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民族理论论文篇一
一、引言
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映殖民主义统治下以文学形式反映第三世界生活的后殖民文学，进一步探究诸如语言问题、教育问题、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及文化视域下集中表达后殖民思潮的理论主旨等方面。本文拟以西方后殖民理论对当代文化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影响，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建设给予批判性提问和参与性思考。在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后殖民主义俨然成为一个无可替代、不可或缺的重要视角，否则将导致翻译过程中无法彰显不同文化间不对称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仅如此，用后殖民主义理论重新翻译文本，还会深入剖析其译文与其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宗教、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翻译过程中，也考虑在颠覆现存地缘政治权力体系，重构国际正义的政治框架中的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二、后殖民主义与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
其实，早在二战后就产生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国家。首先《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而汉语则是无法翻译的。第一层是指传统意义的学科名称“东方学”；第二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的渊源；第三层是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习惯。后殖民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从特定的特权视角审视这个世界，关注文本的文化转向，促使文化翻译应运而生。萨义德认为尽管产生冲突和矛盾，但是不能脱离后殖民主义的后现代语境。然而，应该看到一直以来，语言学的对等论束缚了翻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文化翻译比语言学翻译更具现实的进步性。1972年，美国翻译学者霍姆斯（jamesholmes）首次公开发表题为《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把“translationstudies”作为学科名称，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至此，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成立。此后，翻译学蓬勃发展，并且在中西方丰富的理论源泉之中派生出诸多支派，其中便有以“后殖民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研究派。后殖民翻译研究主要是由后殖民研究、翻译理论研究，同时结合诸多学科最终结合而成。
1978年，萨义德（edward）出版《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话语关系，涉及范畴的广度和深度，且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延伸，最终影响现当代文化批评的转向。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自有殖民行为以来，人类历史就有关于殖民主义的批评，人类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历史悠久，萨义德在《后殖民与帝国主义》一书的第三章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反殖思想家。二战后，多数殖民国家在历经长期的战争洗礼后，获得了主权的独立，但他们随后发现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摆脱殖民统治。西方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国家采取种种方式，通过诸如宗教文化等方式继续对这些独立后的国家进行殖民统治，这段时期被称之为“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主要关注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的殖民控制问题，后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新阶段。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侧重关注文化，关注知识范畴内的讨论，萨义德是后殖民的开创者，他着重关注后殖民主义与深入探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性特征，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伯明翰学派采用其他学科视角，探寻后殖民主义中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批评局面。罗伯特·杨（robertyoung）赞同伊格尔顿的说法，一门学科需从对开创者的理论批评入手，研究后殖民主义必须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入手。基于后来不断对文本解读及其思想的研究，壮大后殖民主义批评。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当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对文本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文本表现出来，事实上人任何表现都是根植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语境。在福柯看来，知识与权利是密不可分的，也就不存在纯粹且客观的表现。萨义德认为，虽然西方对于东方的表现是一直行走于东方主义的话语轨道上，但自古希腊时代到当代，几乎无人能摆脱东方主义思想的约束，即使像马克思这样坚定地从东方立场出发，严厉地批判西方的西方学者也是如此。
后殖民主义翻译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势不可挡，现如今传统译学无法忽视它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同时全新的视角和不同的文本内涵都能帮助译者更深层次地挖掘两种不同文化的内质，绝大多数的翻译学者们都迫不及待、毫不犹豫地投入后殖民理论的怀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受后殖民主义思想影响，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即从语言格式的对等转向文化内涵的体现。这主要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已经内化在译者的意识中，译者往往把自己的阐释结构嫁接到殖民地环境中，将殖民者的文化投射到异己文化中，用本土文化意象对他者进行书写。译者通过翻译文本，不仅实现对两种语言的互通，更注重源语中蕴含的文化意涵，并通过合适的译语表达出来。此时，译者不仅具备双语的身份，还具备两种语言的文化，既是语言的翻译，又是文化的翻译。后殖民的文学，首先要认真解读的是萨义德关于英美文学经典所进行的后殖民式解读。萨义德在著作中，即《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重新解读了西方文学经典，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开启全新的视角对经典文本进行深入剖析，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重读经典文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因为萨义德在文本解读中引入了后殖民主义概念，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英美文学研究。简单地说，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运用的解读经典文本的方法是在东方主义批评的视域下，将文学研究扩展至历史维度和文化维度，从而使得单纯的文本解读衍生为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文化批评。翻译的过程不仅研究简单的语言转换，更应成为对文化构成中诸因素研究的过程。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必然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玛丽·霍恩比突破了固有的翻译定义，认为翻译仅仅涵盖于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把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间的互动，不具备自身的特质。苏珊·巴斯内特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认为两者均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应将翻译的重心从语言层面转到文化层面，并逐渐形成强调翻译的本质并不是为了语言的互通，而是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是“文化翻译”的“翻译文化转向”。
引入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翻译的效果，以期提高文化翻译的`水平，增强译者的责任感和创造力。汉斯·费米尔认为翻译主要体现文化迁移，强烈反对把翻译看做是纯粹的语言活动。在汉斯·费米尔看来，进行翻译活动的时候，译者首先应具备双重文化背景（甚至可以更多），因为翻译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对于原语和译语的把握，然后才把语言看做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要修正传统的翻译原则和翻译原理，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翻译不是静态的活动，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行为，是一种在时代背景影响下的跨文化交流行为。采用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翻译文本，能够实现对文化的翻译。建构后殖民主义视角中的文化翻译的间质空间，能够实现翻译不夹杂其他色彩的、纯粹的文本。后殖民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改变了在语言学范畴内研究翻译的传统观念，把翻译放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正如萨义德所指出：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之所以说东方被东方化了，不仅仅因为它是被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众，以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方式下意识地认定为东方的，也就是被欧化的东方。所以我们（尤其是东方的作者或者译者）必须注意，不能驯服自我、屈服民族灵魂和民族文化进行写作或翻译，这并不是为了自我本身的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或是接受，也许表面上看的确如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为了东方化的行为，使得本身对东方存在不良企图的西方可以使之成为一种想当然的理解。
三、结语
将后殖民的文化翻译理论运用于文本翻译的过程，形成一种适应当前翻译的理论构想。对源语文本进行释读，首先关注的是语音层次，这是文本最基本的层次，是文本赖以存在的基础。把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能够拓宽各自的研究视野，增强对后殖民写作和后殖民翻译研究的认识。语音层次为文本的其他三个层次提供物质基础，尤其是语义层次。语境中的世界――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的特定的有机的世界，世界则是基于不同语言中的文化背景下而呈现丰富多彩的局面。用语言书写自身民族文化及其历史，是身份认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如何把握且较准确地翻译文本，其重要途径之一是借助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借鉴国内外翻译理论，尝试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给现有的文化翻译注入新的活力，以期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为更好地进行文本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角度。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集多语境多学科于一体的批评理论，由于人们对自我中心主义危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同时也开始消除原本担心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不同语言的隔阂，随着时间推移逐步认识到杂合化作为文化和翻译策略的优越性，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翻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值得中国翻译界深思。
民族理论论文篇二
在指导电影名的翻译中,异化策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处在相等对位的前提下,异化策略能让目的语观众感受到异国情调。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异化翻译策略则是要求翻译者保持原文中的语言特征,并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从而让目的语观众对译语产生陌生感。在遵循异化翻译策略的前提下,翻译者可以灵活采用直译、补译等翻译方法,充分地展现出源语中的语言特色,与此同时,观众也应主动、自觉地去感知源语中包含的异国风情。在英文电影rainman中,主要讲述的是患有自闭症的哥哥长期生活在幻想中,所以他的行为作风让人感觉很奇怪,甚至被人当做白痴,但他很害怕雨天,时常把自己的名字念成“雨人”。而弟弟对哥哥的情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刚开始的疏离,到对哥哥的关心让他终于明白了生命中最珍贵的是手足之情。弟弟的思想也好像经历了一次洗礼,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所以翻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把rainman译为“雨人”,实质上,“雨人”在影片中就包含了双层的意思,不由得让中国观众对影片激发了强烈的兴趣,甚至让观众在欣赏完影片后再回想片名,让人感到更加富有深意。在另外一部爱情电影awalkintheclouds中,翻译者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把它译为《云中漫步》,片名中的“云”和“漫”蕴涵了浓厚的拉丁基调,富有梦幻和唯美色彩的情感体验让中国观众感到浓烈的异国情调,充满诗韵和浪漫的语言表达与中国观众的审美性实现了共鸣。影片中的画面萦绕着一层宛如人间仙境般的薄雾,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让人好像身临梦幻一般,影片中的情感基调和片名实现了对等性。有人则把awalkintheclouds译为《飘飘欲仙》,这一片名并没有充分地展现出影片中的思想情感,也没有营造出一种仙境美的体验,甚至会让人对它产生误解,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化氛围和商业功能的丧失。相类似的电影名翻译也有很多,例如themummy在异化的指导下译为《木乃伊》;英文电影thegodfather中,翻译者基于源语中包含的文化气息,把它译为《教父》。
总之,翻译者在进行电影名的翻译中,应在忠实源语的基础上要求富有独特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应正确把握中西方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性,并综合关照目的语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性,灵活地采用归化和异化来指导电影名的翻译。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翻译者应采用目的语观众较为熟悉的语言表达和文化意象,使目的语观众能简便地理解电影名所传达的信息;在异化策略的作用下,翻译者应尽可能地把原作者的意图诠释出来,使目的语观众体会到异国的语言意涵和文化氛围,从而使译名传达出源语中的情感内容,又能被观众所认可。
民族理论论文篇三
长期以来,各个民族之间由于地理环境、社会背景等方面的影响,促使中西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一差异反映在电影片名中就各自有不同的心理倾向。中国人民更加重视整体的观念,这一点在电影名中就表现在中国观众乐于接受一些综合性、概括性的电影名称,并且这一类的电影名能帮助观众进行整体性地掌握影片的基本信息,例如《城南旧事》就采用汉语中用来概括的词汇来表达。而西方人民则个体思想鲜明,他们注重语言上的简明性,要求电影名能提炼影片中的核心人名、地点等,或者是某一个名词,例如英文电影lolita就采用了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性就导致译名和原名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也会直接造成部分的语义流失,很多观众都对源语文化不够了解,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这些来自于观众文化、审美性等方面的差异就会使翻译者在进行电影名的处理时,就要对源语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归化。但仅仅是译名和原名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翻译者只要对其进行整体上的把握,使其能完整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内涵和达到预期设定的目的,使观众对译名产生的审美效果和源语观众是相同的情感体验,也可以认为是成功的译名。例如在英thebridgesofmadisoncounty中,翻译者基于归化翻译策略的基础上,主要关照了中国观众的表达习惯和文化性,通过片名直接反映出影片的中心艺术,于是翻译者就为《廊桥遗梦》,通过“遗”和“梦”来突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而“廊桥”则暗指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同时还对主人公的遭遇进行了提示,因为“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认为是相爱人之间的相聚和别离。这个译名把四个汉字连接在一起,不仅精炼地反映了影片中的基本内容,还意味深长地表露出影片中的主题,富有诗情画意的四个字激起了观众对影片故事的联想,译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性和心理期待。但是如果这部影片采用直译策略,就可以译为《麦迪逊之桥》,从字面意义来看,中国观众就不能深入了解到影片中的思想主旨,可想而知,这部影片的故事也不可能让人回味至今。在另一部英文电影forestgump中,以男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电影名,故事主要以一个智商低下的主人公阿甘的视角来剖析美国20世纪中叶到90年代的社会变迁,影片中充满了幽默性和讽刺性意味。翻译者在进行电影片名处理的时候,在归化策略的指导下译为《阿甘正传》,片名说明了影片是以阿甘作为视角,并综合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和认知审美意识。翻译者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灵活运用,采用了“某某正传”的方式作为表达方式,并且把“阿”字放在人名之前则表示出一种亲切的称呼,这种用法在我国江浙等地区仍然还在使用。
民族理论论文篇四
摘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以及复杂性等诸多的特征。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创新，要凸显价值引导，强化顶层设计，丰富育人载体，提升育人效果，重视常规管理，加强规范引导，构建协同的育人机制，强化教育实效性，加强理论研究，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科学性。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要求，再次强调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高校学习生活，高校成为汇集与培养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加强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意义重大。因此，加强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当前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当前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还存在一些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是提升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
1.高校民族成分多元化以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单一化之间的矛盾
随着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高等院校的扩招，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学生进入内地高校中学习，使得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比例逐渐提高，高校学生的民族成分呈现多元化，这无疑给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带来新的挑战。但是，与之相对，我国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却呈现出简单化、单一化等现状，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能适应高校民族成分多元化的要求，导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效果不佳。从教学层面来讲，现阶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教学效果。当前，多数高校思政教育与民族理论政策在教学实践中仍然采用单一、固定的授课模式，缺乏有针对性、创新性、多元化的指导。从实践层面讲，民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摩擦、冲突，很容易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但是，由于负责民族学生教育的老师缺乏相应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不能正确地处理问题、化解矛盾，从而导致对民族学生的管理和教育效果较差。
2.学生需求多元化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培养模式单一之间的矛盾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课程设置规划缺乏对地区、民族特色的考虑，教学模式、实践模式相对单一，无法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这就导致民族团结进步缺乏时效性与针对性。当前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仍然以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征、年龄特点、知识结构，因此导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不平衡。
3.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急式风格与常态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在国际国内民族关系出现各种状况与问题的时候，高校能够迅速根据中央的的政策要求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但这种教育具有典型的应急性特征，一旦形势稍有缓和，很多学校就会放松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视。然而，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实现日常化教育，有效解决民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根本上提升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效性。尽管在现阶段，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形成了有效的模式。
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内容，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阵地促使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到在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存在的诸多矛盾，还要根据现阶段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不足，探究创新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模式与路径，从而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有效性。
1.凸显价值引导，强化顶层设计
首先，要明确领导管理责任，构建完善的组织机制。确定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整体决策与责任落实机制，能够协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效落实，保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有效开展。其次，要明确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目标。再次，高校要构建完善的安全底线思维，强化意识形态工作协同机制，构建完善的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强化网络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实现校园网络以及师生自媒体的规范化管理，重视底线教育与法治教育，要强化网络宣传教育，重视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有专业能力，了解网络管理以及传播规律的共醉舞。
2.丰富育人载体，提升育人效果
首先，要在课程实践中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课程是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主渠道，课程内容直接影响教学质量。要全面落实、保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课程时间，凸显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整个高校育人工作中的价值与作用。其次，要在校园文化中渗透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要积极构建以民族团结教育为主的文化实践模式，充分凸显校园文化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的作用。通过强化文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充分感受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深入分析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体验以及理性上的认知，达到民族团结、国家主权以及领主完整的意识的内化，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国家观，促进民族团结。再次，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提升教育的有效性。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在开展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学院的特征，组织开展各种具有针对性的文化活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内涵与形式。最后，还要加强情感教育，培育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情感教育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与体验。
3.重视常规管理，加强规范引导
高校要创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内容，丰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载体，就要在实践中要充分的联合班级、学生、家庭、宿舍等，利用网络化等方式组织开展各种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活动，为民族师生沟通与交流等提供有效的平台与载体。首先，要重视班级管理，构建和谐校园。教师要深入学生班级、宿舍中了解学生的具体状况，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方法与手段，要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针对性与时效性，为民族团结进步，和谐校园构建，校园稳定安全工作开展奠定基础。其次，要融合网络教育，凸显”高端智库”优势。高校要积极主动的探索、完善智库系统建设，构建完善的工作机制，充分的凸显智库科研的活力，利用智能化的方式与手段，根据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基础，分析热点与难点问题，为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开展提供理论参考与依据。构建长效机制与管理依据，深入学生群体，根据民族、宗教等工作重点，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实际状况，认真听取学生的想法，整合资料，凸显的民族团结进步智能化教育的价值与作用。第三，要强化文化交流，构建交流平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文化组成的，各民族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应该认真被中华文化所汲取。”重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根据大学生的心理发展状况，精准定位学生心理契合点、情感共鸣点与需求结合点。
4.构建协同的育人机制，强化教育实效性
首先，要整合社会资源，落实工作内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种长期的教育模式，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等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的影响。要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在学校教育、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等领域有效融合，保障协同教育的通畅性，提升运行效能。同时，要开发合理的校外资源，实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资源的整合，实现三者的有效沟通与互动，达到拓展教育社会支持系统的目的，构建良好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机制，在根本上整合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系统的优势互补与协调发展，实现民族政策法规、民族知识以及民族团结教育的常态化、多样化以及社会化法。最后，要坚持协同育人，同向发力。
5.加强理论研究，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科学性
高校要分析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度调研分析，精准掌握，明确政策与手段，重视经验交流，定期对高校教育工作开展、效果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分析，强化调研与经验分析，了解其存在的问题，构建完善的、重点的项目与研究基地，集中处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构建民族团结教育，要通过突破性的方式强化教育，始终坚持基于社会需求以及就业服务为导向，根据不同民族学生成长发展环境的不同特征与需求，通过分层指导教育、分类指导教育以及分段考评等方式，真正的做到因材施教。
总之，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高校应该不断从各个方面重视和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而切实提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实效性，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彭谦，程志浩。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新实践与整合效应研究–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3）
[2]郭颖。新疆高校民族团结教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以新疆农业大学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4（19）
民族理论论文篇五
摘要：《元史》中没有为高克恭立传，所以对他的民族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该文从西域的概念入手，以现有的文献为参照，通过对地理概念与词汇演变的梳理，对其民族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分析与阐释。
关键词：高克恭；民族；西域；回鹘
高克恭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画家，《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中“其先西域人”的表述，使得后人对其族属的表述纷纭。近代的论证主要集中在两种说法上。一说维吾尔人，一说回回人。“其先西域人”的“先”是何人？邓文原在《行状》中提到高克恭的曾祖父时用了“曾祖某”与“谱碟散佚，莫迹其所始”。可见，其曾祖父辈以上不是功业显赫的名门，所以无事迹可述；所谓的“先”，也就表明其曾祖父以上是生活在西域的，高家是从祖父辈移居大同的。从相貌特征上来看，润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张雨云：“我识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泽嗜杯酒。”可见高克恭具有西域人的血统应该是无误的。除了邓文原的记载之外，相关的证据还有：“西域高侯自爱山，此君冰雪故相看”；“西域才人画似诗，云山高下墨淋漓”以及“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群”；这些与高克恭同时或稍晚元人的诗句也表明，高克恭是西域人在当时具有广泛共识的。
1.名称的由来与变迁
从字面上来看回鹘、回纥、畏兀儿、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均为回鹘语uighur的不同音译，他们虽然是同一个词，但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代的对象还是有区别的。回纥是唐代对袁纥与仆固、同罗、拔野古等的总称。贞元四年（788年）自请改称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畏吾儿，亦作畏吾而、畏兀、畏吾、委吾等，是元明两代对回鹘一词的异译。回回，为宋辽之际“回鹘”、“回纥”之音的误传误读。
元代的色目人主要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唐兀人与钦察人。唐兀人是西夏的遗民，钦察人是钦察汗国的国民。畏吾儿人是高昌回鹘的后裔，“《元史》有时将畏吾儿人称为回鹘人，或是称他们为高昌人。”[1]回回人的概念比较复杂，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又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指来自花剌子摸的旧地，或来自更远的中亚细亚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其二，是公元7世纪末，来华定居的穆斯林侨民，他们到中国经商，留居广州、泉州等地，与汉族通婚及其后代；此时还未形成民族，也未出现“回回”这个名词。从广义的概念来看，元代“回回”这个词经常被混淆，蒙古统治者将不少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在汉族人眼里，“回回”的概念似乎还要广泛，这也许是由于元朝的幅员过于辽阔，对于相对封闭的汉族来说，短期内如此多的外族的涌入，他们无法一一理清头绪，于是采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排除法，非汉族、蒙古族都冠以“回回”的称呼，用法上有点象今天的“外国人”。
2.学术界的两种观点
2.1回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陈垣据泰定时平章政事乌伯都刺为高克恭之婿，又据程拒夫《雪楼集》卷2乌伯都刺三代封制，其父为益福的哈鲁丁，系至元时回回国子学教授亦思替非文字之人，知为回回人。益福的哈鲁丁为高克恭之亲家，以此断高克恭为回回人。润又云：“高侯回纥长髯客，唾洒冰纨作秋色。”陈垣认为:“五代时回鹘既衰，渐有改奉伊斯兰教者。元初诸人对此等外教多不能辨别，故统目之为回纥。长春西游记、刘郁西使记之所谓回纥，皆指伊斯兰教国。其后渐觉有不同，于是以畏吾、伟兀等代表昔日之回鹘，以回回代表奉伊斯兰教之回纥，凡元史所谓畏吾儿者回鹘也，其称回纥者回回也。王恽玉堂嘉话卷三云，回鹘今外五，回纥今回回也。元史太祖纪，汪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是元人目中回鹘与回回二也。世祖纪卷十言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而奸臣传则称阿合马为回纥人，是元人目中回纥与回回一也”。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画家史料》认为“高克恭按其族源，属于色目人”。又说:“有的记载说他是‘回纥长髯客’，可知其祖先应是伊斯兰教徒。”[2]此后亦多以此为据。
润确实在十几岁时见过高克恭，润曾学画于姚子敬，姚子敬与高克恭的关系非常好，“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同时润在大都任职过四五年的时间。元中期以后“回回”、“畏吾儿”两词使用广泛，润对于有伊斯兰教背景的人称“回回”应该是清楚的。虽然有人认为“回纥”其实是“回回”一种比较高雅的写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回纥”也是“回鹘”的古称。
2.2维吾儿族观点的简单梳理
明初曹昭在《格古要论》卷上“古画论”中载云:“高士安，字彦敬，回鹘人。居官之暇，登山赏览，喜湖山秀丽，云烟变灭，蕴于胸中，发于毫端，自然高绝。其峰峦皴法董源，云树学米元章，品格浑厚，元朝第一名画也。”曹昭认为此高士安就是高克恭。曹昭以后，明代另一位鉴赏家张丑(青夫)也沿袭曹昭的说法。从“回鹘”推断高克恭是畏吾儿，高士安就是高克恭，《辞海》沿袭此说认为他是畏吾儿人，后来的书籍也亦多以此为据。当然，也有人认为高士安不一定就是高克恭，但马明达先生在《元代回回画家高克恭丛考》中通过对高克恭在《眠食安好帖》中自言有兄名高子安，根据昆仲间名字不以字排，不合情理，推断高克恭原名为高士安。此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然而，我们仅根据“回纥”、“回鹘”二字，来推断高克恭是“回族”还是“维吾儿族”显然是武断的，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要考虑到地理位置、文化传统、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多个因素，而且高克恭出生在民族形成之前，所以要探究其身份最好从大的社会背景来考虑，而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字句。
2.3民族问题的分析与推断
上文在提及“其先西域人”时谈到，其祖父高乐道或曾祖父在金朝时就可能已经来到了中原，所以才在元朝的“占籍”中将自己称为“其先西域人”，否则直接用“西域人”或“畏吾儿”岂不更好。同时“其先”是西域人，我们不仅要问其后是什么人呢？只能是金朝人。其实在元代只有完全汉化的金人才被列入“汉人”，大多数仍被看成色目人，高氏虽已高度汉化但是他的相貌特征，显然还是色目人。所以《四库总目》中的称其为金人也有一定合理性。此外还有一些旁证：其一，从高克恭的姓氏来看，高克恭祖孙三代的姓名，已完全仿照汉族习惯，而不象同期到中原的西域人及其后裔那样以西域人名（通常是阿拉伯语常用人名）通行，如：高克恭的女婿乌巴都刺，可见高氏家族汉化更深。其二，高嘉甫的归隐是否可以解读为一臣不侍二主，否则与关心“经世要务”又要“归老房山”的行为相矛盾。但这显然不是高克恭族属的终结，而是其华化过程的演绎。
教、摩尼教、基督教之别派景教、袄教，甚至伊斯兰教，还有中国传统的道教都曾在此流行，形成了以佛为尊，各教并行的局面，所以高昌回鹘地区的拥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背景的人。而原喀喇汗国范围内，西辽的皇帝是佛教徒，蒙古的统治者信奉喇嘛教，所以也非伊斯兰教一统。在元初“回鹘”、“回纥”只是对原西辽地区两种不同信仰人群的称呼，而非地理区域的划分，更非民族的概念。至元之后，由于政权的割裂，改“回鹘”为“畏吾儿”，改“回纥”为“回回”，而“畏吾儿”、“回回”在很大层面上转化为地理区域的划分，因此在不同时期这两种区分是不一样的。同时，改“回纥”为“回回”又使得他们与真正的“回回”混淆起来，这是元代统治者的另一种误解。
从当时的角度来看，高克恭的祖先应该是西辽国人，其后入金入元；西辽的民族有回鹘、吐蕃、契丹、汉、蒙古等民族，不过回鹘占多数。高克恭是广义回鹘人的后代，至于是“回纥”还是“回鹘”，即有没有伊斯兰教背景，无从考证；润的“回纥长髯客”只是孤证，而且“回纥”一词语意模糊；至于女婿有伊斯兰教背景，与高克恭的伊斯兰教身份亦无关系。曹昭的“回鹘人”的考证也应该被看成是民族的统称，并不完全等同于元代的高昌回鹘（畏吾儿）人。高克恭的祖先离开西域的时间早于元初，在西辽的统治下并无“回纥”与“回鹘”概念的区分，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徒劳的。因此，在元代，高克恭的祖先属于广义的回鹘人，但由于至元以后回鹘专指“畏吾儿”，而高克恭并不能确定自己是畏吾儿人，为了避免误解，所以干脆用了“西域”的概念。
按通行的民族划分来看，回族与回纥、回鹘均无关系。回族虽然是回回族的简称，但“宋人的《梦溪笔谈》和《黑鞑事略》中，指的是回鹘。《元史》和《元典章》，指的是伊斯兰教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明清的文献中，主要指回族即回回族。”[3]可见回族是形成于明朝的，而高克恭出生在回族、维吾尔族产生之前，元代的回回人可能是后世的回族人，也可能是维吾尔族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推断。
维吾尔族形成的地域主线是：漠北回鹘喀喇回鹘、高昌回鹘等西辽察合台汗国、高昌回鹘（畏吾儿）察合台汗国维吾尔族。宗教的传播，伊斯兰教从察合台汗国传向畏吾儿（高昌回鹘）地区。虽然在维吾尔族的形成上史学界还有争论，但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喀喇回鹘汗国、高昌回鹘汗国；从人员构成上来看，它应该包括广义的回鹘人；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伊斯兰教；在名称上源于畏吾儿，即明代对元代高昌回鹘的称谓的进一步演化。
综上所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回族是由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而逐渐形成的民族。维吾尔族是由居住在西域的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而形成的民族。因此，将高克恭看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较为贴切。
参考文献：
[1]黎东方.细说元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15.
[2]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1.
[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764.