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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论文篇一
钱穆先生曾专门写了《理学与艺术》长文，对理学影响艺术（主要论画）作了深刻的阐述。虽不少精思，启迪后学，但对书法评价阙如，实在遗憾。今从书法与理学角度析之，以补其缺。
每一个时代的美学思潮都来自哲学思想，而书论必然受到主流思潮的影响。三教合一对中国书法的渗透，奠定了中国书法美学思维的高度。儒家的文质彬彬，里仁之美，至大至刚；道家的大朴不雕，天地大美，玄淡清远；佛禅之空灵圆融，即心是佛，心法为上等，无疑左右着书法创作。只有到了宋代，文化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观念更新，历史进入到近古时代，书法也出现了变化。在书学思想中，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出现，影响相当深远。尽管许多学者深挖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高言是创变、阳刚等，实际上忽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性――致中和的书论思想方为主流。徐复观说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应该限定在宋元明清，内倾性奠定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这个时期在书法上，最典型的是“理学书论”的盛行，它是为理学文化之分支。理学文化是理学影响圈与书论所发生的种种关系的总和。宋代理学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儒学的思辨化，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家涉足书坛而形成了理学书论，起点甚高。（参考吕总《宋代理学文艺论纲》）
一、理学书论对文艺的影响
自宋以来，融合三教而归宗儒学的理学，史称新儒学，有着包容多种学术思想而统一于儒家的气度，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维结构。儒家为经学之丰流代表，其中以理学影响最大，宋元明清直到现在，虽然内部分化主要为道学、心学之异，也包括蜀学、洛学、闽学、关学、濂学、新学之争，最后都集中体现在程朱、陆王之论战中。尽管对“宋学”“汉学”之争各不相让，但经学作为主流文化，已经深刻地烙入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理学最大的思维特点是“外透天道，内彻心性”，即天人合一。自宋至清，可以说主流书论是理学书论（有专文论述）。理学对待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修身层面上，强调“敬”“反省”“涵养”“持养”的妙用，主张“艺道一体”。“涵养德性”是理学家共同之追求。子思《中庸》已提出“德为圣人”命题。程颢进一步提出：“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实际就是“性即理”也。程颐则曰：“性禀于天，才禀于气”。养气修心如对至尊即对天理。钟人杰《性理会通》载：“程子曰：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这可以看出以书体道之典范。
（二）在文道关系上，或主张“文从道中流出”，或言“艺道双进”，或言“道重艺轻”。理学家认为：“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认为学养的作用明显。但多数认为“道重器轻”，把文艺都视为“形而下”的东西。程颢认为：“文必贯道”“器必贯道”。
（三）在创作方法上，强调“心性”，力主“性灵”――性情与灵机的结合。强调“内外交相养”，从心性与天道两方面结合看问题。程子认为：“心通乎道”；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最为典型。心中未发则为“性”，无善恶；既发出来则为“情”，有善恶。最后还得回归“天”乃为“性灵”。
（四）在审美功用上，倡导“天趣”与“人功”的结合，最终追求“天人合一”。强调“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尤其重视“天成”“天全”“天放”“天德”等内容，所谓“尽性以知天”。
（五）在审美风格上，主张“沉潜敦厚”，“从容中道”，有圣贤气象为贵。也喜欢平正端庄，反对欹侧放荡。朱熹对苏东坡、米南宫的责难如“把字写坏了”，过分批评其夸张姿态，但有时又肯定其“英风逸气”。
（六）在艺术品格上，强调人品对艺品的作用，“书关德性”，“人品即艺品”。这是理学家追求“孔颜乐处”、仰慕“圣贤气象”、培养“浩然之气”的具体表现。而文艺之功用必须体现“圣贤气象”，体现一种超然、博大、刚正的人格，是宋儒普遍的共识。
理学家的文艺观有时前后矛盾，这是因为他们自身兼有道学家和文艺家两重身份的原因。
（七）思维上的“物必有对论”所开创的辩证精神。从《易》开始的“阴阳之道”“相摩相荡”到邵雍的“一分为二”命题，二程《遗书》的“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体现出宋学的理性精神与辩证法思想。
二、理学书论的巨大影响及特点
自宋而后，尤其是南宋，理学逐级对书法的渗透，日见明显。元代统治者将朱子著作提升为考试标本，学术与政治结合，其影响至为巨大。明代更官方修著《性理大全》，以程朱之学作为取仕依据，清代统治者也注意理学的治世作用，偏于调和人民与统治者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视心法。所谓“书为心画”，既重视古法，更重视心法。元代郝经提出了“书法即心法”的命题。明代相穆《书法雅言》特重“心相”之说。清刘熙载《艺概?书概》提出了“书尚清而厚，清厚要必本本于心行”之说。他由此提出“书为心学”之说。都丰富了“书为心画”之内涵。
（二）重视“静”“敬”的蒙养工夫，强调“养气说”。文徵明写字态度“非要字好，直此是敬”。董迪《广川书跋》云：“夫君子养心，必气和而在，物无累之，则浩浩搏天之外而若无所碍也。”黄庭坚《跋牛头心铭》亦云“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所谓“尽心性之蕴”，自成道种。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不论书画、文章，须以无欲而静为主。”
（三）强调“胸次”，以积学和游览来开拓心胸，以雅去俗，神明而化之。如董《广川书跋》所谓“胸中磊落，自成丘壑”。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认为：“宋代人论画，重人品心胸，又深涉性理，乃亦知重日常人生之修养。”其实，宋人论书亦然。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所以张之屏《书法真诠》队为书法之美在二者：一曰气象，一曰风采。这都与书家心胸有关。
（四）重视“韵胜”之书。倡导“逸”格，从审美到人生都追求“逸”的态度。书观“气象”。书法涵蕴人之德性。书之韵在不俗，在远离尘俗。如李祖年《翰墨丛谈》所谓：“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着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刘熙载《游艺约言》提出“人尚本色”，指出“劲气、坚骨、深情、雅韵四者，诗文书画不可缺一”。（五）强调方法上的“妙悟”，体现为“心通”说。书理与禅理相通，贵在“参详”“顿悟”。王维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朱长文《续书断》所谓：“天下之事不心通而强以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黄山谷认为“学书如学禅”，必须参悟。
（六）强调步骤上的“技进于道”。或言“道进乎技”。如苏东坡评秦少游书“技道双进”。朱长文《续书谱》云：“书之至者，妙与道参，技艺云乎战。”南宋刘克庄认为“艺不习则不工”等，都要求“技与道俱”，不可只停留在技法层面。
（七）学书原则上先在“明理”，然后“达意”。有常形有常理，理得而法正，法正则意新。张怀《画苑补益》曰：“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刘熙载《艺概?书概》认为：“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便是明书理取近道也。
（八）书法欣赏在“神会”，不可以形器求也。沈括《梦溪笔谈》所谓：“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欣赏艺术唯求“畅神”而已。张怀《书议》《书断》等系列书论中所谓“一字见心”，“以风神气骨为上”，便是的论。
（九）重视学问对于书法的作用。晋人提出了“积学以致远”。东坡提出“读书万卷始通神”。黄山谷诗云：“书是人间真富贵。”钱穆先牛说：“内基于性，外资于学，务学以开其性；理学家之精修道德，与画家之沉潜于艺术者，同条共贯，事非有异。”钱先生应该知道，书家何尝不是如此。
（十）重视“天趣”，主张“以人复天”，强调“天机自然”。所谓“得自天机，出于灵府”。（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明代屠龙云：“人能以画寓意，胸中便生景象，闭端妙合天趣。若不以天生活泼为法，徒窃纸上形似，终为俗品。”张之屏《书法真诠》专辟“养气第十六”，尤其重“养天机之清妙”。他在“标格第十四”中云：“若夫天机高朗，骨格清苍，足以横绝古今者，当以王觉斯为第一”。
（十一）人品即书品。强调书法家人格修炼与书品形成的对应关系。如文徵明题画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张之屏《书法真诠》“观人第十五”认为：“书画一道，肆习者固在天资高，尤赖根器厚。”这根器即在“人品”“人格”的魅力。
理学书论中的疑古思想、尚理明道、注重学养、融合多教等观念，确实拓宽了书论的范围，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我们俯瞰书法，尤其从本体论来观察书法，获得更大的精神空间。这也是理学对书法的贡献。
三、理学书论的负面影响
理学对书法的影响，自然也是双方面的，有着正、负作用。正面如上，负面影响如下。
（一）过分重视内在修养，忽略外在的形式美感。钱穆先生《理学与艺术》最后评价：“清代学者，虽亦高自位置，然既乏于济，复缺性灵，徒于故纸堆中骋心力，故文学艺术皆见不振。语其优者，不过为前代之后劲，无可分庭抗礼者。”，这更指出了大多数人的学习弊端。姚孟起《字学参》已经注意到“形”的作用：“晋人书，形不贯而气贯；唐人书，形气俱贯。”但这样的论述并不多见。
（二）过分注重人文内涵，简单地将书品与人品等观。造成了“自由人格”的失落。如元代郝经《叙书》等文中提出“道不足则技始以书为工”等语，有些忽略技法的倾向。人品与书品未必决然对应，如对赵子昂、蔡京、王铎、林彪等的书法认同，需要辩证理解。
（三）过分重视“端楷”，对于欹侧，放荡的行草等不能容忍。尤其是对于有创变意向的作品多视为“异端”，明显的受到朱熹等“淳儒”思想的影响，朱子就专作“端楷论”，有利有弊。陈绎曾《翰林要诀》所谓“笔笔有古意，字字有来历”，强调功夫精熟，并不注重专精、博览之后的“蜕化”，即是创新意识。这也是“院体”“台阁体”“馆阁体”等得以生存的原因。
（四）注重“文质相符”，对“写意精神”重视不够。连“难得糊涂”的郑燮也在题画中说：“‘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虽然，他提倡“必极工而后能写意”，但当时所出现的反对“写意”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明代倪后瞻《倪氏杂著笔法》对王铎的变法大加挞伐，认为王书“魔气甚大”，对董其昌过分吹捧，令人生厌。项穆《书法雅言》对祝允明草书的非难“晚归怪俗，竞为恶态”，这有些矫枉过正了。
理学书论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甚至矛盾之处不少，反映出时代变化之丰富多彩。我们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如许多书家在早期与晚期的理论出现矛盾，这恰好说明了时代所压，有时必须改变观念的趋势。研究者也应该知道书论演变的复杂多变，方能不拘泥于一端，如盲人摸象，那就很难管窥全豹了。
书法的论文篇二
写字教育是实施教育的一个方面，把汉字写得正确、工整、美观，可以提高用汉字这一交际工具的准确行和效率。一手好字，具有很搞的审美价值，能使人联想起美好的生活，得到各种美的享受。对于小学生进行写字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学生写得一手好字，更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意志力、只能素质、审美情操的培养。
二、本学期教学目标
1、
（1）形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和良好的写字习惯。首先，要想写好字就一定要养成正确的写字姿势。坐着写字的时候，身子要正而直，两肩齐平。胸部挺起，头部要端正，身子微微向前，不要歪斜；两臂要自然撑开，右手执笔，左手按纸，双脚要自然放平，踏稳，不要交叉或踮脚尖。
（2）正确的写字姿势，不但跟写好字有比切关系，而且对身体健康也很有好处，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并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
2、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和一些常见的偏旁部首。
（1）汉字的基本笔画，如要有如下一些：横、竖、撇、捺、点、提、折、勾等。
（2）汉字的笔顺规则，可分为基本规则和补充规则两种：基本规则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外后里、先外后里再封口。补充规则有先中间后两边，右上或里边的点先写等。
（3）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如下六种：独体字、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半包围结构、全包围结构、品字形结构。
（4）汉字的偏旁部首
刂彳口见斤耂毛木牛日氏礻白癶甘瓜禾彑立疒等。
3、对小学生的学子提出严格要求，那就是六个字：“规范、端正、整洁”。
三、具体工作安排：略
书法的论文篇三
中国书法艺术体现的方式很多。如，在甲骨上、在摩崖上、在各种纸帛上，在瓷器上、在各种贵重金属上等等。但最有欣赏价值的还是书法家在中国宣纸上的直接刻意创作，他是原滋原味的书法艺术，欣赏者可以通过其在特有的中国宣纸上，中国传统墨汁和水的诗情画意的融合，同时可以想象出一位书法名家手持中国毛笔龙飞凤舞的发挥和创意。我在和一些书画名流的交谈中一直坚持一个这样的观点，即：学习中国画是哭着进去，笑着出来，而学习书法是笑着进去，哭着出来（尽管一些中国画家持有异议）。事实就是这样，构思一副简单情调的中国画，即使是中年以后仍然有希望达到很体面的成功。而就写中国字来说，中国人大都不会写错，而要达到具有单字艺术、通篇章法、运笔技法和心法的统一协调，没有以上的苦功夫是很难达到一定书法艺术的欣赏效果的。
我国著名书法大师启功老先生，开始时学习中国画，当他认为自己的画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指出，在画面上的.书法落款太差，使作品的艺术效果大大打了折扣。在这方面的“故事”很多，它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画如果有一个好的书法功底，是中国书画艺术成功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元代松雪道人、明代唐伯虎、清代郑板桥等书画大师的成功之路，都是沿着书画并举的研学道路最终大器晚成的，这就是中国书法艺术给世界带来的美的共鸣。
中国书法在目前的中国艺术市场上，与中国画并称为中国艺术的两朵争艳瑰丽的奇葩独受青睐，中国书画形成独局魅力的中国艺术逐步为世界更多的国家所喜爱。
当代书法的价值：
（2）大众审美知识的欠缺使得书法艺术的群众基础发生了一定的动摇；
（5）西方架上艺术的衰落和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得传统的书法艺术面临现代转型。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繁荣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即民族性、地域性、历史继承的根性文化，向历史性的、全球性的、融合开放性的媒介文化转移。使得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化完全被大众化了。书法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能不考虑其社会价值和关注其生存问题。研究书法艺术的当代社会价值与生存环境，不仅有助于对书法艺术当今的社会价值和生存环境进行客观的评判，而且对于拓展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营造良好的书法艺术生存环境，确定书法艺术合理的价值定位和建立书法艺术良性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书法艺术经济价值
书法艺术的经济价值伴随着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的产生而产生。由于大众传媒时代文化的大众化使得文化艺术完全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书法艺术品由于凝结着书法艺术家的辛勤劳动而使其具有了价值。而书法艺术品所具有的社会教化与审美价值、文化承载与传承价值及人类意象思维开发的科学价值等所产生的社会功能使得其具有了使用价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书法艺术的需求与供给初步建立了书法艺术作品与货币交换的平台。书法艺术作品一旦走向市场，就成为市场商品的一部分。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书法艺术品由于不可复制的唯一性和使得书法艺术品本身就成了稀有品或孤品。
书法艺术品经济价值的体现主要通过书法艺术品的国内外市场交换来实现。文化与艺术的交流是书法艺术实现市场交换的基础。就国际而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艺术要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你必须要让世界了解你的民族文化与艺术。而民族文化与艺术交流主要分官方和民间两种方式进行。官方的国与国的文化艺术交流主要通过一系列诸如文化艺术展览和访问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方式。
民间除采用艺术展览方式之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渠道则主要是书法艺术品通过市场的交换以达到文化艺术的交流。书法艺术走向世界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我们很难想象，对其文化与艺术相互不了解或歧视的国家之间怎样能够很好地在经济与科技领域实现合作？当然，中国书法艺术走向世界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书法艺术要走向世界，首先应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外对书法艺术品的需求使得书法艺术得以存在的最大理由。也是书法艺术家的安身立命之本。世界文化艺术产业的繁荣与发展为中国本世纪文化艺术产业的建立和良性发展提供了经验。
人类在解决物质需求的同时，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与艺术需求则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书法艺术的经济价值将伴随着我国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由此也就带来了书法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和书法艺术的良性发展。
任何艺术都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并受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书法艺术也不例外。系统整体化的环境可以分解为自然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与文化精神环境。书法艺术社会价值的大小决定了书法艺术的社会地位与发展前景。
书法艺术的社会价值拓展则成为当代营造良好的书法艺术生存与发展环境的重要途径。书法艺术社会价值的拓展不仅从根本上基本解决了书法艺术的生存与问题，而且找到了书法艺术与时代结合的契机、方式与途径，并为书法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袤的空间。良好的书法艺术生存空间的营造是当代书法艺术界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书法人期盼且为之努力的方向。
书法艺术的美，不能也不存在一个绝对标准。不同的手法，会产生不同的风貌；不同的形式，可以使欣赏者产生各种不同的欣赏情趣。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细细品味中国书法的艺术价值。
书法的论文篇四
书法教学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历代书法家勤勉励志的故事，培养青少年持之以恒，刻苦学习的优良品质。
教师在书法教学时，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书写心态和书写习惯。学习书法贵在“心静”，情绪烦躁、心神不定，是写不好字的。王羲之说：“夫欲书者，先于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墨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写大字时，要求书者站立、身直、挺胸、悬臂、悬腕、两足平放、呼吸匀和、专心致志，不允许有其它杂念要求。书写者善于巧妙的运动人体内气，经过身、臂、肋、腕达到笔尖，这样才能产生优美的线条和笔力。
尤其是写小楷，要求极高，需要很强的视力、脑力、体力；同时心、眼、手高度协调，做到精力充沛，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不吃不喝，不能走动。
汉字是由点、横、撇、捺、钩、折等基本笔画组成，没有笔画就没有书法美。教师可以从字的基本笔画、结构、用笔、用墨、章法等方面指导学生练习。要想把字写好，就得下功夫，从一笔一划学起；要想掌握字位置、长短、粗细以及运笔的轻重、缓急、速涩，字态的险与稳、欹与正，用墨的浓与淡、湿与枯，要做到这些，就要培养学生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
我在书法教学中，时常利用古今书法家刻苦练习书法的事迹，教育感染孩子们。“书圣”王羲之为了写好字，常常到池塘边观察鹅在水中的姿态，由于经常洗刷毛笔，门前的池塘都成了墨池；他为了得到道士手中的大白鹅，为他写《黄庭经》。王献之为了学习他父亲的字，写尽千缸水，他母亲却说“只有一点像羲之”。还有当代“草圣”林散之半生磨难的事迹，让古今书法家们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感染我的学生们。
总之，义务教育阶段的书法教学不仅是一种素质教育，同时渗透着德育教育。学生通过书法学习，能很好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及灿烂的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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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的论文篇五
摘要：徐悲鸿是我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
作为康有为的入室弟子,他不仅在绘画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而且在书法上也颇有建树，成绩卓然。
本文对徐悲鸿的学书经历、书法艺术风格及其书学思想进行了梳理研究。
关键词：徐悲鸿;书法艺术;学术经历;艺术风格;书学思想
引言：
徐悲鸿是我国现代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尤以画马享名于世。
长期以来，人们对徐悲鸿在艺术上的定位首先是画家，由于画名卓著，虽然徐悲鸿在书法上亦有相当造诣，却并不为世人所重，对其书法的研究也就甚少。
本文仅就其书法艺术作一粗浅的研究。
一、徐悲鸿学书经历
徐悲鸿幼年家境清贫，其父是一名民间画师，擅长书法、篆刻、诗文。
从小耳濡目染随父学习书画。
徐悲鸿7岁开始执笔学书，10岁时已经能够帮助其父为乡里书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14岁，家乡发生水灾，生活无法维持，便随父外出谋生，给人画肖像、刻印章、写春联等，过着风餐露宿的落拓生活。
19，21岁的徐悲鸿在姬觉弥的介绍下得以认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康氏十分赏识徐悲鸿，将自己所藏碑版供他观览，并为其讲解。
徐悲鸿在《自述》中曾谈到：他早年在康有为门下学习书法，曾数遍临习过《经石峪金刚经》、《爨龙颜》、《张猛龙》、《石门铭》等碑拓。
徐悲鸿对大篆、小篆、魏碑、行书亦均有涉猎：大篆碑文，他对《毛公鼎》和《散氏盘》尤为钟爱，他曽集得《散氏盘》金文为一联“东井西疆司邑宰，左图右史傅传人”;小篆，徐悲鸿喜欢邓石如;魏碑，尤其是对《龙门二十品》，他更是赞赏有加，反复临习揣摩，他在1939临摹的《魏灵藏寺碑》，颇得精髓，格调高估;行书，他十分欣赏王铎、文徵明，曾收藏了王铎十余幅作品，曾集文徵明行书联数幅。
徐悲鸿一生临帖不辍。
他的学生沈左尧有一些记载，50年代初期，沈在北京探望徐悲鸿时在曾徐的案头见到一本《积玉桥字》的拓本，拓本只存少数残字可辨，从徐将其置之案头、朝夕揣摩多年，可见徐对这一拓本的钟爱。
他的故居客室里曾悬挂一幅摩崖隶书《汉杨淮表记》的整张拓片，气势磅礴、结构天成。
在他病危前，床头仍放着一本《散氏盘铭》放大影印本，而且平时最喜临习。
他在中年留居海外的条件下，仍然研习魏碑下不肯间断。
1950年曾以他1939年在新加坡临的《魏灵藏》、《爨龙颜》等碑字见赠，并且勖勉有加，发人深省。
通过以上几件事例不难看出，他对书法的酷爱已达到难以割舍的程度。
二、徐悲鸿书法艺术风格
民国初年的上海，集中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十里洋场则为“西风东渐”提供了便捷。
徐悲鸿到上海时，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上海“海派”艺术家队伍不断壮大，以康氏为代表的“崇碑派”书家的理论以及先驱们对传统书画艺术的改良、革新等，都对徐悲鸿的艺术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徐悲鸿书法艺术风格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徐悲鸿的书法艺术风格受其师康氏影响很大，脱胎于魏碑，参以行书笔意，结体疏朗大方。
其书与魏碑相比，不如魏碑凝重，当是其少年时学习赵孟頫书法所致。
其书与康书相比，拂去了康书的霸悍之气，锋芒内敛，使作品气息归趋平淡冲和。
其书与其他画家书相比，几乎没有画家们惯用的墨色的强烈变化，在字的结体上、节奏上也没有太大的夸张变形和起伏，在线条的质感上则非常内敛和纯净，没有大多写碑人的绞转笔法所带来的毛涩感和挣扎感。
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按照心性自然、轻松的写来，一派文人不经意的散淡和儒雅，极富书卷气。
欣赏他的书法，如晤高士，乍见平常，愈后则回味无穷。
三、徐悲鸿的书学思想
徐悲鸿对书法艺术极为重视，他曾将书法比作“音乐”之美、“金石”之声。
例如他在自己收藏的《积玉桥字》提拔中开头便说：“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已。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抒情悉达，不减晤谈。”由此可见他对书法艺术的衍化兴衰、来龙去脉极为熟悉，而且其比喻精辟，极有见地。
他早年曾受业于康有为，书学思想亦受其影响。
徐悲鸿的很多言论与康氏的观点如出一辙，如薄“四王”、推崇宋法等。
康氏对魏碑大力倡导，称：“魏碑无不佳者”，甚至到了褒魏碑贬唐碑的地步。
徐悲鸿是康有为崇碑理论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他曾有“北碑怪拙吾人能得其美”之语，可见他受魏晋碑学影响之大。
另外其行楷中锋用笔，结体稚拙率真，文字不暇修饰，体现了“宁拙毋巧，宁丑勿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理念，事实上傅山的“四宁四毋”贯穿于徐悲鸿艺术思想的许多方面。
另外从徐悲鸿对待传统和革新的态度也可看出他的书学思想：他在《中国画改良论》一文中提出著名论断“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未足者增之，不佳者改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表明了他既反对墨守陈规，也摈弃厚古薄今。
他曾对前辈书家理论中所存在的偏误予以批评。
例如，他在《跋包世臣抒怀诗卷》一文中指出：“包慎伯志有余而力不济，问道于完白，好矜才使气，自护其短，其传完白疏密布白之法，实书道之蕴秘，若《艺舟双楫》所载之执笔法，则教人陷入五里雾中，且言之津津，是坠入魔道不自知也。”但对于包氏述怀诗卷他却赞赏有加：“此卷在慎翁可谓精要，其矫健纵横，独创一格，有足多者。”由此可见，即便是对于“崇碑派”的书家，徐悲鸿也是持批判地继承的态度，绝非跟风之流。
四、结语
通过对徐悲鸿学书经历、书法艺术风格及其书学思想的梳理研究，不难窥出其在书法方面取得的成就。
笔者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人们对徐悲鸿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在书画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艺术实践中的探索精神和革新勇气，将不断的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欣赏，也将不断地给后代艺术家带来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张俊东.徐悲鸿的“师造化”[j].书画艺术..(5).
[2]叶喆民.悲鸿先生谈书法[j].美术研究.1982.(4).
[3]黄蔚.艺苑奇才徐悲鸿的书法艺术.收藏界..(1).
[4]杨子墨.“艺苑奇才”的书学遗憾-解读徐悲鸿的书法艺术.青少年书法..(24).
[5]陈海燕.徐悲鸿书法艺术管窥.书法赏评..(2).
书法的论文篇六
其中，王羲之书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彰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成为历代书法家学习的典范，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突发性发展并取得了较高艺术成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书法家不仅关注字体得到结构美和书写的便利性，而且开始在重视追求书法的风格和神韵。
尤其是当时较为著名的“二王”行书、草书作品已经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
因此，系统的研究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与促进现当代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魏晋时期书法艺术自觉的产生
魏晋时期，我国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各个重要的领域都在时代的影响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受频繁的战事和社会**现象的影响，儒释道三家文化盛行，玄学的清淡之风也日渐兴盛[1]。
当时社会上的文人和士大夫在相对自由政治文化氛围的启发下开始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关注自身个性和精神世界的发展，文学艺术正式进入到表现自我性情的自觉阶段。
书法艺术也是如此，在汉字的形成、发展和不断延续使用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书法的出现最先是为了满足当时人们的使用需求。
从已经出土的竹木简、帛书和青铜、陶器来看，一直到汉代，书法还没有普遍的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受到社会的重视，作书之人一般也只是地位低下的典签和书佐。
到汉末魏晋时期，书法的发展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
在战争的需求下，东汉时期规矩端严、雍容尔雅的正统隶书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长期在民间盛行的楷书、行书和草书等字体则因为简单方面逐渐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在国家战争和分裂割据的政治因素影响下，魏晋时期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无法对全国的书体进行统一的规范，隶书作为正统繁复的书法艺术形式一般只在中央政治集权的小范围内使用，民间对书体形式的规范变得宽松、自由，为书法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2]。
同时，民间楷书、行书、草书等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对隶书的正统书法地位提出了挑战，中央集权范围内的达官显贵开始喜好书法，逐渐将书法艺术发展成为一种高雅的技艺。
特别是魏武帝首次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介入到书法艺术的学习和创作过程中，使书法家的地位逐渐提升，造就了多位书法艺术的开山大家。
受此影响，书法艺术正式成为一种表达书写者性情、意趣和精神世界的高雅艺术，书法家开始有意识的追求书写时字体的机构、线条以及运笔方式等，书法艺术创作走向自觉时期。
在此社会氛围下，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同样开始追求书法的自觉，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达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对后世书法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特征
王羲之书法创作在书法自觉的影响下，吸取前人的书法创作精华，博采众长，独创一家，书风清新端秀，在《晋书・王羲之传》和《世说新语》中都评价其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3]。
具体来说，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王羲之书法雄逸，具有鲜明的矫健美特征。
梁武帝在评价王羲之书法时就层感叹其字势雄逸堪比“龙跳天门，虎卧凤阕”，受到历代书法艺术爱好者的珍藏和借鉴。
第二，王羲之的书法具有清新妍丽之美。
张怀先生就曾经在《书断》批评王羲之的书法过于妍丽，无大丈夫之气。
第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还具有一定的中和之美，表现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内涵。
王羲之书法艺术在后世的发展和影响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注重意境崇尚神韵，在创作中将书法的运笔技巧等与书法创作之外的情趣相融合，最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效果，不仅在其生活的时代被人们广为推崇，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广泛流传，在我国书法艺术界始终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隋唐时期，中国书法艺术更为繁盛，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等不断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首位帝王书法家，并且受到其书法创作“尊王”倾向的影响，正式确立了王羲之在书法界的`“书圣”地位，对初唐时期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四大家的书法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盛唐时期的颜真卿、柳公权、怀素和张旭等人也在研习王羲之书法时抓住其书法艺术的本质，融合自身书写风格和思想后不断创新，使唐代书法艺术发展到最高峰。
宋代的黄庭坚、蔡襄、米芾和苏东坡“宋四家”在继承和发展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对自身书法创作进行相应的创新，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
如米芾早年在学习和颜柳书法艺术后，在晚年对“二王”书法进行临摹，创作出了与《兰亭序》极为相近的《苕溪诗卷》，是对王羲之书法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元代时期的赵孟颊在当时复古主义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在学习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赵体”。
而在中国书法发展重要时期的明代社会，吴中三子文征明、祝允明和王宠在书法研习上以“二王”为宗师，延续了王羲之的书法创作之风。
清代虽然过于提倡碑学，王羲之的书法发展趋于衰落，但是其在中国书坛的影响力仍然较为深远，“书圣”地位更是无法撼动。
这些我国历代著名的书法大家，在学习和发展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自身创作思想，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中国书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结论：
总之，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我国后世的书法创作产生了上千年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传递书法艺术思想的工具，还在历代的发展中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是中国艺术宝库乃至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值得在当代社会广为学习和传播。
【参考文献】
[3]于若溪.浅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j].美术教育研究，(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