，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从横向看，每一个口语交际主题的编排与整册教材内容相契合，使教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掌握。
（一）适当调整写作部分的主题设定。
通过调查发现，高中阶段的教学中“表达交流”部分虽然在教材中有独立的模块，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并未落到实处。因此，需适当调整写作部分的主题设定，使教材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教学。首先，主题的设定要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和学生生活实际。如，必修二中“直面挫折，学习描写”专题，这一个专题主要围绕“描写需要注意的问题”展开，但是以“直面挫折”为话题引导学生学习描写不是很恰当。现阶段的高中学生生活环境较好，不能够很好地理解“挫折”。因此，以“挫折”为话题引导学生学习描写，难以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学生也写不出优秀的文章。教师可以将其调整为“走进生活，学习描写”，引导学生从自身实际出发，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此外，主题的设定要联系实际生活，选取对学生成长和发展有益的时代性素材，进行合理的编排，培养学生关注当下生活、思考现实问题的习惯。
（二）“口语交际”部分需编写相关的心理学知识。
口语交际教学是对学生进行言语心智技能的训练，是个体从内部言语形式出发对言语实践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教学活动[2]。在口语交际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会遇到表达技巧方面的问题，还会遇到一些心理障碍，这些心理障碍直接影响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3]。因此，在教材中应适当编入一些心理调节的技巧。可以设定“心理咨询”版块，在这一板块中编写一些学生在口语交际中能够用到的心理调节策略。例如，在“演讲”这一专题中，可以编排自我暗示法、目光接触法，让学生通过自学这部分内容，能够在演讲中做到自信地表达。此外，在教材中要编入相关的心理学理论知识，在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切合学生实际的训练。
只有教材的编写科学合理，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才能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用教材教”，真正提升学生的表达交流能力。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朱曼殊.心理语言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玉松泉.语文教学心理学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随着我国的教学改革不断扩展，教学改革更是培养当代新青年学子的重中之重。语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更是我国教育的重点学科。编写教材更应具有时代先进性、创新性、多元化的内容设置，符合学科特色，从而使学生有兴趣学习，培养他们的语文探究能力，更为其全面发展做好铺垫。
(一）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设置与发展阶段
语文选修教材课程的设置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分别是萌芽期、探索期、发展期、突破期。选修课也是一种学习课程的方式，只是它属于通习，给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由。在历史上在几次改革及政治经济发展的推动之下，选修课萌芽，并且良性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开课初期，由于课程类型单一，无法满足广大学生的需求和求知欲，也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及全面发展需求，于是，在广大师生的支持下进行了教学改革，增加了选修课程。不仅有文科、理科，还有公共必修课，但由于一些科目无法实际实行，改革因此中断。探索期，我国建国后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开始认识到苏联的教育模式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目标。因此，在1963年又开始了教学改革，增添了许多选修课来提高学习的兴趣，培养其个性、特长发展，像农业技术选修课、历史选修等。当时还未涉及语文选修。发展期，国家为了大力发展建设，发展学生的特长，设置了许多选修课，不仅有课外的文章、课文读物，还有一些职业技术课，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兴趣培养。文科、理科都有所侧重,且这些课程都在实践中得到了落实。1996年，选修课中包含了语文，并且规定语文为必修课，中外文化读物、乡土文化、口语交际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文学素养、写作素养、阅读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二）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
我国语文选修教材的建设发展较晚，在1991年才进行了语文选修教材的第一次编写，有文言文、古代文学的内容。在江苏省的改革中有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其中有很多古代、现代、中西方文学名著欣赏阅读，并且广泛受到学生的喜爱。在经过了几次改革后，选修教材的内容有书法、民俗、美学、逻辑、中外名著、史话、科学、学习心理、学习方法等。2003年,我国的七个城市携手编写了四种语文选修教材，增添了诸如演讲与口才、文言文拓展、赏析、实用文应用等。这四种教材也被其他的许多地区广泛使用，是我国地方编写语文选修教材的开始。我国语文选修教材在经历着许多问题的侵扰的同时不断发展了一百多年。
(一）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问题
国家选修教材所呈现的整体特征是:教材内容紧跟时代的潮流、创新化思维、从内容种类到编写方式皆多种多样，有合编、分编、统编、专编。但也存在缺少精品教材等问题，虽然教材五花八门，但相互之间在内容上无明显差别，课程缺乏特色，缺少精品课程，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其次，缺少一线的语文教师编写教材，虽然目前大多是由学识渊博的大学专家、教授编写高中初中的语文教材，但他们的专业素养太强，内容过深,无法真正了解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连初、高中的老师都很难消化吸收，学生更是负担太重无法消化，以至于学生不仅学起来枯燥乏味、难以理解，连本该有的实际应用能力也降低了。
(二）校表教材的开发与使用问题
校本教材应该大体上和国家的课程、地方的课程相一致，选修和必修相对应，校本教材的理念、理论应和选修教材相一致。但在实践过程中，校本教材的编写与使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校本教材的开发过于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故意迎合，价值观不端正;其次，校本教材过于重视学校特色，涉及面不广；第三，校本教材大多是按照教师自身的想法、特色去编写的。总之，校本教材的标准、教师是否够资格去编写、教材成本高且没有相对应的评价标准等都成为校本教材开发的阻力。
(三）对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及使用建议我国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编写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减少选修教材的数量、种类，増加精品化、有特色的课程；二要正确处理好选修教材与必修教材的关系，二者密不可分，注意二者的联系衔接和拓展;三是在编写的内容上应符合学生的兴趣及学习需求、学校的文化教育特色，提升编写教材的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并保证编写课程内容的科学化、严谨化，不断更新完善教材的内容。这就需要语文老师提高专业能力，具备良好的编写教材的能力，并且能使教材有趣生动又有可学性，能适应不同环境下的学习需要，对学生以后的学习生活、就业发展也能提供帮助。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的主要读者是儿童,这一事实决定了儿童文学的翻译与一般的文学翻译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所区别。快来看看关于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吧!
语文是一门源于生活的学习科目，小学阶段的语文学习处于打基础阶段，所以小学的语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小学语文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非常重要，据研究表明，学生成绩的好坏多半与阅读有关系，阅读可以开启人的智力，开阔人的视野，提高人的求知欲。由此看来，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目的相一致，儿童文学是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儿童文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思想启蒙的阶段健康的成长发展，这与改革目的相符合，也是小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运用儿童文学开启智力，锻炼能力。
当学生还处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年纪尚小，还处于形象思维的时期，开始大量接触抽象的字词，在与学生的对话交流中，任课教师可以尽可能的引入思考性问题。例如，在学习《王子与美人鱼》的过程中，笔者在设置悬念中：“今天我们学习一下这个美丽善良可爱的美人鱼的故事”可以换一个说法：“让我们一起学习美人鱼这个故事吧!美人鱼又是怎么样的呢”?以此来激活小学生的联想，从而锻炼其思维能力。另外，也可以引导小学生在睡前读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故事，让孩子能够大方的在老师、同学的面前讲故事，说出自己的理解，这对学生是一种锻炼，是能力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运用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到五年级是学生语文的转折时期，阅读、作文等重量级的内容成为了学生必须掌握的题型，因此，从3年级开始，老师在教学中可以开始让孩子阅读一些较长的文集小说，是否完全理解不是关键，关键是能在较长的文字中抓住中心和有用信息。因此，在阅读之前最好给学生提出一两个能够连贯上下文关系的问题，让学生找出文章中使用的修辞手法。针对考试作文题型，如果不是文采非凡的学生，还必须掌握一套写作技巧，所以，老师可以让学生在阅读时做好阅读笔记，把自己认为好的句子，好的修辞手法的运用等等都可以记下来，能够熟练巧妙的运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在此框架上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因此，综合儿童文学，让学生了解写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三、运用儿童文学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
阅读儿童文学对学生语文素养有非常大的作用，可以提高识字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等。在小学阶段，学生各方面的观念都处于萌芽状态，而阅读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他对学生自身品德素养都非常的有帮助，并且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老师可以根据通过一些文学故事，让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主人公的品质，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又可以让学生学习主人公的品质，从而在萌芽的心中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儿童文学对学生的自身素养的提高有极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四、运用儿童文学为将来的学习奠定基础。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效的运用儿童文学能够对小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儿童文学的引入能够促进任课教师对儿童情趣的挖掘，以便于任课教师在日后课文内容中渗透情趣，从而从语言、神态、活动、处事方式以及行为动作等角度引导儿童。例如，在进行《妈妈的爱》教学过程中，笔者从“妈妈的爱是遮雨的雨伞”等语句，抒发儿童纯真美好情感，帮助小学生能够对文章主旨进行深入感悟，这对其日后在语文学习中找寻学习情趣也是由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再例如，在《乌鸦喝水》等教学中，任课教师均要基于儿童发展的视角，以学生年龄段特有的思维进行思考，并深入体会儿童心理，挖掘学生的潜能，从而促进其语文素养的提升。因此，在小学的黄金时期，老师引导学生投入时间，多多地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是必不可少的。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课堂教学进行合理的安排，能够使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的丰富。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语文任课教师，要给予儿童文学的应用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意识到儿童文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价值，并科学的传播和发展文学，使儿童文学理念得到有效的创新，继而形成完善的现代化儿童文化教学理念。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任课教师要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隐身含义进行充分把握，同时，还要灵活运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继而显著提升小学生的语文阅读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为小学生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老师转变观念，不能只按照课本讲课，要引导学生多阅读，把儿童文学融入到日常的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转变教学方式，让学生发散思维，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
【参考文献】。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儿童文学选文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基本的审美功能。对于尚不具备是非明辨能力的小学生来说，其品德的培养绝大部分来自外界环境的激发和影响，所以小学语文教科书在选取文学作品时应该充分衡量选文在审美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应该选取主旨鲜明的文学作品，易于让孩子们领悟文中作者表达的思想。与此同时，应与儿童不同时期的个性发展需求和特点相结合，让那些人生哲理与美好的品德隐含在简单易懂的故事中。首先应让小学生感受文学作品的生命力，领悟作品里所蕴含的人类和自然界无尽的坚韧、包容；其次，对于那些较为典型的文学作品要特别注意人物的塑造，这主要是针对高年级学生，在作品创造时应塑造品质优秀、性格良好的典型人物，让人物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典型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点有助于学生的心理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小学生的率真和单纯是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其身心发展不成熟，文学作品中的优秀人物有利于小学生良好性格的形成。
2、体现的个体价值。
把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是人本理念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自我意识，丰富其人生经验。首先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文学作品中涵盖大量想象的成分，例如神话童话、寓言故事以及传说等，能够让儿童的想象力得到发展，同时，能够更为有效地开展开放性学习；其次，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孩子们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其生活经验有限，而文学作品能较为生动、形象地反映特定环境下具体的生活经验，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感受人物不同的人生经历，会产生一些感悟，进而丰富自身的生活经验。此外，孩子们在阅读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时还能获得很多乐趣，阅读能够带来愉悦感，阅读不但使读者的灵魂得到滋养，而且读者的思维也可以随着故事的发展而拓展，能有效训练孩子们的想象能力与叙述性思维。
3、体现的社会价值。
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首先体现在能帮助小学生形成美德，小学阶段是儿童性格塑造和美德形成极其重要的时期，文学作品的'引入能给小学生灌输诸如勤劳善良、坚强勇敢等传统美德；其次，培养其科学文化素养，一个人不仅要有良好的性格，还要具备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于高年级同学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解能力，恰当地引入一些科普类的作品，既可以是科学知识，也可以是科学家的趣闻轶事和成长故事，帮助其树立科学理想和培养科学素养。
语文教材入选现当代文学的必要性研究论文
语文教材精选了部分课本剧，这些课本剧以新颖的文体样式，为学生展现了历史故事。学生学习这样的文本，可以通过阅读提示语，认识格式；通过梳理故事，探究情节；通过品词析句，感悟语言；通过表演，活化课文。
语文教学；课本剧；提示语；情节；语言；表演。
课本剧的外在表现形式和一般的文本不同，它以人物对话为主要内容，当时的环境，人物的关系、活动，都以提示的方式进行展现。人物的语言、举动、神态的描写，经由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来揭示。阅读课本剧时，教师应引导学生认识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帮助学生积累文体知识，丰富文体视野。如在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一文时，教师可先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独幕剧”，并知道课文的体裁是剧本，只有一幕，是简单的独幕剧。接着让学生自读课文，思考：这篇课文和以前学过的课文有什么不同？学生经过阅读会发现课本剧的特别之处，比如开头列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主体部分是人物的对话，另外还有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内容。对于中括号和小括号中的提示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初步感知：中括号和小括号中提示的都是什么内容？学生通过再读就会知道，中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活动以及剧情的发展，小括号提示的内容是人物的动作、神态等。接着，教师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括号中的提示语可不可以不写？学生通过认真思考认识到提示语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提示语，仅仅是人物的对话，就不知道剧情是如何发展的，人物在对话时是怎样的心理和情感。这样的教学，从文体的外在形式入手，让学生明白了课本剧的表达特点，为进一步阅读做好了铺垫，同时，也让这种文体的样式特点深深地印在学生的脑海里，为后续的课本剧学习奠定了基础。
故事是以情节见长的，特别是课本剧是适合表演的，其情节也是曲折多变的。独幕剧虽然剧情简单，但也具有一定的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探究故事情节。如教学《公仪休拒收礼物》时，在学生了解文体样式特点的基础上，教师再让学生阅读课文，从人物对话中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故事的情节进行梳理。学生经过探究，梳理的故事情节是：喜欢吃鱼———管家送鱼———拒收礼物。这就是剧本的矛盾冲突，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冲突，才让课本剧充满了吸引力，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这是比较简单的课本剧，学生容易理清故事的情节，对于比较复杂的课本剧比如《负荆请罪》《半截蜡烛》等，教师更应引导学生梳理故事情节，让学生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体会剧本的表达艺术。这会对学生的写作有所启发，让学生懂得要写好一个故事，必须注重对故事情节的设置，要一波三折，引人入胜。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课本剧除了具有特殊的文体教学价值外，还具有一般文体的语文价值。因此，品词析句，学习语言，感悟语言的内蕴应是教学的着力点。课本剧作为以人物对话为主的语言表达形式，品味人物的语言、理解语言意味以及言外之意，是教学的重点所在。例如，《公仪休拒收礼物》以公仪休的语言为核心，理解上的难点不多，集中在“现在我一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这句话，以及他谈吃鱼的那段话。既然公仪休那么喜欢吃鱼，为什么又说闻到鱼的腥味就要呕吐呢？为什么因为喜欢吃鱼，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呢？学生在对这些语言进行反复的品味中，公仪休的言外之意，语言智慧，清正廉洁的形象等，都在语言的涵咏中得到了挖掘。为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公仪休谈吃鱼那段话的理解，教师可在学生读懂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从管家的视角进行迁移：假如管家听到了公仪休说的这段话，回去会怎样跟自己的主人说呢？这样，学生可以对这段话进行转述式的内化表达，从而加深对人物语言的理解。
喜好表演和游戏是学生的天性，课本剧的学习也恰恰吻合了学生的这一天性。学习完课本剧，如果不去演一演，就是一种缺憾。所以，教师应及时组织学生进行表演，让学生在兴味盎然的表演中，穿越千年的时空，再现故事的情境，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享受语文学习的快乐。如学完《公仪休拒收礼物》后，教师可安排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表演。小组同学要对如何表演进行讨论，形成统一的认识。表演前，要对故事内容熟练掌握，把人物说了什么，有怎样的表情、心理，都要弄清楚。表演时，学生要进入故事情境，可以以课文的内容为主，也可以适当地进行创编，但要合情合理，不能太过随意。
总之，课本剧教学还有其他的路径可循，只要教师立足课本剧的文体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就一定能挖掘出课本剧教学的最大功用，为学生的语文学习奠定基础，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1]朱雅婷.课本剧,语文课堂的一朵奇葩——浅谈小学语文课本剧的编演[j].江西教育,2016(10).
[2]杨凝芳.浅谈语文课堂中的课本剧表演[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16).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论文
这是一个经济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的时代,这是一个“资本”的.时代,这是一个西方强势文化的时代.经济利益正在成为整个社会成员追求的目标,科技制作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时尚,“资本”像酒精一样刺激着公众的神经,西方强势文化漂浮在时装店、快餐厅、屏幕上、言词间……微笑与眼泪可以批量制作,乳房与硅胶莫辨真假,对心灵的探寻被冠以“×××工程”的字样,汉字组装的洋文谱写着“错把杭州作汴州”的乐章……一句话,“人”在被政治革命扭曲后,又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退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80年代中期蜂拥而入的西方文学批评新方法,被制作成“屠龙之术”操刃于沽名钓誉之间就是不奇怪的了,求知以为心灵之乐的课堂成为“证件”快速批发的场所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作者：傅书华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刊名：社会科学论坛a英文刊名：tribuneofsocialsciences年，卷(期)：“”(15)分类号：c0关键词：
“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研究论文
思维与理论都是认识论中的基本范畴。正确理解思维与理论，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整个物质世界。
一、对立统一。
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是物质的根本性质。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具体性质都基于物质的对立统一性，都能够被物质的对立统一性所概括。
物质的对立统一分质的对立统一和量的对立统一，两种对立统一是同时存在、同时变化的，只是认识的角度不同。物质的质指的是物质的性质，即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内在规定性。物质的性质分基本性质和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不随时间的持续而改变的性质。基本性质是物质固有的性质，是判断一存在形式是不是物质的标准。基本性质存在于所有的物质之中，不可产生，不可消灭，也不可转化，是同一的静止的客观存在。基本性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这一部分基本性质不可脱离那一部分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物质的特殊性质是指物质在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持续而不断改变的性质，是区别一物质不是它物质的规定性。特殊性质不可脱离基本性质而独自存在，基本性质是不同特殊性质统一到一起的原因。特殊性质是对立的存在，表现为可分割，可转化。但是，特殊性质不可产生，也不可消灭，可转化是指从这一特殊性质转化为那一特殊性质。物质的基本性质是所有物质性质统一的原因。物质的特殊性质是物质性质对立的原因。对某一类物质而言，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性质是这一类物质的类称基本性质。类称基本性质包括基本性质和这一类物质共有的相同一的特殊性质。当我们给某一具体物质定义的时候，就可以只给出这一物质的类称特殊性质，并指出其归属的类。而其归属的类称基本性质则在经典著作中加以定义。在某一类物质中，不同的.物质由同一类称基本性质来统一。如果这一类称基本性质的内涵很多，那么，这类物质之间性质的统一性就很强。物质的量就是物质的空间。在紧密相邻的若干物质中，它们共同拥有的大空间为它们的宏观空间。它们在量上同一于这一宏观空间。但是，它们每一个物质各自所完全拥有的小空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微观空间上是对立的。如果若干物质，它们共同拥有的宏观空间很小，而各自分别拥有的微观空间都很大，那么，这些物质量的对立统一性就很强。在这种很强的对立统一性中，宏观空间和这些微观空间之和的差即缝隙空间就很小。
统一是基于同一的存在而存在的。在性质方面，统一是利用抽象的同一的基本性质来统一具体的对立的特殊性质的。性质的统一，没有基本性质的同一，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没有特殊性质的对立，就失去了统一的意义，而只能叫同一而非统一。在空间方面，物质的内在对立性导致这一物质所拥有的同一个宏观空间被这一物质的若干内层物质确定为若干个微观空间。如果没有这一宏观空间，那么，这若干个微观空间就失去了统一的基础；如果没有这若干个微观空间，那么，这一宏观空间的叫法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是最微观的空间，当然是暂时的。因此，在性质和空间上都可以归纳为：对立和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对立也就没有统一，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对立，对立统一是在同一的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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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研究论文【】
儿童文学既然以儿童为主要读者群，便必然要怀着一颗热爱儿童的心，钻进儿童的群中去，在思想情感上他们打成一片，知道他们的愿望，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物、一切环境，从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思想的故事来。这样的作品，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因此，儿童文学与儿童生活极其贴近，儿童在阅读时，能够与自身生活经验发生碰撞，引起情感共鸣。
冰心在其作品集《儿童文学选》中，收录了大量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文章。如《小茶碗变成大脸盆》描述没有恒心、见异思迁和懒惰淘气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改正缺点；在人教版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看电视》一课，写的是一家人看电视时互相谦让的关爱之情。这是一篇充满“情”和“趣”的儿童诗，表现了我们一家人对不同电视节目的态度，通过充满音乐性和节奏感的诗句，把谦让关爱之情传达，这些与学生生活极其贴近的场景，自然可以引起学生情感上的共鸣，加上语言的节奏明快、平易近人，使他们更加了解学校生活，更加融入集体生活。
2、儿童文学对学生高尚情操的培养。
儿童文学的目标，绝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个新鲜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将道理融于故事，使小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在涉及道德品质时，如果直接采用直接讲道理的方式，读者接受的真实程度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讲故事的方式，间接投射出道德要求，更易使读者――尤其是孩童――接受。以《民国时期小学语文课文选粹》为例，笔者在阅读后发现，收录的诸多作品，都旨在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是，对于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小学生来讲，无法行万里路时，文学作品成为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桥梁。冰心的诸多儿童作品，都以向小读者们介绍丰富多彩的世界为目标。其作品集《冰心儿童散文选》，收录了《走进人民大会堂》《再寄小读者》等作品，它们为未能有机会迈出家门的小读者们，展示了北京、意大利、埃及等多国风貌，如埃及，“尼罗河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右臂斜倚着人面狮身像，侧卧在地上，旁边对着一垛高高的麦穗和葡萄”；意大利是南欧一个富有文化而又美丽的国家。在人教版教材中，除了安排了许多介绍中外名胜、各地特有风俗的儿童诗、童话故事外，也安排了对多具有科普性的故事。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借助于此，可以进一步帮助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阔他们的视野。但是，正如冰心所说：“为儿童准备精神食粮的人们，必须精心烹调，做到端出来的饭菜，在色、香、味上无一不佳。使他们以看见就会引起食欲，欣然举箸，点滴不遗。”当儿童文学家们为我们准备好了食材，作为烹调师的教师，如何将这些食材烹制出一道道美味佳肴，哺育孩童们的身心成长，是值得我们每位教师认真思考和实践的重要课题。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对外文化输出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寻求文化多元化的原则的提出，中国典籍英译才逐渐被国人重视起来，尤其是在典籍翻译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绩：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湖南人民出版社启动了《大中华文库》英译，国家社科基金于专门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不少知名学者如许渊冲、辜正坤、汪榕培、王宏、傅惠生、王宏印、郭尚兴、等也加入典籍英译的实践和理论构建当中。中国典籍翻译研讨会也已经成功举办了7届。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相继招收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硕博论文也逐年增加，但据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还没有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方面的专著或论文。可喜的是，11月中国首届翻译史研究高层论坛由四川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联合召开，会议集中研讨了翻译史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与会学者王宏教授也提到了中国典籍翻译史的构想。这次翻译史高层论坛是国内翻译界的一个风向标，它预示着翻译史研究在我国将被逐渐重视起来。
据作者目前搜集到的（截止到月）国内（包括港、奥、台）业已出版的翻译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集共30本左右，其中三本有关西方翻译史：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1991，)，谢天振的《中西翻译简史》(2009)(教材），刘军平的《西方翻译理论通史》(2009)，其余二十多本都是对中国翻译史的论述，其中仅有一部――马祖毅和任荣珍（1997)的《汉籍外译史》――是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但书中多是对翻译人物、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等的历史事实的客观罗列，少见对翻译活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译作的影响等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的剖析，重史实而轻论述。其实，王佐良先生早在1987年《新时期的翻译观》一文中就对翻译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译史，不能仅叙述，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要结合文化（包括语言、思想史、哲人）、社会、历史，要考察由翻译引起的大的文化潮流或思想运动。践行王佐良先生翻译思想，史论结合较好的是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1997)，这也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翻译和文化史结合的角度，详尽论述了西方著作，包括佛经汉译对于中国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意义和影响。
除了翻译史专著和论文集之外，国内（主要是港台）也有少量与翻译史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香港岭南大学王晓云的《翻译、意识形态与话语――中国1895―1911k)、辛红娟的《〈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本行旅与世界想象》（)、王琰的《汉学视域中的〈论语〉》英译研究》（2012)、谭晓丽的《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合作英译研究》(2012);山东大学催莹辉（2012)的《〈老子〉英译研究》等。这些著作或论文，要么选择某一个典籍作个案，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和传播，要么选择一个视角，把某一典籍放在哲学的或汉学的背景下考察它的翻译概况，要么圈定一位有代表性的译者对典籍的翻译模式进行探讨，都没有从翻译史的角度系统地论述。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一方面要汲取国内外已有的翻译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勒弗维尔、皮姆、王克非等人的文化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史的四条原则：1)翻译史研究需要解释译作为什么会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出现，及翻译史应解释翻译的社会起因；2)翻译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译本，而是作为社会人的译者；3)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要围绕译者生活及经历的社会环境展开；4)翻译史研究应表达、讨论或解决我们当前的实际问题。再有就是王克非的翻译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方法与单纯的翻译史相比，更注重对种种翻译现象、事件作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而不仅仅是翻译史实的叙述和钩沉，即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研究不同文化的接触，重要的问题也许不在于它们是冲撞还是契合，而是在于接受一方如何认识、取舍、融合、激发，这是一个比较与选择的过程。”（王克非，1997:65)。这种翻译文化史论的研究思路完全可以借鉴到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中来，因为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史同样涉及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翻译中，我们同样怀有这样的困惑^高质量的、反应中国哲学典籍原貌的学术型译本却没有畅销书作家笔下具有现代阐释倾向的译本更容易被普通大众接受。而王克非(1997:6）则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翻译事实，我们不应仅仅关注其翻译质量的高低，更要看到它在文化交流上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这正是翻译文化史不同于翻译史和其他翻译研究之处。可谓一语道破玄机，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哲学典籍英译本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在具体书写形式上也要借鉴一般的翻译史的类型。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类型：按地域，可以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国别史；按时间，可以是翻译通史或断代史；按文类，有文学翻译、哲学翻译、科技翻译等；按语言，有笼统的中译外、欧译中，也有具体的英译、法译等；亦或是两者或多者的结合。其中最后一种情况最常见。中国典籍翻译的通史性研究乃是一部恢弘浩瀚的巨著，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要分国别、分时段、分语种的逐步进行，最后汇总；再者，由于西方语言繁多，文化形态多样，仅停留在一般性的研究上并不能突出文本翻译呈现出的多元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从一般性研究进入不同国家和语种的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厘清中国文化外传的实际文化历程和特点。
再一方面也需要扎实地做好译本和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同时也借鉴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领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无疑是一部奠基之作。中国本无“哲学”一词，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在当时争议颇多。例如，胡适认为，凡对人生切要问题寻求一根本解决的学问都可以叫做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冯友兰则认为，哲学本是西方名词，因此，讲中国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在中国古代学问中选取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内容而叙述之。如果没有西学的传入，则哲学这一名称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讲中国哲学史必须依照西方哲学的标准。自胡适以来，依照西方哲学来治理中国哲学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张岱年在写《大纲》时，首先分析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称，西方哲学只是这类学问的一个范例，而非其唯一的范例。凡是讨论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都可称作哲学。因此，中国古代的诸子之学、玄学、道学、义理之学都可归入哲学。张岱年对哲学概念的分析和厘定是深刻的，基本上解决了中国哲学这一名称能否成立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张岱年进一步对中国哲学的含义作了分析:中国哲学指中国系的哲学，也指中国人的哲学。前者是在中国本土产生出来的哲学，代表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而后者则指在中国的哲学，包括中国系的哲学、西洋系和印度系的哲学。由此，张岱年认为中国佛学是属于中国人的、印度系的哲学，不在他的论述之内。
《大纲》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开创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史的先河。此前，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并不鲜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二者都是以人物的时代顺序为线索叙述的中国哲学史。而《大纲》以问题为线索，把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分。宇宙论又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则分为知论和方法论。而这些小的部分又包含若干“问题”，如本根论包含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唯心论和多元论，人生理想论包含仁、兼爱、诚及与天为一等；该分法按照中国哲学内含的条理，系统地把中国哲学表现出来。《大纲》以整个“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史条理系统的构建，彰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及印度哲学的不同。该书虽然以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但叙述中国哲学却始终按照中国哲学固有的发展脉络。这正说明张岱年所作的中国哲学史是基于中国本位主义的。
张岱年虽然终生以研究中国哲学为己任，但对于中国哲学的内容，则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即继承中国哲学中的精华，摈弃中国哲学中的糟粕。在《大纲》中，他以“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作为结语来总结全书，认为中国哲学中有“活的”内容，也有“死的”内容。前者是现在需要继承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抛弃的。中国哲学中“活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没有西方哲学“自然之两分”之弊；承认宇宙有变易，也有条理；“反复”、“两一”的学说是非常精湛的思想；其最大贡献在于人生理想论，即对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注重知行合一，致知论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所谓“死的”内容指中国哲学中有害的、过时的内容。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有尚无薄有的倾向；人生理想有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忽略人群一体以及轻视知识的倾向。从张岱年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哲学所持的态度既不是文化复古主义，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而是文化批判继承主义，即要对中国哲学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张岱年在《大纲》的自序中曾认为其方法主要有四点: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我想这四点不仅是《大纲》的方法，也是《大纲》的宗旨、特点和贡献。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如果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各项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么哲学是思想的、精神的文化。哲学可以创造文化，代表着文化理想。（成中英，1988:58)可见，哲学是民族文化中的核心部分，而承载着哲学文化的典籍，作为经典文本，维系着一个民族得以安生立命的根基。具体到中国哲学典籍，它主要是指周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元典文本，如后代所称的《五经》、《四书》、《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公孙龙子》等，及汉以后相关的子集，同时也包括魏晋南北朝之后传入中国的佛学典籍。以儒、释、道三家为主体，兼及其它诸子百家的中国哲学典籍，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译是关乎一个民族哲学文化的传承、交流、发展的大事，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汪榕培，王宏，:3)，进而言之，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研究可以分为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史三个层面，其中，译史研究能够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的会通，从而构建“和而不同、相得益彰”的文化多元化的全球文化格局。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内容方面是对翻译活动的史实的梳理和描述（翻译了什么？什么没有被翻译？谁在翻译？如何翻译？，另一方面总结不同时期翻译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再者则是挖掘翻译史料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为什么会是这些人在以这种方式翻译这些典籍？翻译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史为鉴，引发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原则和方法的思考，但目前国内外，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的研究多集中在翻译实践和理论构建层面，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几近空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工作亟待展开。
二、国内外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的现状。
也不绝如缕。其实，这种对翻译史研究的忽略不仅局限在典籍英译当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专门记载历史上的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20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导读：vii)[3]翻译研究一般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和翻译史三方面。其中，翻译理论着重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过程等作理论上的阐释。”翻译实践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翻译史则是“对既往翻译活动的记述，包括翻译的文献、翻译组织机构、翻译家、翻译主张、翻译方法等。”（王克非，:3)[4]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互为表里，关系密切，只有共同发展，才能推动整个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
即使是现代翻译学科的建构人霍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规划翻译学科发展的路线图中，也只强调了“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两个方面，而仅仅在翻译理论的“部分理论”的分支下对翻译史以“time―restricted，，的形式稍有提及。国外（以英、法为主）自20世纪60年代，才陆续出版了二十几部翻译史著作，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斯坦纳（sterner，g.1975)、德莱尔和伍兹沃斯（delisle，orth，1995)、韦努蒂（venuti，l.1995)。他们的翻译史著作多是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史的论述，少有专门记载翻译实践活动的，更鲜有对中西翻译史的论述。
即使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个高峰期――17,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对西方文化（启蒙运动、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影响，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研究也未引起重视，有关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研讨，散见于国外出版的一些中西文化交流史、中西比较哲学、汉学等著作以及相关的博士论文中，如lundbaek的论文《欧洲最早翻译的中国史学和哲学典籍》，（1991:29―43);美国汉学家孟德卫的《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998：252-272)如:美国汉学家南乐山（)编辑的《波士顿儒家》，安乐哲和郝大维及其他学者合著了近十部相关学术专著，其中代表作有《通过孔子而思》（1987)、《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1998)、《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1998)、《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独著）（)等。
从某种意义上，西方翻译史学家对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的忽略，豁然彰显了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同时也暴露了我国自身缺乏的文化自觉性，没能够把自己文化的精华部分很好地翻译和传播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