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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总结篇一
农民工是**区的新型劳动大军，在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屡有发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受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对我市的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区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目前，在**区务工的外来农民工约2万余人，大多从事建筑、加工、服务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我区的建筑工地、工厂、饭店、娱乐等场所。外出务工人员6万余人，主要是在北京、广州、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从事制造、建筑、加工、电子产品生产等工作。
当前，**区农民工具有以下特点：
(一)经济上贫困，生活质量低下
当前，我市60%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30%左右月收入在800～1200元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1500元以上的工资。经济上贫困决定了生活质量的低下，农民工衣着简朴、粗陋，一般都暂住在工地、厂区或合伙租住于城乡结合部，由于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较长，闲暇时间少，基本上处于一种工作、吃饭、睡眠的生活状态。
(二)中青年居多
**区的农民工中约80%是中青年，留在家种田的大多是老人、妇女。
(三)文化水平普通偏低、职业技能差、谋生能力弱
农民工大中绝大多数为初中毕业，少数为高中毕业，由于文化水平偏低，农民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建筑业和加工业等几大领域，从事普通的劳务性工作，对职业技能没什么要求，收入不高，在城市生存能力较弱。
(四)法律意识不强
**区农民工中很多人没有接受完整的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法律知识很少，从各种途径接受的法律宣传教育少，法律意识普遍不强。
(五)具有群体性特征
农民工一般都是属于一个地方或区域的，经朋友、老乡等介绍工作的，很少有单个农民出来打工，呈现群体性的特征。
二、农民工返乡给我市社会治安造成的影响
自下半年以来，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凸显出来，一批中小企业倒闭，就业机会减少，**区外出务工人员逐步回流，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的同时，有一部分不良人员也随之返乡，并将外地恶习带回，给本地治安带来压力。
三是有的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在外务工，长达数十年之久，在外务工过程中的现实表现本地公安机关不甚了解，可能存在负案在逃或是曾经有过违法犯罪行为人员。
四是今年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有的单位不讲诚信拖欠民工工资，而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机制和相应救济手段还很不完善，恶化了农民工生存环境，从而诱发犯罪。
三、关于解决农民工返乡给我区社会治安带来问题的对策
二是以“大走访”活动为载体，扎实开展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工作。结合“大走访”活动，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入户调查，并召开村(居)委座谈会等，全面摸清辖区返乡农民工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仔细梳理归纳农民工返乡原因，并全面掌握返乡农民工在生产、生活方面的现状，了解其思想动态;加强同返乡农民工的沟通联系，交心谈心，身体力行为其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从行动上、言语上正面加以引导。对有不良行为与不良嗜好的人员进行彻底摸排，并积极依托基层群防组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掌握，对重点人员要钉死、看牢，防止其趁火打劫，危害社会。
农民工手中，让农民工做法律的明白人，自觉维护其正当权益。建立法制辅导员，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组织农民工开展法律竞赛等有益活动。切实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失业不矢志”的理念。
五是加大查处侵害农民工权益案件的力度。积极协助工商、劳动等部门，严厉制裁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配合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增加就业，并给予有实际困难的群众以保障、扶持，缓解严峻的社会形势。加强街面及治安复杂场所的治安巡逻及治安防控工作，保持高压态势，遏止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营造一个有条不紊的、和谐的、良好的外部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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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总结篇二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规模并没有因20～间的农民工“返乡潮”结束而缩小，相反正呈现持续性增长、常态化存在以及多样性转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绝非短时期的存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不应该局限于应时性的政策目标。
笔者所在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课题组，在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走访观察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对7个孩子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应该通盘考虑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价值定位和政策效能，并仔细分析政策背后潜藏的制度基础，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深层影响，尽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实现制度重构。
农民工子女从二元划分悄然转向三类结构
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流动，社会结构、阶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中东西部大范围跨省劳务输出趋势的变化。据全国妇联20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具体情况是，跨省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30.11%，省内跨市占18.80%，市内跨县占12.83%，县内跨乡占38.25%。部分省份的流动儿童则是以省内流动为主，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份，省内流动儿童比例占90%以上。
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转化特征。其中，返乡再流动学生的持续增加即是这种“漂移”新趋势下的直接反映。“跨省流动——返乡——省域内流动”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重要模式。
其次，应该思考农民工“引返”抑或“促融”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政策效能对农民工子女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就整个农民工政策而言，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还是引导其返乡创业?这是农民工整体政策的核心价值选择。从这些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引返”抑或“促融”政策，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局，且摇摆不定。近年来，政策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总体性、高密度返乡创业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民工随返子女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效果尚需客观评估，但有几点事实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第二，一旦“引返”政策执行效果不力，将很有可能让这些带着返乡创业愿望，但又耗不起的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社会漂移;第三，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已是客观事实，并且正在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的整体结构。
在本课题组看来，传统的农民工子女二元划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已经向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返乡子女)悄然转变。
借此，笔者认为，面对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变化，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顶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三类农民工子女在当前“社会漂移”中的类型转化以及带来的文化适应和制度障碍。
孤立政策不能解决“漂移”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本课题组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为数不少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往往在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经费投入不足、校园安全存在隐患的民办学校就读;有幸进入公办学校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大部分无法进入优质资源校;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
总体而言，返乡再流动子女和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样，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十分突出。所不同的是，这部分学生较之非返乡流动的孩子而言，在社会的漂移中经受着更为频繁且持续的文化冲突和适应。而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边界实际上并没有涵盖或者延伸到返乡再流动子女这一分化的群体中去。
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返乡再流动子女的就学问题应该放置在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中加以优化。这也正如学者段从荣所言：“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是只见劳动力，不见‘人’的城市化，是只见孤零零的个体，看不到家庭的城市化。”
所幸的是，目前，不少省份已在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比如，四川省已对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提出相应要求，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义务教育公办校对随迁子女“开门”，稳步提高接收比例，避免将随迁子女限定在少数学校。
笔者建议，应该在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儿童优先”的原则，进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本课题重点关注的返乡子女的整体性的顶层制度设计。
努力消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
从更为宏观的农民工政策系统来看，户籍制度仍将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引返”“促融”政策效能，继而导致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在“留守”“流动”之外，将长期存在着“欲走还留”“且走且留”的社会漂移和持续的文化适应问题。
据3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已达200万人左右。各地政府也在返乡创业政策方面，大力宣传和努力推进。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与流动，也一定会带来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压力。但由于大多国家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所以，国外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造成户籍对人自由流动的阻隔以及身份等级的区隔。而我们的情况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使得诸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能受其掣肘，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深受此制度影响。户籍制度将会与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乃至与整个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产生更为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影响着相关政策的执行效能。
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法律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来形成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的制度化管理。美国自1966年推行至今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migranteducationprogram，简称mep)影响最大，成效显著。联邦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干预、充裕的专项资金支持与完善的流动儿童登记制度挂钩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值得借鉴。日本基于“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搭建自由的户籍迁徙制度，以此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不分地域自由择校。欧盟以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全面的社会融合政策来确保欧盟区域内成员国人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等。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也有大量的经验。
具体到返乡子女就学政策而言，笔者建议，首先需要加大异地高考(精品课)政策执行力度，解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最大程度地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返乡子女亲情疏离。同时，针对返乡子女再次流动，特别是省域内的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跨乡流动态势，我国政府应该切实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剥离户籍上的利益捆绑，回归户籍的登记功能。
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政策效能
纵观大多数省份，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上，仅仅体现了政策的逐级传达和一般性的政策宣传。从更为基层的政策执行方式和推进思路来看，几乎没有超越上述政策主体所搭建的政策框架。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着该政策的效能。
针对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表浅、执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着力加强该政策的执行动力系统，特别是对基层执行主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需要末端执行主体积极主动的行动，方可实现。如何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于该政策的窄化理解，从而导致“返乡潮”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政策的沉寂和淡化?如何避免学校管理者的无区别甚至消极对待，调动学校各级管理者细致、有针对性且充满爱心的工作?这都需要对返乡子女群体的拓展及转换等情况在政策中有进一步的清晰界定和表达。
其次，要切实在国办发[]130号文件“将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情况列入当地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精神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的绩效考核指标，以此培育政策利益群体积极、多频的互动，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对返乡子女群体就学问题的切实关注，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该政策窄化、静态的理解。同时，针对返乡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的转化特点，引导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特别是基层学校)整合、优化农民工子女的管理事务，以监督促激励，最终实现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保证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的持续提升。
总之，在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返乡的持续性、常态性及转化性的基础上，推动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各级管理者的保障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现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要在大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去思考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问题指向、价值指向和发展趋向，提升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效能。
如何建立返乡子女支持系统
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思路：
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信息登记采集制度。对于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具体数量、家庭背景、年龄、性别、返乡原因、回乡居住及生活状况进行详细登记。如有可能，建立以县为主的返乡子女基本情况网上登记制度。可以和留守儿童、流动子女登记制度联通，从而在信息采集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对于返乡子女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成为留守儿童的农民工返乡子女，可以建立结对子帮扶机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青神模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必须强调的是，各地既要有效地将返乡子女的就学等问题区别对待，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子女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以及正常家庭孩子的转换，在整体性农民工子女关爱网络的大战略下思考返乡子女的关爱系统。对于再次流动的返乡子女，要将其纳入流动子女就学政策的框架中去。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家庭为依归、社区为依托的基层关爱网络和安全预警机制。比如，可以考虑返乡子女占一定比例以上的学校增设生活和心理辅导教师编制，专职从事此方面工作。可以在各村、社区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互助关爱服务站。在该公共活动空间中，以书籍阅读、游戏、亲子网络联系小屋、“外面的世界”视窗等功能分区构建返乡子女、留守儿童、普通孩子的公共交流空间。同时，针对返乡子女的个人安全等问题，在关爱网络搭建的同时，也应在信息采集系统的配合下，建立返乡子女个人安全监护人责任制度，并以此构建安全预警网络。
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支持网络建设和优化，还需要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支持网络感受度，积极推动返乡子女由被动接受向主动的寻求利用支持网络转变。
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总结篇三
一、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是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了全县总人口的78.13%，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寻找致富的机会，许多农民为了致富到外地务工。据统计，我县外出务工总人数约12.25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福建、北京、陕西、上海及本省省会南昌。主要从事建筑、服装加工、电子加工、制鞋、玩具加工及住宿餐饮业等行业。
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步伐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我县部分乡镇也出现了农民工返乡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我县现有返乡农民工2万余人。主要返乡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返乡，我县大多数农民工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而这一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和外向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国外订单减少，企业生产下降，用工需求减少，造成我县部分农民工返乡留驻，尤以北部的三里、梅庄、三阳集、钟陵等乡镇较为突出；二是一些特殊人员，如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没有一技之长，就业难度相对较大，不想再外出奔波务工的，有合适岗位在本地务工赚钱的；三是受优惠政策的鼓舞自愿回家创业的，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外奔波多年，积聚了一定资金，也掌握了一些技能，不愿再在外面打工，想回家开创一番事业，自愿回家创业。
二、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返乡虽未形成“返乡潮”，但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不可小觑，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经济形势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加剧可能出现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势必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压力。
一是给我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造成更大压力。据有关部门预计20__年将出现大学生毕业高峰；返乡农民工求职高峰；破产、停产企业失业裁员高峰等三峰叠加的局面，我县南边几个乡镇拥有的多家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疲软，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企业用工减少，据统计目前已减少用工465人，给原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带来更大压力。
二是给农民增收造成较大困难。我县北部乡镇的大部分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靠外出务工，许多青壮年劳力长年在外务工，返乡农民工如果没有了工作，收入就将明显减少，给原本就很紧张的生活带来更大困难。
三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经济领域的问题很自然会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生活来源减少，自然给社会稳定造成影响。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活了多年，大多不屑于父辈们的任劳任怨，在外务工又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农村，收入骤然减少甚至没有，而消费习惯一时却难以改变，少数人员就可能挺而走险，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三、对策措施及建议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必须认真对待。要解决根本问题就要最大限度地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使其经济收入不出现大的滑坡，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从而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深入调研，掌握动态。深入村组、深入农户，大力开展“大走访”活动，全面摸底调查，掌握返乡农民工数量、年龄、性别、技能特点和家庭状况、就业意愿、培训要求、心态变化、利益诉求及返乡后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和分析。
二是强化培训，提升技能。整合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就业、教育、扶贫等培训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免费开展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重点围绕当前返乡农民工转岗就业需要开展新技能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和实效性，让农民工掌握更多的农业实用科技知识，帮助返乡农民工变“暂时失业”为“调整充电”，提升其就业创业技能，增强其发展后劲。
三是加强宣传，合理引导。通过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等有效途径，做好农民工返乡后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积极引导他们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反映合理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时宣传中央及省、市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如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把我县对接南昌打造现代制造业重要基地和区域商贸中心，对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搞好环军山湖生态经济圈建设等发展××经济的构想、措施大力宣传到位，鼓励大家发展特色产业，鼓励返乡农民工从事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流通服务业、农村休闲观光等，拓展增收空间。
四是多管齐下，促进就业。一方面积极探索“求职、培训、就业、维权”四位一体的劳务“直通车”输出模式，促进劳务输出；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本县企业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在县内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中，尽量满足返乡农民工就业，力争让返乡农民工“回县不回乡”，尽快在家门口再就业，同时在创业场地、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创业培训、创业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
五是改进服务，维护权益。开辟返乡农民工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及时处理重大劳务纠纷和集体劳动争议，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兑付等问题。对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返乡人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扶贫开发，社会救助等渠道，确保返乡农民工有房住、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有病能就医、子女能入学。
六是认真做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农民工的正常生产生活，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平稳发展。政法部门要加大对电力、电信、广播电视“三电”保护，严厉打击破坏“三电”设施的违法犯罪，特别要严厉打击偷盗变压器的犯罪分子。对农村治安乱点要进行重点集中整治，及时铲除各种横行乡里的流氓恶势力，解决“两抢一盗”、打架斗殴、聚众赌博等影响农村稳定的严重治安问题。加强对留守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和管理，尽可能减少外出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要针对农村出现销售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假兽药等坑农、害农犯罪和集资诈骗等犯罪活动，开展农村打假护农的专项斗争，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以保稳定、构和谐、促发展为目标任务，注重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同步协调发展的和谐平安创建，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和谐平安创建不仅能够通过创造安定良好的治安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直接作用和服务于人民群众，包括返乡农民工，而且能够通过解决农村在治安稳定、社会管理、救助保障、民主法制以及民风教化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强力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农民工返乡对我县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只要我们引导解决得好，返乡农民工将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总结篇四
在全部农民工中,16425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251万人,增长1.6%;5793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93万人,增长1.6%;5105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154万人,增长3.1%。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主要由于就近就地转移加快。与上年相比,西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增长了4.1%。
(二)跨省流动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
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867万人,比上年增加129万人,增长1.7%,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6.8%,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18.3%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62.8%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53.9%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
(三)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上升
在外出农民工中,流入地级以上城市的农民工10885万人,占64.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8.1%流入直辖市,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22.4%流入省会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34.2%流入地级市,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跨省流动农民工77%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省内流动农民工53.9%流入地级以上大城市,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就业
(一)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提高
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从业的比重为56.6%,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农民工在第三产业从业的比重为42.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1.4%,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5%,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0%,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
(二)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从业比重提高明显
中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批发和零售业的农民工占13.2%,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6.5%,分别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其中,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占8.7%,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占8.3%,分别比上年提高0.5和0.2个百分点。
(三)自营方式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提高
2014年,受雇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3%,自营就业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自营就业农民工比重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五、农民工收入
(一)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
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二)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
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六、外出农民工消费和居住
(一)农民工在外务工生活消费支出增长
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支出人均944元,比上年增加52元,增长5.8%。外出农民工月均居住支出人均445元,比上年减少1.8%,居住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1%,比上年下降3.6个百分点。
(二)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农民工比重下降
外出农民工中,在单位宿舍居住的占28.3%,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在工地工棚和生产经营场所居住的占17.2%,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租赁住房的占36.9%,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乡外从业回家居住的农民工占13.3%,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在务工地自购房的农民工占1%,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自购房农民工比例提高,主要是在小城镇自购住房的农民工增加。在自购房农民工中,在小城镇购房的农民工占49.1%,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
(三)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增加
外出农民工中,从雇主或单位得到免费住宿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46.8%,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雇主或单位得到住房补贴的农民工所占比重为8.6%,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的比重为44.6%,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
七、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超时劳动和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变化不明显
外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10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为25.3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8.8个小时,较上年变化不大。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占40.8%,较上年略有下降,但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的农民工占85.4%,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014年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为38%,与上年基本一致。
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报告总结篇五
虽然距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在苏州打工的阳谷农民郝庆栾却提前回家了。“这阵子没活干，单位放了几天假。”8月31日，郝庆栾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以前他总在秋收的时候请假才能回来，像今年放假的情况是他打工十来年的第一次。
郝庆栾还只是暂时放假几天，吴磊夫妇却是长久地回去了，“单位倒也没辞退我们，可一个月块钱的工资真的没法再干了，孩子上学加上房租和生活，每个月都紧巴巴的。”
由于回家后没有了其他收入来源，吴磊打算秋收后把承包出去的土地收回来，“总得吃饭吧。”
其实，像吴磊这样返乡的民工并不是个例。经济导报记者采访了解到，近两年国内经济不景气，农民工赚钱难。很多进城农民工，由于找不到活干或者收入太低，选择了返乡。虽然部分人回乡后选择了创业，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靠种地为生，一些此前流转出去的土地开始回流。
把租出去的土地收回来
郝庆栾说，他工作的企业主要生产石油矿业开采相关产品，受国际油价影响较大。
今年以来，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致使行业不景气，薪水待遇不如往年，“原来一个月一般都能拿到7000多元，现在也就5000元多点。”郝庆栾说。
由于郝庆栾是自己在外打工，即便每个月少收入2000元，省吃俭用每个月还能有3000余元的结余。吴磊夫妇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我们好的时候一个月差不多4000元，两人近8000元，带着孩子在城市生活也过得去，现在4000元工资支撑一家三口也就勉强够用。”吴磊说，城市物价越来越贵，企业却没有好转迹象，“老板虽说没辞人，但工资越来越低，现在每月只有2000元，逼得你自己就走了。”
人回来了，没有收入怎么办?吴磊决计把承包出去的土地要回来，“说起来也不太好意思，当时说的是5年，现在才过了3年就要过来，这也是没办法，要不咋吃饭。”
“前几年大家出去打工，争着往外租地，现在在外面挣不到钱了，回来也没啥活好干，很多人都要回了自己的地。”种植大户修勇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今年他租种的土地就有三户收了回去，“当初都是口头约定，再说乡里乡亲的，也不好不给。”
吴磊因为回家要拿回土地，郝庆栾也打算明年到期后把租出去的土地收回来。“现在种地有补贴不说，耕种起来也不太费劲。”郝庆栾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现在耕种和收获都是机械化，日常管理也不需要费太大力气，“以前浇地，家里没有壮劳力根本不可能完成，现在的小农水工程很是便利，卡一刷地就浇了。”
促使郝庆栾收回土地的另一原因是土地出让金的降低。“原来一亩地1000元/年，现在600元。”
中山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徐俊忠表示：“以往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合同签订不规范或根本没有签合同的.现象并不少见。受经济不景气影响，农民工返乡生计压力的加大使得他们更加关注土地问题。”
返乡就创业渐成趋势
虽然返乡农民增多，但农民工数量仍然增长。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年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比上年增加352万人，增长率1.3%。
不过，从以来，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至2015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0.5、0.6个百分点。同期，本地农民工人数增速快于外出农民工增速，显示农民工留在本地打工的人数增长速度比外出打工要快。
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十三五”时期每年还会有近300万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
农民工返乡带来新的就业需求和创业需求。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近年来，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民工创业主体。如2015年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万，共创办26.07万家小微企业。截至2015年底，创业的农民工累计注册个体工商户2505万个、农产品(000061,股吧)加工企业40多万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180万家、农民合作社147.9万家。这其中，有70%是由返乡农民工创办的。
虽然返乡创业增多，不过，近两年经济下行、工业不景气、传统小农经济效益不高、三四线城市扩张降速等因素，都对农民工就近就业有负面影响。“基本上在家闲着，偶尔打一些零散的小工。”修勇这样形容大多数返乡农民工的现状。
“返乡农民工收回土地是出于对生计的担忧，他们对于收回土地后重新务农的积极性并不太高，要是有机会他们还是会继续回城找工作。”修勇认为，农民工重新就业是关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小微企业，这有利于让众多创业创新主体、资源参与发展，带动农民就近转移就业、利用农闲时间充分就业。同时，也改变了大企业与小微企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增强了经济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