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篇一
在中国当代的作家中，不提莫言是说不过去的，而在莫言的作品中，《蛙》又是不得不看的一部。莫言凭借这部作品拿到了茅盾文学奖，它也为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读《蛙》，起先是因为莫言的名气，读到一半便欲罢不能了，它的那种沉重让人不忍心继续看下去，但也更不愿意随意地舍去，它给人以罪恶感、神圣感，它就像是我们这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生育史诗。
《蛙》的精彩，首先在于它形式上的创新。《蛙》全篇由四封信和一部九幕舞台剧组成，在内容上前面的四封信和后面的舞台剧基本一致，一些细节相互补充，莫言本人也说，可以用信来解释舞台剧，也可以用舞台剧来解释四封信。这种前后互补的结构，既不单调，又保证了内容的丰满，这也给今天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另外，全文以“我”——剧作家“蝌蚪”的视角展开，也增强了表达效果，使故事的叙述更具真实感。信的形式也为深刻剖析自我和全文主题的阐释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莫言在《蛙》的形式设计上煞费苦心，单就这一点，它就足以值得每一位正在学习写作的人去品味。
当然，《蛙》的精彩，更加在于它的深刻内涵。《蛙》是以“我”的姑姑——一位妇产大夫的经历为线索，讲述的是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生育的历史。起先姑姑用先进的接生方法为村里的孕妇们接生，被人们誉为“送子娘娘”，到后来的计划生育时期她又给男人们结扎，让女人们流产，被冠上“魔鬼”的恶名。其中既有对姑姑等一系列人物的刻画，更有对那个时代包括今天的深刻思考。在读《蛙》的时候，恰逢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我不由得敬佩莫言的敏感和先见，同时也开始感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就这个世界而言人口和资源的矛盾是愈来愈深的，我们当然不可以任由人口无限的膨胀，但是，对个人而言，尤其对于自古以来就提倡“多子多福”的中国人而言，没有后人，或者怀上的孩子被打掉，那是极为残酷的。小说中各种冲突看得人触目惊心，不敢想象计划生育的历史是那样包含血泪和苦恨。
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再像那个年代一样残忍和黑暗，但是性别鉴定依旧存在，拐卖儿童依旧存在，依旧存在，失独父母依旧存在……生命的意义在于延续和发展，可是多少人没有了孩子，多少人又有不了孩子。我们独生的一代抱怨没有兄弟姐妹，可是我们却不懂得感恩来到这个世上的幸运。产生是没有错的，活着、活下去也是没有错的。莫言在后记中写到“他人有罪，我亦有罪”，那么为那些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好好活着吧，活着便是最好的赎罪。
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篇二
一、对汉语蕴藉性、表现力的拓展
莫言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大量借鉴绘画中的色彩艺术，大量色彩艺术技巧的应用与对色彩世界的营构拓展了文学语言的表现力和蕴藉力。
1、色彩的象征意蕴
《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红蝗》《红树林》《红耳朵》，虽然这一列作品并非有意为之的“红色”系列，却透露出作家对红色的特殊情感。浓烈的红色色块收到了强烈的视觉效应，蕴寓着生命的激情、悲壮的历史感以及激昂的英雄情绪。逢增天在其《黑土地与东北作家群》中对色彩背后的文化承袭关系做了论述：“莫言来自齐鲁故地，是东夷的后裔……故他们对那与日神文化精神相关的红色有着共同的偏爱”。在山东画家周韶华的《驾日凌月》中，也对那“血海般的红高粱”有恣意淋漓的渲染。这些共同反映出色彩在艺术家作品中的文化承担功能。
2、绘画技法的运用
莫言小说中的色彩语词在陌生化、通感等技巧、修辞方式的应用中达到了奇异的修饰效果。色彩不仅可以修饰自然物，描述物体的固有色，也可能以变异、变相的方式传达作家的情感态度，也可以用色彩语词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
“喇叭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红高粱》);
“绿油油的血”(《木匠和狗》);
“深红色的菊子和淡黄色的小石匠”(《透明的红萝卜》)。
通感的.修辞方式、反色调技法、以局部特征指代整体体征、色彩并置等这些都是主体内心情绪情感的强烈表现。例如“绿油油的血”中反色调的应用，放置进词组所在的语境中，表达的是主体内心不安、矛盾、冲突的情绪状态。
“小山子人头落地，白太阳猝然变红”《檀香刑》
这里一方面是小山子人头落地后，叙述主体视觉世界发生的变化，同时，也是叙述主体感觉世界发生的变化，情感的变化。另外，这里的色彩变化也是叙述主体理性思考层面发生的变化。在接下来的语段中，这种思考在后文中有如下表达：“余心中纷乱如麻，眼前红雾升腾，耳朵里枪炮轰鸣，这弥天漫地的血腥气息啊，这扑鼻而来的龌龊臭气啊，这显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大清王朝啊，余是弃你啊还是殉你?”
另外，《秋水》中的色彩并置、《红蝗》中的色彩渐变、《欢乐》中的色彩堆积等方法都是作家学习绘画技法而对语言蕴藉力、表现力的拓展。而对绘画技法的借鉴从一个方面也说明莫言创作的开放性。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永远的“先锋派”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派”到80年代后期的“先锋派”再到90年代前期的“新历史主义”再到90年代后期的“民间写作”，莫言在不断改变，不断探索，而这种锐意革新、不断超越的探索精神从其作品中色彩感的变化中也可见一斑。
初期的小说《春雨夜霏霏》《丑兵》等有着孙犁式的明净、单纯，“很荷花淀”。这不仅是主题和表达技巧而言，从这一时期小说中纯粹、单纯的色彩描写也是如此。
1985年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作品开始，其笔下的色彩开始发生变化，弥漫着浓郁的主体情绪色彩。而这种变化得益于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习生活。在军艺图书馆，作家不仅阅读文学作品，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油画画册。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中的色彩感、色彩技法等都影响了莫言笔下的色彩艺术。例如《透明的红萝卜》中：浅黄色的叶片、橘黄色的落叶、发黄的辫子、焦黄的烟、柔软的黄头发、蛋黄色的油布、琥珀色的水珠、红锈斑斑的铁钟、浅红色的树叶儿、红色的须根、火红色的运动衫、紫红色方头巾的姑娘、酱红色的石片、暗红色的火苗、深红的血、深紫色的伤疤……这一连串的同色系同色调的不同色彩的描绘，恰似梵高笔下那丰硕的《向日葵》。只是，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因为时代背景的原因，也因为这一系列色彩氤氲在一望无际的雾一般的黄麻中，以上的色彩也弥漫在一种淡淡的落着遗憾的忧伤之中。
到了1986年的《红高粱》中，忧伤之情退出作品，从作家主体情绪上讲，这部作品中是一种昂扬的美、激烈的美、原始的美。莫言说“我特别喜欢后印象主义梵高、高更的作品。梵高的作品极度痛苦极度疯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高更的东西，它有一种原始的神秘感。小说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高境界。我现在知道如何走向高更了。”高更的画作比梵高更狂野，更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生命力的张扬、神秘的主题等，有点“野兽派”的气息。“对原始的神秘感”的强调也是这一时期莫言作品中努力追求的一个方面。
“一个小姑娘，穿着一条好像用红旗改成的裙子……左手托着一个鲜红的苹果，苹果红得像一块血，光滑得像一块玉。她几次把苹果举到嘴边……红苹果举在她手里，像暗夜中的灯笼火把。红苹果把周围暗淡的灰蓝都照浅了，小姑娘的红裙子与红苹果上下辉映。”(《爆炸》)。
这里的红色出现在一个男孩血腥的降生之时，出现在一个年轻人惨淡地告别人世之际，出现在同时接纳人生的两极状态的医院中，所以显得神秘莫测又令人恐惧不安。
但到了《红蝗》《欢乐》中，色彩的奔突、喧腾失去节制，失去控制，正如作家所说，“说好了是激情澎湃，说不好是感情泛滥”。
莫言非常自觉于色彩应用上的变化，在1991年后开始变化。《丰乳肥臀》是对前期创作的总结，在色彩应用上虽然还保留了大量的感觉化以营造作品叙述辉煌效果，但已有所节制。到了《檀香刑》《蛙》等作品中，作家为避免色彩的“夺目”，主观情绪化的色彩大大减少。而作家的这一自觉的过程也是其不懈探索的写照。莫言说作为悲壮抵抗的写作，是从三方面的抵抗，其一便是自我的抵抗，不断自我挑战。作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我，是自己过去的作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莫言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探索，始终是一个写作上的“先锋派”。
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篇三
一、隐匿情怀
从魏晋直至初唐时期，陶渊明都是做为一个高蹈避世的隐士为人所注目的。如历代的诸多诗人一般，张九龄对陶渊明的节义情操，也充满了钦佩，并深刻地受到了他的感染。总体而言，他的诗歌较深沉与灰暗。涉及到归隐的诗歌多达60多首，主要分布在入仕初期、被贬洪州和桂州时期。张九龄似乎天生对山水有种不解之情，对幽居生活的向往之情，这种情节始终贯穿他终身。翻看《曲江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从他的诗中，隐隐给人透露着他渴望隐居生活的追求。
他似乎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自在快乐的真实感情。不难看出张九龄创作方式和思想都与陶渊明有着诺大的联系，当然不排除他本人的天然真性，但他的诗与陶诗如此的形似，非常明显的说明了受陶渊明影响的深刻度。
张九龄对人生领悟的具有独特的鲜明特色，开元四年，他忤相归家途中，对自己十年的政治道途作了反思，如《商洛山行怀古》记述他最初想借鉴商山四皓的处世原则，认为这是自古贤明之士的必经之路。但他转而却又困惑不已，如今正是太平盛世，本应是干事业的，可为何自己的道路却不能顺利走下去?正体现了他对于归隐和出仕的狐疑态势，张九龄的这一困惑，触碰到了古老封建社会的弊端，在由来已久的等级观念下，朝廷中所谓的“忠臣谏官”，多数时候是在不触犯管理者与权倾朝野朝臣的权益下，才能真正的褒贬，否则，最后的遭际只能如张九龄《咏史》中所云“轻既长沙傅，重亦边郡徙”，处罚轻的就像贾谊被贬为长沙傅，重则发配于边远山区，这种等级制度是无人可以逾越的，回顾历史，一批忠正直言之辈如屈原、贾谊、司马迁，没有不遭此厄运。当时张九龄感到，既然躬行直道没有出路，也得不到赏识，无奈只能做些一味迎合之事，却又违背自身夙志，那么只有及时抽身远离这污浊的官场，便是保正全节的最好出路了。
伴随时间的变化与社会阅历的逐渐丰富，张九龄对人生旅途的思考也越发沉郁。躬行直道、酬报主上，始终是他的终极理想，然而，“内讼已渐沮，积毁今摧残。胡为复惕息，伤鸟畏虚弹”[2]、“庭芜生白露，岁候感遐心。策蹇惭远途，巢枝思故林。小人恐致寇，终日如临深”。[3]这样不能如履薄冰、胆战心惊的仕宦路途，迫使他开始需求另一条理想的人生归宿。开元十五年，被流放洪州之后又转任荆州，他抱着一种外放为隐的心境，为自己寻求人生归路。这时期，张九龄年逾50，对为政者而言，一方面正是黄金阶段，未来的路充满希望;另一方面，为官20载，已看惯官场凶险与黑暗，身心已疲惫。希望回归自然，通过归隐逃脱束缚。如“休闲偿有素，岂负南山曲。”(《晨坐斋中偶成咏》)、“罢兴还江城，闭关聊自遣”(《临泛东湖时任洪州》)、“纵观穷水国，游思遍人寰。勿复尘埃事，归来且自闭”。(《登楼望西山》)。所以这时期的矛盾并不是很强烈，挂冠归隐，伺机而起的人生态度，成为张九龄的生活方式和心态轨迹。开元二十二年居位宰相，三年后被黜为荆州长史。如果说早期流放洪州、荆州只是一个归隐的念头，诗人心中还是些许希冀的。那么后期被黜为荆州长史则是实实在在的隐匿。开元二十七年，张九龄病卧于床，栖居还乡的念头愈发强烈，不久之后，真正辞官回乡。功成身退，与他一样的大部分文士之所以命途多舛，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追求理想的坚持。或许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也许就不会有那么的烦恼。所以，张九龄晚期辞官归隐，真正悟出了应该知足常乐。这是从政治顶峰走来的经验人的感世箴言。
二、出仕感想
纵观古代的每位士子，都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大唐三百数年，理应是人才济济、文人的才能充分被利用，却不能完全根除奸佞，把无数有能之士拒于门外。报国无门、救世无路，便成为这些文人们的惆怅的主旋律。正如前人们一般，张九龄也渴望在政治上作一番大事业，造福百姓，辅助帝业，为天下人谋福祉。张九龄自幼聪明勤奋，才思敏捷、胸有大志。青年时期的'张九龄却苦于无人赏识，得不到重用。《浈阳峡》云：“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4]写出了浈阳峡幽深奇特、色彩斑斓的景色，可惜如此美妙景致却长在偏远之地，走不进外人眼球，谁能知道大自然如此安排的用意。借此感慨自己出生偏远的岭南，纵然德性文笔甚美，却难获得他人的赏识，张九龄渴望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却未能有一个良好的平台，给他施展自身的才能。自古渴望能建功立业的文人不可胜数，孔子的进德修业教义深深影响了后世士子。《和崔黄门寓直夜听蝉之作》中云：“思深秋欲近，声近夜相宜。不是黄金饰，清香徒尔为。”[5]崔黄门，即崔日用，为兵部侍郎参知机务，他有听蝉诗，张九龄特作此诗和之，以蝉比照，来借喻自己的高洁情操，转而有说蝉虽品格高尚又有何用，怎比得在黄金上作修饰的蝉贵重呢，在向崔黄门倾诉衷肠的同时，并希望能得到他的引荐。
自古怀才不遇者多，怀才而遇者少。张九龄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在多首诗中可见，《饯济阴梁明府各探一物得荷叶》中云：“荷叶生幽渚，芳华信在兹。朝朝空此地，采采欲因谁。”[6]荷叶长得很好，徒然生长在此地，但无人来采摘，他这是寓意自己很有才却没能收到赏识，为荷叶也为自己感慨。《苏侍郎紫微庭各赋一物得芍药》：“孤根若可用，非直爱华滋。”开元元年十二年，因省署内多紫微，故中书省改为紫微省(庭)，紫微侍郎苏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年底，玄宗钦定苏为中书侍郎，是知，苏侍郎即苏。张九龄首赞了芍药的实用性，不光花可爱，根更是大有用途，可以用药。孤根意味着他势单力薄，张九龄当时任中书省内左拾遗，官职属下级，借咏芍药表示自己是有用之才，希望能得到上司的重视和提拔。张九龄很善于借用各种事物来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苦闷心情。《答太常靳博士见赠一绝》：“上苑春先入，中园花尽开。唯余幽径草，尚待日光催。”[7]每个人都是双面性，越是有才之士，内心却是非常之自卑。虽然职位卑微，天子暂时没有看见自己是发光体，殊不知“日光定会入幽径，花香必将溢满园”。
张九龄早期的政治道途虽是一直不被重用，他的人生追求与高尚的品格，
使他报国之志的目标并没有放弃，兼济天下的使命一直鞭挞着他，他坚信，会被贤明圣主赏识与重用的。
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篇四
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面向全球公布：来自中国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
从1981年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到去年的《蛙》荣获茅盾文学奖，莫言小说创作已走过三十年。他至今创作了11部长篇，一百多部中短篇。由于风格不断变化，莫言先后被划入现代派、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流派。对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他很幽默地表达了看法：“大多数所谓的文学思潮，与自己的作品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小说是作家创作的，思潮是批评家发明的。”
莫言的作品中，关于人性、种族的思考被纳入历史变迁的宏大史诗中，语言、结构方面的先锋探索更加注重融合传统文化和民间资源，强化小说故事的传奇性和喜剧性，呈现出举重若轻的轻逸之美。
一直以来，农村生活始终是莫言叙述的中心，他以自己的创作，建构了“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乡土世界。他每部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都是从这里登场。他多次谈到故乡对于作家、对于他自己的意义：放眼世界文学史，但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有一个文学的王国。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有他的马孔多小镇，鲁迅有他的鲁镇，沈从文有他的边城。而这些文学的王国，无一不是在它们君主的真正故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
在1976年参军离开农村以前，莫言在真实的高密县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当了农民。这20年是极左政治路线下民生艰难的时代，留在他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饥饿、神鬼故事和母亲的叹息。莫言小说中那千奇百怪的故事，对自然、社会、人生惊世骇俗的'看法，都和母亲、童年、大自然、故乡紧密相连。
当然，莫言也认识到故乡对作家的局限性，如何使故乡的梦境成为贯通人类普世性价值的纽带，这是莫言乡土小说的愿景。
毫无疑问，莫言选择的是后者。作为老百姓写作，是作家自己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不去担当道德的评判者、教化者，保持老百姓的立场、思维和方法。在关于长篇小说《四十一炮》的对话中，他说:写几篇小说算不上知识分子，比那些乡村中会讲故事的老人，无非是多认识几个字而已。概括起来讲，莫言的民间立场是站在弱小生命和自由人性的立场上描写民间的苦难与抗争，张扬个性自我。自觉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在小说的语言、故事、结构等方面全面复活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活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
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篇五
1、魔幻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词会让人们错误地将莫言和拉美文学联系在一起。当然，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
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所以我想，将虚幻的与现实的结合起来是莫言自己的创造，因为将中国的传统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是他自己的创造。
莫言小说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多,作品中充满神秘、诡异、朦胧、空灵的氛围。当然不同的人对小说的解读和理解是不一样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所以我们解读莫言的作品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魔幻现实主义是人们从莫言的小说的整体的语言氛围和环境的塑造特点来进行分析。
2、黑色幽默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法国文学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巧妙避开了时下的各种问题，通过一个个匪夷所思的黑色幽默故事，让人们去反思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幽默成分，莫言曾说：“人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是老百姓使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是解脱自己、减轻压力和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黑色的幽默在莫言的很多的小说中都有着反应，他不仅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农民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人们所作出的一种无奈的借口和对生活窘境的另外一种的接受态度。在黑色幽默的表现中任务的描写和环境的变化的塑造是莫言非常成功的一个方面。通过各种的艰苦、贫穷、没落的环境和历史背景的书写将人物放置在那样的环境中更好的进行写作。这样才能更加灵活、更加自如的凸显出小说中的黑色情节。
3、卡夫卡式荒诞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我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我们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变形、人物的变形、各种各样的事物的变形，每一样的变形都充满着荒诞和趣味。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卡夫卡式的小说中的寓言变形的情况。也许莫言的作品多少受到了卡夫卡的小说的影响和感染。
4、其他思想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代表作品如《红高粱》《枯河》《球状闪电》《爆炸》《欢乐》《红蝗》等。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红高粱》通过戴凤莲和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19]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他对周围的文学氛围和创作走向极为敏感。在最初的一批习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会模仿当时一些流行小说的叙述腔调和故事结构。像《春夜雨霏霏》等作品，的确很接近当时的流行小说，模拟得很有生气。在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莫言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干了，这时他与众不同的那一面就开始呈现出来。如他创作《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时，正是“寻根文学”蓬蓬勃勃发展之际。莫言感觉到这些小说的探索意识，精神上与之相呼应，但价值观念、美学风格上却无法走近。莫言眼中的农村、农民，并不像“寻根文学”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愚昧、落后的世界，在莫言看来，乡野大地元气淋漓，它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逻辑。那些高粱地里的草莽英雄，并不只是打打杀杀的鲁莽汉，而是情感复杂、有血有肉、有思想有个性的民间英雄。莫言的这种感受、体会，在《红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鳌身上淋漓尽致地得到表现。这一土匪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形象谱系，在农民形象身上，多了一层英雄色彩和民间智慧。莫言与“寻根文学”作家不同，他是较早意识到走进民族文化传统的当代作家。当很多作家在模仿西方的现代派以及实验文学时，莫言说这些西方文学是灼热的炉火，过分接近会将作家自己的个性融化掉。所以，他从福克纳、川端康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获取灵感，接下来就是大踏步地后退，退回到传统之中，从《檀香刑》开始，进入到“说书人”的传统世界。
我们从文学艺术出发，从作家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和其运用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出发，从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出发，运用实际对照的方法感受和分析之后，就不难确认莫言获奖是理所当然，“通过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结合威廉.福克纳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的因素，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怀旧，与此同时，也找到了旧式中国文学与语言传统的新出发点。”瑞典文学院评委会称，他的作品在“幻觉现实主义中融合民俗传奇、历史与当代性”。这样的评价，的确高度概括了莫言获奖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
笔者认为，文学是指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语言艺术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因此，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越多，这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就越丰富多彩，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也就越大。
莫言在《生死疲劳》的`题词中写道：“生死疲劳，从贪欲起。”而本书所体现的贪欲着重体现在爱财、色、欲上，具体说来，也就是爱土地、爱人、爱钱财、爱信念等。蓝脸、洪泰岳、西门金龙三人是“过于执”型的人物，他们的痛苦来源于“执著”。执著是坚贞，但何尝不是痴?痴是“三毒”、“三火”之一，同样是痛苦之根。蓝脸对个人单干的倔强、洪泰岳对集体经济的执拗、西门金龙对个人成就的渴望，均造成了他们的不幸。
在佛教中，六道轮回是为了破“执”，也可以说，《生死疲劳》是一部关于“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人之所以苦就是因为“放不下”，但是，最终安放我们的只有这片土地，只有尘归尘、土归土，才能一了百了，涅槃寂灭，超脱痛苦。
莫言也许受民间文化的影响，把佛教之“空”常常理解为虚无，在《生死疲劳》中，表达了浓浓的幻灭感。《生死疲劳》描写了大量的死亡故事，这里既有人的死亡，也有动物的死亡，而这些死亡全是非正常的死亡，不是寿终正寝，而是突发事件造成的死，如西门闹、西门白氏、蓝脸、迎春、吴秋香、西门金龙、蓝脸、黄合作、庞抗美、庞春苗、庞凤凰、西门欢、黄开放、洪泰岳等;驴被饥民杀死、牛被金龙打死、狗自杀、猴被开放枪杀——真是一切无常，生命无常，生命最后化为乌有。不管身前多么荣华光耀，死神总会不期而至，死后便化为一杯黄土。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世必然会多次遇到生离死别，但是，作家突出地醒目地描写死亡，尤其是非正常的死亡，“死亡”便凸显出来，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生命是死，生命是空;生命本身就无存在的意义，一切也就化为虚无，幻灭感油然而生。
5、结论
莫言的小说、散文、作品集等都真实的反应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小说中体现出的各种的文学思想值得我们的学习。深刻的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学品质、各种各样的精神思想让我们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更加的富有活力。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超越是的我们的文学的从形式、品质等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发挥了文学独有的魅力和吸引力。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